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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人物

抗战前党在沂蒙的宣传活动

时间:2018-11-23 14:53:38  作者:苑朋欣  来源:  查看:18  评论:0

 

沂蒙各地党组织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在艰苦的地下斗争实践中,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这些革命活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以书籍、报刊为平台,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清潍、李清漪兄弟,是沂水县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的人。其中,在青岛商科职业学校读书的李清潍第一个将《向导》《晨钟》等刊物和一些新书报带到了沂水乡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李清漪,每至假期回家也带回一些进步书刊诸如《向导》《新青年》《新建设》等,介绍给当地青年传阅。李清漪还在家乡出刊油印的《农民小报》,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沂水直属支部建立后,瑞麟小学的党团支部创办了油印刊物《支部生活》,并利用这个刊物,对党团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还油印了《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歌》等。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如《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等,开始在党团员和进步师生中秘密传阅。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充满先进思想的书刊,“在一些激进的知识青年心中,透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日照县最早在乡间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丁君羊、尹景伊、安哲。他们经常利用假期和探亲的机会在家乡从事革命宣传。一些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中国建设》、鲁迅的小说和进步报刊杂志,也随他们陆续传到家乡,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影响。莒县党组织的革命宣传工作主要由王赞堂负责。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王赞堂不断给莒县党组织邮寄材料,其中就有钱俊瑞在上海主编的《现世界》《真理报》《什么是共产主义》等小册子。刘之言、孙善师是临郯地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早在19286月,在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任教的刘之言,就在附近小学教员中介绍左翼作家的作品,如《呐喊》《热风》《煤油》《唯物史观》等,这些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教育了读者,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党支部编写了《农民》《开会方法》《红色鲁南》《共产主义浅说》等刊物,并翻印了《从一个人看新世界》等材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19292月,费县城党小组成立后,创办了由袁时若任主编的《血花报》,小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形式以小说、诗歌、评论、插图为主。小报还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揭露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的罪恶,对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起了积极作用。在党组织指导下,费县讲习所青年学生阅读的进步书籍,主要有高尔基的《母亲》《苏联大观》,鲁迅的《呐喊》《傍徨》,肖军、肖红的《八月乡村》,还有《丰收》《在德国监牢中》《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当时对学生教育最深,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如关于剥削问题,有的学生以前弄不清楚穷人为什么穷。看了《丰收》中,江南佃户辛辛苦苦打下稻谷,白米饭未吃一餐,就被地主抢走了,才体会到,穷人所以受穷是因为受地主剥削,因此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大进了一步。”

二、开办贫民学校和夜校,利用讲坛进行革命宣传

共产党还通过开办贫民学校和农民夜校,在贫苦农民中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1926年初春,李清漪在家乡办起了山村第一所平民学校,村内外四五十名贫苦人家的青少年到校学习。平民学校所用教材,是李清漪亲自编写的。教材内容为一些常用字和通俗易懂的古诗词、民歌民谣。单从教材上看,没有多么强烈的政治内容,但在讲课时,李清漪却把文化知识的传授和革命的启蒙教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此启发人们的阶级意识。比如,他讲“天”字时就说:“天”是“工”和“人”合起来的,这说明工人农民迟早要坐天下,没有地的给地,没有房子的给房子。再如,他讲“赤日炎炎似火烧……”这四句歌谣时,就讲阶级压迫和社会的不公。在讲《礼运•大同篇》时,他就结合大同思想讲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都是穷苦青年极易接受的。受李清漪的影响,邻村开办的一些平民学校,都使用李清漪所编教材,对贫民子弟进行革命教育,并普及文化知识,这就使共产主义思想在沂水西北乡农民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外,沂水县的很多地方还办起农民夜校,并把夜校变成了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日照,郑天九在汉成运的协助下,在三官庙开办了“平民夜校”,他经常利用这个讲台,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费县师范讲习所党组织建立后,在该所任教的林浩非常注意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主要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讲国民党的卖国,讲各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讲国际形势。“林浩的宣讲在青年学生中就像点燃了一盏明灯”,“如他在讲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时,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直讲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画了一个塔形图,塔尖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画好后虽然很快就擦去了,但却永远印在了青年学生的脑海里。”经过宣传教育,青年们的觉悟很快提高起来,以前想不通的问题也豁然开朗。此外,党组织活动的沂水县瑞麟小学、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临沂县板泉崖小学、临沂五中、临沂三乡师,都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园地。

三、组织各类群众团体,宣传教育群众

沂蒙山区的共产党人十分注意利用群众团体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早在1925年,丁君羊就在青岛组织成立了“日照同乡会”,向同乡讲解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命运、青年前途等问题。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日照县委为领导全县人民广泛开展反日爱国运动,成立了“抗日外交后援会”,发动爱国知识分子和县立中学师生、店员等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1928年以后的两年里,县委还在党的中心活动地区,成立了“觅汉会”“佃农会”“盐民会”“车伙子会”等群众团体,党组织在这些团体会员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322月,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佃农会”“觅汉会”等各种类型的农民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在临郯,19286月,郯城县立第三小学的刘之言,联络附近小学教员,成立了“小学教员联合会”“读书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除继续组织“读书会”外,还成立“讲演会”“文娱晚会”、夏天的“纳凉会”和冬天的“围炉会”,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群众开展合法斗争。1931年冬,孙善师主持下的中共三乡师支部建立后,组织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和“读书会”,在一些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在沂水,在大革命时期,邵德孚就在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在教员中组织了“教员联合会”,在农民中组织了“互救会”,在教师、学生、农民中宣传革命思想。沂水支部建立后,支部负责人孙兆鹏在沂水南乡的司马、西南乡的依汶、西北乡的胡同峪等地及沂水城周围的农村,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及党的外围组织“贫民会”,宣传教育农民。沂水县委成立以后,将组织农民协会作为县委的中心任务。在广大党员的带领下,在县委建立不久农民协会就有了很大发展。全县区、乡、村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领导机构,协会会员发展到5万余人。在费县,农会的组织也较为健全,县、区、乡、村都有农会。县农会建立后仅两个月的时间,全县就成立了康田庄、北小山,由吾、地方、校场、崮子、徕庄铺、黄汪头等几十个基层农会组织,发展会员数千名。当时农会的口号是: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

四、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文艺节目

标语、传单等宣传品,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对发动农民革命能起到重要作用。192811月,沂水县委成立后,沂水各地党组织通过秘密贴标语、散传单,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沂水南乡区委的宣传工作比较活跃。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有的贴在墙上,有的贴在树上,有的还压在公路上”。在这些传单中,有署名毛泽东的《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布告》和《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胜利的报告》,还有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等。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党组织利用节日和集市进行革命宣传。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是趁夜深人静时张贴标语,有的把标语贴到警察局、国民党县政府的门口或学校门上、墙上。有的趁演戏、逢集把传单撒到公共场所。演出文艺节目也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手段。“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便侵占了整个东北。广大群众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政府切齿痛恨。为激发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孙善师编写了一个纪念“九•一八”的话剧,同学们在马头镇大街戏楼上演出,产生了一定影响。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后,郑天九领导县立中学党支部,组织师生700余人,胜利召开了纪念“五四”十三周年大会,印发了郑天九撰写的《告全县父老兄弟书》,公演了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节目[12]18。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五、深入农村,在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

共产党人还深入群众日常生活,与农民谈心,激发群众反抗精神。在沂水,进行阶级教育是沂水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如孙兆鹏经常带领党员到南乡的司马、西南乡的依汶、西北乡的胡同峪等地及沂水城周围的农村,宣传教育农民。当时,沂水很多地方的佃户除受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被迫接受为地主保护财产的武装训练,再加上官府强征各种税捐,佃户们苦不堪言。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沂水各地的党组织在佃户中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如一些地方党组织找穷人谈心,从种田人守着谷米饿肚子讲起,对他们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告诉他们说,“不是山岭地皮薄,打不着粮食囤里空,而是地主的租米重,利钱高;不是因为穷人天生命里苦,而是因为有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穷人要想翻身得解放,就得砸碎吃人的剥削制度。”在日照,安哲回乡后,经常深入到贫雇农家中,与佃户和雇工促膝谈心,讲解革命的道理,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中共临郯县委也通过宣传革命思想进一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如刘之言就向农民群众宣传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重要意义。他说:“父老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因为现在的社会太不公平,世上人吃的、用的、住的、穿的,哪一样不是工人、农民创造的呢?但是创造财富的人却用不上,这些财富哪里去啦?都入了资本家的库,填了地主老财的仓,财主就是喝了穷人的血才富起来的。”他还告诉群众:“从今以后,有钱的人讲的那些歪理,统统要翻过来。比如过去是‘种谁的地服谁的管’,以后就要实行‘谁种地归淮管’……从前是不种麦的吃白面,以后是谁种麦谁吃面,不劳动的不能吃饭。”这些话句句打动人心,大大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使群众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在费县以西平邑一带,党组织宣传的重点是揭发地主剥削农民、放高利贷的罪恶。党组织还在一些重灾区宣传发动群众拒交钱粮。1933年时,反动政府在催逼灾区农民纳钱粮时,尚明、陈子未和李伯瑾向灾区群众广泛宣传,“大意是不交钱粮庄庄同意,人人赞成,主要问题是一个抗不了,得全庄都抗,一个庄太单薄,得把灾区的庄全都联合起来,就抗得了。”通过宣传,村民对催粮的布告,置之不理,“他派人催,就先和他讲理,他如抓人,就和他打”,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政府也无可奈何。正是党组织的这些宣传工作,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反抗精神。

总之,沂蒙山区的党组织,介绍进步书刊,油印革命小报,开办贫民学校,组织群众团体,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文艺节目等,向青年知识分子、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进行阶级教育,这些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犹如清新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心田,又如一声声响亮的号角,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广大群众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他们为什么受苦受累,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砸烂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认识到“中国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

(作者系临沂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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