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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沂蒙精神新内涵、新阐释研究

时间:2018-11-14 16:00:18  作者:张学强  来源:  查看:1873  评论:0

 

 

一、沂蒙精神概念的提出及其新内涵讨论的学术回顾

沂蒙是指以临沂为中心的山东省中南部地区,因境内有沂山、蒙山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沂蒙根据地是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山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包括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区,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沂蒙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诞生了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比肩齐名的沂蒙精神。

19891212日,时任临沂地委宣传部长的李祥栋在《临沂大众报》发表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总结沂蒙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第一次提出了沂蒙精神的概念,并将沂蒙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沂蒙精神的概念提出后,中共山东省委高度重视。199022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来临沂视察,将沂蒙精神内涵总结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997年,中共临沂市委、市政府在广泛吸纳各界关于沂蒙精神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把沂蒙精神提炼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2001年,有关专家又把沂蒙精神内涵扩展为“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二十四字。2004年,第四次沂蒙精神研讨会召开,恢复了1997年沂蒙精神的提法,“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十六字内涵从此成为定说。这个内涵界定着眼于沂蒙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政治立场,对于激励沂蒙人民苦干实干、实现脱贫致富起到了巨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20058月,沂蒙精神晋京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沂蒙精神成为享誉全国的政治品牌。

201311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视察临沂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强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沂蒙精神,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形成原因、本质内涵和宝贵价值,成为我们新时期研究和弘扬沂蒙精神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对沂蒙精神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考察视角从以沂蒙人民为主体逐步转移到以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为主体,在沂蒙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沂蒙精神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理念、沂蒙精神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沂蒙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及其弘扬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产生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新成果。但是,对于关乎沂蒙精神研究和弘扬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即沂蒙精神新内涵的研究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至今仍鲜见专门探讨沂蒙精神新内涵的论著公开发表。当然,在研究沂蒙精神的论著中,往往都要涉及到沂蒙精神内涵的问题,有些学者和领导也尝试提出对沂蒙精神内涵的新见解。如王成娟提出:“沂蒙精神诞生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是它的精神实质。”[1]周忠高指出,“沂蒙精神是党政军民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共同铸就的伟大精神”,“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2]韩延明提出:“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应该是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党群干群血肉相联、鱼水深情。一言以蔽之,即军民生死与共和党群鱼水深情。”[3]临沂市委书记王玉君指出:“沂蒙精神内涵是:共产党八路军‘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4]

这些关于沂蒙精神内涵的新见解,一方面都是遵循习近平关于沂蒙精神讲话指示,都是从党和人民群众双重向度定义沂蒙精神内涵的新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些新提法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概括不精炼,不易于宣传普及;讨论不够深入,没有全面详尽的阐释;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和历史考证,宣教意味过浓。总之,对于沂蒙精神新内涵的研究,既没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形成一种热烈的讨论氛围,更没有形成较为明晰的、相对一致的意见。旧的内涵界定显然已经不符合新形势新要求,新的内涵没有明确。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沂蒙精神的研究和弘扬。

2017年七一前夕,山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赴临沂进行集体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刘家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新的高度定位了沂蒙精神,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开展沂蒙精神内涵的新探讨,必须首先全面理解、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的精髓和主旨,只有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沂蒙精神“新的高度定位”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开展理论创新,才能探讨形成既符合历史实际、经得起历史检验,又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为新时代提供强大正能量的沂蒙精神新内涵体系。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讲话的精髓和主旨

第一,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能宽泛地理解为纵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时代条件。“山东是革命老区”,明确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政治、地理环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得益于沂蒙精神,明确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沂蒙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山东革命老区沂蒙这个地方,为了实现革命战争的胜利,党政军民创造的一种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分析和界定,绝不能脱离沂蒙精神诞生的特定时代环境、时代背景和时代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沂蒙精神应当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党领导革命群众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那个时代鼓舞人民群众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解恰恰忽视了沂蒙精神的时代特征,认为沂蒙精神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的精神体系,将沂蒙精神的内涵发展人为地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体现为人民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诠释了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完善于改革开放时期,以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创造改革开放新业绩,丰富了沂蒙精神的内涵;升华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5]目前这种观点仍是学术界沂蒙精神研究的主流,尚未出现突破迹象。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也是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重要讲话精神的。任何事物都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作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一种革命精神,沂蒙精神的本体和本质内涵是一回事,沂蒙精神的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和弘扬是另一回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本质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强调沂蒙精神价值的永恒性而把沂蒙精神内涵看成是一个纵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放、发展的精神体系”。沂蒙精神的内涵是特定的、恒定的、不可变的,沂蒙精神又是常讲常新的,它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相应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不将沂蒙精神的本体与沂蒙精神的价值分开,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解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泥潭,无助于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弘扬和传承沂蒙精神。

第二,沂蒙精神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山东党政军民开展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山东党政军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属于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局限于沂蒙地区的一种区域性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沂蒙精神的讲话中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个评价的高度和深意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深入思考和充分阐释。

长期以来,我们对沂蒙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基本没有跳出沂蒙这个人文地理区域范畴,而把沂蒙精神看成是发源于沂蒙山区的、沂蒙人民群众特有的一种精神,甚至更狭隘地而且是经常性地、更多时候是干脆直接看成是临沂人民的精神。陈建光在《临沂师专学报》发表的最早探讨沂蒙精神的论文《弘扬“沂蒙精神”的历史必然性》,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换、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宣传沂蒙人民“爱党爱军”的坚定立场的需要,着眼于市场经济改革初期社会“道德沉沦”中宣传沂蒙人民“无私奉献”高贵品质的需要,提出:“沂蒙精神”根植于沂蒙大地,是沂蒙人民自强不息、昂扬奋进、勇于拼搏的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群体意识,是沂蒙人民的精神创造。[6]此后,对于沂蒙精神的考察,虽然逐渐扩展至沂蒙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革命传统因素、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经验等方方面面,但无论对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还是对沂蒙精神的界定、陈述、分析、论证,都局限于沂蒙人民和沂蒙地区。如苑朋欣视野所及的沂蒙精神发源于“以沂蒙山区为中心,以今临沂市行政区域为主体的鲁东南地区”;[7]乔丽萍对沂蒙精神的考察,视野所及则完全限定在临沂市辖县区。[8]这就把沂蒙精神界定为沂蒙人民在沂蒙地区创造的一种精神,限定为一种地方性、区域性的精神。跳出这个框定,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作为党和国家宝贵思想财富的沂蒙精神之所以称为沂蒙精神,是因为当时的沂蒙是山东党政军机关活动的中心区域,是因为党领导山东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这个区域得以集中地展现出来,但并不能因此把沂蒙精神界定为一种仅限于沂蒙人民和沂蒙地区所创造的一种区域性的革命精神。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与中共中央、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孕育、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最终目标,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财富”的高度和层次的定位,沂蒙精神应该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沂蒙为中心区域的山东党政军民开展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本质上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山东精神。因而,必须考察当时中共中央与山东革命斗争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中共中央在沂蒙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以往学术界对于党的领导与沂蒙精神形成关系的历史考察,往往只是注重对山东省、沂蒙地区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活动对于沂蒙精神形成历史作用的考察,对中共中央与山东早期党组织的创建、革命宣传和组织动员,抗战爆发后山东根据地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局党政军民机关活动的领导没有注意研究和探讨,因而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深入揭示和论证中共中央对于沂蒙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历史作用。事实上,党在山东、在沂蒙的一切革命宣传组织活动、一切重大战略决策、一切重大战略活动都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指示下发生的。无论在党的创建初期,还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革命活动都是党中央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大棋盘上的一步棋局而已,且这步棋局在全国战略大布局中更加重要。所以,尽管山东不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除了刘少奇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没有在这里直接开展过革命活动,但它仍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理解为仅限于沂蒙或者山东地区的一种区域性的革命精神。只有在深入考察中共中央与山东地区革命活动的密切联系,才能够说清楚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于沂蒙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才能最终阐明习总书记所讲的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个科学结论。

第三,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山东党政军民命运共同体,沂蒙精神的形成是党和山东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结果。既不能从党也不能从人民群众任何单一方面去理解和界定沂蒙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沂蒙精神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沂蒙精神是山东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政军机关经常在一起活动,人民群众最先感受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形象,他们主要是从八路军的行为和作风中认识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当中的“军”字实际上包含了根据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也就是说,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其中,党政军为一方、民为一方,沂蒙精神是山东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在创造主体的两个方面中,党、政府和八路军代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践行群众路线,全力救民、保民,真心真意爱民、亲民、爱民;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铁心向党,把党、八路军视为自己的亲人,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这样在根据地才形成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局面,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所以,沂蒙精神是双方良性互动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单方创造出来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沂蒙人民群众的这个单一创造主体出发去理解和概括沂蒙精神,并将其内涵概括为沂蒙人民“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努力校正以往的看法。如于学强认为:人民群众是沂蒙精神的参与实践者、无私奉献者和发扬光大者,中国共产党是沂蒙精神的酝酿倡导者、激励推动者和提升传扬者。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将双重向度的创造主体结合起来,在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中铸就了沂蒙精神。[9]坚持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是党与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结果,既符合历史实际,也符合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因此,在探讨沂蒙精神内涵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两个方面,既不能从党也不能从沂蒙人民群众的任何单一方面去片面理解和简单界定。

第四,沂蒙精神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模范行动,党在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民主政府、人民军队以崇高的革命理想、一心为民的宗旨观念、勇于牺牲奉献的实际行动、优良的作风和铁的纪律,教育和感染着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人民,人民群众才有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大爱和行动,军民才会形成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9425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生活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妇女能够用自己的乳汁抢救八路军伤员,能够把少得可怜的养育亲生骨肉的口粮拿出来抚养革命后代,沂蒙人民能用自己的生命掩藏八路军物资,用双肩挑着担架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用小车一直把革命推过长江,把“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些军民水乳交融的情景以及这些人间大爱和感人举动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沂蒙精神的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答案,即“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明确揭示了沂蒙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的原因就是党的理想、宗旨、作风和模范行动的教育和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于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以及沂蒙精神在党的作风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逐步深入,对在沂蒙精神形成中党的主导作用的揭示日臻全面。如钟呈雷认为:“沂蒙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沂蒙大地开出的璀璨之花。”党在沂蒙忠实地维护群众利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切实践行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10]潘洪娥认为:“沂蒙精神的形成不仅有其现实的社会和思想政治条件,同时与淳朴民风、革命传统和革命建设的严峻形势等有着密切关系。但最关键的是党和军队爱人民,以切实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真诚爱戴和拥护,使人民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最可信赖的人,跟党和人民军队走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简言之,为人民谋利益是沂蒙精神形成的前提条件。”[11]这些观点都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也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沂蒙精神的一个共识。因此,在分析和把握沂蒙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正确领导在沂蒙精神创造主体中的主导作用。

三、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及其新阐释

(一)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

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理解,结合学术界、理论界沂蒙精神研究的新进展,我认为,沂蒙精神应该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党政军民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共同创造的一种精神形态,是山东革命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内涵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它的本质内涵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它的基本内涵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群众一心一意跟党走。作为一种精神形态,不仅需要内容和本质上的科学概括,还需要形式上整齐对仗的语言表达。

我把沂蒙精神概括为: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

这个新十六字内涵,重点着眼于革命战争年代党及其领导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与山东人民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难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着眼于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命运共同体。这种关系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互敬互爱、亲如一家、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山东根据地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实际形态,也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塑造的一种精神形态,是山东党政军民的共同追求,也是沂蒙精神永恒的现实价值所在。这个新十六字内涵还强调了沂蒙精神的时代性、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多元性、沂蒙精神创造过程中创造主体的互动性。

(二)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的新阐释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讲话指示精神,从党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的互动,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开展民主革命斗争的历程,回溯沂蒙精神的创造史,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从第一个方面即“共产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的角度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第一,山东各地早期共产党员怀抱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工农群众利益奔走呼号,不惜献出宝贵生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山东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和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按照党的一大、二大确定的任务,山东早期共产党人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也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参加一大归来后,王尽美就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深入淄川、博山一代矿区发动工人,组织矿业工会,又在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场建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在山东各地领导建立党的组织。在积劳成疾、住院治疗期间,仍抱病与邓恩铭等人一起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9项复工条件。在青岛病逝时,年仅27岁。王尽美在逝世前留下的遗嘱是:“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到底!”出生于博兴县富裕农民家庭的教书先生张静源,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家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建立了滨州境内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张静源经常对说:“什么时候穷人不受罪了,我心里就好受了。”他深信,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艰苦奋斗,革命取得胜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为时是不会远的。

参加革命队伍只为工农群众谋利益,不为升官,不为发财,不图个人名利,面对敌人的屠刀,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山东早期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宝贵品质,诠释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理想信念。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领导“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不幸腿部负伤被俘。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每一次因酷刑昏死过去又被用冷水激醒后,他总是吟诵:“天地有正气,冽凛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张连珠最后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31岁。蒙阴大地主家庭燕翼堂子弟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俩才华横溢,对革命真理如饥似渴,视金钱富贵如浮云。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两人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利用假期时机把进步书刊带回家乡,向群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叔侄俩被国民党逮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不改革命之志。面对敌人的屠刀,叔侄俩大义凛然,一起慷慨赴死!叔叔刘晓浦年仅28岁,侄子刘一梦年仅26岁。临郯县委书记刘之言在苍山暴动中身负重伤,为掩护战友奋力高呼“共产党人在这里!”临刑前,刘之言镇定自若,痛斥国民党残害人民的罪行,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山东党组织奋起抗争,连续领导发动了陵县、阳谷、高唐、莱阳、潍河、博兴、益都、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等十几次农民暴动,无数党的优秀儿女牺牲了年轻宝贵的生命,血洒齐鲁大地。此后,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山东各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也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山东各地共产党员仍然红心向党,初心不改,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在白色恐怖的反动高压中仍然坚持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努力探求和实践救国救民的道路。党的革命理想始终不渝,党的革命火种始终不熄。直到山东省委重建,各地党员和党组织又迅速形成新的战斗力量,投身于保卫民族生存的伟大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中。共产党人以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唤醒、教育、感染、感召着山东人民。

第二,山东各地党组织奋起领导抗日起义,创建抗日武装,开创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勇敢担当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全面抗战爆发后,平津、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相继落入敌手,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完全不同,在陕北刚刚落脚不久的中共中央毅然作出了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中共北方局召集会议,研究部署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发出了“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一面是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从前线向后方溃退,一面是共产党干部、八路军战士知难而上,迎敌而进,深入敌后坚持抗日斗争。这是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是共产党人的胆略和气魄。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从北方局开会回到济南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结合山东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抽调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等到山东帮助落实起义计划。从193711月到19383月,山东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鲁东南等十几个地区领导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抗日烽火在泰山、沂蒙山、昆嵛山巅,在黄河两岸、微山湖边、渤海之滨、胶东半岛熊熊燃烧。气势磅礴的抗日武装起义,揭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初步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对创建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作出了明确指示。19381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东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指出:“依山东被占领的环境和游击战争的任务,省委的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应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中心。”[12]p1719382月,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后,黎玉在新泰刘杜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山东抗日游击四支队兵分两路,以一、三、四中队为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去莱芜一带活动,并向淄博一带矿区及胶济路以北的地区发展;以二、五、七中队为二大队,由黎玉、赵杰、景晓村、程照轩等带领,开赴蒙山一带活动。19383月初,黎玉率领的山东省委机关到达蒙山万寿宫一带。此后,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转战沂蒙山区,党政军民在这个地区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并肩战斗,相继开辟了鲁南、鲁中、滨海三个战略区,这三个战略区,组成了沂蒙根据地的中心地带,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沂蒙从此成为山东党政军指挥中枢所在地,沂蒙也成为山东根据地中心区域。抗战胜利后,山东党政军指挥机关才从莒南县大店镇迁至临沂,直到19493月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山东省人民政府才从益都移至济南。

193856日,毛泽东指示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定派张经武同志去山东”。[13]P525随后又派出郭洪涛等50名干部,携带两部电台到山东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指示郭洪涛“山东要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1938520日,郭洪涛一行到达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南上庄。21日,省委在南上庄召开会议,郭洪涛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创建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山东各地抗日武装使用八路军番号,改称八路军;加强地方工作,成立地县党委;同时决定由四支队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根据中央决定,山东省委改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

1938630日,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决定以当地建立的抗日武装为骨干力量,从部队抽调干部建立和充实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在鲁中,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向北发展,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开创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鲁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抽调两批干部到山东,帮助开辟抗日根据地。随着山东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抗日群众团体的迅猛发展,群众组织的广泛建立,到1939年初,冀鲁边、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东南、泰西、湖西等地相继建立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山东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正式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战略决策。19393月,罗荣桓、陈光率领八路军第115师一部挺进山东。入鲁的八路军115师力克强敌,连战连捷,威震敌胆。党中央又派徐向前、朱瑞到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八路军主力入鲁及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成立,极大增强了山东人民的抗战力量,鼓舞了山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40826日,山东各界联合大会在沂南青驼寺胜利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地区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使山东人民有了抗战的主心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使山东抗战有了坚强的后方依托,也使全国抗战有了强大的战略支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精神,以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胆略和气魄,赢得了山东人民的信赖。

第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舍生忘死保卫山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屡遭外敌侵略、任人宰割的屈辱史,是中国人民惨遭异族蹂躏、血腥屠戮的灾难史,战争、兵祸带给人民群众的是无数鲜活生命的代价以及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和财产的惨重损失。仅就日本侵略者而言,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屠杀中国民众近两万人。1927年炮轰济南,残杀济南民众一万七千余人。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制造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超过30万。19384月,国民党守军弃守临沂后,日军连续10天屠洗临沂城,被杀害的群众达3000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无论是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只知保全自身、委屈求全、卖国求荣,完全丧失了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能力。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决捍卫人民群众利益,“枪声就是命令”,只要哪里群众有难,他们就奋不顾身投入战斗,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群众的安全,舍生忘死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家园,与以往的历届反动政权和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112月,在山东根据地滨海区发生的莒南渊子崖保卫战中,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战士为营救被围群众,与日军激战壮烈牺牲,以自己的死换来群众的生。在19448月的大山战斗中,八路军115686团第1营“何万祥英雄连”前去救援被困群众,与20余倍于己的敌人血战整整一天。群众安全转移了,“英雄连”30多名干部、战士长眠于大山一带,五班的战士子弹打光后全部跳崖牺牲。在临沭,1944124日(农历大年除夕),日伪军包围了朱村,滨海军区四团三营八连战士闻讯前去营救被困群众,与敌人激战6个小时,24名战士壮烈牺牲。1942126日,在胶东区荣成刘家村一带,数百名群众被日军围困到一个三面环海的岩滩上,警卫胶东兵工厂的20余名战士在指导员张君毅带领下掩护群众突围,战士们英勇作战,打死打伤敌人100多人,最后弹尽粮绝,张君毅和剩下的七名战士宁死不屈,怀抱枪支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八路军打击土匪顽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例也有很多。194311月,鲁南区党委和八路军鲁南军区在费县柱子山击毙作恶多端的“混世魔王”、沂蒙巨匪刘桂堂,解救了被抓被押的壮丁、妇女500余人,沂蒙人民燃放鞭炮,奔走相告,庆祝胜利;19441月,滨海军区部队在日照石沟崖歼灭伪军朱信斋部500余人,活捉朱信斋。每逢夏收时节,各军区“以自己的血肉,掩护群众收割,抢回许多粮食”。滨海四团保卫临沭醋大庄七天七夜,掩护群众抢收小麦五十二顷。路中部队包围垛庄,一夜之间抢收三百多亩。

山东人民亲眼看到八路军为了自己的利益出生入死,感受到八路军是自己的部队,是自家人,把八路军称为“恩军”“王者之师”。时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山东军区副政委的黎玉指出,抗战爆发后,“广大群众不但面临着亡国的威胁,而且有丧家的危险”,而“八路军从发动起,即不断地与敌人作战,不断地取得胜利”,“群众体验到共产党、八路军是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并相信我们的方针和主张是正确的,是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的”。[14]p94

第四,共产党通过各级民主政府在山东根据地彻底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土地改革,努力减轻群众负担,领导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苦难,从根本上讲是由封建剥削的经济制度造成的。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农民不仅要承受繁重的地租剥削、雇工剥削,还要承担超经济的人身奴役,加上苛重的赋税负担、各种名目的募捐摊派、无情的高利贷盘剥、不测的天灾人祸更使得农民生活雪上加霜。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决实行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的土地政策。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团结各阶层抗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即保存地主地权、财权、人权的前提下让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个政策虽然没有明确废除地主所有制,但却能够直接限制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19378月,中共中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212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详尽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具体政策和办法。26日,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了《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起群众的地区,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1942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从华中赴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临沭朱樊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刘少奇帮助中共山东分局确立了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的正确方针。随后,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组织工作团进驻滨海区莒南、临沭两县,开展试点,创造经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战工会主任黎玉分别到莒南、沂南具体指导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到19436月,减租减息运动在滨海区、鲁中区全面展开,取得了很大成效。山东抗日根据地(不包括鲁南和冀鲁边),减租户18294户,减租粮食6207283斤,减租地393482.7亩,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034.8元,增资人数40406人,增粮资8192960斤,增款资23016元。[15]p151

194310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地区,年内要一律减租,凡是不彻底的必须彻底减租。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确定以莒南县、沂南县为减租减息实验县,责成莒南县委组织工作团,在滨海地区最大的封建地主家族势力盘踞的莒南县大店开展查减工作试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取得了彻底胜利。山东分局把大店查减斗争的经验推行全省,山东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到1944年下半年,山东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村庄1.47万个,占根据地全部村庄的63%。鲁中区减租粮321.7万斤,减租款87.9万元,减息粮11.2万斤,减息款57万元;胶东区仅三个月就有4495个村庄实行了减租减息,滨海区在2124个村庄实行了减租减息,占全区村庄总数的77%[16](p127)

减租减息后,群众负担大为减轻,群众生活大为改善。以高粱为例,与国统区相比,“双减”后根据地平均每亩交租11,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双减”后,国统区老百姓的各种负担是根据地的8.7倍,敌占区老百姓负担是根据地的5.1倍。[17]p532而在减租减息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农民通过拔地、找工、找租、找问题、反恶霸等各种形式的斗争,迫使地主将相当一部分土地转给农民,在一些地方实现了地权的转移。[18]

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彻底实行,使山东根据地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人民群众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凡是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工作的活跃局面,“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抗战斗争比较坚持了,如政治情绪、胜利信心均较前提高,悲观失望情调较少;生产热忱开始发扬了,如织布、纺纱、互助耕种、开荒、市场活跃等,均有了新气象”。[19p6]减租减息后,莒县一个村的魏大娘在动员参军大会上泣不成声的说,“过去年年要饭,要饭要不饱,饿得走不动。八路军来了俺翻了身,八路军真是救命恩人。”[20]p114她当场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参军的热潮。

除减租减息外,各地还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兴修水利过程等来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条件,根据地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根本改善,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第五,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实现了政治翻身。

旧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政权一直掌握在少数地主、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手中,人民群众作为被统治者缺乏基本的政治权利,始终处于任人宰割奴役的状态。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实行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山东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政权建设中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建设民主政治,使人民群众真正实现了政治翻身。

首先是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19403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规定在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参议会都要实行“三三制”原则。19408月,在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工会成立时,基本都按照“三三制”原则分配人选。19438月,滨海区参议会121名参议员中,有共产党员45人,占37.2%,超过三分之一规定,超过规定的共产党议员、候补议员主动辞去议员资格,补选了非党议员和候补议员,赢得了各界人士的钦佩。[21]p64“三三制”政权建设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和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颁布《人权保障条例》,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民主、自由和平等各项政治权利。

194011月,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庄严宣示了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言论、集会等各种民主政治权利,其中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在不危害抗战范围内,人民享有身体、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与政治活动等项自由。《人权保障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障人权的法规,后来被收录《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年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才陆续发布了类似的包含人权保障内容的法规。《人权保障条例》是山东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山东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

再次,给人民群众选票,真正赋予人民群众在政权机构建设过程中的选举权利。

19409月,山东省战工会制定颁布《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规定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村以上各级政权一律民选;成立各级参议会等民意机关。随后,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先后颁布了各级参议会的选举条例和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村政组织与工作决定、选举工作大纲等文件,各地的参议会和政府,都按照这些条例实行民主选举。

民选政权时,乡以上实行间接选举,先通过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进行普选和竞选,选出各级参议员,组成参议会,然后由参议会选出政府组成人员。村级政权采取直接选举。19421月,滨海专署在全区开展村选工作,县、区成立村选委员会作为指导机构。许多县、区举办村选训练班,就选举原则、程序、办法等事项对村干部进行培训,各县、各区组织选举工作队进村指导。由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还是文盲,为了让每个村民都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许多地方使用“豆选”的方法。候选人坐成一排,每人深厚放置一个空碗,每位选民发给一粒豆子作为选票。选民中意谁,就在他背后的碗中投入自己的一粒豆子,最后根据豆粒多少确定谁当选。村民手中的豆子代表了神圣的选举权利,“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1943年,莒南县一个村庄选举时,96%的选民参加了选举,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也到会投票。这种选举办法虽然很原始,但却是党在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的好办法,说明共产党是真心实意让人民当家做主的。

1941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取消乡一级政权,以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实行行政村制。在每一个行政村中建立起按民主程序工作的机关,设立村民小组;以村民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是村的最高权力机构;村民选出的村政委员会为代表会议的责任机关,村公所为日常政务政令推行机关,村长主持村公所工作。村民直接选举村政权,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最后,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保障群众对政府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

长期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特权思想意识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根据地政权机构中不可避免地地混入个别坏人和不称职的干部。但一经发现或群众举报,党和政府就会严肃处理。滨海专署行政委员王子金贪污公款、霸占公地、欺压群众、勾结日伪,经群众告发,1941年被滨海参议会罢免职务,交政府法办。在沂南县一个村庄,当群众反映村干部存在腐败问题后,上级立即派人到村子指导村民委员会罢免了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

民主的本意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民众是否拥有选举权,是检验主权是否在民、检验政治是否专制还是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民众没有选举权和监督权,这个社会决不是民主的社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真诚而非虚伪地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这让千千万万生活中社会底层的农村老百姓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当家做主的自豪和尊严,他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拥护共产党,根据地得到日益巩固发展。19458月,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下辖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拥有2400万人口。而与之同时并存于山东的国民党政权则因实行专制而日益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以至国民党政府无法在山东立足,于19438月退出山东。

第六,共产党在根据地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让人民群众实现了文化翻身。

由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腐朽统治和疯狂剥削压榨,广大农村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祖祖辈辈变成了“睁眼瞎”。在一些村庄,农民买卖土地立契约,男女订婚写帖子,过年写春联,都要求助于私塾先生。广大农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强烈要求实现文化翻身。为了满足农民对文化翻身的渴求,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党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仅举办小学、中学等普通教育,还创造了冬学、识字班、庄户学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千方百计地让农村劳动人民得到学习文化的机会。

1940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下设教育组,19413月改为教育处,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个省级教育行政机构。87日,战工会公布《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设立抗日小学及成年民众学校,使儿童、青年、妇女及工农大众都能有机会教育。1222日,战工会制定《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对象,实施免费的普及教育。74日,中共山东分局把发展国民教育定为山东十项建设运动之一。此后,各地抗日民主政权按照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的要求,积极推动农村文化教育工作,根据地的教育取得了飞速发展。

在学校教育方面。194112月,冀鲁边区“每个村里都成立了乡农小学,儿童入学一律免费,十分贫苦的,还有公家每天发给二斤粮食和七分菜钱”;清河区已有“1231处民校,1060处初小及18处高小的学校教育,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在邹博较好地区,已达到75%的学龄儿童入学。”1944年,滨海区就有抗日小学2838处,在校学生达9.5万人。[22]沂蒙地区还创办了山东省第四联合中学、滨海中学、沭海中学、沂山中学、鲁南中学、鲁中简易师范等中等教育学校。

社会教育方面。群众性的冬学运动作为成人扫盲的主要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冬学利用冬季农民的农闲时间组织农民进行文化和政治学习,普遍受到群众欢迎。1943年春,鲁中区办冬学2400处,学员64699人;1945年初,鲁中区冬学“有五倍于一九四三年的发展,有458187人入冬学”,另有数量众多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等。鲁南区办冬学1670处,学员50899人。[23]

除了学校教育、冬学外,庄户学、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各样的扫盲教育形式遍地开花。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使昔日的“泥腿子”变成了“文化人”,在实现政治、经济翻身的同时,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也实现了文化翻身。

第七,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高度重视纪律、作风建设,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人民军队以模范行动展现的爱民亲民、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深深感召了山东人民。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王朝更替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历史上的执政者都没能跳出这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者的腐化变质,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党能否继续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爱民亲民、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便成为能否继续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关键。为此,党在山东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党的纪律作风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是加强民主作风、民主思想教育,反对官僚主义,建设廉洁政府。《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提出“严惩贪污,反对浪费”,培养“民主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山东省战工会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要树立“抗日、民主、廉洁、奉公”的政权工作作风。黎玉对政权干部思想作风建设上提出了“三个反对和三个树立”。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忘本意识,树立为广大群众办事的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权威思想,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平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树立集体主义的整体观念。[24](p22)为了树立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山东分局将反对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教育结合起来,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联系起来整体推进,培养训练群众干部,定期检查群众工作,发动反贪污、反坏蛋、弹劾贪污腐化区村长斗争。

二是制定实施严惩贪污贿赂、严格费用支出等制度。194012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了贪污罪的界定和量刑标准、惩处办法。第三条规定贪污财物在五百元以上者,即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38月颁布《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在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9427月山东省战工会又颁布了《关于严格贿赂的决定》。此外,还制定了严格财经管理的制度,如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会计制度、费用开支标准等以反对贪污、杜绝浪费。这在制度上培养了崇廉尚廉、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三是严格廉洁纪律,严惩贪污腐败,切实维护党的形象。党在山东根据地坚持法治精神,严惩一切贪污腐败行为。19404月,郯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蜕化变质,吃喝嫖赌,贪污公款,鲁南区党委经过调查,撤销了翟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19426月,费南县二科仓库主任王俊德贪污税收田赋1250元,费南县秘书处原军用代办股长利用公款贩卖流通券并从中牟利1340元,鲁南行政专员公署二犯处以死刑。1944年,滨海专署委员王子金因贪污公款霸占公地,经群众举报后查实被开除。

四是建设“模范党军”。严格的纪律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对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19409月,115师在平邑桃峪召开旅级以上干部参加的领导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议上提出了“创建模范党军”的口号,强调执行政策、严明纪律的重要性。为了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制定了《八路军拥政爱民公约》。八路军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纪律严明成为党在沂蒙根据地领导的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党在根据地加强纪律建设有力举措,塑造了山东根据地党员干部的好作风。曾任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军医处处长的张一民回忆,当时部队为了给病号煮面条烧了房东的几根高粱秸,非要给房东钱不可,很多老百姓对八路军做法感到很奇怪,当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绝不能侵犯群众丝毫利益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感动的留下了热泪。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爱民亲民,艰苦朴素,清正廉洁。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时,穿的褂子打了好多补丁,布鞋也裂开了口子。1943年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黎玉、萧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莒南县三界首村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大家为了照顾朱瑞,给他找了一个轻快一点的活,让他砸坷垃,可他坚决不干,非得要求拉犁,结果拉了半天犁,都把衣服磨碎了。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驻在沂南县孙祖时,见房东老人穿得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看到警卫员没有鞋子穿,便把自己的一双鞋子送给警卫员;罗荣桓在莒南下河村时,听说邻居老大娘病了,便把警卫给自己做的鱼汤端给老大娘;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莒南洙边帮群众拉犁,衣服都磨破了;黎玉和劳动模范开会合影时,让庄稼汉坐在前排,自己站在最后一排不起眼的地方;莒南庄户县长王东年看到老百姓受了灾荒,写信让家里将祖林里的大树卖掉,分发给灾民。

人民群众观察一个政党的形象,往往先看党的作风。在山东根据地内,上至党政军高级领导,下到普通党员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爱民亲民、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人民本色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党员干部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官吏们的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曾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25](p73)老百姓正是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形象和作风的巨大反差中,真切感受到共产党才是真心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从第二个方面即“人民群众跟党走,无私奉献”的角度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人民群众跟党走,无私奉献”主要体现在山东人民从思想上相信共产党,在感情上热爱共产党,在行动上紧跟共产党。

第一,山东人民在思想上相信共产党,对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坚信不疑、对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坚决拥护。

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宣传革命真理而英勇斗争,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牺牲了宝贵生命。山东人民从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中感受到了党的英明伟大,他们在思想上、从内心里、打心眼里真诚信任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共产党,把个人、家庭前途命运与党的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信任坚定不移、始终不渝。

沂南县开明绅士徐丁谊,原是老同盟会员,其子徐相南是中共沂水南乡区委书记,在苏村一带领导农民运动,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恶霸地主,组织抗捐抗税。192911月徐相南遭叛徒杀害后,徐丁谊坚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儿子的死是光荣的,共产党一定能够胜利。他发誓共产党不胜利,就不给儿子出殡。此后十八年中,他一直把儿子遗体和棺木存放在房前菜地里,直到1947年家乡迎来解放,徐丁谊才将儿子正式出殡安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丁谊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先后把三个不满16岁的孙子送给八路军,并动员两个外甥参军参战。

莒南县农村姑娘梁怀玉,在村里动员参军时喊出了“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事后梁怀玉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嫁给了第一个报名参军的本村青年刘玉明,带动了村里11名青年参军。一个农村姑娘毅然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和婚姻幸福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只因为相信党、相信八路军。

蒙阴姑娘李桂兰的丈夫在定亲后参加了八路军,成婚之日和嫂子抱着一只大公鸡拜堂成亲。12年间没有见过丈夫一面,12年的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一张丈夫的烈士证书。李桂兰终生没有再嫁,只因为心中永远驻着一个八路军丈夫。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19407月,在纪念共产党诞生19周年之际,沙洪和王久鸣在沂蒙这块土地上创作了《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在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两位创作者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正确、坚强和伟大,感受到共产党就是老百姓的领路人、带头人、贴心人。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向往,唱出了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第二,山东人民在感情上热爱共产党、爱护八路军,将共产党、八路军当作亲人,愿意为党和八路军付出真情、鲜血乃至生命。

革命战争年代,山东人民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在惨烈悲壮的大青山突围战中,八路军姊妹剧团团长辛锐身受重伤。费县火红峪村村民王瑞兰和丈夫聂风立卸下自家门板,把结婚时的棉被拿出来铺在上面,把辛锐抬到山洞内隐藏起来。为了给她养伤,夫妻俩把家里的几斤白面、鸡蛋拿给辛锐养伤,还把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炖给她吃。沂南县滑石崖村的高大娘和儿子高乃贞,抗战期间曾救治和掩护了18名八路军伤病员。1941年日军大“扫荡”时,娘儿俩把当时掩藏在家里的6名伤病员紧急转移到山洞中。为了防止日军发现,高大娘毅然把日军引向别处,最后被日军杀害。鲁中军区教导一旅的73名伤病员转移到蒙阴县小布袋峪村,刘苦妮一家为了掩藏好伤病员,在一天之中丈夫和儿子都被日军残酷杀害。194110月,平邑县汪家坡村农村妇女管爱振将4名八路军伤员藏在一个山洞里,天天给他们送饭送药。日伪军到她家搜查,逼她交出八路军伤员,并扒掉她的上衣用皮鞭抽,用大钢针扎她的十指,管爱振一次次疼昏过去,但始终没有说出伤员的下落。1942年的一天,日军突然包围了沂水县红石崖村,威逼群众交出八路军伤员。青年武善桐毅然将日军引向村东山顶,把一个鬼子推下悬崖,随后又抱住另一个跳了下去,与敌同归于尽。沂水西五拱桥村村长刘士炬,因为八路军保存价值50万金粮食的军用物资,被敌人发现后抓去。敌人三次将他投到铡刀下,逼他交出物资,他宁死都没吐一字。

被誉为沂蒙母亲的沂南县马牧池农村妇女王换于,为了照顾革命后代,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起战时托儿所,最多时照看41个孩子。包括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儿子罗东进,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溪,陈沂的女儿陈小聪等。托儿所的孩子们在王换于及其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而王换于自己的四个孙子却因为营养不良、照顾不周都先后夭折了。在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精心哺育了1223名八路军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沂蒙聋哑妇女明德英,当看到八路军战士受伤昏迷不醒时,情急之下,毅然解开衣襟,把乳汁一滴一滴滴到了战士的嘴里,救活了八路军伤病员。革命战争年代,齐鲁大地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红嫂、乳娘,深刻诠释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八路军的无限热爱。

在根据地的许多村庄如西墙峪、南墙峪、李家峪、东辛庄、垛庄、桃棵子、大炉、车辋、华家村、桃花坪、青驼等都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堡垒和基地。从1940年到1943年,西墙峪村民掩护救治八路军干部战士达三、四百人,仅村民张恒谦和张道增家就掩护伤员40多人。沂水县桃花坪村曾是八路军后方医院驻地,村里住着20多名伤病员,村民给伤病员送水送饭。鲁中二地委和行署负责人王涛、牟易之、江海涛等都住在桃花村,村里安排群众为他们站岗放哨。在平邑县华家村,村民和八路军建立了深厚感情,部队每次来到村里,村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拉到家里问寒问暖,帮助战士收拾房间、铺好床铺。部队走了,有的老乡还把战士们住过的房子空着,自己不去住,留着部队下次再来。

第三,山东人民在行动上紧跟共产党,全力支持共产党,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线,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和奉献一切所有。

一是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参战。19383月,山东省委刚刚组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部进入沂蒙山区后,沂南县依汶乡的朱家里村和葛沟镇的石泉村就有100多名青年参加部队。苏村镇司马村的徐鼎新,把不满16岁的孙子送到部队,大孙子牺牲后,他又将15岁的二孙子和13岁的小孙子送到部队。刘家店子开明绅士刘佛缘把自己出钱买枪组建的2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交给了八路军。蒙阴县垛庄朝阳官庄的彭大娘,先后把二儿子、大儿子、四儿子、三女儿、三女婿送上战场,带动朝阳官庄79人参加八路军。莒南县坊前镇聚将台村刘永良,先后在1940年、1942年、1946年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参军,全部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在沂蒙根据地,许多村庄涌现出了“一门双英”“一门三英、四英”、甚至“一门七英”的参军模范家庭。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先后有20余万名优秀儿女参加人民军队,3万多沂蒙儿女血洒疆场。

除了参加八路军作战外,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群众组成的民兵和自卫团运用麻雀战、地雷战、壕沟地道战、破击战、奇袭战、伏击战、冷枪战、联防战、黑虎掏心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多样战法打击敌人,涌现出沂蒙南岩民兵连、胶东平度高戈庄民兵自卫队、海洋民兵等英雄群体。据1942年至1945年不完全统计,山东全省民兵累计拔除敌碉堡1957个、城墙6座、围寨731处,破坏敌人公路28196里、桥梁385座、铁路105里,拆除铁轨86544根,割电话线7115658斤,砍电线杆21808根。[26]p430

二是根据地人民筹集大批物资支援前线。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广泛开展大兵团作战和运动战,需要坚强有力的后方支援。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根据地人民勒紧腰带,“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那里”,倾其全力支援前线。济南战役时,沂山专区原定200万斤征粮任务,提前两天完成了1230万斤。费县辛庄听说部队要从村里路过,仅用几天时间,就为部队磨耗面粉1.08万斤。淮海战役期间,郯城县虽然遭受了严重灾荒,但群众宁肯自己吃树叶、野菜,最后超额100万斤完成了原定要求筹集500万斤粮食的任务。[27](p76)沂蒙妇女夜以继日地为部队做军鞋、做军衣,磨面、碾米、烙煎饼、做军粮。鲁中南第六专区妇女一个月时间加工粮食2000多万斤。莒南县妇女加工粮食450万公斤。平邑县4000盘石碾昼夜不停,全县参加碾军粮的人数达20多万。鲁中南区妇女制作军鞋75万双,军袜116万双,军衣20万套,棉被1.6万床。[28](p395)

三是根据地人民出动大批民工支援前线。大量临时民工和常备民工抬担架、运弹药、送给养、修道路。济南战役时,鲁中南区出动15458副常备担架,8364副临时担架。淮海战役中,出动常备担架24712副,临时担架9601副。[29](p582)莒南县400辆独轮车运送11万斤面粉上前线,长途跋涉千余里。途中,民工们随身携带的红高粱、辣椒、咸菜吃完了,宁愿饿着肚子也没有人动一下车上的面粉。[30](p57)解放战争时期,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沂蒙支前民工达到1018523人,支前小推车达到314279辆,担架60397副。[31](p342)

四、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的现实意义

山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沂蒙精神是山东党群、军民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沂蒙精神。“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就是沂蒙精神的内涵所在。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动员沂蒙、山东乃至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团结拼搏,夺取新时代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革命战争年代,以“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为内涵的沂蒙精神,凝聚了山东根据地的党心、军心和民心,构筑了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形成了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为山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的互动和融合是沂蒙精神区别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这也决定了沂蒙精神的最大优势,即党政军民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历史充分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军民齐心协力赢得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全国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以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本质内涵的沂蒙精神将必然是我们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沂蒙精神的巨大现实价值就是能够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众志成城、团结奋斗的局面,汇聚成强大的前行力量。因此,沂蒙精神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沂蒙、山东区域层次,必将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有利于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纪律作风建设,教育全党树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思想,牢记初心、不忘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的铁律。20136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成就的伟业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下取得的。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只有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遇到各种风浪和挑战时,才会安如泰山,坚如磐石。

党领导山东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实践表明,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就是党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服务人民、赢得人民支持的过程,就是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思想、观念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就是党忠实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沂蒙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根本在于党的领导、培育、示范和影响。在沂蒙精神的创造过程中,作为创造主体的一方即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模范行动发挥了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各级民主政权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用生命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全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想方设法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在革命斗争中,党不断加强自身纪律作风建设,培育了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爱民亲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些正是党能够赢得沂蒙人民爱戴、党政军民之间能够形成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密切联系的根本原因。因此,沂蒙精神是当前加强党的建设的最好的、最生动的历史素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考察时指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利用沂蒙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领导山东革命斗争经验的历史思考,是基于沂蒙精神形成根本原因的深刻洞察,是对沂蒙精神宝贵价值的高度肯定。

在沂蒙精神生成过程中,处处都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沂蒙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大力弘扬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主要着力点就是要教育全体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苦干实干;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作风,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要脱离人民。

第三,有利于推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山东人民爱党爱民、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提高人民群众永远跟党走的政治自觉。

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推进,根本基础在于人民的力量,根本动力就是人民群众听党指挥、紧跟党走,对党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自觉认同和自觉参与。

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人民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为民爱民情怀,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形成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山东又涌现出千千万万爱党拥军的新时期红嫂,如被评为“最美拥军人物”的于爱梅,被誉为“沂蒙红娘好榜样”的戚洪桂、被称为“最美兵妈妈”的朱呈镕等,涌现出千千万万埋头实干的先锋模范,如全国劳动模范梁兆利、被誉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朱彦夫、“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寻明胜、用生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楷模”赵志全、敢啃硬骨头一心为乡亲的王传喜等。山东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继承着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可以照亮未来。今天,虽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少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思想、组织、纪律、作风方面的问题,但我们坚信,党完全能够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蕴含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优良传统的沂蒙精神是教育人民群众自觉跟党走的最好教材。利用这个教材教育人民群众无论何时何地,对共产党的信任不能变,热爱共产党的感情不能变,紧跟共产党走的脚步不能慢,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传统不能丢。新时代弘扬沂蒙精,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革命战争年代的爱党爱军的红嫂、乳娘,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踊跃参军参战的沂蒙男儿,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勒紧腰带、破家支前的千万支前民工,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爱党拥军的新红嫂、埋头实干的时代先锋,归根到底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始终坚定不移地信党、爱党、跟党走,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为实现党确立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无怨无悔奉献一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沂蒙精神内涵的研究是沂蒙精神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沂蒙精神形成原因、形成过程、历史和现实价值、传承和弘扬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形势下,迫切需要理论创新,以推动沂蒙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打造好新时代沂蒙精神新品牌,再续新时代沂蒙精神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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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学强,男,19693月出生,山东郯城人。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十三五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学科红色文化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史、沂蒙精神。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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