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在建设发展过程中，为了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党风廉政建设实践，密切了党群关系，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为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史为鉴，今日之师，在实行“四个全面”战略的今天，在为实现“中国梦”而顽强拼搏的新时代，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分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廉政文化古今中外早已有之。沂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已为国内外研究界所瞩目。国内长期以来将沂蒙文化作为红色文化、革命文化开展研究，并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开展廉政文化建设是其目的之一。其实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以反映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为题材所开展的文化教育、红色旅游活动，其程度不逊于中国，如法国政府就专门制定政策将与当年盟军登陆有关的各个景点都列为历史文物保护的范畴，巴黎公社墙和英烈墓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红色纪念地。

一、优秀传统文化在沂蒙地区廉政文化建设中的理性表达

传统廉政文化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周礼》一书中就有“六廉”说，从善、能、敬、正、法、辨等六个方面来考核官员政绩。“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廉”在古代社会是立国四维之一，可见廉的重要性。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沂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借用了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宝库里的无数瑰宝，从而在廉政建设中取得了卓越成就。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被革命文化激活，成为廉政文化建设中的有效载体。优秀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得以被挖掘，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理性表达，极大地促进了廉政建设。

儒家文化包含丰富的廉政内容，主要集中在伦理学思想里，如礼、仁、义、廉、孝等，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跟儒家的“德治”不同，法家主张“法治”，把廉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墨家主张“节用、节俭”。凡此种种都体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表达，基本上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节俭而治”等。

1.儒家的“德治”思想的理性表达。儒家在治国理政上的主张是“为政以德”，一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德”，也就是君子品格，为政者必须是君子而不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古代对君子的要求颇严，要求为政者必须做到“见利思义”，在物质诱惑面前必须先想到“义”，从而克服掉自己的欲望，达到廉洁的目的。“义利之辨涉及到官员行为的深层动机层面，决定了执政行为的有效性和能动性。”[[1]]孟子对“义、利”作了详细的分析，以舍生取义的观点表达了义的重要性。儒家义利之辨的结果是义为公，利为私，从而为廉政建设定下了基本原则：公而忘私和大公无私原则。在“义”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仁政”，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荀子提出“立君为民”，无不体现了“义”的思想，是“为政以德”的具体体现。

2.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的理性表达。道家思想充满了辩证法，认为事物有无相生，物极必反，凡事是相辅相成而又相互转化的，福祸也是能够相互转化的。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核心是尊重自然规律，不是要求人们都不要去做，而是要求人们以自然为法则，反对人的胡作非为。道家反对人的“恣意妄为”对今天的廉政建设意义在于，公职人员要严格自律，尊重科学规律和自然规律，不能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凭头脑发热去盲干、蛮干，对治理的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有很大的启发。

3.法家“法治”思想的理性表达。法家重视严刑峻法，提倡法律的规范和威慑力，主张通过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严刑重典建设廉洁政治。在人性论上，法家跟儒家的“人性善”论不同，认为“人性恶”，“好利而恶害”和“就利而避害”是人的本性，所以必须用重刑来达到威慑的目的。

二、沂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出现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

    1.日本人妄图在思想上奴化山东人民

“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山东沦陷后，由于其自身重要的地理位置首当其冲成为日本进攻的目标。日本在山东省进行军事行动、政治渗透和经济掠夺的同时，大力推行各项奴化教育措施。1938年初山东大部分地区沦入日军之手，以马良为首的山东省公署于3月成立。伪政权的奴化教育从1937年到1945年。(1)山东省公署：是在伪“济南治安维持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日军侵占山东后建立的汉奸政权，自1938年成立至1945年瓦解，存在了7年多的时间（1943年8月改为伪“山东省政府”）。（2）青岛特别市公署：1938年3月，山东省公署成立时，青岛市仍保留治安维持会机构，直属伪华北临时政府。随后伪华北临时政府任命赵琪为青岛特别市市长并授命组织伪政府，成立青岛特别市公署。（3）山东新民会：1938年7月2日在济南成立，与日本随军宣抚班联合，为确保治安、奠定伪政权社会基础的需要，在广大沦陷区内开展奴化宣传，到1940年4月，山东省指导部与宣抚班合并，改组为新民会山东省总会，伪山东省公署省长唐仰杜任总会长，归属于伪政府。

不论在前线还是占领区，日本均是有计划的摧残着中国的教育文化机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山东省内很多欧美国家兴办的教会学校遭到破坏，校舍财产被掠夺，学校被强占，很多教师被关压押。日本侵略者深知书刊报纸、广播在传播抗日进步思想方面的作用，因此对这些传播媒介查禁得特别厉害。敌寇除了大肆杀害我学校师生外，同时又别有用心地建立和扶植各种伪政权、伪组织，并通过这些伪政权来施行和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措施，妄图以此来培养顺从和甘心屈服于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顺民。日军在占领区开会讲演，举办展览，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鼓吹“中日亲善”、“共同防共”，诋毁中国军民的抗日救国活动，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灌输亲日思想，炫耀日军侵略战绩，对占领区的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他们还清除抗日书籍、标语、宣传品和国民政府有关的物品、标志。日军宣抚官还经常到各级学校训话，向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新民会的本质：伪政府还为新民会的存在和发展编造了一套理论——新民主义，它以儒家理论为主体，将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亲乡平国治天下、克己复礼等思想剽窃滥用，并掺杂日本法西斯主义、利用性善论鼓吹中日亲善从上述新民会组织和工作来看，新民会是一个贯穿于伪政府和沦陷区民众的实践团体，它是东亚新秩序的建设主力，是反共灭党思想运动的主潮，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吹新民主义，建设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抵制共产主义和国民党的影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教化广大人民接受日本的统治，把建国精神普及到人民大众中，建立自己所谓的王道乐土。“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理”。伪政权遵从日本的指令，从不同方面发挥教育的功能：一方面把中国的伦理道德与日本的“东亚共存共荣”揉合在一起，向人们灌输日本侵略中国合法的理念，培植适宜于其傀儡统治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强化教育管理，把学校纳入战争体制，培养维持长期战争的后备力量，以加强其奴化统治的政治基础。伪公署制定的《山东省教育主旨》中大谈所谓“传统道德”，鼓吹“忠”“孝”“友”“和”，目的在于抹杀民族矛盾，消弭民众的反抗情绪。该《主旨》的核心是所谓“爱国家，爱东亚”，宣扬“中日同文同种”，宣扬“东亚文化”，制造“中日一家”的假象，日本搬出孔子的名义，寄希望于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发扬光大，大力倡导尊孔读经，日伪当局想用封建伦理道德来束缚学生的思想，以供他们奴役驱使。

2.官僚主义及贪污腐化问题

    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和政权部门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有的党员认为“老百姓是不能动员说服的，非强迫玩硬的即办不成事”[[2]]山东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控制地区纵横交错，部分党员干部受国民党人员工作做派的影响，出现了作风问题，甚至有些政治不坚定者经不起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诱惑，出现叛逃现象。更有甚者认为“只要赞成八路军，政治上无问题，不管地主、富农都可以入党”[[3]]“在党内严重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的作风；党的思想斗争有着严重的偏向。”[[4]]

三、沂蒙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

1.发动群众——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大众日报》发刊词阐明了该报宗旨：“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宣传抗战，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5]]党的群众路线要求党员干部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民群众对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现、检举、揭发，可以有效杜绝一些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党风廉政建设中一种强有力的监督方式。山东分局规定“对于政府行政不妥当的地方，可直接或经过自己的代表向政府建议。”[[6]]1940年8月颁布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中明确人民群众享有参加民主政治，参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人民大会、人民代表会等各级民意机关有选举行政官员、制定政纲法令、罢免不称职官吏、复决行政官吏政令的职权。1941年11月颁布的《人权保障条例》，进一步从法律上规定了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必须受到保障，无论男女、职业、种族、宗教、阶级，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在法律上、政治上确定人民群众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一律平等，这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监督的基础。

2.开民智——建设知识武装群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为着提高沂蒙根据地妇女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7]]。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开始在沂蒙地区传播战国时期，“孟氏之儒”的创立者孟子和“孙氏之儒”的创立者荀子皆曾在沂蒙地区游学自古以来，由于长期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广大沂蒙人民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在农村中很少有人能上得起学，文盲问题十分普遍。买卖土地订契约，红白喜事写帖子，都要跑出好远的路，请先生帮忙。“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讲平等、推翻剥削阶级等正好和沂蒙人民的信念相合，所以沂蒙人民很快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并表现出极端的忠诚”[[8]]“为了加快根据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山东省战工会和各救总会发出通知，号召从11月起至翌年2月，普遍开展冬学运动，要求各级政府和群团组织，要把教育作为当前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中心工作之一”[[9]]

3.重女权——建设男女平等文化

1925年至1928年，奉系军阀张宗昌对山东区实行文化专制，抵制新文化的发展，沂蒙地区的妇女教育一直处在落后的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男子涌向革命前线，由于人力的消耗，生产量减少，要补救这一点，必须动员广大沂蒙妇女来参加生产运动。“而且妇女占总人口之半，她们的力量非常之大，所以必须号召女子来参加生产，增加产量”[[10]]“号召妇女参加生产首先要认识参加生产是要服从战争的，由于敌人抢掠，焚烧，以及对农村经济物力的破坏，沂蒙根据地受到敌人的摧残，为了补救充实这方面的力量，我们必须号召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解决军民需用”[[11]]1940年中央妇委关于开展妇女工作问题给山东分局作了如下指示：“必须从妇女运动开展中吸收先进的妇女入党，认真教育和培养大批的党员和非党员的妇女干部，如有可能，望送一批妇女干部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注意到上层妇女统一战线，在妇联会代表中，应注意各方面有威望之妇女当选；妇联与促进会应与外面多取得联系，多作对外宣传；注意帮助开展没有我们政权和军队的地区妇女工作。”[[12]]通过出版刊物，如《妇女前哨》、《妇女呼声》、《妇女大众》、《妇女解放》、《妇女吼声》等，扩大了妇联的宣传，教育了广大妇女群众。此外，还创作了一些戏剧，编印了一些小调，如缠足女子叹五更，老大娘纺花，送郎上战场等等，这些小调在妇女中流行，对妇女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

通过识字班、冬学、庄户学等识字扫盲教育,使广大妇女学会写路条、写信等，有力的推动了沂蒙根据地的建设工作。“要广泛组织会员、妇女们努力参加后方生产，除参加纺织生产外，应积极广泛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13]。莒南县成立的纺织指导所，形式灵活多样。有的是不定期、不定点的教学，即由妇女干部带着聘请的纺织能手和纺车到各村去义务劝纺教织，传授纺织技术。在沂蒙地区还到处流行着：“小纺车、吱吱响，隔壁大嫂真是强，又纺线，又站岗，还送丈夫上战场。大嫂说：我在家里多生产呀，你在外面多打胜仗，又生产，又打仗，咱们家中多荣光，早早打走小东洋。”据统计，1944年上半年沂蒙山区的妇女依靠纺织使4000名难民获得了衣食，八路军战士全部穿上了解放区生产的草绿色军服，军民关系进一步密切。

教育内容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和政治运动密切配合，对沂蒙妇女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当时根据地正在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她们就在一起讨论“谁养活谁”、“翻身靠神还是靠自己”等问题，“好爹娘送儿上前线，好妻子送丈夫把军参”、“宁为抗日阵亡将士的遗妇，不做逃避参军懦夫的娇妻”、“宁为死难者的孤女，不做活汉奸的掌珠”等等。莒南金沟官庄大剧团根据纪某的母亲虐待儿媳妇一事编演了一出《苛婆婆》，纪某的母亲及村里有这种封建思想的婆婆看过戏之后马上改变了过去的态度。举办了妇女干部培训班、识字班、冬学、庄户学、夜校、民中共山东省委为了培养各方面急需的干部，于1938年7月，决定成立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随后，苏鲁边干校、沂水分校、各地县短期培训班应运而生，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代新人，其中包括大批妇女干部。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历史与文化产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