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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沂蒙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视角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时间:2018-11-14 16:18:34  作者:崔玉晓  来源:  查看:69  评论:0

 

 

沂蒙革命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作为一项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时期的开拓性事业,有别于其他年代和地区的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其独特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沂蒙妇女经过解放运动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呈现出新的精神风貌,发挥了巨大的潜能,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今,中国处于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要求全党上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沂蒙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个重要体现。重温那段历史,可以从中汲取宝贵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激荡思想,净化心灵,增强宗旨意识,使党员干部永葆一种昂扬向上的力量。

一、沂蒙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

(一)沂蒙根据地妇女家庭和身心解放运动

几千年来妇女受帝国主义及封建制度之双重压迫和束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还没取得平等地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上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落后习惯,什么“三从四德”“男死守贞”,很多女子从十几岁出嫁即因男死而守寡到老。女子生活非常痛苦,“缝衣煮饭,养儿孵蛋”好像就是她们的任务,其他的事情就没有资格做,不能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提高到与男子平等,而一切依靠男子过活。不仅如此,沂蒙女性还要忍受缠足、生育等身心更深重的苦难。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建立后,党组织和根据地政府做了大量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妇女的群众工作,妇女解放的大潮终于席卷到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孔孟之乡。

1.改善沂蒙妇女家庭婚姻生活

婚姻自古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沂蒙地区包办婚姻、早婚、换婚、纳妾、童养媳等多种畸形婚姻形式存在。男人对付女人的规矩是“打”。沂蒙民间有俗语“打倒的媳妇,揉倒的面”。在夫权制统治下妇女只有顺从、忍受,遭受虐待、买卖甚至生命威胁时有发生。妇女没有自由选择婚姻的权利,即使其丈夫死后,身边没有子女,也不得再嫁,被迫守寡。毛泽东曾说:打破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建立男女平等自愿的新婚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根本义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的变迁,特别是中共带来的革命运动给沂蒙妇女改变自身的婚姻家庭状况提供了机会,部分进步妇女逐渐实现了从父母包办婚姻、童养媳到自择配偶、自由结婚的转变,已婚妇女也逐渐提高了自身的家庭地位。这一转变促使女性主体意识有了某种程度的萌生,从而调动了沂蒙妇女参加根据地建设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山东根据地建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1942年的《晋冀鲁豫婚姻暂行条例》、1945年的《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和1949年的《修正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等,明确了平等自愿、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保护了妇女的切身利益。沂蒙妇女遇到婚姻问题时,也学会向法律、向根据地政府寻求帮助,以求得现实的婚姻幸福。193911月,沂南县九区19岁的刘乃兰被父亲和继母卖给蒙阴县一年逾五十的富农作妾,为维护女权,区政府及妇救会召开群众大会进行了公平处理。

2.放足运动进一步深入

缠足,给沂蒙妇女带来种种痛苦,“小脚一双,眼泪两缸”这句俗语便是缠足对妇女带来痛苦的真实写照。放足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经在各大城市兴起,沂蒙地区也开始提倡放足。例如沂水县国民党政府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严令放足,并派女学生下乡查验,发现未放足者罚款大洋一元。但有的验后随放随缠,收效甚微。1935,临沂也成立放足委员会,提倡妇女放脚。但缠足之风始终未断,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仍顽固地发挥着作用。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进入偏僻封闭的沂蒙地区,才把禁止缠脚、强制放脚的宣传传到山区,缠足风气才逐渐开始改变。在中共的深入宣传下,中国共产党持续的、深入群众的放足宣传,加上妇女团体的大力贯彻执行和参与生产的需要,自抗日战争之后,沂蒙广大妇女逐渐转变“小脚美”的旧观念,出现了妇女自觉放足的行动,15岁以下的女童不再缠脚,约束沂蒙妇女千百年以来的缠足陋习开始废除。

3.倡导剪发运动

抗战时期,沂蒙地区女性是否剪发成为“革命”的身体标志。日军、国民党都曾以是否剪发来判断一个女性是否为中共的积极分子。为了保护外来女干部,沂水县王庄18岁的女共产党员、识字班队长朱凤兰发动识字班的女青年每人献出一缕头发,为八路军女干部都梳上假辫子,躲过了日伪的搜查。沂水县的赵传春还动员村中妇女们把梳头时掉下来的长发积攒起来,扎成几十条假辫子,专门为我女干部梳假发用。[1]

(二)沂蒙根据地妇女文化教育运动

针对沂蒙地区妇女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现状,山东抗日民主政府本着“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因地制宜,在沂蒙地区展开了扫除文盲、提高妇女政治文化水平和生活技能的文化教育运动,为此开办多种形式的教育。

1.妇女干部培训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需要大量有文化、懂政治的女干部来开展妇女运动。沂蒙抗日根据地通过办训练班和干部学校中招收女学员的方式,培养了沂蒙地区大批基层女干部。岸堤干校(山东省抗日军政干部学校)、苏鲁边干校、沂南分校所培养的女学生很多成为沂蒙地区妇女工作的领导力量。另外还有基层妇女干部的短训班,短训班的学员,多数成了基层妇女工作骨干,为建立区、乡妇女组织储备了妇女干部。她们到各村宣传抗日,组织妇女学习、生产,成为基层妇女中的核心力量,为沂蒙地区妇女运动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2]

2.妇女识字班教育

抗战时期,沂蒙抗日根据地在成人妇女中广泛开展扫除文盲、妇婴卫生等的教育活动。“识字班”是沂蒙妇女民众最为普遍教育形式。“识字班”的主要成员大多是农村未婚女青年。1943年莒南县全年不断上课的妇女识字班有520多个,参加者15700余人,占莒南全人口的约2/25。到1945年,全鲁中解放区妇女识字班5000多处,学员约12万人。识字班不仅是一种学习组织,更是党组织、妇救会的得力助手,识字班把年轻妇女集中、团结在一起,提高了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促进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开展。在解放思想、争取婚姻自主和拥军支前、动员参军、救护伤员、生产劳动等各项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3]

3.冬学

1942117日,山东省战工会发布冬学运动方案。11月以来,山东各解放区广泛开展冬学运动。根据地内大多数村庄都建立了民众夜校及妇女识字班。省战工会于7日发布《山东省一九四二年冬学运动方案》,提出:为适应目前政治形势与敌后斗争形势的需要,各地冬学运动应该是在现有群众工作基础上,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运动,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以巩固与扩大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战工会方案发布后,鲁中联办于11日召开文教联席会议,部署鲁中地区的冬学工作。滨海地区也随之贯彻了省战工会的决定,在全区开展了大办冬学的群众运动。1942年底,莒南全县办冬学127处,学员4665人,识字班23个,学员827人。蒙阴县有冬学89处,其中男校77处,学员2008人;女校12处,学员328人。冬学和识字班等形式深为沂蒙根据地人民所接受,有效地组织了广大劳动人民,使沂蒙妇女不仅从中学到了文化知识,而且也普遍受到了革命教育,提高了思想觉悟,这对于巩固和发展沂蒙抗日根据地有着重要意义。[4]

4.庄户学

庄户学是一种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效地解决劳动与学习时间相冲突的一种教学方法,最早在莒南县创办。在开展农村文化教育的过程中,从一般的冬学、识字班到“庄户学”,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名称的改变,而是在原有群众教育的基础上,对教育内容与教学方式所作的改革,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得更密切,与群众联系更加强,“庄户学”也成为沂蒙根据地普及农村妇女教育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三)沂蒙根据地妇女经济运动

根据地切实保障妇女的经济权益,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劳工保护暂行条例》中有专门的女工保护条款,规定男女工要同工同酬;1945年的《山东省女子继承暂行条例》规定女子在婚姻、继承中拥有财产权;1946年《实行土地改革的指示》规定,在土改中女子同男子一样拥有分得土地的权利,妇女出嫁或改嫁时分得的土地自由支配。1947年底,中央就发动妇女参加土改发出指示:主动及时地加强发动妇女参加,使受压迫的妇女大翻身。沂蒙妇女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成为土改斗争的重要力量,她们和男人一样查田、分地、分浮财,巩固了妇女的经济地位。

1.实施“双减”,改善沂蒙妇女经济地位

山东根据地政府响应中央的号召,于19401111日,公布了《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在政策的指导下,沂蒙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妇女们尤其是妇女干部也不落后,在“双减”运动中起着组织和发动妇女群众的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央妇委下达了“四·三”指示后,妇女干部主动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深入扎实的开展工作。她们有的积极报名参加了“减租减息”工作团,有的在当地发动妇女开展斗争,以她们那朴实的工作作风、细腻的工作方法,不畏艰险、不怕困难,采用各种方式,如拉家常、扭秧歌、开会等,找准工作的突破口,打开工作局面。

2.妇女参与“大生产运动”

1943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指出:“在日益接近胜利而又日益艰苦的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生产、教育是当前的三大任务,而广大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沂蒙根据地妇女积极响应并参加大生产运动,提高地位、改善生活。

参与农业生产。随着抗日队伍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男子上前线了,后方农业生产落到了女人肩上。沂蒙根据地妇女冲破妇女极少数下地干活的旧习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沂蒙妇女不仅担负起部队后勤保障,还承担着农业生产,学会了耕田、播种、收割等农活。1944年,鲁南妇女们在党政军率先带头参加生产,植树8979棵,开荒929亩,帮助群众春耕的感染下,也加入农工业生产中来,积极开荒、种树、春耕、夏收等。被誉为沂蒙山区妇女生产战线上的先锋的南沂蒙的妇女,她们许多拿起镰刀、锄头,握紧剪子、锥子,鼓动着纺线车子,拧起了轱辘,推起了犁,紧张热情的参加生产运动。她们都百分之百的完成工作任务。据19413月份不完全统计“纺羊毛113斤,纺线998斤,植树531株,开荒100多亩,耕地五亩,种菜园五分。”当时在沂蒙就有这样的俗语“男支前,女生产,妇女胜过半边天。”可见妇女在后方生产中的作用之大。

发展纺织手工业。1942年沂蒙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各级妇救会响应号召,组织广大妇女成立纺织小组。在1944年底莒南县的纺织合作社发展到128处,纺织小组1353个,拥有大小织布机1240架,平均每村两架并拥有纺车11724辆。到1945年,沂蒙全区拥有纺车30175辆,织布15000余尺。呈现出“家家种棉花,户户忙纺织”的繁荣景象。涌现出邢洪芳、徐恒芳等很多纺织模范。沂蒙妇女们辛勤的纺织,对解决抗战将士的穿衣问题及妇女自身生活的改善产生了重大作用。

二、从沂蒙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认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抗战时期的沂蒙妇女运动,在民族解放中争取了自身的解放。抗日战争促进沂蒙妇女的解放,妇女解放对沂蒙地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妇女运动对抗战的贡献,“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这充分肯定了沂蒙妇女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善良、慈爱、坚韧、无畏的优秀品德,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铸就了沂蒙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要价值,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

(一)牢记初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为沂蒙妇女谋幸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沂蒙根据地,党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为沂蒙妇女求解放,为沂蒙妇女谋幸福,通过一系列的施政措施,切实减轻沂蒙妇女的负担,给她们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权益等。正是因为党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人民才坚定地跟党走,从而铸就了沂蒙精神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不谋而和,始终为沂蒙妇女谋幸福。

1.广泛发动沂蒙妇女群众,坚定理想信念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时刻关心沂蒙妇女群众冷暖安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同时,根据妇女群众需要和兴趣,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动员,创造了识字班、庄户学、妇女训练班等多种学习形式,向妇女群众普及文化知识,宣传党的政策和妇女解放理论。据19413月《大众日报》记载,鲁中沂蒙区已有冬学600处,学员18462人;识字班225处,学员4500人。到1943年莒南县全年不断上课的妇女识字班有520多个,参加者15700余人,占莒南全人口的2/25。沂蒙妇女群众在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为了人民得解放,让人民过好日子。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把党和沂蒙妇女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妇女群众树立起爱党爱军、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理想信念,铁了心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走,全区420万人中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人壮烈捐躯,户户有红嫂,村村有烈士,涌现出“沂蒙红嫂”明德英、“沂蒙母亲”王换于、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光辉群体,谱写出一曲曲惊天泣地的英雄赞歌。陈毅元帅曾深情感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

2.紧紧依靠沂蒙妇女群众,突出沂蒙妇女主体地位

革命战争时期,沂蒙妇女群众诠释出“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价值取向。她们立场坚定,追求执着,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从未动摇过;她们顾全大局、公而忘私、勇于奉献,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李桂芳等32名沂蒙妇女,跳入凉气袭人的河水中,火线架桥帮助八路军奔向战场;王步荣大娘动员四儿一女参军的事迹,编成歌曲刊登在1945年的《大众日报》上,被鲁中人民广泛传唱;年轻漂亮的识字班班长梁怀玉,在全村动员参军的大会上,发出了峥峥誓言:“谁第一个报名,我就嫁给谁!”女党员尹德美,舍弃骨肉、出生入死、精心养育革命后代,用一颗善良纯真的爱心,凝结成了儿女姻缘,鱼水深情……迟浩田上将曾深情地说:“孟良崮战役取得了巨大胜利,这和沂蒙人民的倾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我在沂蒙山区五次负伤,是沂蒙红嫂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千千万万个英雄的沂蒙妇女汇集成了一个称谓—沂蒙红嫂,从此,沂蒙红嫂成为沂蒙妇女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3.切实服务沂蒙妇女群众,为沂蒙妇女谋幸福

中国共产党在沂蒙抗日根据地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为人民群众服务,在感情上关心妇女群众,把妇女群众当亲人。时时感谢她们的养育之恩,处处关心她们的冷暖疾苦,事事惦记她们的所思所想,做到心里装着妇女群众,凡事想着妇女群众,工作依靠妇女群众,与妇女群众保持休戚与共的关系。在做工作前,多想一想是不是体现了妇女群众意愿;在工作过程中,多想一想是不是凝聚了妇女群众力量;在工作完成后,多想一想是不是得到了妇女群众拥护。只有这样,妇女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人、当亲人,打心眼里支持我们的工作。

(二)不忘使命,提高沂蒙妇女政治觉悟,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年代,通过在沂蒙革命根据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妇女教育活动,极大的提高了她们的政治觉悟,鼓舞了她们的抗日热情,她们积极参加动员参军、支援部队、掩护伤病员、瓦解日、伪军等革命活动,为抗战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动员参军

沂蒙根据地广大青年妇女在动员参军运动中提出了“宁为死难者孤女,不做活汉奸掌珠”的口号,老年妇女也发出了“宁愿儿孙当兵为国尽忠,不叫儿孙逃兵役膝下承孝”的誓言。各村妇救会专门成立了动参委员会和动员家属委员会,层层培养动参带头人,沂蒙抗日根据地呈现出“父母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感人场面。据蒙阴、莒南、沂水、平邑、费县、临沭、沂源等县统计,当时妻送郎、母送子参军者即有5459人。沂水县朝阳官庄妇救会长王步荣,1938年送二儿子参加了八路军,翌年二儿子牺牲后,她强忍悲恸又先后将大儿、三儿、四儿和三闺女送往部队,1945年,她又动员刚结婚不久的闺女婿参加了八路军。在她的带动下,这个仅有70户人家的小村,1945年一次就参军76人。王步荣为此被授予鲁中模范军属的称号,该村亦分别被县、区奖予“荣冠全区”的锦旗和“保国争光”的光荣匾。

2.支援部队

抗日战争后期,由于战役规模不断扩大,大批青壮年男子参军支前上了前线,支援部队的后勤工作就落在了沂蒙妇女的身上。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下,她们挑起了支援部队的重担。据不完全统计,全区妇女在抗战后的两年中就推米磨面2099950公斤,做军鞋15865万双,做军衣6万余件,涌现出许多支前模范。在19393月的孙祖战斗中,沂南县西高庄妇救会组织妇女上前线为八路军送水送饭,救护伤病员。当时创编的《九子峰战斗歌》曾唱遍沂蒙山区。歌词有:“满山的青草发了芽,老大娘前线来送茶,问一声八路同志辛苦了,打鬼子保家乡为了大家……”。在1942年的甲子山反顽战役中,莒南县曹家庄子妇救会长张秀菊带领全村妇女支前,烙了上千斤煎饼,做了千余双军鞋,并将煮好的鸡蛋写上鼓励战士杀敌的顺口溜送至前线,慰问八路军。为支援抗战前线,在鲁南涌现出了一大批支前模范—“鲁南五大娘”。周大娘方兰婷,是兰陵县金岭镇东盘石沟人,她的丈夫周振苍为共产党送情报,被日军杀害后将头颅挂在村口炮楼上,而他毅然接替了丈夫送情报的任务。周大娘化名高玉兰参加抗日地下工作,她的家成了临郯边区到边联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站,为交通员安排食宿,曾动员土匪头目石邦杰反正。后来周大娘担任了边联县妇救会副会长,为了抗战,不顾小脚走路的困苦,背着幼小的女儿在山区打游击,后来将女儿寄养了一家又一家,直到革命胜利。

3.救护伤病员、掩护革命军人和干部

在战争年代,通过动员和组织沂蒙妇女,把自己的命运同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救护伤病员、救护和掩护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军人和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全区有42466名妇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共救护伤员19776人,仅沂南县艾山至蒙山头附近的妇救会会员,就先后分散掩护八路军伤病员1300余人。其中,沂南县的王换于、明德英和沂水县的祖秀莲因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八路军伤病员而被誉为“沂蒙母亲”和“沂蒙红嫂”,其事迹被广为传颂。

4.参加政治斗争,瓦解日、伪军

抗日战争时期,沂蒙各区、村妇救会采取喊话、点黑红点、挂红黑灯、记善恶录、散发传单、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等方式,开展了“劝夫归顺”、“教子索夫”和“一封信”等活动,对日、伪军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1942年春节,沂蒙地区各级妇救会纷纷召开伪军家属会,了解伪军内部情况,宣传抗战形势和八路军优待弃暗投明者的宽大政策,宣传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奖励办法。不少伪军家属当场表示:“回去后一定想方设法把丈夫找回来”、“把孩子叫回来”。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全区共有55822名妇救会会员参加了瓦解日、伪军的工作,瓦解敌人98068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4年沂蒙地区就瓦解日、伪军6900余人。

(作者单位:中共临沂兰陵县委党校)



[1]临沂市政府,临沂市地方志编辑委员会.临沂地区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1:346.

[2]沂蒙革命根据地妇女教育研究.朱凤丽,曲阜师范大学,2014

[3]山东解放区教育史编写组编.山东解放区教育史.济南:明天出版社,1989.

[4]抗战时期山东妇女运动和妇女生活研究.孔林林,山东师范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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