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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史人物

寻找红色山村的记忆

时间:2018-11-23 15:18:53  作者:刘振良  来源:  查看:45  评论:0

  

一、重拾山村旧忆

 

我说的这个山村,名叫小高庄,隶属于黄山铺镇,位于驻地西南十公里,村庄有二百多户,五百多口人,出了这个村,往南几百米,是苍松叠翠小有名气的峨山,登上峨山半腰,就进入院东头镇的地界了。

小高庄离我老家很近,相距不过三四公里。小时候农村文化生活单调,大人小孩晚上常成群结队出村看电影,我也跟着大人去过这个村一次,记得那次看的影片是《女理发师》与《三十九级台阶》,都是黑白的,头一部影片很有趣,第二部影片很惊险,片中的一些情节,到现在还记得清楚。这一晃,三十五六年了。

尽管距离小高庄很近,可我去的并不多,这些年里总共七八次吧,目之所见加上口口相传,我对小村有了这么几点印象:一是地处隐蔽,三面环山,藏得很深;二是村东路边有个烈士林,经常闹鬼,知情人晚上不敢经过;三是村里在外面脱产的多,无论男女都有好酒量,斤儿八两不在话下。舍此之外,再无更多的了解。

关于小高庄的红色故事,我是第一次听说,也便十分吃惊。原来,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曾一度是中共沂水县委的所在地,八路军在此设立了电话局,粮食供应局,抗日中心小学等单位,这个村的民兵为了抗击日本鬼子,在自家门口英勇洒下鲜血.........这些事情此前竟一无所知,是我太孤陋寡闻了,还是小村过于低调,以至这些红色记忆湮没在岁月深处?

历史忽略了小高庄,这段光荣的经历在地方史料上竟找不到只言片语,这是谁的失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有责任去挖掘那段历史,让小村英勇悲壮的昨天再现,让红色的故事四处传扬,教育今人,启迪后人。

金秋大忙季节里,我在村支书的引领下,去寻找小村遗留的革命痕迹,搜集那些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触摸小村历史的真实,我看见了八路军曾汲水用的古井,碾米的大石碾,被战马啃了一个大疤的老柿子树......看到当年中共沂水县委办公的房子已摇摇欲坠,曾经车水马龙的街巷荒草丛生,一度书声朗朗的抗日小学柴门紧锁,寂寞无人......心里涌动阵阵感伤,当年,这里是多么热闹的所在啊,车辚辚,马萧萧,处处军民鱼水情,七十多年过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没有多少人记得那一幕幕了,惟有这一地落寞。

与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的老人攀谈,他讲起自己当年亲历的一切,言语十分激动,支离破碎的讲述让人感到时间的紧迫,快八十年了啊,当事人多已作古,幸存者都已近九或过九,再不挖掘记录下来,这些历史就将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我站在村南峨山顶上,俯瞰山脚下绿树掩映的小高庄,忽然明白了当年沂水县委设在这里的原因,小村是多么安全隐蔽的一处宝地啊,既便来了扫荡的日本鬼子,也不用太多担心的。打得赢便打,打不赢就撤,一转身便进入绵绵青山,茫茫密林,千百人队伍,瞬间便无影无踪了。

山风阵阵,松涛声声,我隐隐觉得那是谁在呐喊,我想,从现在开始,那些红色的故事可以好好讲述整理了。

 

二、沂水抗日子弟小学举办的前前后后

 

在已出版的相关书籍中,关于沂水抗日子弟小学,已有过比较翔尽的记述。如曾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后任沂水抗小教师的安善平就有过具体的回忆。在他的记忆中,沂水抗日子弟小学于19414月在院东头上岩峪成立,后因形势所迫,一度转移到附近资庆寺的大殿里授课,再后来又转移到辛子山下的田家峪村。而根据知情者回忆,小高庄村的抗日子弟小学也几乎是同一时期成立的,这样看来,当时的抗日子弟小学不止一处,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是,1941年以后,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扩展和巩固,沂水抗日民主政府县、区、乡、村各级机构逐步建立健全,有些条件成熟的地方自然而然有办学的诉求。小高庄村作为抗日民主政府的重要根据地之一,这里常驻着一批抗日军政干部,其子女需要教育培养,创办这么一处小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小高庄村今年九十岁的村民周庆泰、周广森和八十八岁的周生元曾在学校里读过几年书,他们对其中的一些情况至今记得。但终因时间久远,加上他们当时年龄还小,对一些时间的记述不太准确,尤其是对一些事情的背景了解不多,而亲历过的大多数人都已离世,只能通过这些健在者的回忆,梳理出这所抗日子弟小学的大体发展脉络,记录下当时学校的大致情况。希望有知情者看罢此文后,指出其中的谬误,能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进行修正补充,使那段历史再现时更接近真实。

1941年春天,沂水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贯一带领部分单位转移到黄山铺镇小高村后,为使抗日军政干部的子女得到及时的学习教育,决定在小高庄村开办一处抗日子弟小学,具体任务交由县文教科科长张惠(黄山铺镇岳庄人)筹办。经过校址选找和其它一系列准备工作,是年秋天,这处抗日子弟小学正式成立。

校舍先是借用小高庄村民周锡新家的三间西屋,三间屋两个门口,一期收了十几名学生。其时师资匮乏,第一位教师名字叫韩子文。时年十九岁的韩子文是沂水城阳西街人,日本鬼子占领沂水后,韩子文全家躲鬼子跑到小高庄落户居住。他读书颇多,形象儒雅,学校筹备成立时,张惠聘请他担任教师,韩子文愉快地答应下来。初始,前来读书的学生主要为周边抗属的子女,有刘惠民(黄山胡家庄人,著名中医,早年参加革命,在八路军野战医院工作,解放后创办山东中医学院并任院长,曾为毛泽东保健医生)之子刘培实,刘世文(胡家庄人、时任县合作社干部、解放后担任山东省商业厅厅长)之子刘培峰,刘子善(胡家庄人,武工队员)之子刘复同、刘复顺等人。半年后,学校陆续接纳小高庄村一些农家子弟入学。当时年仅12岁的周庆泰、周广森,10岁的周生元(以上三人均健在)等少年儿童先后入学。

学校开办一年多后,又搬到村民周福泰的三间堂屋里,条件较之以前有了改善,后因学生越来越多,教室十分拥挤,又搬至村民周广庆的三间堂屋,同时将其邻居周锡山的两间西屋、周协泰家的两间东屋扒开后门,形成一个相对宽敞的院子。天井里安装了教师自制的木头跷跷板,设置了跳高跳远用的沙坑,供学生们下课后活动用,学生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最多时达到六十多人。

这期间,因为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县抗日民主政府多方调拨教师进行充实,先后有袁百超(诸葛镇小诸葛村人,先在武工队特务班干侦察员,后任教),庄士武(黄山铺镇安子庄人),武魁一(姚店子武家庄人),袁懋卿(姚店子城子人),刘相武(城北朱家庄人),李更生、武善学(黄山胡家庄人),王克武(黄山东泉庄人),宗树成(姚店子峙山庄人)等十余名教师前来任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宗树成,他个头高大,一脸络腮胡子,对学生十分严厉,学生们都害怕他,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猪头佬“。

对于教师生活,县文教科很关心,规定教师们的口粮标准跟县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样,每人每天二斤半粮食,这个定量足够个人吃饱。开始教师少,几名教师轮流到村民家里吃饭,后来学校就将教室边的一间小屋作厨房用,教师们放学后自己做饭吃。

教师配备齐全后,开设的课程也丰富起来,除了语文算术外,还讲述一些政治历史知识。1942年夏天,从山东抗日军政大学毕业的一名叫吕守科的战士也来到这里,担任了学校音乐课教师。吕守科是山东莱芜人,时年十八九岁,吹得一手好口琴,每逢上音乐课时,他都要先吹段口琴给学生们听,颇得学生们喜欢。

学校初始条件极其简陋。没有桌凳,就借用农户的家具,有条件的学生也自带一部分。没有书本,教师们自己编写教材,讲授内容大多体现抗日救国思想,如“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国人”,“中国大,日本小。中国人多,日本人少”,“城镇被强占,家乡被火烧,处处百姓遭了殃,八路军来了才安康”,“俺老师,讲得好,打日本,把国保,新中国由我们来创造”,“东风吹吹,太阳照照,小朋友们,赶快上学校,唱歌跳舞,多么美妙”………这些内容浅显易懂,容易记住并理解。除此之外,也教学生学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传统文化,尤其在日本鬼子扫荡期间和小高庄外来人员比较多的时候,学习这些内容,现在看来,应是出于对师生的一种保护。

开学不久,学校着手解决课本的问题。当时小高庄村民周立泰会一手土法制造桑皮纸的手艺,学校知道即与其合作,收购来桑树皮,通过反复试验,终于制造出大量的桑皮纸。但因为工艺落后,桑皮纸印刷书本时字迹不清晰,但对学生们来说,毕竟有了自己的课本,大家欢呼雀跃,十分开心。

为使抗日子弟小学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一股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重要力量,1942年冬,沂水抗日民主政府专门调来曾担任区文书的张焕勋(龙家圈镇张诸坞村人),来到抗日子弟小学,组织发动广大师生成立“新生剧团”,张焕勋多才多艺,喜欢器乐,将二胡拉得行云流水,出神入化,师生们无不佩服。他与音乐教师吕守科一起,着手抓“新生剧团”的文艺演出。剧团从学校腊月十五放寒假后,即紧锣密鼓地排练节目,内容几乎全与抗战有关,形式活泼,引人入胜,宣传教育效果很好。

当时最受欢迎的节目当数话剧《老嬷嬷顶嘴》,剧情为两个农村老太太,一个思想先进,支持子女参军入伍打鬼子。一个思想顽固,对支持抗战不积极。最后两个老太太通过顶嘴,抗战老太说服顽固老太思想转变过来。剧中的四个主要角色全由学生扮演,学生周生义(后任县府司法科长,南下时牺牲)扮演“抗战老嬷嬷”,孙静宜(解放后担任吉林磐石县防疫站长)扮演“顽固老嬷嬷”,周广森扮演民兵“结实”,周庆泰扮演“傻子”,因为贴近现实,演技精采,巡演时大受欢迎。

抗日小学“新生剧团“从农历大年初二就外出巡演,足迹遍及小高庄周边近百平方公里内的村落,有麦坡坪,前、后石门,崖上,崖下,胡家庄,独路子,吴坡,岩峪,刘家店子等几十个村庄,所到之处,老百姓欢欣鼓舞。

剧团演出十分艰苦,条件简陋,没有报酬,正月初几,天气十分寒冷,有时到了零下十几度。在演出舞蹈节目时,演员们身穿镶着红边的白色短裤褂戏服,这样的夏装与不着衣物没啥两样,演出前,大家先围着木柴火堆猛烤一阵,然后快速上场表演,但几分钟后人就冻个透心凉。既便如此,师生们依然有着高涨的热情,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为扩大宣传效果,打击敌人嚣张气焰,振奋抗战精神,剧团还冒着危险,利用夜间到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演出。剧团到敌占区东河北村演出时,这里距匡庄鬼子据点不过两公里,锣鼓一响,震天动地,老百姓都为师生们捏着一把汗。为了保护剧团的安全,抗日民主政府专门派出全副武装的沂水工农大队(地方抗日武装,以扩军为主要职能)担任警戒,还专门配备了一挺机关枪增加战斗力,队长于松泉十分负责任,带领战士们忠心护卫,剧团师生们每天奔波几个村演出,一直演到腊月二十左右,对宣传发动广大民众抗日打鬼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生剧团“在演出期间还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比如刚开始组建剧团时,因为人手紧张,就吸收小高庄的进步青年加入,村民周广柱不太善于表达,在剧中演出时,因为高度紧张,将台词“八路军缴获小炮一门,误说成“八路军缴获小门一炮”,被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1944815日,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遵照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的指示,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解放了被日本鬼子占据六年之久的沂水城。此后不久,小高庄抗日子弟小学即搬迁到村北六公里处的岳庄村,办学条件也更加完善。规模很小的这所抗日小学,前前后后在小高庄不足四年时间,却使一批抗属子女和农家子弟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锻炼,。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有的走上了重要领导岗位。因为学校的存在,小高庄村民也受到很大影响,他们思想先进,追求光明,抗战时期没出过一个汉奸告密者,为抗战工作的开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个到今天才五百多口人的小山村,建国前后共有近百人参军入伍,有十多人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红色山村。

 

三、小高庄牺牲的烈士周锡仁

 

作为沂水县抗日民主政府重要的根据地之一,黄山铺镇小高庄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解放前,这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共有8人为国捐躯,周锡仁是该村牺牲的第一位烈士。

周锡仁生于1918年,兄弟三人,他行二。在村民的记忆中,周锡仁个头高大,体魄健壮,遇事果断,十分大胆。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贯一在小高庄期间,他是河西区的武工队队长。

当时武工队实行松散型管理,除执行任务外,平时与其他村民一样干活种地。周锡仁行手下主要有武工队员周锡军(小高庄人),李学平(黄山李家坪村人),以及小高庄村的民兵周祥泰,周广修,周锡伦等,这伙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青年,除了为沂水抗日民主政府站岗放哨外,也经常破坏县城以西日本鬼子据点架设的电话线。

武工队外出行动大多是夜半以后,周锡仁与队员们到预定地点会合后,即翻山越岭奔向敌占区,电线杆多在荒山野岭,没有现成的路又不便照明,大家摸黑爬上电线杆动手,虽然辛苦又危险,但都热情高涨,毫无怨言,有时一夜往返几十里路,将电话线一直破坏到匡庄鬼子据点附近,使据点里的鬼子汉奸与县城里的敌人失去联系。

武工队晚上割电话线,鬼子汉奸白天又忙架线。周锡仁机智勇敢,他带领队员们和敌人“躲猫猫”,经常是鬼子汉奸前脚架线刚走,武工队员又随后给割断,鬼子回头报复武工队,但周锡仁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让鬼子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

除了破坏电话线,周锡仁还经常带领武工队员和民兵,破坏黄山铺鬼子据点以西的兖石公路,他们深夜携带镐锹等工具,将公路拦腰刨断,挖上几道一米多深的大沟,上面盖上树枝干草,再伪装上一层沙土,鬼子汽车行驶到这里,一下陷进沟里动弹不得,大大影响了行动计划,弄得鬼子汉奸十分头疼。

关于周锡仁牺牲的经过,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41年以后,沂水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越来越稳固,小高庄一带的政府机关武装有效地开展对敌斗争,沂水城的鬼子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图通过突袭行动,找到我政府机关,一举给予消灭,彻底摧毁地方抗日指挥中枢。1942年农历9月初2,沂水城西匡庄和黄山铺的两处据点,共出动二十多名鬼子和五十多名汉奸,分成两路于下半夜悄悄奔袭小高庄村,北路经埠西到达小高庄北边的石岜崖,南路从胡家庄、崔下到小高庄东一点五公里的大高庄。南路敌人到大高庄村外抓村民武纪坤家问路,武纪坤翻墙逃走。鬼子汉奸遂沿大高庄西南山梁直奔小高庄村南的杏山子、峨山。北路敌人则攀上小高庄北坪的山顶围子,欲居高临下形成南北两面夹击之势。

其时,小高庄民兵正在村民周生杰家中值班警戒,大家以烧香为时间标志,轮流换班到村口巡逻,天色将明,正是换班时候,大家思想也相对松懈一些,周祥泰突然看见石岜崖村的村民武善学一路狂奔而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鬼子已到村东的南山和北山了。训练有素的民兵们立即报告政府机关,并通知所有村民紧急撤离,时在深秋,野外庄稼和植物还依旧泛绿,容易遮挡视线,一会儿功夫,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全村老百姓火速撤向西面峨山和南面峙山,很快消失在茫茫松林中。

周锡仁带领武工队员和几个民兵最后撤离时,在村西遇见了县政府机关的陈参谋、王参谋和野战医院的马玉刚,这几位指战员都配有匣子枪,周锡仁他们也有几枝步枪,大家一商量,决定看看来的是鬼子还是汉奸,如果来多是汉奸,就打他一阵子再说。

天已蒙蒙亮,大家看到北坪围子和南面尖山子上有两队人马,影影绰绰看不清楚,马玉刚为探虚实,抬手照着北坪打了一枪,立即引来一阵激烈的枪声,听到熟悉的三八大盖声音,马玉刚等人知道真的是鬼子来了,鬼子装备好,火力猛,正面硬拼会吃大亏,大家立即向峨山和峙山转移,鬼子和汉奸见了也不敢贸然钻进密林追击,但就这样撤回去又不甘心,狡猾的鬼子佯装撤退,回撤时悄悄作了埋伏,一部分埋伏在北坪围子后面,一部分埋伏在南面杏山子的一间小屋里,其他的鬼子汉奸则大摇大摆顺着山梁往回走。鬼子的这一诡计被小高庄村民周锡江发觉,周锡江是有名的“周大胆”,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他从不走远,嫌浪费时间,就在村庄附近和鬼子周旋,鬼子一撤退,他就大模大样在街上转悠。大家都钻入峨山松树林后,周锡江在村西紧盯着鬼子的一举一动,虽然看不真切,还是从撤退的人数里看出了蹊跷。一会儿,马玉刚等人从峙山那边返回来,打算进村去,周锡江高呼“鬼子有理伏”,话音未落,鬼子一排枪打过来,马玉刚和陈参谋等人急忙钻进山沟里撤离。此时周锡仁和武工队员李学平走出隐蔽处,登上了村庄北山,离鬼子埋伏的地方越来越近。周锡仁平时一直使用一枝老旧的“土压五”,特别想弄支好钢枪,看到鬼子撤退,他就仗着地形熟紧追上来,想逮住个落在后边的鬼子,缴获一支三八大盖枪过过瘾。周锡江在大喊大叫,他也没在意,依旧猫着腰向前跑,离鬼子埋伏的围子大约还有二三百米,鬼子的机枪猛地响了,周锡仁赶忙躲避,被击中小腿,他一瘸一拐往回跑时,又一梭子子弹打中了他的肚子,血和肠子流出来,他一边举枪还击,一边扯把青草堵到肚子伤口上,李学平见离敌人太近,形势万分危险,已无法解救周锡仁,只好借着熟悉的地形跑掉。

鬼子击中周锡仁后并没有返回去查看,可能也怕中了埋伏,南山和北山的鬼子汉奸随后撤退。从峙山回来的抗日政府干部和民兵们赶紧去救周锡仁,见周锡仁躺在荒草中,血水和肠子流了一地,脸色腊黄,但还能说话。这样严重的伤势马玉刚已处理不了。当时我方野战医院在院东头的四角泉村,离小高庄村有十几公里,四个民兵赶紧绑副担架,轮流抬着周锡仁快步如飞赶往那里,到了四角泉,才知道因战事所迫,野战医院已转移到二十多公里外的泉庄镇沙地村。民兵们马上抬起担架向沙地村奔跑,走了不到一半路,周锡仁就停止了呼吸。

周锡仁牺牲后,我抗日民主政府为失去了这样一位优秀的战士而悲痛惋惜,小高庄村的老老少少也都十分难过,他们将烈士遗体安葬在小高庄村东的山坡上,由沂水抗日子弟小学教师袁懋清为其题写了碑文。

周锡仁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刚刚结婚十多天,妻子是小高庄村东五公里外的黄山旺村的刘氏。按照民间风俗,刘氏当时正回娘家过“第一趟”,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她踮着小脚跑回小高庄,伏在丈夫的遗体上嚎啕大哭,声声呼唤,肝肠寸断,围观的人们无不感到锥心疼痛,潸然泪下。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一晃七十多年过去了,尖山子下的青草荣了又枯,枯了又荣,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天翻地覆大变化的人间。周锡仁烈士的墓地依旧无声无息地静默在那儿,岁月风雨的侵蚀,已使墓碑上的文字模糊不清,政府又在烈士墓前立了新碑。多年来,偶尔有学校的师生过来扫一扫墓,祭奠一下这位早逝的英灵,但更多的时候,这里是孤独寂寞的。今天,就连这片山地上的后人,也大都不了解英雄的故事了。青山作证,大地作证!我们挖掘出这些真实的往事,就是希望大家重温历史,了解来时路,将光荣的昨天永远铭记心头。

 

 

 

四、 “牛参谋”牺牲的真相

 

黄山铺镇小高庄村南山上有一座烈士墓,墓前立着一块大理石碑,上面刻有“牛参谋烈士之墓。小高庄村人”的字样。

其实,“牛参谋”不是小高庄人,到底是哪里人也没有人知道。七十多年来,这一丘荒坟静卧在苍松叠翠的峨山脚下,任岁月的风霜雨雪洗礼,始终未有人来寻找认领这位烈士的忠骨,在沂水县的烈士档案里,“牛参谋”被定为无名烈士。

时间到了201712月,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黄山铺镇圣水坊村的赵文礼是“牛参谋”牺牲的知情者,立即赶往了解情况,83岁的赵文礼很肯定的说,“牛参谋”是沂水城汉奸小头目赵景章打死的,牺牲在老城南关一个叫“死老婆窝”的地方,他亲眼看到的,当时他才七八岁。

但“牛参谋”牺牲后,赵文礼并没有看到烈士遗体送往小高庄安葬的过程,虽然存疑,但笔者还是按照赵文礼所述,写出了“牛参谋”牺牲的整个过程,稿子在小范围公开后,有知情的朋友提出质疑,说这个“牛参谋”不是小高庄的那个“牛参谋”,小高庄的“牛参谋”牺牲另有一个版本。

2018222日,笔者来到黄山铺镇小高庄村,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找到了“牛参谋”牺牲的知情村民一一89岁的周寿泰和90岁的周庆泰。两位老人一致表示,“牛参谋”是在小高庄村南牺牲的,他们都是现场目击者。

而在赵文礼的回忆里,在沂水城南关牺牲的“牛参谋”年仅26岁,牺牲时间是1943年的腊月23日,这与小高庄村民所述的“牛参谋”的情况不符,可以肯定,两个“牛参谋”不是同一个人,小高庄村无名烈士“牛参谋”牺牲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沂水抗日民主政府的部分单位设在小高庄村,县长李贯一常驻在这里办公,“牛参谋”在小高庄呆过一段时间,他四五十岁的年纪,个子高大,村民周锡元(已故多年)是沂水工农大队的队员,他与“牛参谋”熟悉,他记得大家都叫他“牛大队副”,但不清楚他具体是哪个部队的。

“牛参谋”更多时候是在外面活动,出事的时候是1941年的初冬,具体哪一天周寿泰已记不清了。当时牛参谋住在小高庄北面1.5公里的石岜崖村,被匡庄鬼子据点的汉奸知悉,6个汉奸前来抓捕他,“牛参谋”发觉后朝小高庄方向跑去,汉奸在后边紧追不舍,此时,11岁的周寿泰正在小高庄村东山坡上拾柴禾,用一根长木棍一下一下串地上的杨树叶子。听见枪响,他朝北看时,“牛参谋”已跑到他跟前,“牛参谋”手里提一支匣子枪,回身打了两枪就没子弹了。就转身往小高庄村里跑,可能怕连累村民又翻下山坡,朝村南叫“风门子口”的地方跑去,周寿泰也跟着“牛参谋”后面跑。那时候,只要枪声一响,老百姓就跑到山里躲鬼子,小高庄的一些村民听见枪声大作也一齐向村南山上跑,有几个和“牛参谋”跑到一起了,当时“牛参谋”穿着一件大棉袄,在人群里十分显眼,汉奸在后面边追边喊:“打那个穿大袄的”,枪声密集,“牛参谋”跑到一棵平柳树下猛地一趔趄,他被打中了腿,又挣扎着继续跑,鲜血流了一路,汉奸们循着血迹追上“牛参谋”,用腰带反绑着他的双手往回走,走到一处悬崖边,“牛参谋”挣扎着想跳下去,被汉奸们用刺刀捅死。

汉奸们围着“牛参谋”的遗体转了转,一个汉奸上前扒下了“牛参谋”脚上的一双法兰猪皮鞋,手舞足蹈地喊着“发财了,发财了”,汉奸们走后,周寿泰赶紧过去看躺在地上的“牛参谋”,见他早已没了气息,胸膛上还在一个劲地往外冒鲜血。

小高庄的农救会长周锡兴得知后,带领村民周恩泰等人去安葬烈士的遗体,见“牛参谋”还被一根红腰带反剪着双手,两眼圆睁着不肯闭上,大家都难过地落下眼泪,充满了对汉奸的痛恨。

安葬完“牛参谋”几天后,小高庄村来了几个军人,找村民了解牛参谋牺牲的情况,见烈士遗体安葬得很好,随后就离开了,也没留下什么信息。一直至解放后,也没有人来寻找这位烈士的遗骨,“牛参谋”到底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就这样成了不解之谜。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无名烈士“牛参谋”的遭遇,深得小高庄人的尊敬和同情,解放后不久,村民孙静文主动担负起为烈士祭奠扫墓的义务。每到清明节,他都要到“牛参谋”坟前清除杂草,添添土,烧烧纸,以告慰烈士的在天之灵。寒来暑往,年复一年,孙静文一丝不苟地坚持了60多个春秋,直至20171011日,83岁的孙静文去世,临终前他一再嘱咐儿子孙杰要继续为“牛参谋”扫好墓,他说“牛参谋”是个可怜的人,就这样悄悄死在了这个小山沟,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他是为革命牺牲的,我们小高庄人都是他的亲人。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长眠在青山脚下的无名烈士“牛参谋”,与天地同在,与日月争辉,铸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让后人凭吊至今。

 

 

五、记忆里的沂水抗日民主政府

 

关于沂水抗日民主政府在黄山铺镇小高庄村的相关情况,在各级以往出版的各种史料志书中,找不到文字记述,而据该村村民回忆,当时的沂水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贯一常在那一带活动,而且当时还在小高庄设立了几个部门,成立了抗日子弟小学,那么,当事人和后来的资料整理者为什么忽略了这个山村呢?综合方方面面的情况分析,当时抗日民主政府有多个中心根据地,小高庄村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并未处于核心部分,因此,就在无意间遗漏掉了。

从小高庄村的地理位置来看,抗日民主政府将这里作为一处根据地也是符合常理的。小高庄东距沂水县城近二十公里,离最近的鬼子敌占区五公里多,处于平原与山区的结合部。村庄南北西三面环山,地处隐蔽,只有一个向东的出口通向山外,交通相对方便又比较安全,在村东山坡上安排人警戒,若有敌情可一目了然,一旦情况紧急,机关部门工作人员可立即撤入村西紧邻的峨山、南面的峙山。从峨山再西撤,群山连绵不尽,丛林密不透风,百八十人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沂水的党史史料显示,这一时期我抗日机构、队伍经常在小高庄以西的附近区域活动。1940年担任中共沂水县委组织部长的王林岗(江苏沛县人,解放后曾任贵州省民委主任、统战部长)在回忆中提到,这一时期沂水县的党组织基础很好,一区区委的同志顽强战斗在离县城很近的西南乡一带。其他在沂水工作战斗过的同志也都在回忆中提到过我抗日力量展开斗争的一些地方,诸如:院东头镇的南墙峪,西墙峪,许家峪,四角泉以及崔家峪镇的虎崖,岩峪,碌碡茬等,这些地方离小高庄都不远,最近的岩峪村距小高庄只有四公里,这样看来,小高庄应该就是我抗日民主政府的一处外围根据地。

按照小高庄村民周庆泰、周寿泰、周生元(均健在)等人的回忆,沂水抗日民主政府是在1941年春天进驻小高庄的,一并来的机构有电话局、粮食局、野战医院卫生所,不久又成立了抗日子弟小学,1942年下半年又成立了合作社。县长李贯一平时就在抗日子弟小学附近的一间房子里办公,另有一位脸上长麻子的干部住在村民周广柱的南屋里,大家都称他“陈参谋”,还有一位叫“王子峰”的干部住在村民周锡进家里,几名工作人员住在村民周广全家里。医院卫生所负责人叫马玉刚,没有专门的工作场所,只随身携带些简单的医药品。电话局为了安全保密,设在村西峨山半腰的一间护林房里(房子是村民周广元的)。平时有两个电话员轮流值班,负责人叫王飞,都叫他“王参谋”,平时住在周祥泰家中(周解放后先干公安员,修建跋山水库时任保卫科长,后任十里区区长,离休后住崔家峪镇下泉,已故多年)

此前,中共沂水县委在县城西南乡一带,已组建发展了大批的党员队伍,年仅二十四岁的周祥泰和弟弟周和泰也都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为了安全,有些党员都是单线联系,身份只有上级组织知道,此时的小高庄村已有多名党员,抗日民主政府来到这里办公,也是考虑到小高庄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及政治基础。

抗日民主政府进驻前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保证军政干部的安全,党组织秘密指示周祥泰等党员要设法建造一些供人藏匿的地方,以备紧急情况出现时使用。建设时要高度保密,不要让普通群众知道。1940年冬天,周祥泰和弟弟周和泰开始寻找建造适合藏身的场所,两人都是周庆泰的堂兄,兄弟俩也悄悄带上了只有12岁的周庆泰。让周庆泰参加是为了记牢这些地方,以便于特殊时候传递情报、送水送饭等,这么大年龄的孩子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挖洞的时间都是在深夜,村民睡熟以后,兄弟仨带上工具直奔早已选好的地点,两个哥哥挥汗大干,周庆泰在不远处放风,一个冬天,他们一共挖了5个地洞。在村庄东边一个,村东南的河边一个,村东北的“磨子沟”一个,村西北的“大门沟”一个,村西南的“獾窟窿沟”一个。这样,村庄各个方向都有洞穴,紧急情况一旦出现,可迅速隐藏起来。

洞穴的空间都不大,面积不过几平方米。小的能呆两三个人,大的十几平方米,能住五六个人。地址都选得很巧妙,十分隐蔽。如村东南小河边那个,顺着河滩走(这样的目的是不留脚印),在一处土坡的灌木丛里。“獾窟窿沟”那个,是在树木茂密的峨山脚下,利用一个天然大石缝,上面搭上木棒秫秸后再覆盖上土,伪装上草皮……这些洞穴,即便走到跟前都难以发现。

每到农历十月份后,地里的庄稼收获完,山上的树木落叶,日本鬼子就要下乡进山扫荡,在1941年冬、1942年大规模集中扫荡期间,县长李贯一都要隐蔽在“獾窟窿沟”的地洞内办公,有时连续几天几夜写材料、批文件,十分辛苦。洞外有一个警卫员站岗警戒,周庆泰当时已在村里的抗日子弟小学读书,他是挖这些洞穴的参与者,李贯一的警卫员认识他,李不在的时候,他去洞穴里玩耍,见洞内潮湿发闷,跳蚤很多,在那里坐一会儿,两手顺着小腿一捋,跳蚤就簌簌地往下掉。在这里,周庆泰第一次见到了县长李贯一使用的手电筒,手一推,一道光柱照亮了洞里,他觉得无比神奇,将其称为“照妖镜”。

因为小高庄村离敌占区很近,日本鬼子经常到这里扫荡。1942年农历92日,鬼子和汉奸于夜间突袭小高庄,我抗日民主政府的军政干部和群众及时撤离,区武工队长周锡仁英勇牺牲,另有一名曹姓(名字失记,据说是黄山安子庄人)武工队员在村南被鬼子击伤追上,用指挥刀削去了脑袋。

还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小高庄村,抓住一批来不及撤退的老百姓,村民周广仁的老父亲被鬼子一枪打伤,后不治而亡。周锡兴的父亲被鬼子一刀砍死。村民周锡爵因为穿了一件大皮袄,鬼子硬说他是八路军的伙夫,周不承认,被鬼子用刀背砍得几乎瘫痪。

1942年下半年合作社进驻小高庄,合作社负责人姓于,有三十多岁。这位干部多才多艺,爱唱京剧,没事的时候,常去附近的抗日子弟小学,教学校“新生剧团”的学生唱京剧,周庆泰等人就是跟他学会了京戏《武家坡》,合作社工作人员不多,还有一位叫刘世文的(黄山铺镇胡家庄人)。合作社的工作职能是什么,村民们都不清楚,只知道他们曾往这里转移过一批棉花包,那一次转移十分惊险,这些用于制作军服的棉花包,在武工队、村党员的帮助下藏匿起来,日本鬼子循踪而来,到处找也没有找到,就将村民周广成、周锡爵、武善明抓住,绑在长条凳上灌辣椒水,无论如何折磨,三人坚称不知情,使这批棉花包得以安全保存。

鬼子来扫荡时,还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有一次是深秋时节,鬼子突然袭击扫荡小高庄,见村庄周围有很多柿子树,柿子霜降后满树通红,鬼子以为这水果味道很好,就纷纷上树搞柿子吃,谁知刚咬一口涩得舌头打结,哇哇大叫,问明了原因后,鬼子恼羞成怒,嫌老百姓不事先告诉他们,将抓住的几个村民打了一顿,村民周文爱被鬼子扬起擀面杖击在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好多天都没有消下去。

村民周生元、周庆泰回忆,1941年我抗日部队在小高庄东6公里的胡家庄与鬼子打了一仗,活捉了一名鬼子押在小高庄,这个俘虏由抗日民主政府军政看押。两位老人讲述的这一次战斗在沂水党史资料找到记述。据当时在山东抗日游击四支队第六大队政治战士的张洪轩回忆(沂源县李家沟人,解放后曾任烟台警备区六师后勤部部长),参加胡家庄这场战斗的为新组建的沂蒙抗日游击一支队下属的一团三营。这场战斗共毙敌二十多人,缴获机枪一挺,活捉了日本兵一名。

鬼子俘虏送到小高庄后,押住在村民周锡山家中,抗日民主政府好吃好喝善待这名鬼子兵,鬼子兵开始很恐慌、很抗拒,后来就慢慢平静下来。村民们不了解我们的优待俘虏政策,对此很有看法。上级派来一个姓于的年轻翻译来到小高庄,帮助与鬼子沟通。抗日政府的军政干部们,轮流向鬼子兵做反战宣传,后来这名俘虏就开始给驻沂水城的鬼子写劝降信,有时也在我队伍的保护下,到匡庄、黄山铺的鬼子据点附近喊话,勾起同伙的思乡情,扰乱敌人的军心,瓦解敌人的斗志。这个鬼子兵在小高庄呆了近一年时间,后被上级来人带走。

对于来往于小高庄村的抗日队伍,老百姓多不甚明了。但有一次大家印象很深,是在1941年冬天鬼子大扫荡期间,有天下午,突然有二三百人的队伍经过小高庄村,在这里短暂停留,民主政府粮食局的一个彭姓(沂水扈山店人)工作人员张罗着给弄吃的,时间紧迫,通过协调,打开了村民周锡邦、周忠泰家贮存地瓜的窖子,拿出几百斤鲜地瓜,按照每人二斤的标准,找来几口大锅煮,煮到半熟,突然来了命令,队伍紧急开拔,战士们马上集合,手里捧着半生半熟的地瓜,边走边吃,直奔峨山以西的方向去了。后来,从粮食局彭姓工作人员口里得和,这支队伍是沂蒙抗日一支队的,支队司令员就是后来担任过铁道部长的胡奇才将军。

1944年沂水城解放后,民主政府的机构陆续撤离小高庄,先是抗日子弟小学搬迁到小高庄东北六公里地的岳庄,之后,县长李贯一也不再到那里办公,属下几个单位具体是哪天撤走的,村民也记不起来了。这样算来,抗日民主政府从进驻小高庄到离开这里,前前后后一共不到四年的时间。

时间虽然短暂,但对小高庄村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是抗日子弟小学的成立,使一批农家子弟得以有机会读书学习,增长了知识,培养了爱国情怀,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再者,村民们经过战火的历炼、耳濡目染的影响,对我党、我们的抗日斗争有了更深的认识,进而能积极主动地配合工作,参与到革命斗争的大洪流里。在政府驻扎的一千多个日子里,小高庄村没有出一个叛徒告密者,使这里成为组织上放心的红色根据地。根据地人们的觉悟的确不一样,在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期间,这个不足三百口人的山村共有四十多名青年参军入伍,走上革命道路,有八人为国捐躯。这些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年轻人,建国后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有些成长为部队和地方的领导干部,成为小高庄村的骄傲。

 

六、“张谦”不是“张茜”

 

在黄山铺镇小高庄村采访挖掘红色记忆时,村民们一致反映:1942年冬天,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曾在小高庄村住了一个多月。

乍一听觉得不可思议。

但今年八十九岁的村民周寿泰证实,他曾多次亲眼看见过张茜,元帅夫人个头不很高,穿着十分朴素,讲话一口外地口音。

周寿泰回忆,张茜来到小高庄后,抗日民主政府安排她住到自己的三叔周瑞谦家里,他家离三叔家很近,周寿泰常去三叔家玩耍,就常常见到张茜。村里抗日子弟小学的学生也都见过张茜,因为她一有空闲时间,就去学校教孩子们唱歌、表演节目。

为了张茜的安全,三婶子与张茜以母女相称,还给她脑后梳了一个发鬏,使她更像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当时三婶的小儿子出生才几个月,小名叫新民,一旦有什么风声,三婶子就将孩子塞到张茜怀里,让她抱着当成自己的孩子。张茜在小高庄一共呆了一个多月时间,后来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但从此没有再来过。

言之凿凿,回忆具体,村民们的说法准确吗?

就在此前,黄山铺镇民间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1941年冬天,陈毅元帅夫人曾在镇驻地西南1公里的大官庄村被汉奸“韩二打狗子”抓去,押在黄山铺鬼子据点里。后来,我党地下组织通过岳庄村的张熙岳(地下工作者,在“韩二打狗子”身边工作,人称“张老头子”)和大官庄村的刘佩吉等人出面作保营救出来。解放以后,刘佩吉专程去过北京陈毅元帅的家里,张茜还回赠了当年的救命恩人一些礼物。这件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真实程度如何呢?

有一件事,似乎更能证明这个传闻的真实性:

1987年春天,时任夏蔚镇党委副书记的王德厚在辖区内的西牛家坪村出发时,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京玉告诉他,自己的亲姨夫是黄山铺镇大官庄村的,叫刘佩吉,救过陈毅元帅夫人张茜,元帅长子陈昊苏正担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是否可以利用这个人情,让姨夫带领或写封信拿着去找找陈昊苏,让他帮助村里弄个扶贫项目,对口支援西牛家坪脱贫致富?

王德厚当时分管全镇企业经济,听到这个信息,觉得是个好机会,立即安排王京玉联系其姨夫刘佩吉,结果就在这期间,八十多岁的刘佩吉去世,王德厚与王京玉又考虑带上当年张茜赠送的礼物作为证据去北京,结果那些礼物也早已散失,找不到任何可作证明的物件了。而就在这年秋天,陈昊苏的工作发生了变动,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三十多年过去,传闻似乎成了既定事实,但读过地方党史的人都对此半信半疑。

20183月,笔者联系到已退休在家的王德厚,他证明确实有过这么一件事,但“刘老头子”去北京陈毅元帅家中的具体情况他不了解。笔者又联系上另外一名知情人一刘佩吉的外甥一一今年已78岁的王京玉,王京玉说,姨夫确实去过北京,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被人告发曾在黄山铺被捕过,说她在押期间,是投降变节才被释放的。张茜有口难辩,为了澄清事实,就想到了让姨夫刘佩吉去作证,刘佩吉到北京后,向造反派说明了张茜被捕的前后过程,使张茜洗清冤屈,得以解放。为了感谢当年的救命之恩和再一次的出面相助,张茜留刘佩吉在北京玩了几天,临别时赠给恩人一个大衣,一个铝锅,一顶毡礼帽等,这些礼品现在看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的农村却是比较稀罕的物件了。

这样看来,在小高庄采访的关于张茜的事似乎与此有了关联,从时间上看,基本是那个时间段里发生的事,那么张茜能在大官庄这一带活动,就更有可能去小高庄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藏身。将两件事放在一起,似乎更让人觉得这些事情也是真实的,这个张茜就是陈毅元帅的夫人。

但是,综合分析,所说的这些事情又几无可能,首先,查阅陈毅元帅的年谱,在这一段时间里,陈毅元帅正担任新四军军长职务,活动范围主要在苏北一带,虽然也曾有过到临沂的纪录,但可以肯定,他没有来过沂水。如果有,沂水的党史资料中肯定会有记载。陈毅元帅主要是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沂水王庄指挥了孟良崮战役,所以从时间上看是不对的。再者,即便是陈毅元帅在这个时间来过沂水,那么依照他的职务,张茜应该是随身跟从,是为生活秘书之类的身份,不可能出来到一线搞地下工作,她会时时处于中心地带,能得到很好的安全保障。那么,发生在小高庄和大官庄的这些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浩瀚的史料记述里,笔者终于找到一本一九八六年由沂水县党史委编辑出版的党史资料汇编,上面有篇回忆文章,作者名叫“张谦”,(调查整理者为时县党史委的工作人员张茂萱和窦宪诺),细细读完此文,豁然找到了答案,解开以上两件事情的谜底,原来,传说中的元帅夫人“张茜”就是这个“张谦”。

张谦,女,淄博周村人,抗战时期曾在沂水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担任沂水妇救会会长,解放后任职北京市铁路局临时工程指挥部。丈夫赵希纯,时任中共沂蒙二地委武装部长,解放后担任铁道部基建局局长。

张谦在回忆录里,详细讲述了遇险脱险的整个过程,原来她是1941年冬天日本鬼子大扫荡时,从崔家峪镇南柿子峪村往大官庄村隐蔽转移中被汉奸抓去的。她在文中提到了汉奸“韩二打狗子”,提到了地下工作者张熙岳和刘佩吉,还提到了营救时也一并帮忙的蒋庄的地主徐仁东,将整个过程叙述得十分完整,与以往“张茜”的传说高度吻合,可以断定,“张茜”就是这个张谦了。张谦回忆,她脱险后,到鲁中区党委见到了书记霍士廉,这才知道,营救工作是霍士廉亲自过问,沂水四区区委书记李子仁具体安排的,为了打通各个关节,成功营救张谦,组织上花了两千钢洋和四两大烟土。19783月,李子仁的夫人史培力(山东聊城人,抗战时期在沂水工作过,张谦被捕后由她接任沂水妇救会长,解放后在陕西省建材局工作)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一一《抗战时期沂中县妇女工作片断回忆》,在文中她也提了张谦被捕由组织上营救出来的事,她还特别强调,张谦不是张茜,不是陈毅元帅的夫人,而是赵希纯的爱人。史培力专门强调这点,说明张谦被捕事件后社会上已经有这个误会了,因为后来陈毅元帅也确实来过沂水,至于具体情况、时间就没有多少人关心了。

那么,大官庄的刘佩吉在文革期间去北京见张茜是怎么一回事呢?按照王京玉所说,他姨夫是文盲,不识字,从北京回来时说见到张茜了,但没有见到陈毅元帅,元帅为国家大事忙,他也没好多问。可以这样理解,他在北京见到就是老熟人张谦,而张谦的丈夫赵希纯当时已是厅局级干部,工作很忙,很可能是在外出发没回家。加上当时社会上盛传在大官庄遇险的就是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姨夫不识字,别人都这样说,他自然一直深信不疑,直到临终也没弄清楚。

那么,关于小高庄的这件事,就更好解释了。张谦当时正担任沂水妇救会长的职务,她到小高庄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住上一段时间是再正常不过的。至此,这一民间传闻的误会终于厘清,真相得以告白大众。

 

 

 

 

七、鱼水情深支前忙

 

淮海战役结束后,陈毅元帅曾感慨的说,我们的胜利是老乡们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诚如元帅所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的热爱,对人民军队的信任和期望,纷纷出工出物,积极投入支前,他()们碾军粮、做军鞋、出民伕、抬担架,出力流汗甚至流血支援前线,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最终赢得了国家的解放。

“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上战场”。这是对战争年代沂蒙人民毁家纾难、踊跃支前的概括描述。在我们沂水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村村有“红哥‘”,庄庄有“红嫂”,他们不计报酬,默默奉献,谱写了“人民群众爱军队,人民军队爱人民”的鱼水篇章。

抗战结束后,小高庄归属沂城区(区政府驻地在黄山铺镇东陈村)管辖,其时全村有六十多户人家,不足300口人,近百名青壮劳力,这其中先后有42名青年小伙参军入伍,走上了杀敌战场。村里只剩下部分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和妇女儿童,但就是在家留守的这些妇幼老少,依然积极主动地投入支前工作,体现了“红色山村“人民群众与众不同的思想觉悟和爱党情怀。

其时,我解放区政府各级机构已十分健全,包括村这一级也都配备整齐。小高庄村的庄长是周祥泰,由他负责指挥协调全村支前工作。妇救会长系村民周锡新之妻武氏,具体组织村里妇女做军鞋碾军粮等事务。村民周锡山担任粮秣主任,负责粮食的筹备和分发等。加工军粮的任务下达后,周锡山召集全村村民(家中没劳动力的除外),按照劳力分配加工任务,有时需要做成熟食煎饼时,即按照加工标准统一回收。粮食领取后,妇女们一齐到村里的石碾排队挨号碾米。小高庄村共有三盘石碾,从早到晚“吱吱呀呀“响个不停,到了夜里也不停歇,大家碾完米后回家再将米浸泡,用石磨磨成糊子烙煎饼,为了及时完成任务,妇女们常常忙个通宵,第二天一早就将一摞摞金黄的煎饼扛到村头街口的石碾上,等待周锡山过秤验收。小高庄村的妇女们都有着极高的思想觉悟,守着一大摞金黄诱人的煎饼,任凭孩子在旁边馋得流口水,也决不撕下一块塞进自己的孩子口里。

最忙碌最热闹的还是全村妇女做军鞋,大家领取了麻绳、破布等制鞋原料后,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做军鞋。制鞋工序复杂,要先打缺子、纳鞋底,缝鞋帮,两三天才能做成一双鞋。武氏虽然是小脚,但来来回回很能跑腿操扯,妇女侯立英、梁树英、夏怀英这“三英“是做军鞋的模范,周世泰之妻李氏、周锡智之妻齐氏、周锡树之妻徐氏、周广全之妻白氏也都是做鞋的好手。夏天在树荫下,大家说说笑笑飞针走线,干得十分上心。冬天滴水成冰,大家在暗淡的豆油灯下忙活,屋里冷如冰窖,手一会就冻得麻木,但妇女们谁也不偷懒,谁也不抱怨,大家开开心心,憧憬着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几十名妇女一齐动手,几百双军鞋顺利完成。

尽管小高庄村的青年小伙子大多参军入伍,村里的壮年劳力所剩无几,但上级分配了出伕支前任务,村里总是不讲条件,设法克服困难完成,全村为数不多的几十个男劳力就成了“出伕专业户“。出伕的时间有长有短,有十天八天的,有仨月俩月的,还有超过一年的,民伕跟随部队或运送东西,或上战场抬担架,不仅出力流汗,有时还可能流血牺牲。村民周生爱、周生孝等常常被调拨出“短伕”,周生利、周和泰、周文胜、周广明等人一去就是三个月,还参加了淮海战役。村民周同泰、周广元、周福泰等出伕先去了河南,后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辗转在大山里与国民党军队周旋,极其艰苦危险,一年多后才回来。孟良崮战役开始时,小高庄村民主动请缨上战场服务,村民周锡元、周生堂、周广三、周锡树、张世泰(按照标准,每副担架5个人)专门组成一副担架在前线运送伤员……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近十年间,小高庄村里找不到闲人,青年小伙参军上前线杀敌,部分男劳力跟随解放军部队支前,在家的妇女老幼碾军粮、做军鞋,大家忙忙碌碌,以苦为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演绎了数不清的感人故事,奏响了一曲拥军支前的壮歌。

 

 

八、解放战争时期的一次军粮调拨供应

 

沂水抗日民主政府相关单位撤离小高庄后,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沉默了短暂的一段时间,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小高庄村重又忙碌起来。

1947年年初,国民党集中兵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鉴于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我解放区政府利用小高庄村地利人和的优势,在这里开展后勤保障工作,各项工作都十分顺利,让村民最难忘的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军粮供应。

时间是1947年春天,具体日子村民们已记不清楚。今年已88岁的村民周生元回忆,这次军粮供应之后一个多月就发生了孟良崮战役,孟良崮战役结束于1947516日,那么在小高庄这次军粮派发应该是在4月初,也就是农历的三月初或二月底。

此前不久,小高庄村进驻了部队的后勤保障机构一一粮站(亦称“兵站”),粮站的负责人姓杨,大家都叫他“杨股长”,杨股长住在村民周广平家中,连续几天里,在村负责人周广平的带领下四处察看村民的房子,也没说有什么事情。

这批军粮来得十分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那个春天的早上,天还蒙蒙亮,小高庄村大街小巷一下子停满了装载粮食的小推车,足足有几百辆。看着这些车和人像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推车是胶东一带惯常使用的小车,与沂水的不一样。车身子小,车轮小,车轴是铁质的,看上去很轻便,一车装载二百多斤粮食。村民问推车的民伕,他们说这些粮食是从胶东运来的。

粮食一共有三种:面粉、小米和豇豆。这些粮食全部卸在杨股长事先察看的房子里。周生元家的一间东屋、周广勇家的一家东屋、和周广义家的两间东屋地上铺了芦席,面粉全部卸在这里,面袋子一直垒到房梁。周生杰家的两间东屋则卸满了小米。沂水抗日子弟小学搬迁后,闲置了三间堂屋,所有的豇豆全部卸在那里。这些卸满了粮食的房子都有解放军战士持枪把守,学校的那三间房子粮食因为装得太满,豇豆顺着门缝淌了出来,村里的孩子们见了都欢天喜地的往口袋里装,哨兵也不去制止。村民周生元当时已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他看到自己家里卸满了面粉就到跟前看稀奇时,被部队上的人告知不要乱动、也不要出去乱说。

当天上午八九点钟,从小高庄西、南方向来了大批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三五人一块,十多人一伙,翻山越岭赶到小高庄村领取粮食,粮站的杨股长按照他们手中的纸条进行登记发放。人群熙熙攘攘,战士们排队挨号,一时十分热闹。

小高庄村西南方向山高林密,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运粮很不方便,这些解放军战士有的去村民家中借毛驴运粮,有的借来扁担挑粮,更多的则是靠肩扛背驮,十分辛苦。当时天气中午已经比较炎热,有的解放军战士扛着粮袋爬山热得满头大汗,干脆脱掉上衣光着脊梁走路。小高庄村民周阳泰去院东头赶集买香椿芽回来时,在村前的一处石崖下,看见了一大堆面粉,不知是战士不小心剐破了面袋子洒落的,还是有人实在扛不动了故意扔掉的,他喜出望外,连忙脱下褂子将面粉包回家,全家老小犒劳了好几顿。

此后一个星期多时间,前来领取粮食的解放军战士络绎不绝,从早到晚,来往不停,这些战士说话多是南方口音,自称是从江苏涟水战役后退下来不久,都是各连队炊事班的。

村民们后来才知道,就在此前,小高庄周边的村庄如唐家河、峙山庄、东仁家旺、西仁家旺,前、后石门等十几个村庄早已悄悄驻满了部队,地方老百姓也不知是那部分的队伍,只听说他们是从江苏涟水战役后辗转到这里的。

史料记述,19461022日,国民党王牌74师进攻我华东野战军防御驻守的江苏涟水城,守城的是陈毅、粟裕麾下的华野虎将王必成,战斗打得异常惨烈,经过几番血拼,涟水守城成功。12月上旬,国民党74师二次进攻涟水城,是役,我华野六师经过九天九夜的血战,虽然重创了张灵甫的74师,伤亡其近万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最终失守涟水城。

两个月后的19472月,国民党集中45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率领华野主力由苏入鲁,采取高度机动的回旋战法,在鲁中南一带与敌“耍龙灯”,寻机歼灭敌人,并于三个月后成功地全歼74师。这样看来,这一时期驻扎在小高庄西南大山里的解放军部队,正是在和国民党部队“藏猫猫“的华东野战军。

看来,选择小高庄作为军粮中转分配站,也是有其深意的,一是交通相对方便,从沂水县城到小高庄不过二十公里,虽然不通汽车,但小车运粮直通村里,而且该村地村极其隐蔽,便于警戒。二是部队都驻扎于小高庄村西南的大山里,翻山越岭领取粮食十分安全,不容易暴露目标。果如其是,这次前前后后一个多星期的军粮大供应中,一切顺顺利利,没发生什么事情。

军粮分发完毕后,杨股长很高兴,主动问小高庄村的负责人周广平有什么要求,周广平想了想,说村里民兵们的装备太差了,15个人只有4枝“土压五”,不能保护村民的安全,部队能不能给村里几枝好枪,杨股长听后一口答应下来,立即写了一封信,让村里拿着这封信到驻前石门村的部队去领取,民兵周生信和周广和接到领枪任务后,立马兴冲冲地赶到相距6公里的前石门村,领取了4枝崭新的“中正“式钢枪和一宗子弹,回来的途中走到小高庄南山,俩人扛着崭新的钢枪心里痒痒的不行,一商量,决定试试效果,就轮番打了十几发子弹,枪声在山谷回荡,把村民吓得不轻,回来后俩人还挨了杨股长一顿批评。至此,小高庄村民兵共有了八枝步枪,顿感武力大增,民兵们站岗放哨,更加积极认真。

发生在小高庄村的这次军粮大供应是我解放军部队在这里的一次大活动,这次活动从此深深印在村民的记忆里。

 

 

九、带着感恩的心去寻找

 

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在抗战时期,沂水抗日民主政府的相关单位,曾驻留在黄山铺镇的小高庄村,这个三面环山的小山沟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一幕幕。消息来得突兀,心里半信半疑,去查阅此前县里相关部门出版的各种志书史料,均未找到关于小高庄村在这方面的记述。到底是真是假,如何辨明真相?我决定去作一次深入的调查采访,以期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

当我目睹了抗日子弟小学的旧址,找到荒草掩没的无名烈士墓,看到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人员曾经汲水的老井,抚摸着被日寇战马啃了一个大疤的老柿子树……我才确信,那段历史曾真实地在这里上演过。之所以找不到记述的文字,是历史忽略了,我们遗忘了。

我知道,有些往事,不去打捞,就会沉淀在岁月深处,甚至找不到依稀的影子。有些记忆,不去寻找,就永远掩没在历史的烟尘里,后人无从知晓。而弥足珍贵的红色记忆,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们党、我们国家、艰辛坎坷的来时路,这是和平年代里颇具意义的一笔精神财富,用心寻找,是一种使命,我感到了分秒必争的紧迫感。

20183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代表团座谈时,特别提到要搞好红色传承,他指出,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不忘初心,就是要学会铭记。遗憾的是,有时候,许多应该记住的我们恰恰淡忘了。

去小高庄村寻找当年的知情人,庆幸的是,他们还有人健在,近八十年时光逝去,那些当初不谙世事的少年,如今成了年过九旬的耋耄老人,好在,老人们还头脑清楚,记忆犹深。

春节刚过,正值农闲,连续十多天,我奔波在通往小高庄的乡村公路上,穿梭在该村的大街小巷里,座谈于知情者的家中炕头前,记下了数万字的采访笔记,也由此认识了性情豁达、记忆力超强的九十一岁老人周庆泰,曾当过多年教师、叙述有条理有性格的八十九岁的老人周生元,性格恬淡、建国前曾担任小乡文书的老人周广丰……小高庄村党支部书记周生范对调查采访十分重视,将手头上的一切事务交由别人处理,自始至终全程陪同。村里的老党员、两委成员、村民代表周生三、周生安、周生彦、周生余、周生富、许士宏、孙少军等数次参与座谈,积极提供线索,让我深受感动,我能读懂那些焦灼的眼神,他们热切地期待我,将历史的真实挖掘整理出来,让山外的人们知道,其貌不扬的小高庄村曾经有过的光荣和自豪。

采访的过程是一个灵魂受到洗礼的过程。几位九十岁的老人谈起当年目睹的一幕幕,时而慷慨激昂,时而语气低缓,时而唏嘘有声。隔了近八十年时间,那些记忆还如此鲜活,那些怀念依旧如此真挚。我似乎听到了该村二十四岁的武工队长周锡仁牺牲时、他新婚十多天的妻子刘氏撕心裂肺的哭号,我似乎看到了无名烈士牛参谋被乱刀捅刺倒下时、那心有不甘的眼神,我似乎目睹了那个车辚辚、马萧萧千军万马运军粮的壮观又温暖的场面……我在本子上快速记着,心里涌过一阵阵颤栗,那是许久未有的感动。总感到背后有一双双烈士的泪眼,紧盯着我忙忙碌碌的脊梁,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白天在村里采访,晚上回到家中整理文字,梳理中发现有许多遗漏的事项,赶紧记下来,第二天匆匆赶往那里调查。紧锣密鼓,只争朝夕,我怕机会稍纵即逝,造成永远的遗憾。那位年已91岁叫周庆泰的老人,平时跟随儿子居住在烟台,这次回家过完大年,打算清明过后再回去。可我总觉得不踏实,在基本完成采访任务后,又发现了一些新疑问,38日一早我又驱车赶往小高庄,想让老人带我去看看,当年抗日民主县长李贯一在地洞办公的具体位置,真巧,那天他已收拾好行李,下午就随儿子回烟台,如果不及时赶过去,再采访就麻烦了。

为了搞清陈毅元帅夫人张茜是否真的在小高庄呆过一个月,我多方求证,赶往夏蔚镇的一个小山村知情人那里调查,又电话采访在省城的知情者,同时查阅了早期的资料,通过多方核实,终于弄清了此为“张谦“而非“张茜”,将一桩误传了多年的民间传闻弄清。为了证实当年在小高庄押住了一名鬼子俘虏的情况,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终于查到了发生在胡家庄村的那场战斗,查到了俘虏一名鬼子的这个细节,与受访者提供的情况完全吻合……

时隔近八十年,许多记忆难免模糊,牵涉到一些事件的具体时间,无法准确把握。又加之这些受访的知情者,当时都是十多岁的孩子,不可能了解更多的事件背景,只能根据支离破碎的回忆,查找相关的资料核对,以判断事件发生时的大致情况。我不止一次地想,如果采访提前十年二十年或者更早,当事人都还在世上时,那该多好啊!小高庄村的红色记忆会挖掘得更加全面、翔实、准确。会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出现在读者面前。但是,时间从来不等人,有些缺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断断续续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记录下小高庄村的部分红色记忆。受自己的写作水平所限,受采访的客观条件所限,这些文字显得比较粗糙,通篇不够严谨,可能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谬误,希望有知情者提出宝贵的意见,给予鉴别和校正。找回这些记忆后,我心里平静多了。

 

 

作者地址:山东省沂水县黄山铺镇文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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