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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沂蒙精神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研究

时间:2018-11-14 16:08:47  作者:陈泽华  来源:  查看:3022  评论:0


 

 

在沂蒙这片热土上,山东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将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统一起来,将中国革命的胜利与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统一起来。人民群众在反复比较中,从开始认识党、逐步相信党,到彻底选择党、一心紧跟党,最终汇聚成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强大革命洪流,铸造了以“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为核心的伟大的沂蒙精神。这是党和山东人民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经受考验、战胜危险的独特政治优势和不竭力量源泉。

一、沂蒙精神的孕育历程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过程是一致的
  抗战时期,是一个在侵略者践踏蹂躏下的大动荡年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年代。在山东,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伪政权借曲线救国之名愚弄人民,国民党政权以抗日救国之名搜刮人民,会门游杂武装打着抗日旗号敲诈人民,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心实意为了人民。人民群众在战争磨难的反复比较、体验中,找到了给他们带来光明前景的最可信赖的政治力量——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沂蒙精神的孕育过程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不断深入过程是一致的。
   
(一)
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复杂环境中开始形成抗战初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求得暂时苟安和保全实力”[1],稍作抵抗即率十万大军南逃。至19385月,山东全境沦陷。其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任的100多名专员、县长弃城携款潜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土匪、民团、会门武装趁机而起,伪军和伪组织纷纷建立,“同时压榨群众之条件,民众深切感受之痛苦”[2]。中共山东党组织毅然担当起了领导全省人民抗日救国的重任。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6月,组织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等遍及全省的数十起抗日武装起义。起义部队扛起土枪、长矛、大刀与日伪军作战,不久即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攻克县城15座。如,黑铁山起义部队,一战长山县城,俘获全部伪军,二战小清河,伏击日军汽艇,击毙敌官兵12人,三战白云山,毙伤敌百余人。不足一个月三战三捷,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人民群众誉为“菩萨部队”。“天兵天将袭长山”“菩萨部队炸汽船”“神兵激战白云山”等等神话般的故事,在民间广泛传颂。到1938年底,起义部队发展成为拥有2.45万人的抗日游击兵团,并创立了十几块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抗日救国为旗帜、以民族大义为共同利益目标的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开始确立。

(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艰难困苦中初步发展。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把大部主力转向敌后战场。侵占山东的日军连续实施“肃正作战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区“扫荡”,实行“囚笼政策”。继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也深入敌后抢地盘、抓政权,委任专员、县长近百个,收编游杂司令数十人,控制地方武装15万,并以共产党政权“不合法”为借口,积极反共限共,不断制造袭击、残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的摩擦事件。19393月,罗荣桓、陈光率八路军第115师入鲁,在樊坝、陆房、梁山三战三捷,打击了日伪军,震慑了顽固派,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信心。在山东纵队和各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辟和扩大了冀鲁边、鲁西、泰西、湖西、鲁中、鲁南等抗日根据地。而以沈鸿烈、秦启荣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所控制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大多数军纪败坏、游而不击,逐渐失去了当地群众的支持,时有“油饼队,吃饱睡,鬼子来了往后退,鬼子走了来收税,秦启荣不是好玩艺!”的民谣。沈鸿烈及其委任的地方政府官员也在19396月日军鲁中大“扫荡”中纷纷弃职潜逃。领导人民抗战的历史重任无可选择地落到了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共山东党组织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军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不仅抗日根据地内的一些开明士绅、中小工商业者积极同共产党合作抗日,而且大批名流学者、爱国进步人士也先后来抗日根据地工作,壮大了抗日力量,推进了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到19407月,根据地内成立了9个专员公署、6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及300多个区乡抗日政府。抗日民主政府实行民主政治,统一财政经济,减轻群众负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根据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之下得到初步发展。

(三)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正确方针下得到巩固。1941年春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扫荡”“清剿”“蚕食”“封锁”,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活动相结合的总力战。同时,对国民党政府继续采取诱降方针,诱使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队投敌。在日伪军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击和封锁下,山东抗日根据地遇到严重困难。此时,“抗日民主政权还未成为真正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权。上层是党包办,下层不少是地主、士绅包办。”“群众未能感觉到自己是主人,是执政者”[3],作为巩固政权、军队和根据地,以及发动群众中心环节的减租减息也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工作基础薄弱的状况暴露出来。19424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深刻总结了正反两方面斗争经验,确定了“在当前,减租减息是山东的中心工作,所有工作都围绕这一中心来做”[4]的任务。此后,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在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巩固。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在大好形势下提高升华。19437月,国民党鲁苏战区于学忠部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撤出山东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东军民承担起独立支撑抗战大局的重任,到1943年秋冬,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明显好转,党群关系也逐渐成熟起来。山东分局发出多项指示,要求贯彻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军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加强根据地建设和对敌斗争,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党的建设等多方面采取加强党群关系建设的措施:继续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深入开展民主运动,改造县及行政区的参议会和民主政府,改造村政权;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属公约,开展双拥运动;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文化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在战略反攻中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威力。

到抗战胜利之时,山东军民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的山东部分,人口3000余万,占全国解放区总人口的1/3;党员30余万,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4;军队33,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1/4;歼敌60余万,占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歼敌总数的1/3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占全省90%的地区实行了土改,2000万农民从地主、富农手中获得3000万亩土地,翻身做主人的光明前景进一步展现在人民群众的眼前。“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一床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首当年的歌谣,成为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支前,保卫胜利果实的真实写照。4000万人口的山东,就有1106万人次的支前大军,100万山东青年参军。

在这一时期,以人民为中心思想逐步确立巩固的同时,沂蒙精神也得到了最终升华。

二、铸造沂蒙精神的根源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山东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实现人民利益甘于牺牲、不懈奋斗,这种牺牲和奋斗越来越被人民群众所认可、所珍视,并转化为对党的高度信任,进而呈现出毁家纾难、参军参战、踊跃支前,用生命保护党的干部、用乳汁抢救八路军伤员等甘愿奉献一切的崇高精神。

(一)实行减租减息、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让人民群众在经济上切实得实惠。在抗日根据地内,山东党组织着眼于减轻群众负担,废除了旧的田赋和苛捐杂税,实行了统一的财产所得累进税制度,制定了适应不同地区情况的甲、乙、丙3种实施办法,建立了公平负担的救国粮统一征收制度。此后不断修订完善,人民负担逐年减轻。“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各阶层1943年较1942年有所减轻,1944年较1943年减轻了10%至20%”[5]。在普遍减轻人民负担的同时,为了让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切实得到利益,山东分局于19425月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发布了减租减息、租佃借贷等条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群众运动。到1944年底,根据地内23417个村庄,有63%进行了减租减息[6]。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党在根据地内发展经济、减轻群众负担的又一重要措施。从1941春至1943年春,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3次精简,精简后的脱产人员占根据地总人口的2.4[7]。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军队、机关人员一齐动手,种田织布,从事生产劳动。据不完全统计,自19441月到19458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共开荒和扩大耕地70余万亩。1945年根据地粮食增产6亿多斤,棉花种植面积发展到151.3万余亩,棉花产量达32.8万余担。[8]人民群众生活得到较大改善。

(二)实施民主选举、实行“三三制”、改造村政权,让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真正当家作主。19402月,山东分局设立政府工作部,并要求各级政权的成立,应尽一切可能发动群众民主选举。6月,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此后中共山东党组织除在新开辟地区建立政权实行委任制外,在根据地内普遍发动群众民主选举政权。到19407月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已有一半以上由民主选举产生。自1941年起,山东党组织着眼于乡村政权的彻底改造,在根据地内取消乡一级政权,建立以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实行行政村制,村政权由村民直接选举。由于农民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就采用“豆选”等办法。到1943年冬,全山东抗日根据地对县以下各级民主政权进行选举,同时,建立并改造了各县参议会,将参议会建成名副其实的民意机关,并彻底改造村政权。山东党组织在根据地内还开展了宪政运动,除“如何改造村政外,并使群众懂得民主就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来反对封建的压迫和束缚,使群众自觉了解自己的主人翁地位”。[9]

(三)开展冬学运动,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让人民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在根据地内,山东党组织制定了开展宣教文化工作的指导意见,颁发了宣教工作建设方案,建立健全了行政教育机构,各种宣传、文化、教育活动发展起来。从1940年冬天开始,山东抗日根据地根据每年的任务变化颁布冬学运动方案,掀起了冬学运动热潮。根据地还颁发《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确定了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县设民众教育馆,区、乡设中心俱乐部,村设俱乐部,要求广泛开办识字班、夜校、补习学校、短期训练班,设立图书馆,组织流动图书馆等。各抗日民主政府、群众团体不断加强组织,根据地内呈现出“村村办夜校,家家读书声”的全民性的学文化热潮。冬学运动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后来,季节性的冬学改为常规性的民校。1944年,仅莒南、莒中、日照3县参加冬学人数就达到399974人,其中莒南县14万人,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56%,莒中县仅横山一带就办冬学96处,学员3000余人;妇女识字班102个,学员达1900余人。冬学运动把文化教育和抗战教育、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使广大人民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在进行社会教育的同时,根据地内每村建立1处小学,每乡建立1处中心小学,为解决劳动与学习的矛盾,滨海等地创造性地建立了“庄户学”。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如滨海区莒南县业余剧团达110个;鲁中沂南县的业余剧团亦达110个,胶东区农村剧团相当普遍。[10]

(四)组织群众团体、开展双拥运动、救济贫苦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改造社会的主体。中共山东党组织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成立了各级工、农、青、妇以及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抗日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并制定了群众组织工作条例。“据19436月统计,根据地中建立群众组织的村庄占根据地村庄总数的62%;有组织的群众占人口总数的32%。”[11]组织起来的群众增强了改造社会的主人翁意识,在改造民主政权、减租减息运动、保家卫国斗争中积极参与,发挥了主体作用。深入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先后作出了关于拥军与拥政爱民工作的指示、关于拥政爱民的决定、关于拥军工作的训令,订立了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属公约。拥政爱民公约规定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群众工作,坚持经常性的为民服务活动;拥军优属公约规定政府和人民帮助军队进行训练和生产,对驻军伤病员、残废军人及抗日人员家属和烈士家属,经常给予各种照顾和慰问,并确定每年农历1月为拥军月。双拥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为救济贫苦群众,先后作出救济与抚恤泰山、清河两地区被敌烧杀掳掠的人民、救济敌占区逃来难民、救助从东北返籍的劳工、救济1944年春荒等一系列决定和指示,保障了困难群众的生活,改善了民生。

(五)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通过党员作风的转变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中共山东党组织针对抗战爆发后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党员成分发生重大变化的实际,注重加强了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执行《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各地党组织普遍开展了组织整顿工作。加强党员政治思想教育,开办了各级党校、各级干校,以及各种形式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建立了党支部日常教育制度,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理论素质。开展整风运动,先后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央整顿“三风”指示的决定》、《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对各个阶段的整风运动进行部署、协调。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先后下发关于生产节约的指示、在生产节约中实施公私兼顾方针的指示,并着重在区村政权的税收人员及生产管理人员中开展反贪污浪费斗争,同时作出不得向民众随意索取款项、粮食、鞋袜用品、随意支差等规定。这些措施,进一步促进了党员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增强了党的凝聚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现实体现

沂蒙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爱党爱军、无私奉献”,来自于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为人民而奋斗的自觉意识,来自于人民群众对党的高度信任和坚定信心。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向导。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12]。这一崭新思想充分体现了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准确把握和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刻认识,进一步阐明了人民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人民主体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发展观。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是坚持人民至上,实现途径是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13],根本保证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关键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贯彻落实五大发展新理念、实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坚持从严治党,强化责任担当,提高党员干部素质,改进工作作风,确保党始终与人民心连心,永葆党的本色,才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当代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最高追求,以实现人民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党的七大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正式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进党章,要求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为民谋利、为民造福,都必须用心倾听人民声音,了解人民需求,与人民一起工作。九十多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践行,我们党才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在革命和建设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实践已经证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胜利的根本经验和根本保证。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落实发展新理念,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牢记党的性质,践行党的宗旨,坚持人民至上,承担起当代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取决于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习近平指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成为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要提高运用理论创新成果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能力。习近平指出,“新发展理念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要深学笃用,通过示范引领让干部群众感受到新发展理念的真理力量,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历史学,多维比较学,联系实际学,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14]。真正从思想上把发展的方向、发展的目的搞清楚,把发展的目标、发展的方法搞对头,努力把新的发展理念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工作举措,转化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实际成效。二要提高贯彻“三严三实”要求、落实改革发展任务的水平。践行新理念,落实新任务,关键要有好的工作作风、好的精神状态。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以严的精神改进工作作风,以实的干劲抓好任务落实,以高度政治自觉落实中央的各项部署,自觉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敢于攻坚,敢于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推动改革发展。三要提高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群众路线是落实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法宝,必须始终坚持,着力提高;必须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必须强化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聚焦人民利益,做好群众工作,自觉摆正同群众关系,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不竭力量支持,确保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许多新要求,为牢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供了政治保证。我们要认真贯彻全面落实。一要加强思想建设,强化宗旨意识。为民服务是党员干部的安身之本。习近平强调,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论怎么改革,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要在各级干部中开展宗旨教育,加强思想建设,强化宗旨意识,切实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发展理念和发展思想。二要加强作风建设,从严管理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坚持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干部,切实做到为民用权,为民谋利,坚决改变当官做老爷、以权谋私、以权压民的工作作风,坚决改变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效率和水平。三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的关系。贯彻从严治党“八项要求”,落实从严治党各项任务,坚决查处损害人民利益的各种腐败现象,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为人民服务,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更贴近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感情,更符合人民的期盼和需求,从而为推动发展获得源源不竭的力量支持,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才能建立起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得到巩固,沂蒙精神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

 

 

(作者单位: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1]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2]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3]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61页。

②中共山东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252页。

[5]《山东抗日根据地合理负担政策论述》,《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第94页。

[6]中共山东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7]中共山东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8]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

[9]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6页。

[10]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1页。

[11]丁龙嘉:《重整齐鲁河山——山东人民抗日战争纪实》,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12]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114

[13]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114

[1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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