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沂蒙老区识字班

“过去的社会老封建，妇女受罪真可怜……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求解放……参加妇女会，参加识字班。又学习来又劳动，谁也不敢瞧不起咱”。这是抗战时期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广为传唱的一首“妇女解放歌”，俗称“识字班歌”。每每听到建国前老党员老干部和抗战时的“识字班”队长，用淳朴的乡音唱起这首“识字班”歌时，思绪就会被拉回到那段艰难的抗战岁月……

“识字班”运动的历史背景

中央革命根据地最早出现“识字班”称谓，可追溯到毛泽东同志《长冈乡调查》中的文化运动部分，毛泽东将“识字班”作为一个扫盲组织加以介绍。后来在1933年6月公布的《识字班工作》中，针对识字班运动的重要作用、工作方式等作了详细阐述。“识字班”以此作为扫盲运动的一种有效形式，在中央苏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39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试点识字班运动。

当时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劳动人民祖祖辈辈很少有读书识字的，文盲占90%以上。山东沦陷后，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在山东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在抗日根据地，要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投身抗战，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法令，改变农民低下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就成为当务之急。据《日照烽火录》记载：“1939年初，鲁东南特委、莒县县委带来工作团，深入农村开展群众工作，宣传抗日，组织抗日队伍，唯独妇女不好发动。多数妇女听到工作团的宣传，虽然痛恨旧社会，反对日本侵略者，想参加抗日活动，但由于受传统观念束缚太重，看见工作团就躲闪。有的妇女开会后，回家就挨丈夫打、婆婆骂。特别是未婚青年妇女，怕遭口舌，更不敢去上课”。原因有两方面，旧社会老百姓贫穷，生活都很困难，没有受教育的经济基础，不上学逐渐形成习惯；在落后愚昧的农村，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对女孩入学普遍想不通，阻力十分强大。

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妇女识字班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依据。1940年8月6日，作为中共山东分局直接领导下的全省统一的妇女组织——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总会宣告成立，妇女识字班运动有了进一步发展。1941年，山东省妇联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宣传大纲中发出“要加强组织妇女识字班、识字组，建立女子小学、妇女训练组”，在全省抗日根据地中全面开展识字班运动的号召。同年2月，省战工会制定《1941年度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也规定：已建立民主政权的地区，要有半数以上的村居成立俱乐部，并应一律成立“识字班”或夜校，也有先成立夜校或识字组，后改称“识字班”的。

“识字班”一般在农忙后的中午上课，学习内容有文化课与政治课。文化课主要教人们学会看信写信、记帐、打算盘、看路条、认钞票。政治课学习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军事、历史、哲学等多方面，毛主席著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持久战》，政府战时法令、战时纪律、征粮新办法，民兵、游击小组站岗、放哨、爆炸及打游击的常识等无所不包。所用的教材除上级编发的国语、政治常识、民众算术外，大部分选自《大众日报》及刊物杂志，同时还根据本地生产、生活特点自编一些乡土教材，内容都与抗战有密切联系。政治课老师有村干部、小学教师、县区干部。尤其是县区干部走到哪里，就到当地的学习组织中讲课。

说到“识字班”学员，人们往往以为仅指女青年，实际最初的“识字班”不分年龄、性别分班，不仅有女青年，还有男青年，不仅有十几岁的姑娘，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年妇女。因为女青年坚持得最好，后来“识字班”专指超过上学年龄又没有出嫁的农村妇女。

“识字班”成为未婚姑娘的代名词

“学文化，求进步，不被人欺负”，是战争年代根据地广大妇女热爱识字班的共同心声。青年妇女们报着“学文化、求翻身”的强烈愿望，开始摒弃以往封建规矩，走出庭院，走进识字班，积极参加文化学习。据《沂蒙抗日战争史》记载：“姑娘们参加识字班如小鸟出了笼，学习热情高涨。老师教过的字都挤时间反复进行复习。白天下田劳动，利用休息时间，在地上划；回家做饭，在灶前练；晚上睡觉，用手指在肚皮上划。房前门后、四面墙壁，到处划满了字。”由于勤学苦练，“识字班”们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有些从来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在短短几个月内就能识几百个字，一般会看简单的书报，能写路条、简单的书信。”离休干部、原岚山区碑廓镇大湖村识字班队长魏延珍说：“作为识字班班长不仅要教识字，还要动员妇女求解放、男女平等、争取自由，妇女要有权利、有能力，参加劳动，参加革命。”通过参加识字班学习的农村妇女，不仅接受着文化教育，还接受着民主教育和革命教育，她们每天在劳动中边识字学习，边唱革命歌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新生活。放脚剪发、追求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自身家庭地位和思想觉悟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据《忆沂蒙》（续）“莒中县战争年代的文教工作”石明远回忆：当时，香港几家报纸的编辑、记者来莒县采访，在中楼区某村同识字班开了一次座谈会，听了学员们的发言，看到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曲线救国，作为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政策，了解得那样清楚，阐述得那样透辟，批判得那样深刻；对建立新中国是那样地充满信心；对许多政治术语运用的那样娴熟而又恰当。这些新闻工作者亲眼看到这些生长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姑娘，短发天足、活泼健康、举止大方，与国民党统治区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感到非常意外。

参加“识字班”学习的广大妇女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自身解放和民族解放中，“识字班”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在根据地农村发展起来，据山东省妇救会不完全统计，1940年各地共办妇女识字班760多个，参加学习的中青年妇女131050人。1941年3月，胶东地区共举办民众夜校3077所，妇女识字班3405所，参加学习者达26万余人。轰轰烈烈的识字班运动不仅学习规模大、参加人数多、受教育深，而且发展速度也十分惊人，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抗战胜利前夕，抗日根据地的识字班运动达到高潮，据1944年7月统计（日照市档案馆馆藏资料），日照县在农忙季节坚持办学的妇女识字班183个，学员5423人。1946年，仅巨峰、高兴、涛雒3个区，就有妇女识字班546个班，学员7725人。莒县横山根据地办妇女识字班102个，学员1900余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战事日趋激烈、战役规模不断扩大，沂蒙根据地大批青壮年或直接参军或参加支前队都上了前线，有的村庄几乎成了“女儿国”，从村长、党支部书记到民兵队长、农救会长、青救会长、公安员全都由妇女担任。据原日照县城关区26个村的统计，有20个村由妇女任村长，22人为村政委员，59人任闾长。河山、太平两区，55个村由妇女任村长，33人为村公安员。这个时候，中年妇女由于其无可替代的“扶老携幼”的天职以及义不容辞的根据地建设和支前任务等重压，已经无法正常参加识字班的学习。由于女青年班坚持得最好，成绩也最突出，最后能够坚持参加识字班学习的就只剩下了年轻的女孩，而且主要是未婚的姑娘，所以“识字班”这所抗战时学习文化的组织、青年妇女的政治学校，就慢慢地演变成了年轻姑娘的代名词。后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扫盲运动早已宣告结束，而“识字班”这个对未婚姑娘的专称，由于其形象生动且深入人心，成了临沂、日照地区未婚姑娘们的代名词，这个饶有情趣的称谓作为日照方言一直存活在人们的语言中，口口相传并永远载入史册。

识字班在战争年代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的根据地妇女在参加识字班学习后，既要顾及自己的小家，干农活、忙家务，又要带领妇女缝军衣、做军鞋、碾米磨面、烙煎饼、收军粮、筹粮草、送弹药，开展拥军支前活动。很多妇女通过学习，积累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与革命经验，开始走上闹革命、求解放的新路，挑起了站岗放哨、查路条、捉汉奸、动员参军、支前、维持治安的重担，成为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坚强力量。

动员参军。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青壮年纷纷参军上前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仅有400万人口的沂蒙山区，先后有20万人参军入伍，100余万人参战支前，沂蒙根据地的“识字班”，在动员参军中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日照县奎山区付疃村的识字班范大娘，全家一贫如洗，全靠她和丈夫给地主打短工、扎觅汉（注：日照方言，意为给大户人家打长工）维持生计，她为人正直善良而又颇有骨气，抗日战争后，不甘忍受饥饿和贫穷，将大儿子范崇仕送上战场。1940年3月，范崇仕担任县职工救国联合会副会长，不分昼夜地工作，范大娘则利用讨饭机会来往于敌战区和游击区，给八路军传送情报。自从大儿子参加革命后，她更明白了一个道理：穷苦人只有跟着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才会有好日子过。1939年，范大娘又将二儿子范崇相送到八路军。1941年范崇相在小羊圈战斗中牺牲。范大娘忍住悲痛，继续积极参加抗日。1946年范崇仕被特务暗杀，范大娘没有被吓倒，悲痛使她斗志愈坚，在范崇仕的追悼大会上，又把15岁的三儿子范崇仁送到部队，并嘱咐他为哥哥报仇。之后的战斗中，范崇仁不幸被炮弹炸伤腿脚，造成终身残疾。在范大娘的带动和动员下，付疃村先后有4名青年参军。1947年，范大娘被滨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和日照县评功委员会授予“人民的母亲”光荣称号。

支援前线。随着革命根据地“识字班”文化素质的提高，广大妇女逐渐开阔了的眼界，她们也认清了抗日的形势与前途，内心的爱国热情随之被激发，开始走上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独立之路。日照县数万名青壮年踊跃参军入伍，奔赴前线。很多村子只剩下妇女、老人和小孩，支前的任务就落在妇女身上，她们在后方加紧生产，缝军衣、做军鞋、凑给养等，出现了“最后一个儿子去参军，最后一粒粮食送军粮，最后一块布料做军衣”的感人场面，涌现出大批的模范人物和英雄事迹。“大军连营七百里，村村灯火到天明”，就是沂蒙后方人民夜以继日生产支前的真实写照。莒县夏庄镇丁家孟堰村“识字班”班长杜凤在支前中，一连七八个晚上推磨很少睡觉。有时推着推着栽到磨沟里，摔醒了爬起来还接着干。“沂蒙六姐妹”在整个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期间，组织全村识字班烙煎饼1.5万斤、凑集军马草料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淮海战役期间，滨海区在1948年11月20日的一个多月里，数十万妇女连续加工粮食1000万公斤。日照县芦山区台庄乡三天内加工粮食28350公斤，妇女们一连数夜未眠，提前完成并超完任务6850公斤。临沭县有10万妇女为前线碾压军粮、超制军鞋，他们共加工粮食180.98万公斤，做军鞋23500双，1948至1949年，五莲县妇女制做军鞋6.5万双。

站岗放哨。沂蒙老区根据地的农村妇女在参加“识字班”学习后，积累了一定的政治知识与革命经验，许多“识字班”勇敢地拿起枪杆、大刀、农具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武器，直接参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她们从目不识丁的农村姑娘，逐步成长为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坚强力量。她们既有用大刀、长矛缴获敌人“三八大盖式”“捷克式”枪支的“识字班”，也有“女爆破队队长”“女地下交通员”等智勇双全的抗战模范人物。在抗战前期的山东解放区，站岗放哨男女是有分工的，夜间通常是精壮的年轻武工队员站岗，白天则主要由“识字班”学员负责。1940年，莒县寨里河乡下麻峪子村的识字班队长王秀娥，在村里承担站岗放哨、维护治安任务，从事抗日救国活动。有一次，与王秀娥同住一个铺的妇女说，一个叫梁小伍的汉奸秘密抄录了一份共产党员名单，送给青岛的汉奸头子，于8月14日带领日军抓捕共产党。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王秀娥马上动身，连夜向党组织报告，将梁小伍等五六十人全部抓获，押往陵阳。押送途中，日军和汉奸在后面追赶，一名汉奸俘虏听到枪声越来越近，索性不走了。王秀娥当机立断，随手拔刀干净利落地将其砍死，震慑了其它汉奸俘虏，这才又继续赶路并顺利到达目的地。完成任务后，为确保安全，王秀娥与其它民兵分头离开陵阳，折返到家中时脚下底磨出的血泡都破了，鲜血染红了鞋袜。

一曲曲识字班歌，一段段识字班故事；一个个当初的青春少女，一个个如今的抗战英模，她们见证了那段令人难忘的抗战历史。当年的“识字班”们为党和国家做出的牺牲奉献已载入史册，让我们向那些逝去或健在的“识字班”们致敬！

——节选自《山东档案》（2015.6）

（作者单位：日照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