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水教案

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中国后，几千年来尊孔、崇儒、信道、信佛的文化传统受到了猛烈冲击。外国传教士依据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各级政府的管制。他们依仗特权的保护，深入城乡，广收教徒，建立教堂，直至纵容部分无赖教民，横行乡里，欺压善良。不同文化的冲突加之一些教民的胡作非为，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逐步演变成普通民众与教会、教徒的正面冲突，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反洋教斗争。临沂地区也相继爆发了“神山教案”“日照教案”“费县教案”和“沂水教案”，临沂上述反洋教斗争被史学界统称为“沂州教案”。两次“沂水教案”便是其中著名的教案。

（一）第一次“沂水教案”

第一次“沂水教案”主要发生在夏蔚镇王庄一带。王庄作为最早的天主教传播点之一，其信教群众入教的缘由比较特殊。当时，王庄一带有一个白莲教支流的民间秘密结社，受到官府的镇压，人人自危。他们听说天主教传教士正在阳谷县坡里村一带传教，广收教徒，入教后可以得到教会的庇护。因此，为了寻求生路，便在1882年夏天，派人前往坡里村联系传教士前来传教，吸收教徒，并要求给予相应的庇护。这时，负责鲁南传教活动的德国神父安治泰正在为发展教徒收效甚微而发愁，听说这批人愿意入教，喜出望外，便亲自到王庄吸收他们入教，并设立教区，开始在王庄一带广泛传教，吸收教徒。王庄教会设立后，安治泰十分重视天主教的这一据点，在苦心经营中强行推广天主教教义，甚至威逼民众放弃原来的信仰。那些原秘密结社的成员成为教徒后，原本就不安分的他们依仗教会的庇护而欺压当地百姓。当时沂州知府锡恩在给上司的详报中，就曾抱怨说：“该洋人（指安治泰、布恩溥等圣言会教士）入境传教，并不知会地方官，以至教民往往借以构衅。该民人一入洋教，以为父母不得子，官府不得民，凡户婚田产钱债细故，偶一不遂其欲，不告司而告通事（翻译）。而通事亦本国民人，以洋人为护符，即出面恫吓平民，必遂教民之欲而后已。是以强者或怒于言，懦者或怒于色，及众怨沸腾，则摄一面之词纵恿教士谒官剖白，或添砌情节求教士函达。教士性直，不识诡谲情形，以教民实在受屈，遂与地方官为难。其实一经对质，事皆虚无，而平民已受累匪浅。缘平民可以径传，教民需向教士婉索。传呼稍急，则以地方官不恤教民为口实。是教民与平民涉讼以逸待劳，未堂讯而民已困矣。”安治泰神父对这些恣意妄为的教民则采取了放任甚至纵容的态度，这使那些教徒更加有恃无恐，为非作歹，逐步积累起教徒与当地群众的矛盾。

两种文化的冲突，特别是一些刁蛮教民的胡作非为愈演愈烈，这就不能不激起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1888年春夏间，王庄及附近村庄的绅民组织起来，冲进教堂，欲与教会评理，向教士激愤地诉说一些刁蛮教民的恶行。甚至有人高喊“逐去教士”“拆毁教堂”等。期间，部分民众激于义愤还顺便拿走了教会的一些物品。这场自发的反洋教斗争，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是当地民众与教会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教会势力。

王庄群众冲击教堂的事件发生后，当地教士便禀知沂水知县简叔林，极言王庄民众冲击教堂的严重情况。简叔林本来就是维护封建正统儒教的，看不惯教会的所作所为。因而，他获知王庄民众的反洋教活动后，并未放在心上，认为这次反洋教活动不过是一般的民教之争，无关紧要，对教士要求前往弹压的建议未予理睬。

知县简叔林置之不理的态度，引起了圣言会的不满。安治泰便亲自到北京法国使馆（当时圣言会处于法国保护之下），面见公使李梅，故意渲染、捏造山东王庄以及济宁、寿张等地教案情形，要求李梅出面与总理衙门直接交涉。李梅便听信安治泰一面之词，于1888年5月15日照会总理衙门，其中言及沂水王庄“教案”时称：“近时沂水之王庄教堂，亦被众民拥挤，恐有拆堂之议。又言必要逐去教士。”要求“设法弥绝”。5月20日，总理衙门根据李梅照会，随即行文山东巡抚张曜，要求“逐案查明”“以便照会法使，并饬各该地方官，务须认真弹压，勿任积成事端，致生枝节。”5月21日，张曜接到总理衙门的咨文后，即命山东按察使王作孚、济东泰武临道张桐办理此案。7月5日，王作孚、张桐奉命要求沂州府知府锡恩具体办理郯城、王庄两处教案。锡恩便一面委派兰山县知县王恩范会同郯城县知县韩朗查办郯城教案，一面命沂水知县简叔林详报王庄案情。简叔林此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不得不亲往西北乡详查王庄教堂被劫一事。简叔林经过详细调查，实情却是“委无民众拥挤，亦无拆堂之议”，并将办理情况具文上报与知府锡恩及巡抚张曜。张曜则于秋冬之间始如实咨知总理衙门。11月21日，总理衙门根据张曜咨文，将郯城、王庄两案办理情形，照复法国公使李梅。沂水第一次“教案”至此基本了结。直到30年后的1919年2月6日，李梅在致总理衙门照会中，又向清政府提出沂水县王庄“绅士等摇惑众忿，致恐生出不虞，妥为筹酌消灭，以资保护教士”的要求，可见沂水“教案”一直未能彻底了结。王庄教会在“教案”发生后也借机向地方政府施压，发展扩充自己的势力，购买甚至掠夺农民土地，10年左右的时间便拥有土地0.53平方公里，出租给佃户，还建起大教堂，甚至拥有自己的自卫武装……

（二）第二次“沂水教案”

第一次“沂水教案”表面上得以平息，但教会势力却借机迅速膨胀，一些不法教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横行乡里，十分猖獗；教士们在当地也是趾高气昂，盛气凌人，连地方官吏也不放在眼里，稍不随意，就会捏造事由，通过驻华公使具报北京政府，请求撤换。这一切都加剧了教会与平民的矛盾。1898至1899年间，不堪教会欺压的沂水人民，又纷纷掀起了反洋教斗争，因而爆发了沂水近代历史上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教案”。

1898年秋，沂州府东部地区的莒州、日照两州县人民，与附近诸城县人民联合起来，组织了2万余人的队伍，拉开了1898～1899年间沂州府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序幕。深受西方教会势力欺压的沂水人民，奋起响应，给在当地作威作福的长老会和圣言会等西方教会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1898年11月间，沂水南部的南北左泉（今属沂南县）一带民众开始了反洋教斗争。11月22日，南北左泉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与来自莒州的一部分反洋教民众会合，攻打左泉教堂。据1898年12月10日教会所办《山东时报》记载：“沂州府（美国长老会）来函，言：‘沂郡北境（沂水）近来又有嫉恨西人，逼迫教会者。焚烧耶稣教（长老会）一处学堂，亦闹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之二位神父。’‘（十月）初九日（11月22日），有人自莒州来，至南、北左泉，唆挑乱民合而为一，搅扰教堂’。”《山东抚院收电簿》（残卷）则专门记载了当时沂水人民反抗圣言会的斗争情况：“沂水境内有西人二名（即上述德国天主教之二位神父）被土人监困，跟役亦被打毙……”随后，反洋教的民众又向沂州城进发，以图与驻府城的大教堂洋教势力展开斗争。他们沿途顺便毁坏了所经之地的教堂，并准备返回后再次攻打左泉教堂。对此，1899年1月24日《山东时报》亦有如下记载：“烟台美领事（法勒）接沂州（长老会）电报言：（沂莒等地）反民今向沂州而行，沿途毁坏天主、耶稣两教之会堂及房屋，教中已有二人被杀。刻下正欲攻击左泉集（教堂）。”

沂水南北左泉冲击教堂事件的发生，震惊了当地教士及其上司。当时，为镇压沂水等地的反洋教斗争，美国驻烟台领事法勒根据沂州长老会的要求，电请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兵弹压。同时，法勒又即刻给美国驻华公使康格发电，请他立即行文与总署，使张抚台(汝梅)尽力保护沂郡一带的西洋教士。张汝梅接到北京政府相关指令后，惧怕洋人继续搅闹，便命沂水县令派兵镇压。沂水县令董杰迫于压力，也害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便派遣差役及巡抚之兵共18人，前往左泉弹压。与此同时，南北左泉的地主恶霸等也趁机聚集200余人的地主团练武装，前往左泉，配合官兵镇压反洋教的民众。在中外反动势力的重压之下，当地的反洋教斗争被镇压下去。

在南北左泉发生冲击教堂事件两三天后，莒沂交界处的圣母冢村（现属沂南县蒲汪镇）一带的民众，也与当地教会势力发生了冲突，教会便密谋勾结驻扎在左泉一带的官兵前往镇压。11月25日，官兵开至圣母冢村，在当地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处处袒护教民，更加激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满腔愤怒。民众在牛贩田庄太等人的带领下，准备教训一下袒护教民的官兵。当民众行进至官兵所驻旅店时，正巧遇到一名官兵出店闲游，田庄太一见，立即持刀追赶，这个官兵见事不妙，赶紧缩回旅店，意欲召集同伙外出报复。官兵总役王某恐犯众怒，下令禁止兵役外出。此时田庄太等已拥至店门，总役王某急忙走出店门，向民众作揖求情，企图将民众支走，但却遭到民众殴打。田庄太持刀上前，欲砍向王某，结果被一名叫戴德公的兵士开枪打死。民众更怒不可遏，蜂拥而上，徒手与官兵搏斗。一番混战之后，有两名官兵被打伤，总役王某及另外4名官兵被活捉。总役王某被掠至庙中后遭到民众痛打，另外4名官兵也被关押在庙中。其余兵役见势不妙，狼狈窜回左泉。随后，田庄太的弟弟到沂水县城控告教徒张克祥唆使官兵打死其兄。沂水知县董杰接案后即时出票捉拿张克祥。张克祥闻讯大惊，便买通差役，连夜潜往沂州府，向城内大教堂牧师告知一切。次日，牧师面禀知府定成。定成向来与教会关系密切，自然偏袒教民，立即传信给沂水知县董杰，要他庇护张克祥。1899年1月1日，沂水知县董杰会同莒州知州蒋楷一起到田庄太被枪杀处审理此案。经过详细质讯，董杰决定将枪杀田庄太的戴德公锁铐，与总役王某一并解往沂水县城关押。后据3月4日《山东时报》载：“沂水县前将杀人之兵犯下监，今又以（拟）斩首震吓之，亦有数教友被押”。由此可见，沂水知县董杰在这场民教、官民冲突中，意欲主持公道，公平处理。然而这却为当时昏庸腐败、惧怕洋人的清廷所不容，也违背了气焰嚣张的教会势力的意愿。后几经周折，董杰落得个丢官去职的下场。

在圣母冢村一带民教、官民冲突之后，沂水西北乡西昌峪一带民众在1898年12月间也掀起了反洋教斗争的高潮。当地民众由于受到教会的盘剥和一些刁滑教民的欺凌，积怨已久。在南北左泉、圣母冢村等地反洋教斗争的影响下，西昌峪一带的民众自发组织了200余人的队伍，“将教徒徐士魁、刘焕文之门窗打碎，将粮食、家具抢掠一空，刺杀犬豕，纵火烧房。幸火被扑灭，未将全房焚烧”。事后，教会声称：“沂水西北乡西昌峪有五家教徒被抢，其苦较（莒州）刘村为甚”，并指使“教友至县报官”。在教会的干预下，知县董杰于1898年12月28日带兵役前往西昌峪“查验”，并拿获十余人，重责之后带到县城关押。被捉拿的这十余人，其实大都是无辜百姓。其中凡是与教会有瓜葛或有门路的人，则可保释，其余平民，就只好被无辜关押了。1899年1月16日《山东时报》就有这样一条消息：“为西昌峪明火拿来之十余人，内有一人，其友有势，是以释放”。

（三）教案后续

沂水等地教案发生后，教会方面在政治上施加压力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地施行经济讹诈，提出名目繁多的各种赔偿要求。1899年2月21日，主教安治泰专门委派傅约瑟、布恩溥、文安多3名教士前往沂、莒、日3州县详查各教堂、教民被抢情形。2月28日，傅约瑟等人向安治泰提交了一个索赔方案，其内容包括：莒州、日照、沂水3州县部分被毁教堂、被抢粮物折合纹银9900两；3州县教民被抢折合纹银34200两，以上共计纹银44100两。与此同时，德国于3月29日悍然派兵侵入日照和兰山两县，对地方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对无辜百姓进行烧杀抢掠。新任山东巡抚毓贤为使德兵早退，早日了结沂州教案，便命兖沂道彭虞孙与安治泰谈判索赔事宜。在谈判中安治泰言辞傲慢，多方讹诈，对沂属教案的索赔数目漫天要价，除莒、日、沂3州县索赔44100两外，对兰山、郯城、费县3县教案，提出索赔纹银84000两，两起合计索赔128100两的无理要求。结果遭到毓贤等人的拒绝，毓贤遂命沂属各州县，联合详查教堂、教民被焚被抢实际数目，以备再次谈判时印证。不久，得到沂属各州县的详细报告后，毓贤便授意彭虞孙拟定赔偿方案，这一方案主要是：兰、郯、费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给36150两；莒、日、沂所毁教堂及所失粮物，拟减半酌给（22050两）；其他抚恤4050两。以上共计62250两。后在谈判中经双方一再讨价还价，终于在6月27日订立了议结沂属教案的合同，共给教会纹银77820两。所有兰、郯、费、莒、日5州县赔偿款项由国库支付。而沂水教案赔偿款项则由沂水人民承担。沂水新任知县方奎与当地圣言会教士经过谈判，最终以赔款千余两了结。

（江波、王纪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