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时期沂蒙妇女的贡献看沂蒙精神

 

毛泽东曾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1]这段话精辟地道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真谛。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翻身闹革命的光辉历程，尤其是沂蒙根据地发展壮大的伟大实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种“铜墙铁壁”的巨大威力才会显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沂蒙母亲”王换于孙女所说的：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2]沂蒙人民的崇高思想和境界，也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升华为伟大的沂蒙精神。

一、国难当头，沂蒙生活困苦

沂蒙[3]位于鲁东南，东濒黄海，西接津浦铁路，南连陇海铁路，北依胶济铁路，是连接华中和华北的重要战略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部、西部有沂山、蒙山、天宝山、抱犊崮等山脉，这里层峦叠嶂、沟壑纵横，自古就有“四塞之谷、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的说法，历来是埋兵布阵的理想之地。

近代以来，沂蒙人民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民不聊生。许多土匪利用沂蒙山区的险要地势，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据史料记载，从1902年至1937年，就有刘黑七、陈三坎、王四麻子等50余股土匪，武器装备几乎与官兵不相上下。至于那些打家劫舍的散匪流寇更是难以计数。在鲁南地区，几乎到了无山不匪、无村不盗的地步，他们成群结伙、散居各处，抓人逼粮、图财害命、绑架勒索、攻城屠村的惨剧屡见不鲜。

1937年10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弃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率领十万大军不战而逃，使日军在短短数月便侵占了山东境内几乎全部铁路和城市。此时，驻鲁的国民党政府瘫痪，政权崩溃，各地政府官员纷纷弃官，有的携款而逃，有的投靠日伪军。山东陷入无政府状态，人心惶惶，社会生活秩序更加混乱。日军入侵山东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8年4月21日，仅在临沂一次即屠杀城内外居民3000余人，制造了“临沂惨案”。同时，他们还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无边的灾难。

由于日军的入侵、土匪的盘剥，山东原来的乡村经济纷纷破产，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而对于女性来说，战争带来的伤害远不止这些。在日军的铁蹄下，广大妇女不仅遭受家庭破坏、骨肉离散的巨大痛苦，而且还面临被奸污的危险。据调查统计，截至1946年4月，仅冀南行署所辖山东各县（包括莘县、冠县、武训、清平、卫东、邱县、临清、馆陶、武城、夏津、高唐、恩县、平原共13个。）被奸淫的妇女达59218人，被奸淫得病的达17009人。[4]

囿于受教育少、生活封闭、封建礼教的束缚等原因，生活在沂蒙山区的农村女性生活更为困苦：政治上，她们是被遗忘的群体，几乎不知选举为何物；经济上，她们一直以来都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形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在战争状态下，这种基本的“靠天吃饭”也被破坏，沂蒙成为极度贫困的地区；在家庭经济权利上，她们不掌握钱财，几乎事事都要征求男人同意；在生活上，她们还要承受缠足、束胸等旧习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总之，在这一时期，沂蒙妇女不管在身体还是在心理上都陷入悲惨的境地，这也为后期沂蒙人民特别是沂蒙妇女为争取自由、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参加革命埋下了伏笔。

二、为翻身、为解放，沂蒙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中国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把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要求作为自己的根本纲领，救民族于危亡、拯民众于水火。

1、沂蒙人民为翻身选择了共产党

勤劳勇敢的沂蒙人民是具有悠久的御外侮、抗强暴的光荣传统的。在近代历史上，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曾爆发幅军起义、鲁南红枪会起义等数次大规模的斗争。面对日军的屠刀，沂蒙人民也毫不畏惧。1941年12月19日，面对1000多名装备精良的日军，渊子崖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在年仅19岁的村长带领下，自发组织抵抗日军侵略。英勇的村民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和铡刀，以牺牲147人的代价，歼敌121名。生死存亡时刻，被赶来的八路军解围。这场战斗被毛泽东评价为抗日战争村自卫战中的典范。[5]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这种群众自发开展的武装斗争并不能长久，不能带领沂蒙人民翻身解放。

抗战期间，沂蒙山区是国民党鲁苏战区领导机关和山东省政府机关驻扎地，是国民党最重要的敌后游击战场。可是，驻扎这里的国民党军队为解决自身经费、给养等问题，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疯狂掠夺，人民群众对此怨声载道。再加上连年灾荒，许多地区出现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惨景。当时生活在沂蒙地区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秀才形容老百姓的生活是：“灰死火灭人烟稀，合庄不见犬与鸡。升合无粮损生命，吃完树叶剥树皮。”[6]此外，他们根本无心战斗、军心溃散，“在日军诱降下,山东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兵力由最多20万人减少到1943年的5万人,伪军则剧增至20万人。”[7]最后，无法支撑在敌后抗日的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只好撤出了山东。沂蒙人民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失望至极，遂抛弃了国民党。

总之，沂蒙人民对旧政权彻底失望，对痛苦的生活深恶痛绝，对群众自发的斗争没有信心，陷入黑暗与痛苦中。此时，广大人民群众深切盼望一股能够担当起拯救民族危亡、实现社会变革的新生力量，来领导人民翻身解放。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沂蒙地区的大批有志青年如王尽美、刘晓浦、刘一梦等利用外出求学的机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得风气之先，不断向家乡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生活在黑暗的沂蒙人民带来希望的曙光。1926年沂蒙地区开展建党活动，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并于1927年4月成立了中共沂水支部委员会，这是沂蒙地区最早的党组织。1929年10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建立。1932年6月，中共临郯县委建立。1938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进驻沂蒙地区。5月，郭洪涛率领一批干部到达沂蒙，之后又分批派出180多名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干部来到沂蒙。徐向前、罗荣桓、刘少奇等到达沂蒙后，不断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经济建设，并发展文化教育。到1943年，沂蒙地区基本实现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党的领导下，沂蒙地区先后爆发了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四次农民暴动，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全面抗战爆发后，沂蒙各级党组织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沂蒙遍地燃起了抗日烽火。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沂蒙地区驻扎了大量的八路军，部队给养全靠老百姓，但是未曾出现之前老百姓不情愿的现象。这是有原因的，山东党组织对党的干部、军队的活动制订了严格的纪律且严格抓落实。比如，《山东八路军拥政爱民公约》，规定非常具体、细致，甚至连“不让马啃树皮”[8]都赫然在列。

根据地创立之初，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有时，群众为部队凑上来的煎饼有些都长了毛，霉味很浓。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换点好的，罗荣桓却说：“老百姓日子很苦，他们可能连这个也吃不上。”说着，就拿起茶缸，把煎饼掰到茶缸里，用水过滤一下就大口吃起来。群众深有感触地说，八路军心里装着老百姓，跟着这样的队伍干，没错。

1943年春季，山东分局驻在滨海区三界首村时，朱瑞、黎玉、肖华等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都去地里帮助春耕。有个同志说，老朱，你是分局书记，你扶犁吧。朱瑞很倔强，拿起绳子就拉，结果，拉了半天犁，褂子磨坏了。回家后，没有衣服穿了。夫人只好用床单给朱瑞连夜做了一个褂子，让他第二天穿着去开会。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正是因为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群众在反复比较中，从开始认识党、逐步相信党，到彻底选择党、一心紧跟党，最终汇聚成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大革命洪流。

2、沂蒙妇女为解放选择了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同中国妇女解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第一个以政党的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高度重视。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不可能的，前进，才能跳进妇女解放的正路。”[9]1937年9月《妇女工作大纲》中提出的“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经过统一战线的活动和组织，团结各阶层广大妇女群众在党的周围，并特别注意发动和组织劳动妇女，为我党妇女工作的路线。”[10]为了号召广大的妇女投身到抗日战争中来，在党的领导下，各敌后根据地将建立各种各样适合当地需要的妇女团体作为重要的工作，均迅速建立起敌后抗日组织，最为重要的便是作为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组织的妇救会或妇联。

在山东，1937年11月，泰安妇女抗日救国会筹备会成立；1938年8月，胶东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11月，黄县、掖县、蓬莱、海阳、新泰县妇救会相继成立；1939年12月20日，南沂蒙妇救会正式成立，选举赵玉琴为妇救会长。在此期间，1938年下半年，山东党组织从部队中抽调了一些女干部指导并开展妇女工作。为了统一和加强山东妇女运动的领导，1940年8月6日，山东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建立。此时，鲁南、鲁西、清河、胶东等地的妇女领导机关都相继成立，各根据地的大区、军区、分区，县、区、乡各级也都设立了妇救会，这为省级妇联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时，妇女组织从几万会员发展到几十万，并且有三分之一的组织是比较巩固的。正如朱瑞所说：“共产党过去、今天、将来都要让自己最好的党员，最负责任地去参加与帮助妇女的解放事业。”[11]这些妇女参与到各项抗日活动中，充实和壮大了农村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妇女工作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妇女工作有了新目标：如何动员解放区的妇女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并在战争中实现妇女的进一步解放。二是妇女本身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有机会参加社会各种活动，她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锻炼了坚强的体格与勇敢的精神，同时妇女因为受了种种的痛苦，她们痛恨敌人的残暴，深刻地认识国家与个人关系的密切，坚决地要求国家民族自由与解放，增强她们奋斗反抗的精神。”[12]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13]按照中央的工作方针，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也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号召全解放区妇女要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以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1946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集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妇女工作方针，给中国妇女指出了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的具体任务，要求解放区妇女“积极参加各种民主建设工作，在新解放区里面，肃清一切敌伪残余，巩固民主政权与社会秩序”[14]使妇女成为民主建设的重要力量。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仍应以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生产视为妇女工作的基本环节。”[15]

按照中央的要求，1946年5月10日，山东省妇联第一次支委会下发了《关于目前更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的决定》，强调目前广大的山东妇女应该“立即紧张起来，更进一步开展妇女运动，保卫和建设解放区，推动时局有利的发展。”[16]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又下发了《关于下半年妇女工作的指示》，更进一步强调“目前妇女工作的方针，仍应继续贯彻中央关于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决定与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决议的基本方针，以恢复与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为中心任务。”[17]

总起来看，正是因为这段时期山东地方党组织在制定妇女政策时针对妇女的现状和需求，满足了妇女想要“解放”的目的，所以沂蒙妇女的参战积极性调动起来。尽管妇女并不是正面战场的主力，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忽视这股力量。尊重她们、充分调动她们的参战积极性，让她们成为后方战场主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后方保障。

三、沂蒙妇女的贡献与沂蒙精神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与男子同是人类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同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尊重妇女、保护妇女，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法律规范和道德风尚。正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8]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也认为：“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19]我国革命先驱李大钊则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妇女解放问题，他认为，倘若没有妇女的解放和发展，“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20]

沂蒙妇女是一个伟大的群体。在沂蒙文明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她们以其高度的阶级觉悟、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不朽功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她们身上所具有独特的“沂蒙气质”，即除了具有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善良的基本特征之外，还明显带有沂蒙人的群体特征，有学者把这些特征总结为：孝义、贞烈、贤淑、聪慧、刚强、执着、奉献[21]。正是因为这些区别于其他地区女性的优秀的品质，大批的“沂蒙红嫂”才能涌现出来。另一方面，她们的出现，也是党的群众工作的结果。通过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地位，再加上党在沂蒙地区进行的妇女培训，沂蒙妇女翻身得到了解放，她们才会在对比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并勇敢地加入到革命斗争中。可以这样说，沂蒙妇女自身的优秀品质是基础，党的群众工作是诱因，革命战争是条件。这一时期，沂蒙妇女的贡献集中体现在战争的后勤保障上来，在支前、照顾伤员、传递情报、号召参军、妇女参政等各方面均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1）掩护救治伤员

战争中，广大的沂蒙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掩护、救治从战场上抬下来的革命军人和干部，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战争、同山东党组织牢牢的联系在一起。她们把伤员视为自己的亲人，竭尽所能、尽心尽力地掩护、救治他们。

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沂蒙地区有42466名妇女参加了救助八路军伤员的工作，仅沂蒙地区共计救护伤病员达到19776人，先后掩护94394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工作人员脱险。沂蒙妇女明德英乳汁救伤员的故事，因为以此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红嫂》、京剧现代戏《红嫂》、舞台剧《红嫂颂》等系列艺术品的呈现，被全国人民所熟知。其实，类似的事情在沂蒙妇女中有很多，方兰亭就是其中的另一位代表。她是苍山县的一名普通妇女，丈夫是共产党员，因为送情报被日军杀害并把他的头颅挂在村口示众。她忍着巨大的悲痛，接替了丈夫传递情报的工作。后来，她的家里住了一个班的战士，由于粮食不够，她又不忍心战士挨饿，就偷偷把自己只有5岁的女儿卖给别人当童养媳，换回20斤小米，第二天摊煎饼给战士吃。战士们知道她家已经没有米了，再三追问，她才把实情说出。一个班的战士们，齐齐跪在她的面前，泣不成声。后来，战士们赶紧凑钱把她的女儿赎了回来。[22]

其实，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沂南县东辛庄的王换于，精心护理全身80%被敌人烙伤的《大众日报》社的白铁华；沂水县桃棵子村的祖秀莲，冒着生命危险，将昏迷在该村南大顶子山的八路军战士郭伍士救到家中精心护理、治疗，使身负7处伤的郭伍士伤愈重返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更多的沂蒙妇女投入到这一工作中来。1947年7月4日，《鲁中大众》报道：一年内有100多万人支前，11万男民兵，4万女民兵坚持斗争。鲁南数十万妇女与其他群众万众一心，全力以赴承担起各项任务：筑路、搭桥；抢运、储藏、加工军粮；抢救护理伤员、慰问军队、赶制军衣军鞋；传递情报、侦察带路……云集鲁南的几十万大军，村村是营地、处处有向导、户户做后勤。

面对枪林弹雨，沂蒙妇女勇敢的承担起了救护伤员的工作，这种行为“超越了自身的感情，超出了小家的利益，也超越了社会传统的束缚”[23]，体现了沂蒙女性“爱党爱军”“对党忠诚”的优良品质。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沂蒙妇女从未动摇过。沂蒙人民从亲身实践中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英明伟大，并将这种发自内心的爱转化为实际行动。这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沂蒙人民所具有的立场坚定、方向明确、坚忍不拔、追求执着的崇高政治信仰。这正体现了沂蒙精神中“爱党爱军”的灵魂。

（2）奋勇支前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领导妇女更好的投入到战争中，山东党组织鼓励各地区建立妇女领导机构。在此背景下，县一级的妇救会逐渐健全。此后，妇女支前工作更有组织性，大大提高了支前工作的效率。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仅三个月的时间，山东妇女共做鞋72433双，袜子25690双，毛巾7051条，背包6280个，棉被450床，棉花500斤，子弹袋2270条，口罩5000个，衬衣衬裤410件，枪套85个……吃的东西有鸡蛋173770多个，肉700斤，羊7只，点心177盒。大米、白面、鱼、纸烟等均不在内，也无法统计。”[24]

淮海战役中，为了完成上级交办的筹粮任务，当时深受水灾困扰的郯城县人民群众宁肯自己煮野菜、吃树叶，也把粮食一瓢一碗的省出来，一车车送往前线。除了筹集粮食外，沂蒙妇女们还夜以继日地为部队磨面、碾米、做熟食。鲁中南第六专区数十万妇女，在一个月内加工粮食1000余万公斤。[25]滨海区数十万妇女，仅一个月内就加工了三批军粮，计2000万斤，并做到米中无糠无壳。

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许多优秀的沂蒙妇女代表。比较著名的当属“沂蒙六姐妹”。1947年6月10日，《鲁中大众》刊发的《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中，提到蒙阴野店区烟庄村，在孟良崮战斗前后，村里的全部工作由几个妇女担当起来，这几个就是后来被称为“沂蒙六姐妹”的张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为了完成上级的支前任务，常常忙得一天只吃一顿饭。她们一边动员妇女、儿童，抢运粮食和子弹，一边号召妇女们摊煎饼送给部队。虽然来回路途遥远，但她们总是一边唱歌，一边工作，完全沉浸在愉悦中。[26]

战争时期，面对敌人的威胁、物质的匮乏，在党的政策的感染下，沂蒙妇女敢于冒极大的风险支持革命、参与革命，是因为她们知道只有共产党、只有人民军队才能让她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山东党组织细腻的群众工作方式，让党群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是党群之间水乳交融的完美体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所在。这正体现了沂蒙精神中“开拓奋进”的主题。

（3）开展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我党为坚持长期抗战、战胜敌顽封锁、自力更生，争取最后胜利的一项既定方针。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1943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广大的农村妇女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广大妇女的努力生产与壮丁上前线同样是战斗的光荣任务。”[27]决定还指出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衡量妇女工作的尺度。27日，山东妇委通知各地妇救会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组织生产，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沂蒙地区展开。

一是抓纺织。结合沂蒙地区特色，党组织通过举办纺织训练班、搞纺织竞赛、树立纺织典型等方式促进纺织工作的开展，这在沂蒙地区掀起了纺织高潮，形成了“家家纺车嗡嗡响，村村布机唧唧声”的景象。截止1945年，沂蒙地区拥有纺车30175辆，织布15000余尺，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

二是抓农业。1945年，山东省妇联在给各级妇联、妇救会的经济号召中指出：“要广泛组织会员、妇女们努力参加后方生产，除参加纺织生产外，应积极广泛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28]在发动妇女加入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妇救会、识字班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一边自己加入到农业生产中来，发挥模范先锋作用。另一方面，号召、带领青年妇女参加开荒、打井、种树、春耕、夏收的集体劳动大军。在这其中，还打破了农村的一些旧传统，让妇女干起活来更有自信。比如莒南县石门亭的“抗日文化井”，就是山东文协实验剧团的男女成员共同劳动的成果。当时女同志和男同志一道堆石砌井，有的直接下井挖土，打破了妇女不能下井的旧习俗。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仅蒙阴县1249个互助组14468人中，妇女占1/5。[29]在集体劳动中，妇女们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她们把劳动看成非常光荣的事情。同时，她们的观念也在不断更新，视野在不断开阔，知识也在不断增长。大生产运动中，大批的沂蒙妇女由于投入农业劳动中，打破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局限，许多妇女通过这个活动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妇女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找到了生存的意义。这项运动的开展，冲破了敌人的封锁，对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后来的革命最终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沂蒙妇女的大生产运动体现了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品质，更是沂蒙人民含辛茹苦、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精神的具体体现。这正体现了沂蒙精神中“艰苦创业”的精神风貌。

（4）抚养革命后代

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因为贫穷和恶劣的医疗、卫生条件，婴幼儿死亡率很高。为更好的抚育下一代，1940年11月7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颁布《关于保健养病育婴等费用的规定》，写入“妇女生育时发放生育费20元”[30]，1941年增加到30元，1942年增加到40元。1943年3月11日颁布的《修正产妇保健婴儿保育暂行办法》规定妇女生育时发放“红白糖二斤，鸡蛋一百五十个，鸡二只”[31]。此外，根据地还开设了保育院。然而在那个年代，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很多沂蒙妇女主动承担起了抚养革命后代的任务。

“沂蒙母亲”王换于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更好的抚养革命后代，党组织接受王换于的建议，于1939年10月，在沂南县东辛庄成立了抗日战时托儿所。自此，她在做好其他抗日工作的同时，又挑起了抚养和照顾抗战将士子女的重担。为了掩护革命后代，保证他们的安全，能让他们健康成长，王换于一家先后夭折了四个子女。她用自家的巨大牺牲，换来革命后代的安然无恙。从1939年秋到1942年年底的三年多时间里，战时托儿所的41名孩子均健康成长，并陆续被父母和组织领走。1943年后，又有革命将士的45名孩子由王换于抚养长大，以后这批孩子又被陆续领走，最晚的到1948年才离开。抗战胜利后，山东保育小学600多名学生又安置在东辛庄，王换于全家受组织委托，又竭尽全力为保育小学服务。

以上所列仅仅是沂蒙妇女为革命胜利所做工作的一部分，其余工作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这些顾全大局、公而忘私、勇于奉献的沂蒙妇女，用自己最质朴的情感，用心浇灌这些“未来的革命花朵”。在党最需要的时候，她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家舍业，挺身而出，承担起沉甸甸的责任却从不要求回报。这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其实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身上所具有的品质是相同的。这正体现了沂蒙精神中“无私奉献”的精神核心。

四、弘扬沂蒙精神对提高农村妇女工作水平、改善党群关系的启示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32]这是对沂蒙精神的最高肯定和认可，对新时期弘扬沂蒙精神提出的新要求。

1、沂蒙精神的由来

新华社山东分社原副社长李锦最早提出九间棚精神，为沂蒙精神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989年10月，李锦在九间棚村调研52天，提出了九间棚精神，概括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无私奉献”。

1989年12月12日，临沂大众发表的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沂蒙精神”这一概念，其内涵被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之后，临沂地委号召全区继承和发扬沂蒙精神。当时，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社会思想极其混乱，党群关系发生严重动摇的危急时刻。沂蒙精神的提出与落实党中央关于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优势的要求相一致。因此，这一举动得到了山东省委的肯定和支持。

1990年2月2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到临沂视察，将沂蒙精神高度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9月，中办调研室赴临沂对此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写成了调查文章并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支柱》为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沂蒙精神为全国人民熟知。1997年，中共临沂市委、市政府广泛吸纳各界的研究成果，将沂蒙精神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33]

由此可见，沂蒙精神的提炼、总结、概括和升华，是一个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长期的动态的过程。

2、启示

根据地建设之初，由于国民党及顽固分子对共产党的长期歪曲宣传、封建传统礼教的影响，沂蒙地区的群众尤其是沂蒙妇女是不敢靠近共产党的。为了得到她们的信任和支持，山东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针对沂蒙妇女的需求而开展的文化教育培训工作，给封闭落后的沂蒙妇女打开了一条通往光明的大道。同时，鼓励妇女参政、参加大生产等活动，让沂蒙妇女的地位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她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共产党和根据地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这对做好今天的妇女工作尤其是农村妇女工作、改善党群关系有重要的启示：

（1）培养一支懂农村、爱农村、爱农民的妇女工作的干部队伍。应广泛吸纳社会各界女代表和优秀女性从事农村妇女工作，尤其应注重推选最美家庭、道德模范、巾帼志愿者等代表性人士。同时，应把培养妇女干部和发挥妇女干部作用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全局中通盘考虑，切实发挥妇女干部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产业精准扶贫中的作用，促进形成妇女干部队伍建设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良性发展的好局面。

纵观山东妇女工作的历史，培养懂农村的女干部至关重要。抗战初期，山东的妇女工作没有很好的开展，受到重重阻碍。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去农村工作的妇女干部大多是从部队中抽调出来的，而且大多数人并不情愿。这样的干部派到农村，工作成效可想而知。很快，她们便被广大农村妇女排除在外，工作根本无法开展。经过反思，在党组织的启发下，她们逐渐发现了自身的不足：在生活习惯、行动、服装上都与农村妇女不同，根本不能与农村妇女打成一片，更不用说妇女工作的开展。此后，她们转变工作作风，与农村妇女们吃穿一致，很快便与群众融为一体。

（2）摸准农村妇女工作的脉搏，引导妇女做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多数基层农村妇女的理论水平低、观念陈旧、自立意识差，在社会上属于“半失语”状态。因此，了解农村妇女所思所想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针对问题，有的放矢。要加强针对农村妇女思想动态的专题调研，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因人制宜、因时制宜，面向广大农村妇女大力普及文化知识，传播先进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妇女感受正能量并接受先进文化。在此基础上，了解农村妇女及其家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状况，切实为她们排忧解难，让她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树立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引导她们做自立、自强的新女性。

1944年，针对当时妇女工作的困境，莒南县委在经过充分调研后，制订了《莒南县委工作计划》，其中规定：识字班的教学内容可以根据群众需要现编现教，要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要经常讨论一些时政问题。而且考虑到当时妇女文化水平低，成年人接受思想教育不喜欢说教等因素，把要宣传的革命思想和动员群众做的工作编成歌谣教给学员。识字班所宣讲的内容大多是歌颂共产党，宣传妇女解放，鼓励拥军支前等主题。[34]通过这种方式，学员们的革命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激发了妇女参加革命的动力和斗争精神，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3）发挥妇联组织工作优势，引领妇女自觉践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

妇联组织与妇女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应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引导农村妇女明白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朴素道理，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妇女群众中要汇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认同。要深入开展“最美家庭”评选活动，发动妇女通过讲述自己和身边的故事，营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良好氛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给未成年人做好表率和引导作用。

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春风化雨方可润物无声。战争时期，沂蒙女性遭受重重压迫，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苦不堪言，正是由于山东党组织的优秀干部用春风化雨的群众工作方式，才让已经陷入“绝望”的妇女们逐渐看到了希望，进而迸发出内心无比坚定跟党走的信念。

抗战时期，沂水县朝阳官庄有个彭大娘，名字叫王步荣，她亲眼看到八路军尊重群众、爱护百姓的事迹，坚决跟着共产党走，把自己的全部子女送到部队。孩子们全部参了军，她自己则继续承担着生活和工作的重担。她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人家八路军千里遥远来咱这里打鬼子，图什么，还不是为了咱老百姓吗！我看的清亮的，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好日子过。[35]

迈入新时代，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仍然需要大力弘扬沂蒙精神，也需要广大女性的积极参与。在新时期要继续发挥妇女的积极性，激发广大群众的生产活力，就必须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的要求。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22、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3、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党的革命历史文献选编》（第3、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4、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10、2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38卷）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理事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版，

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45.10—1949.9）》，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

9、赵国卿：《砥柱中流，彪炳千秋——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军民抗战的历史贡献》，《理论学习》（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2015年第10期。

10、徐忠志，张建强主编：《永远的沙家浜精神》，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

11、临沂地区史志办公室编：《临沂百年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版。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莒南县文史委员会编：《莒南文史资料》（第1辑），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1989年版。

13、张侠主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鲁中南妇女运动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4、临沂行署出版办公室编：《孟良崮战役资料选》，1980年版，

15、张红云：《沂蒙山区民众组织与革命动员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6、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齐鲁红色文化讲坛演讲录》，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17、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

18、韩贺南、王向梅、李慧波：《中国妇女与抗日战争》，团结出版社，2015年版。

19、李洪彦，李克彬主编：《沂蒙革命故事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20、殷学继：《沂蒙妇女的品格特征摭谈》，《岱宗学刊》2005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