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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文化

抗战时期的沂蒙老区识字班

时间:2018-11-23 16:25:57  作者:牟 欣  来源:  查看:20  评论:0

 

 

“过去的社会老封建,妇女受罪真可怜……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求解放……参加妇女会,参加识字班。又学习来又劳动,谁也不敢瞧不起咱”。这是抗战时期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唱的一首“妇女解放歌”,俗称“识字班歌”。每每听到建国前老党员老干部和抗战时的“识字班”队长,用淳朴的乡音唱起这首“识字班”歌时,思绪就会被拉回到那段艰难的抗战岁月……

“识字班”运动的历史背景

中央革命根据地最早出现“识字班”称谓,可追溯到毛泽东同志《长冈乡调查》中的文化运动部分,毛泽东将“识字班”作为一个扫盲组织加以介绍。后来在19336月公布的《识字班工作》中,针对识字班运动的重要作用、工作方式等作了详细阐述。“识字班”以此作为扫盲运动的一种有效形式,在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9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试点识字班运动。

当时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很少有读书识字的,文盲占90%以上。山东沦陷后,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在抗日根据地,要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法令,改变农民低下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就成为当务之急。据《日照烽火录》记载:“1939年初,鲁东南特委、莒县县委带来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组织抗日队伍,唯独妇女不好发动。多数妇女听到工作团的宣传,虽然痛恨旧社会,反对日本侵略者,想参加抗日活动,但由于受传统观念束缚太重,看见工作团就躲闪。有的妇女开会后,回家就挨丈夫打、婆婆骂。特别是未婚青年妇女,怕遭口舌,更不敢去上课”。原因有两方面,旧社会老百姓贫穷,生活都很困难,没有受教育的经济基础,不上学逐渐形成习惯;在落后愚昧的农村,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对女孩入学普遍想不通,阻力十分强大。

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妇女识字班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194086,作为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下的全省统一的妇女组织——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宣告成立,妇女识字班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1941年,山东省妇联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宣传大纲中发出“要加强组织妇女识字班、识字组,建立女子小学、妇女训练组”,在全省抗日根据地中全面开展识字班运动的号召。同年2月,省战工会制定《1941年度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也规定:已建立民主政权的地区,要有半数以上的村居成立俱乐部,并应一律成立“识字班”或夜校,也有先成立夜校或识字组,后改称“识字班”的。

“识字班”一般在农忙后的中午上课,学习内容有文化课与政治课。文化课主要教人们学会看信写信、记帐、打算盘、看路条、认钞票。政治课学习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军事、历史、哲学等多方面,毛主席著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持久战》,政府战时法令、战时纪律、征粮新办法,民兵、游击小组站岗、放哨、爆炸及打游击的常识等无所不包。所用的教材除上级编发的国语、政治常识、民众算术外,大部分选自《大众日报》及刊物杂志,同时还根据本地生产、生活特点自编一些乡土教材,内容都与抗战有密切联系。政治课老师有村干部、小学教师、县区干部。尤其是县区干部走到哪里,就到当地的学习组织中讲课。

说到“识字班”学员,人们往往以为仅指女青年,实际最初的“识字班”不分年龄、性别分班,不仅有女青年,还有男青年,不仅有十几岁的姑娘,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因为女青年坚持得最好,后来“识字班”专指超过上学年龄又没有出嫁的农村妇女。

“识字班”成为未婚姑娘的代名词

“学文化,求进步,不被人欺负”,是战争年代根据地广大妇女热爱识字班的共同心声。青年妇女们报着“学文化、求翻身”的强烈愿望,开始摒弃以往封建规矩,走出庭院,走进识字班,积极参加文化学习。据《沂蒙抗日战争史》记载:“姑娘们参加识字班如小鸟出了笼,学习热情高涨。老师教过的字都挤时间反复进行复习。白天下田劳动,利用休息时间,在地上划;回家做饭,在灶前练;晚上睡觉,用手指在肚皮上划。房前门后、四面墙壁,到处划满了字。”由于勤学苦练,“识字班”们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有些从来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能识几百个字,一般会看简单的书报,能写路条、简单的书信。”离休干部、原岚山区碑廓镇大湖村识字班队长魏延珍说:“作为识字班班长不仅要教识字,还要动员妇女求解放、男女平等、争取自由,妇女要有权利、有能力,参加劳动,参加革命。”通过参加识字班学习的农村妇女,不仅接受着文化教育,还接受着民主教育和革命教育,她们每天在劳动中边识字学习,边唱革命歌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放脚剪发、追求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自身家庭地位和思想觉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据《忆沂蒙》(续)“莒中县战争年代的文教工作”石明远回忆:当时,香港几家报纸的编辑、记者来莒县采访,在中楼区某村同识字班开了一次座谈会,听了学员们的发言,看到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曲线救国,作为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了解得那样清楚,阐述得那样透辟,批判得那样深刻;对建立新中国是那样地充满信心;对许多政治术语运用的那样娴熟而又恰当。这些新闻工作者亲眼看到这些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姑娘,短发天足、活泼健康、举止大方,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感到非常意外。

参加“识字班”学习的广大妇女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中,“识字班”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在根据地农村发展起来,据山东省妇救会不完全统计,1940年各地共办妇女识字班760多个,参加学习的中青年妇女131050人。19413月,胶东地区共举办民众夜校3077所,妇女识字班3405所,参加学习者达26万余人。轰轰烈烈的识字班运动不仅学习规模大、参加人数多、受教育深,而且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抗战胜利前夕,抗日根据地的识字班运动达到高潮,据19447月统计(日照市档案馆馆藏资料),日照县在农忙季节坚持办学的妇女识字班183个,学员5423人。1946年,仅巨峰、高兴、涛雒3个区,就有妇女识字班546个班,学员7725人。莒县横山根据地办妇女识字班102个,学员1900余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战事日趋激烈、战役规模不断扩大,沂蒙根据地大批青壮年或直接参军或参加支前队都上了前线,有的村庄几乎成了“女儿国”,从村长、党支部书记到民兵队长、农救会长、青救会长、公安员全都由妇女担任。据原日照县城关区26个村的统计,有20个村由妇女任村长,22人为村政委员,59人任闾长。河山、太平两区,55个村由妇女任村长,33人为村公安员。这个时候,中年妇女由于其无可替代的“扶老携幼”的天职以及义不容辞的根据地建设和支前任务等重压,已经无法正常参加识字班的学习。由于女青年班坚持得最好,成绩也最突出,最后能够坚持参加识字班学习的就只剩下了年轻的女孩,而且主要是未婚的姑娘,所以“识字班”这所抗战时学习文化的组织、青年妇女的政治学校,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年轻姑娘的代名词。后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扫盲运动早已宣告结束,而“识字班”这个对未婚姑娘的专称,由于其形象生动且深入人心,成了临沂、日照地区未婚姑娘们的代名词,这个饶有情趣的称谓作为日照方言一直存活在人们的语言中,口口相传并永远载入史册。

识字班在战争年代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妇女在参加识字班学习后,既要顾及自己的小家,干农活、忙家务,又要带领妇女缝军衣、做军鞋、碾米磨面、烙煎饼、收军粮、筹粮草、送弹药,开展拥军支前活动。很多妇女通过学习,积累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与革命经验,开始走上闹革命、求解放的新路,挑起了站岗放哨、查路条、捉汉奸、动员参军、支前、维持治安的重担,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坚强力量。

动员参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青壮年纷纷参军上前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仅有400万人口的沂蒙山区,先后有20万人参军入伍,100余万人参战支前,沂蒙根据地的“识字班”,在动员参军中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日照县奎山区付疃村的识字班范大娘,全家一贫如洗,全靠她和丈夫给地主打短工、扎觅汉(注:日照方言,意为给大户人家打长工)维持生计,她为人正直善良而又颇有骨气,抗日战争后,不甘忍受饥饿和贫穷,将大儿子范崇仕送上战场。19403月,范崇仕担任县职工救国联合会副会长,不分昼夜地工作,范大娘则利用讨饭机会来往于敌战区和游击区,给八路军传送情报。自从大儿子参加革命后,她更明白了一个道理: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才会有好日子过。1939年,范大娘又将二儿子范崇相送到八路军。1941年范崇相在小羊圈战斗中牺牲。范大娘忍住悲痛,继续积极参加抗日。1946年范崇仕被特务暗杀,范大娘没有被吓倒,悲痛使她斗志愈坚,在范崇仕的追悼大会上,又把15岁的三儿子范崇仁送到部队,并嘱咐他为哥哥报仇。之后的战斗中,范崇仁不幸被炮弹炸伤腿脚,造成终身残疾。在范大娘的带动和动员下,付疃村先后有4名青年参军。1947年,范大娘被滨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和日照县评功委员会授予“人民的母亲”光荣称号。

支援前线。随着革命根据地“识字班”文化素质的提高,广大妇女逐渐开阔了的眼界,她们也认清了抗日的形势与前途,内心的爱国热情随之被激发,开始走上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独立之路。日照县数万名青壮年踊跃参军入伍,奔赴前线。很多村子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小孩,支前的任务就落在妇女身上,她们在后方加紧生产,缝军衣、做军鞋、凑给养等,出现了“最后一个儿子去参军,最后一粒粮食送军粮,最后一块布料做军衣”的感人场面,涌现出大批的模范人物和英雄事迹。“大军连营七百里,村村灯火到天明”,就是沂蒙后方人民夜以继日生产支前的真实写照。莒县夏庄镇丁家孟堰村“识字班”班长杜凤在支前中,一连七八个晚上推磨很少睡觉。有时推着推着栽到磨沟里,摔醒了爬起来还接着干。“沂蒙六姐妹”在整个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组织全村识字班烙煎饼1.5万斤、凑集军马草料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淮海战役期间,滨海区在19481120的一个多月里,数十万妇女连续加工粮食1000万公斤。日照县芦山区台庄乡三天内加工粮食28350公斤,妇女们一连数夜未眠,提前完成并超完任务6850公斤。临沭县有10万妇女为前线碾压军粮、超制军鞋,他们共加工粮食180.98万公斤,做军鞋23500双,19481949年,五莲县妇女制做军鞋6.5万双。

站岗放哨。沂蒙老区根据地的农村妇女在参加“识字班”学习后,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知识与革命经验,许多“识字班”勇敢地拿起枪杆、大刀、农具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直接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她们从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逐步成长为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坚强力量。她们既有用大刀、长矛缴获敌人“三八大盖式”“捷克式”枪支的“识字班”,也有“女爆破队队长”“女地下交通员”等智勇双全的抗战模范人物。在抗战前期的山东解放区,站岗放哨男女是有分工的,夜间通常是精壮的年轻武工队员站岗,白天则主要由“识字班”学员负责。1940年,莒县寨里河乡下麻峪子村的识字班队长王秀娥,在村里承担站岗放哨、维护治安任务,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有一次,与王秀娥同住一个铺的妇女说,一个叫梁小伍的汉奸秘密抄录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送给青岛的汉奸头子,于814带领日军抓捕共产党。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王秀娥马上动身,连夜向党组织报告,将梁小伍等五六十人全部抓获,押往陵阳。押送途中,日军和汉奸在后面追赶,一名汉奸俘虏听到枪声越来越近,索性不走了。王秀娥当机立断,随手拔刀干净利落地将其砍死,震慑了其它汉奸俘虏,这才又继续赶路并顺利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后,为确保安全,王秀娥与其它民兵分头离开陵阳,折返到家中时脚下底磨出的血泡都破了,鲜血染红了鞋袜。

一曲曲识字班歌,一段段识字班故事;一个个当初的青春少女,一个个如今的抗战英模,她们见证了那段令人难忘的抗战历史。当年的“识字班”们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牺牲奉献已载入史册,让我们向那些逝去或健在的“识字班”们致敬!

——节选自《山东档案》(2015.6

(作者单位:日照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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