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沂蒙精神形成的社会心理、群众基础和现实启迪

精神，从哲学层面上讲，就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范畴，其外在表现形式则是人参与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活力和精神面貌。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山东特别是沂蒙地区，党和人民军队为了人民利益出生入死、喋血苦战，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舍生忘死、奋勇支前，共同铸就了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旺盛生命力的沂蒙精神。沂蒙精神虽然产生于沂蒙山区，但成长于山东大地，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更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沂蒙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而其核心则是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人民坚定跟党走[1]。本文拟以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为中心，深入论述沂蒙精神形成的社会心理、群众基础，以期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群关系提供现实启迪。

一、浴血奋战——积淀沂蒙精神形成的社会心理

沂蒙精神产生于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在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后来的山东解放区，人民战争一直是这里的历史主题。但人民战争的开展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能否开展人民战争，首先取决于战争的领导者能否代表人民的共同利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山东党组织带领山东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抒写了为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壮丽篇章，积淀了沂蒙精神形成的社会心理。

1937年9月下旬，日军沿津浦路南下，侵入山东。日军铁蹄所至，烧杀淫掠，生灵涂炭，哀鸿遍野[3]。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尽管拥有10万兵力，但为求得暂时苟安和保全实力，置人民群众于不顾，稍作抵抗便率军南逃，使山东很快大部沦陷。“各县县长也大都弃职开小差，逃之夭夭。抗战无人领导，治安无人维持，汉奸猖獗，土匪兴起，社会秩序紊乱”[4]。继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等顽固派消极抗日，不断制造袭击、残害共产党和抗日军民的摩擦事件。国民党部队以及土匪、民团及会门武装等“同时压榨民众之条件，民众深切感受痛苦”[5]。例如，齐子修系国民党保安第七旅旅长（后投敌），当地老百姓给他编的顺口溜是：“齐子修，如狼兽，进了村，吃光走。抗日不得力，扰民算能手。”1943年7月，国民党正规军于学忠部和山东省政府撤出山东。国民党地方部队则热衷于拉队伍、抢地盘，军纪败坏。很多则公开投敌。到1943年底，山东伪军总数达到20余万人，是全面抗战期间伪军最多的一年[6]。在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国民党在山东交上的是一份令人失望的答卷。

中国共产党把爱国主义融入到伟大的革命实践之中，使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忠实的代表者。面对日军的入侵，面对凄惶无助的百姓，山东党组织挺身而出，发动了数十起抗日武装起义，在齐鲁大地点燃抗日烽火，用生命和鲜血守护人民的家园。山东各地抗日起义武装组建之初，克服人员少、武器差[7]等困难，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地打击日军。“菩萨部队炸汽船”“天兵天将袭长山”“神兵激战白云山”等神话般的故事在民间广泛传颂。八年之中，山东党组织领导山东军民对敌作战7.8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缴获各种枪21万余支、炮900多门及大量军用物资，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当然，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主力部队伤亡就达15.47万人，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伤亡、失踪1.69万人[8]。同时，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人民群众誉为“菩萨部队”。其中，帮助群众劳动是加强党群、军民联系的基本方式，“帮助群众劳动是爱民的具体表现，是军民感情军民打成一片最有效的行动，是转变落后群众怀疑我军认识我军的良方，是扩大宣传组织与拥军的物质基础”[9]。例如，一一五师工作队某次在白彦、天宝山一带帮助农民收麦。群众起初害怕抢占他们的劳动果实，就婉言谢绝了。后来，群众看到战士和干部不但不要他们的东西，反而把麦子割好捆好，整整齐齐地送到打麦场上，便全部消除了疑虑。有的老农感慨地说：“自古以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队伍，八路军真是人民的子弟兵。”从此，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不攻自破。农民都争先恐后地请部队到村里去开展工作[10]。

山东人民正是从鲜明的比较中认同了共产党，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希望，进而迸发出与党和人民军队生死与共的思想觉悟。“八路军从发动时起，即不断地与敌人作战，不断地取得胜利，再加上我们部队的纪律好，所以连农村的一些老先生都称我们为‘王者之师’，而把既不打敌人，又到处掠索群众的顽军，则称之为‘布袋队’、‘乱党土匪’”[11]。1939年3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入鲁，先后在樊坝、陆房、梁山三战三捷，打击了日、伪军，震慑了国民党顽固派，壮大了抗日力量。梁山战斗后，周围的老百姓纷纷拉来西瓜、猪肉、鸡蛋慰问八路军。人们像赶集一样纷纷前来参观战斗中缴获的两门野炮。仅半个月，梁山和东平湖之间就有3000多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12]。人民群众一经发动，蕴藏的巨大力量便如山呼海啸般爆发出来，“最后一碗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最后一件棉袄盖在担架上”，描绘了山东革命历史上最精彩、最壮观、最感人至深的历史画卷。

二、执政为民——筑牢沂蒙精神形成的群众基础

沂蒙精神是山东党组织和人民军队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为人民谋解放、谋幸福而不懈奋斗的生动写照，体现了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利益问题是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党群关系本质上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互动关系。毛泽东指出：“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13]山东党组织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群众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各项任务与实现群众利益的一致性，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山东广大人民群众正是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在经济上获得利益、在文化上得到提高、在社会习俗上摆脱封建桎梏，便坚定信念跟党走，共筑战胜敌人的钢铁长城、共谱鱼水深情的光彩乐章，筑牢了沂蒙精神形成的群众基础。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一个政权要获得政治认同和民众认可，必须能够提出解决时代难题的方案，并使大多数人从这一方案中获得利益、看到希望。罗荣桓指出：“要求得群众运动的发展，首先切实保障群众利益，以及彻底推行民主政治与建立民主政权，使群众组织保持独立性，改善自己的生活。”[14]判断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看施政纲领。施政纲领一般是政府带有根本法性质的立法文献，规定了施政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以及各项民主权利和执行的方针政策，体现了执政理念。1940年8月7日，山东省战工会制定《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1940年9月2日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要求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发展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发展，以及广泛组织工农、妇女、青年等。其中规定：“使一切赞成抗战、赞成民主者，不分党派、性别、信仰、种族、财产、文化程度，都能参加民主政治，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村以上各级政权一律民选；成立各级参议会等民意机关；整饬司法，保障人民一切抗日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武装之完全自由。”[15]1943年8月1日，山东分局通过了新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与前一个施政纲领相比，这一个施政纲领更加明晰和成熟，提出“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加强民主建设工作。”“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促进经济建设工作。”“整理财政，力求负担公平。”“正确执行中共中央所提出之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调整阶级关系，改善工农生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以及“实现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等[16]。这两个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山东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第二，看政权人员的构成情况。政权人员的构成情况是政权建设的重要问题，它既表明了政权的性质，也直接关系到它的阶级基础是否牢固和群众基础是否广泛。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政权。它既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也与工农民主专政不同。其中，在工作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即“党员三分之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同时“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17]。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赞成一切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按照“三三制”原则，山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在1943年八九月间举行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一届二次议员大会上，超过“三三制”原则的共产党员参议员17人、候补参议员8人辞职，同时补选了缺额的党外民主人士。

第三，看颁布和实施的法令、法规和条例。从1940年8月至1945年8月，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制定了参议会组织条例、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53部法令、法规、条例。其中，还不乏《人权保障条例》这样的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人权保障条例》提出“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18]，规定了人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和抗日武装的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等。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例如，《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本省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触犯本条例规定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之。”[19]费南县抗日民主政府二科仓库主任私造收据，贪污税收田赋款1250元；县政府秘书处军用代办股长，3次贩卖流通券，贪污1340元。两犯均被依法判处死刑。

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民族战争，而且是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了一整套抗日民主的方针政策，开展了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各项社会改革，尤其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

1.让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行政区划体制是“战时多层体制”，村级政权发挥着一级政权的作用。到1943年夏，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10128个村政权，在游击区建立12443个村政权。通过基层政权改造，在乡村社会广泛建立政党组织和新型群众组织，改变过去土豪劣绅掌控乡村社会的局面，绕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陷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直接选举产生的，选出了一批庄户县长、牛倌区长、长工村长。沭水县县长王子虹经常背着粪筐拾粪，然后将粪肥倒在老百姓地里；莒南县第一任民选县长王东年，被称为“庄户县长”。1941年前后，在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由于一些选民不识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为保证他们能够行使民主权利，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就采用“豆选”[20]等原始方法进行选举，使根据地出现了空前自由民主、生动活泼的新局面。例如，莒县高庄村的选民共有318人，“在选举那天，每个老百姓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地欢欣鼓舞，到选举的时候，家家都锁上了大门，男子选民差不多都到会场了，除了出门的和生病的之外，一共到了三百零八个人，他们破天荒地真正用自己的意志，投票选出了热心抗战、积极负责的人，当自己的庄长和村政委员”[21]。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尊严、自由、民主和权利，抗日民主政权因此也得到了他们的真心拥护。正如谷牧1944年在山东省各界宪政问题座谈会上所指出：“同样的敌后的环境，为什么我们就能在敌后坚持了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而我们的友党友军就不得不转移到大后方去抗战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办了民主，我们替老百姓办了事，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取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而他们不主张民主，不办民主，甚至反对民主、破坏民主，反民主就是反人民，所以老百姓就不拥护他们。”[22]

2.让人民群众在经济上获得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是多方面的，但物质利益诉求是最基本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使其从如山的重负中解放出来。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了党真心诚意关心他们的生活，切切实实为他们谋利益。

减轻经济负担，使人民群众获得最现实的经济利益。群众负担重是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建初期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旧中国农民贫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苛捐杂税太多。当时形容穷人头上有三把刀：租子重，利钱高，苛捐杂税如牛毛。1939年初，山东分局要求根据地建立统一的、有计划的供给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同年8月，山东分局决定实行统一的财产所得累进税制度，制定了适应不同地区情况的实施办法，并在此后不断修订完善。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逐年减轻[23]。例如，鲁南区1944年群众负担较1942年减轻10%至20%，而1945年较1944年又减轻了25%。从1941年起，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严重经济困难[24]。山东党组织并不是将负担转嫁给群众，而是从自身做起进行“节流”和“开源”。例如，在“节流”方面，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共精简3万余人（不包括冀鲁边和鲁南区），占原脱产人员的27%；精简后脱产人员总数约占基本区人口（不包括游击区）的2.4%，低于中央规定的3%。在“开源”方面，从1943年10月起，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年1月到1945年8月，共开荒和扩大耕地70余万亩，1945年根据地粮食增产6亿多斤，棉花产量达到32.8万担。这些“节流”和“开源”不但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且减轻了群众负担，明显改善了他们的生产生活[25]。

开展减租减息，使群众获得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和改善人民生活而实行的农村政策。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1942年5月，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省战工会颁布《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法令。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开展起减租减息运动。到1943年6月，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包括鲁南和冀鲁边），减租户18294户，减租粮3207283斤，减租地393482.7亩；减息户151户，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034.8元；增资人40406人，增资粮8192960斤，增资款23016元[26]。到1944年底，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23417个村庄，有63%进行了减租减息[27]。通过减租减息，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各阶级的土地占有关系和经济地位发生很大变化，地主的户数和占有土地的比例减少，贫雇农的户数减少，中农的户数和所占土地的比例显著增长。据1945年对莒南、临沭、沭水3县6区20个村的实地调查，从1937年到1945年，地主由237户、1365人减到212户、965人，雇农由335户、1375人减到75户、281人，中农由1296户、6332人增加到2232户、10119人[28]。中农和贫雇农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他们购置土地，添置农具，喂养耕畜，增施肥料，精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等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1944年12月25日，毛泽东致电山东分局：“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29]

进行互助合作，使群众获得最关心的经济利益。减租减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如果仅仅减租减息而不发展生产，虽然可以使部分农民改善生活，但不能真正解决农村经济落后的问题。只有大力发展生产，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发展经济中，注意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如变工组、搭犋组、互助组等。农业互助合作就是利用一定的组织形式，将土地、耕畜、农具不平衡的农户集中起来，按照公议的方法进行集体劳动。这种农业集体化的初步形式，符合农民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要，因而发展极为迅速。据1945年8月88个县统计，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变工互助组发展到10.8万个，有103万人参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其他合作事业的发展。例如，榨油、纺织、铁木工、供销、运输、缫丝、染织等行业都建立了生产合作社。至1945年8月，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合作社有4926个，入社人数为144万人，入股资金6942万元。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还创办北海银行，开展货币斗争，在既无金银又无外汇作储备的情况下创造性地以粮食、棉花、花生等战略物资为储备，保持了根据地币值和物价的稳定①。这些措施不但稳定了物价和市场，而且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3.让人民群众在文化上得到提高。文化是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部分，政治上、经济上得到极大解放的山东人民同样渴望文化上的翻身、思想上的解放。而保障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则是山东党组织执政为民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教育为例，由于日军的入侵，大批学校被毁或被占用，教职员纷纷离校，使许多地方的国民文化教育陷于停顿。在偏僻的农村几乎没有学校，只有为数不多的私塾，农民子女大多无条件入学读书。1939年6月22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加紧进行国民教育》。社论指出：加紧进行国民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政治水准，粉碎敌人政治阴谋，是山东当前迫切的战斗任务。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应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其对象是全体儿童及全体劳动大众。1940年12月，省战工会颁布《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确定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实施原则，如“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对象，实施免费的普及教育。”“改善教育内容，加强政治教育，实施教育与实际生活统一的教育。”“注重基础教育，成人与儿童并重。”“实现知识大众化、社会教育化、文化组织化的原则，定期消灭文盲”[30]等。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办起大批中小学，国民教育事业的面貌发生重大变化。其中，小学是当时“农村中仅有的文化堡垒、文化中心”，更是开展国民教育的“重要的凭藉”[31]。到1941年上半年，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成小学9925所，在校学生429682人。

与此同时，大力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冬学、识字班、庄户学等，形成了“村村办夜校，家家读书声”的全民性的学文化热潮。例如，至1941年5月，沂蒙山区共成立冬学600多处，学生1.8万人；识字班225处，学生4.5万人。鲁中泰山区成立冬学1200多处，学生3.4万人；识字班391处，学生约7万人；识字牌有3000多块，俱乐部有1000多处；有冬学2595处，学生14.7万人[32]。1943年12月11日，《大众日报》发表《沂蒙区冬学运动许多经验值得推广》，专门介绍推广了沂蒙区冬学运动的经验，诸如充分利用当地工作人员当冬学教员；村干部经常参加冬学以带动群众；个别动员，如青救会会员挨家宣传上冬学的好处：对商人说上冬学可以学习记账、打算盘，对一般农民则说省得认错了票子或文契；组织形式灵活，如根据群众需要先成立战时报导所，后再慢慢编组读报，以对群众加强备战、生产、民主教育[33]。到1944年，仅莒南、莒中、日照3县参加冬学的就达到399974人，其中莒南县就有14万人，占全县当时人口总数的56%。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实际上是一次改变农村面貌的思想启蒙运动。大量农民因此摆脱了文盲状态，学到了基本的文化知识，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启蒙和提高。例如，莒南县金沟官庄在抗战时期以多种教育形式，把参军、支前、生产、破除迷信、扫除文盲等工作放到冬学里来做，使这个文盲村有60多人能识一二千字，被称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一个新的开始”[34]。

除教育外，文学艺术也在开启民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弱，只有那些喜闻乐见、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才能真正吸引群众、打动群众、鼓舞群众。其中，剧团演出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方式。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要求“各县设立民众教育馆，领导与组织各村的俱乐部、识字班、夜校、戏剧、墙报、巡回图书馆、流动剧团、读报、歌咏、说书等工作”[35]。莒南县1944年农村剧团达到110个，演员3000余人，排演了2000多个节目，观众达10万余人，“从洙边到大店，村村锣鼓响，庄庄有剧团”。剧团的文艺活动，多是结合农村的具体工作来进行，诸如为动员参军，创作演出了《木兰从军》、《打渔杀家》；为反对封建剥削、配合减租减息运动，创作演出了《谁养活谁》；为破除迷信，创作演出了《两个神》；为宣传妇女解放、反对男尊女卑，创作演出了《老婆婆的觉悟》、《王大嫂翻身》；为宣传大生产运动，创作演出了《郑信开荒》。剧团演出使群众深受教育和启发，他们有的不但成为服务对象，而且自身也成为宣传文化活动的主体，推动了农村的文化普及。

4.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习俗上摆脱封建桎梏。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注重社会改造，过去封建社会畸形的社会道德、社会习俗以及半殖民地萎靡的社会风气，均在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有领导、有步骤的扭转和扫除之列。通过社会改造，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面貌等为之一新，整个根据地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新风尚。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对旧的婚姻制度的改革。旧中国封建桎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沿袭着以夫权为中心、压迫妇女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它束缚和摧残人性、人权，酿成无数人生悲剧。同时，它还牵涉到社会观念、伦理道德、宗法习俗等许多问题，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封建婚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1943年8月1日，山东分局通过《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其中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的自由婚姻制度，禁止蓄婢、纳妾、童养媳、抢寡妇、买卖婚姻、强迫嫁娶。”[36]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和人们思想的解放，以鲁中、滨海、胶东等地区为代表的山东妇女逐渐提出了反对买卖婚姻、婚姻自由的要求。为此，1945年3月16日，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颁布《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对结婚、离婚、子女抚养等作出明确规定，确立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障女性权益的原则，为维护妇女在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政策法规方面的保障。其中，第一条就是：“本条例根据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及一夫一妻之原则制定之。”[37]通过婚姻制度改革，一些陈规陋习、传统观念被打破，例如男女订婚很多都不再以穷富为条件，而是以政治进步为标准；婚事从简；一些妇女战胜封建包办婚姻的旧俗，主动争取婚姻自由和婚姻解放。例如，蒙阴县某地农村妇女张某从9岁起就被送到别人家当童养媳，从小遭受困苦。《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颁布后，她解除婚约，参加了革命。山东广大人民群众正是从这一系列的改革给社会面貌、社会风尚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涤荡旧社会各种污泥浊水的决心、胆识和魄力，更加积极地投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伟大斗争中。

三、现实启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标和归宿，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宗旨、根本性质和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态度和本色。追溯全面抗战时期山东党组织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历史，深入挖掘沂蒙精神的核心内涵，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党群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启迪。

1.坚持发展为了人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政治情怀。沂蒙精神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始终心系群众、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目标追求。朱瑞指出：党领导群众的条件应是“发现群众问题，讨论群众问题，并设法解决群众问题，谛听群众意见，生活在群众中间，斗争在群众前面”[38]。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制定和执行的纲领、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符合了群众的要求，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能够不断地发挥和提高。与之相反，一个被人民群众认为不代表他们的政党，不管它过去多么辉煌，其最终垮台是必然的。例如，苏联解体之前，苏联国内作了一次调查，认为苏共仍能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进入新时代，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就是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与群众站在一起，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把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不断把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2.坚持发展依靠人民。是否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一。一切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条件。沂蒙精神是山东人民铁心向党而无私奉献的具体体现，深刻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1942年4月，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到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他在作《群众问题》的专题报告中指出：“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39]徐向前在总结孙祖战斗的经验时说：“要取得群众的自卫团和游击队的密切帮助与配合。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一切依靠群众，不仅在平时，尤其在战斗中，均须取得人民群众的配合与帮助。这是坚持持久战、取得胜利的基本因素。”[40]山东分局提出“群众工作是建设根据地一切工作的出发点”[41]。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力量的胜利，使其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进入新时代，坚持发展依靠人民，就是要把人民作为发展的力量源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自觉拜人民为师，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党和人民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3.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利益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党的领导及其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是沂蒙精神产生的政治前提。黎玉提出：“爱护群众利益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要尽我们的可能的力量，处处为了群众打算。”[42]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选举，开展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学习，山东人民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翻身解放。这些丰富具体的为民执政实践，使人民群众共享了革命成果，解除或减轻了多年以来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的沉重负担，使他们真正感到共产党同他们是一条心的，因而点燃了他们爱党爱军的极大热情。进入新时代，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的观念，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权益，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广大。历史无言，精神不朽。沂蒙精神虽然孕育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但今天仍能提供无穷的智慧、丰富的营养和前行的强大力量。要继承和弘扬沂蒙精神，从中汲取弥足珍贵的历史营养，使其放射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芒。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