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郑伯使宛来归祊”的典故以及对“祊”字的解释,两千多年来一致引发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与祊字有关的诸如“祊邑”“祊城” “祊河”等,在诸书以及一些历史考证文章中都有过记载。但是对于这些地名具体的地理位置,凡参与者各持己见,历年来没有统一的认识。一些地方《史》《志》的编撰人员,也往往是捕风捉影,抛开了历史的本质而去追随一些名人错笔。因而,给本来尚能梳理的真实定论,笼罩了一层难以磨灭的面纱,以致使争端此起彼伏。笔者借阅了相关的一些资料,不妨与广大历史爱好者共同商榷。
一、祊邑初探
(一) “祊”与祭祀有关
古代庙门内设祭称祊祭。《说文》:“门内祭先祖,所以彷徨。”《诗•小雅》:“祝祭于祊。”《传》:“祊:门内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使祝博求之门内之旁,待宾客处也。”《礼记•礼器》:“设祭于堂,为祊乎外。”《注》:“祊,明曰绎祭也。谓之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疏》:“祊有二义:一正祭时,祭神于庙,复求神于庙门内。一明日绎祭时,设供于庙门外西室。”《左传•隐公八年》:“郑伯使宛来归祊”。《杜注》:“祊,郑祀泰山之邑,在琅玡费县东南。”祊又通邴,《公羊传》《穀梁传》作“郑伯使宛来归邴。”由上面的解释,“祊”字和祭祀有关。《左传》引用的祊字为祊邑的简称。而《公羊传》《穀谷梁传》引用的邴字同为邴邑的简称。那么,祊邑与邴邑是两个城池吗?
(二)祊邑为何又称邴邑
《公羊传》:“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宛者何?郑之微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周朝时期,天子有祭祀泰山的活动,祭祀时诸侯陪同,沿途的衣食住行,以及祭祀活动的用品,不可能从西域带到泰山。故而在泰山附近都有诸侯国的专用封地,封地每年的收入物产以用来祭祀泰山时就地取用,这就是诸侯国在泰山周围有封地的原因。上文“郑伯使宛来归祊”或“归邴”为同一个城邑,位于古鄪邑(古费县)东南约52里。有人把祊邑记载为今费县东南确实有误,情有可原的是故费(鄪)县城与今费县城相差20多里。也就是说,费县城在历史上有过迁徙,古者“费”读毕音,为“鄪”的简化;而今者“费”读蜚音。故而,城池地址迁徙后通用一个费字,而读音则不同,以给诸多学者造成了一定的误解。所谓的城邑,它的周围要有一定的田地。城邑的存在,是物产的汇集点或者是交易地点。因此,邑与邑之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关于祊邑的称呼可推逆到公元前806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宣王封其胞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方),史称郑桓公,同时又将位于鲁国东部费(鄪)邑东南的邴邑赠给他作为祭祀泰山的汤沐邑。因而,邴邑的作用又与祭祀活动相互牵连,作为郑国为邴邑的享用者,故又称之为祊邑。
(三)春秋时期邴邑有两处,而祊邑只此而已
根据《通志•氏族略》记载:“‘邴’亦作‘丙’,晋大夫丙豫食采于邴邑,子孙以地为姓,称为邴氏。齐国亦有邴邑,而有邴(丙)氏,为春秋时期天子给齐国的封地。”据考证,位于今河南成武一带的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豫的封邑称邴邑,豫得封后称邴豫。该邴氏源于姬姓,据《通志》记载,古代“邴”也作“丙”,二字通假。邴豫的后代以封地邴邑称为邴氏,后有去“邑”成姓者,而称丙氏。这支族人邴、丙两字通用。此外,齐国派往管理邴地的官员因地名也被赐为邴氏,该邴邑的位置于今费县境内(故鄪邑东南约52里,今费县城东37里),该邴氏源于姜姓,出自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鸀的封地也称邴邑,鸀得封后称邴鸀,他的子孙也以先祖封地“邴”名称为姓氏,称邴氏。后也有去“邑”简文者而直接称丙氏的。因此,费县境内邴邑名称的渊源应早于祊邑名称的渊源,祊邑的名称为周宣王赐给郑桓公作汤沐邑之后才出现的。
二、“郑伯使宛来归祊”的因果关系
公元前约1076年,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定都于镐(今西安西),与丰同为西周国都。时以吕尚为师(师尚父),以周公为辅,并分封诸侯。封尚父于营丘(今湖南),曰齐。后因“三监之乱”的发生周公被迫东征,最后将齐国迁到今山东半岛一带,仍用旧封号。封周公之子伯禽于曲阜,曰鲁国。
公元前约1063年,武王驾崩,成王即位,时成王年幼,周公代为处理周朝的国政七年。成王时期(公元前1046年),在商王朝的旧治地也分封了一些姬姓诸侯国和姜姓诸侯国。当时的“许国”就是被周朝分封的姜姓诸侯国之一。许国的始祖叫许文叔,又史称许信公,为太岳之嗣。许信公为讨好周成王,将封地内的部分土地又献给成王,成王随即转赐给周公以作食采邑。《史记》作“恶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兵所”。因此。就出现了后来郑国要以祊邑换取“许田”的历史典故。
《左传•隐公八年》:“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祊”即“祊邑”;亦名“邴邑”。时即公元前715年,郑国派使臣宛到鲁国,请求以郑国在鲁国东部的祊邑作为交换条件,换取距离郑国附近的“许田”。郑国舍弃祊邑而换取许田是有战略意义的。
早在西周幽王时,郑桓公为周王室的司徒,桓公三十三年(公元前774年),郑国将国都迁徙到东虢国和郐之间(今河南嵩山以东),号称新郑(今河南新郑一带)。桓公三十六年(公元前771年),犬戎杀死周幽王和郑桓公。桓公之子武公即位。武公攻灭了郐和东虢国,定首都为新郑。武公在位二十七年去世,其子庄公即位。郑武公和郑庄公是周平王时期最得力的助手。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今洛阳)始为东周,一时国运衰败,以前周天子祭祀泰山的活动就无能为力了。由于周天子祭祀活动的搁浅,郑国在鲁国东部的汤沐之邑——祊邑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再者,郑庄公自定都新郑以后实力逐步增强,并吞邻国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许国是他的毗邻国,兼并之心早有预谋,只是无暇可循。郑庄公自公元前715年向鲁隐公提出了以祊邑交换许田,可鲁隐公当然洞晓郑庄公的觊觎之心,婉言拒绝了郑庄公的提议。公元前711年,隐公卒,桓公继位。郑庄公认为时机成熟,便与鲁桓公会见于垂亭(今山东菏泽境内),再次提出交换之事,史称“郑伯以璧假许田”。如此拖延了五年的交换协议总算有了结局。在这次的交易中鲁桓公得到了一块晶莹无瑕的玉璧和祊城以及相关的田产,可是许国则成了这宗交易的牺牲品。从此郑国有了向外扩张的理由和军事基地,并将矛头直指许国。
纵观历史,不管郑国使用什么手段得到了许田,后来吞并了许国;或是鲁国得到的了玉璧和祊邑我们不在分析。只是祊邑和许田现今具体属于何地却给后人留下了笔锋的争端。
三、“祊邑”“许田”在今具体地理位置
“祊邑”。对于祊邑在今山东费县境内,这一点基本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它的具体位置则出现了多种说法。据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费县知县李敬修主编的《费县志•费邑古迹考》记载:“城址即今县治外城,《春秋隐公八年》‘郑伯使宛来归祊。’《杜注》祊,祀泰山之邑也,在琅琊费县东南。《后汉书》记载‘费有祊亭’。宋代《寰宇记》‘汉置费县,后魏移治祊城,经再徙而复归于祊,今县之外城即故祊城。’”当时的县志编撰者曾加按语说:“外城即今南关。宣和(北宋,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宣和期间共7年,公元1118—1125年)时《重修费城记》云:‘邑有旧城,久剥风雨,颓圮益甚,治之宜亟,经始于乙巳正月,落成于秋九月,周千九百八十步。《寰宇记》为宋人东史所作,在宣和前,所谓,外城在周千九百八十步,之外耶!抑重修时已并外城入其中耶?’黄《志》:‘旧城周八里,洪武(公元1368-1398年)时截去南半,今城止存四里。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重修为石城,高丈八尺,明都御使王文简公璟记(王璟,莒南县大白常人)。正德戊寅(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创修外城,高丈五尺(按当时外城即今南关为土城墙)。至国朝道光咸丰(1821-1861年),外城又不存,总之屡经修废,旧祊城有城与否不可考。维治东之水,土曰祊,当因祊邑得名此其可想象得之者耳!’”
从以上清代《费县志》的解释分析可归纳如下几点:(1)《费县志》认为,祊城(或指祊邑)的旧址在今费县城南关,当时也称外城。之所以称费县城外城为祊邑的说法是采用了宋代《寰宇记》的记载。然而,又据黄《志》记载说:“旧城周8里,洪武时截去南半,今城止存4里。”如上看,费县城在洪武年间截去的南半部分就是今人所称的南关,也就是记载中所称的外城。综合一句,费县城在明朝洪武以前根本就没有外城和南关之说,本属于一座完整的城池。至于南关,或指外城之说,是洪武年间把原费县城从中间分开的南半部分。(2)《杜注》:“祊,祀泰山之邑也,在琅琊费县东南。”如按明朝洪武年以前的费县城图版,费县旧城应包括南关或称外城在内不存在外城之说。凡到过费县城或查阅费县的地图就会知道,今费县城东面临河,南面临河,可谓风水学讲的,“水自坤方环绕城池流向艮方”。若按费县城外城为祊城,或《杜注》指费县东南为祊城的结论,我们只有解释为祊城在费县城护城河以外的东南方向了。看来,祊城为费县城南关之说相互矛盾。(3)再据清光绪二十二年版《费县志》:“县城在古祊城北,元魏太和二十年(北魏孝文帝年号,公元496年)筑,后移阳口山。隋开皇三年(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即公元583年,开皇共20年)复始此城,周八里。洪武初年,截其南偏,存四里,……成化三年,知县殷礼砌以石。嘉靖三十一年,大水倾坏,知县赵守义修。万历二十一年,霪雨,东门塌,城墙倾圮,知县吴从礼修。外城,即南关圩,明正德丁丑知县郑沦修。明都御使王璟(临沂人)作《创修外城记》,然费旧设有城,其内居民恃以无恐,其外为南关,居民市肆不减于城中,且文庙亦建于斯,杳无障蔽,更非治本。”
笔者认为,上文所言费县县城在古祊城北没有依据。以上说过,费县城南、东均为河流,城南河水之外为山崖,无法设立城池。根据周朝时期设立城池的规则,一是城与城之间要有一定的距离,建城的目的是为了采收城池郊区的物品,以供应城中的消费。二是祊邑的规模,最低也要周3里以上,今费县城南邻根本没有安城的地方。三是把祊城直接改为费县城即可,何必建在祊城北邻呢?四是上文提示的费县文庙(指县学或指学宫)在今县城南关,可想历史上费县旧城当包括南关在内的,最少是在元、宋时期费县没有什么外城。
根据《寰宇记》“自汉费县移理祊城”,按:《魏志》“费县有费城,可为移理于祊城之证”。《记》云:“自汉是非也。”有文章曾经说:“费县在祊城北”又说:“今之费县外城即今南关。”又解释南关是洪武年间修筑城墙时截去的费县城的南半部分,诸多等等。可想,今费县城包括南关在内在元、宋前本属于一座城池,何谈迁徙之说。
谭启骧编著的《春秋时期地图集》把“祊邑”的位置标注在今费县城正东,古鄪邑(原费县故城)的东南,今祊河的北岸,与春秋时期的古防城与祊河南岸的今许由城形成南北直线的中心点。笔者认为,此结论与实际相符。理由是,由当时的鲁国曲阜东行至卞,再行东南沿今浚河(费人称治水,又称小沂河)北岸至颛臾,再行东南至费(鄪,读毕音)、再行东南至祊,再行东南至鄅。鄅的地理位置在今临沂市北城区(原南坊镇)。自颛臾、鄪、鄅几座古城邑均在小沂河(即上段称浚河下段称祊河的河流)北岸。古人设城邑,当有路贯通,为通行之便,故祊邑应在河流的北岸为妥。然防城正南隔河水的南岸有故城遗址,土人曰“许由城”,城址周围约3里之上,观其规模类似当时诸侯国城池的最小标准。在“许由城隔河流北岸的西蒋村曾经发现被确认为“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对于西西蒋村的遗址酷似谭启骧标注的“故祊城”遗址。因没有确凿的史料证实不敢妄引。不过它与黄圣松《〈左传〉鲁国交通路线考》相互吻合。
黄圣松《<左传>鲁国交通路线考》:“隐公八年,《经》曰:‘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祊,杜预以为在琅琊费县东南,诸家注解则小异,然均以为在今山东省费县境。《经》文言‘入祊’,则从鲁都曲阜至祊当有道路可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舆图》论小沂水云:“一名治水,亦名武水。出武阳县冠石山,经蒙山下,又东经颛臾城北,费县故城南,又东南经祊城,又东南注於沂。则小沂水沿岸共有颛臾、费(鄪)、祊三城。若由曲阜出发,先行东向大道至卞、蔑,再转向东南行至小沂水河谷,如此便可顺河道二至祊城。”潘英《中国上古国名地名辞汇及索引》:“僖公元年,《经》曰:‘冬,莒人来求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获之也。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費。’又襄公七年,《經》曰:‘城費。’”潘英《中国上古国名地名辞汇及索引》:“魯地,在今山东费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祊,郑祀泰山之邑,在今山東省费县东约三十七里处。”杨伯峻指的今费县城东约37里处当为许由城及西西蒋一带。它与《注》中“费县东南”相互吻合。有人把费县理解为今费县城是错误的,应当以古费(鄪)县的地理位置标注方向为准。
关于今费县城为春秋时期的故祊城之说,笔者无法认同;对于有人把今费县城东的护城河称为“祊河”更是无稽之谈。
《费邑古迹考•卷之一•山水部》记载: “‘祊’非水名,春秋时为祊邑。《后汉书》‘ 费有祊亭’。宋《寰宇记》‘费县移治于祊城’。从未有以水名者。水名见于曹辅《鲁公新庙记》‘祈自出缗钱买地祊河之东,以徙置之,…。’”(曹辅:公元1069——1127年,北宋南剑州沙县,今属于福建人,字载德,元符进士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召为监察御史。)由于曹辅错误论断今费县城东水为祊河,故后人附和为: “祊水发源与大匡崮,东流为关阳川,折而东北,经梁山抵邑城南,汇入桃花渊。又北绕城东,又抵万松山,北入于治。”这里所说的“治”为“治水”,因该河流流经故费(鄪)县而得名,治水即浚河或称小沂河,为费县的主要河流之一。1982年版《费县地名志》比照曹辅称呼,认为“将温凉河改为祊河,将浚河引伸至临沂县城为妥。”这些错误的争辩,是比照《寰宇记》的记载,他误把今费县城理解为古祊城所致。于此有偶的是,清乾隆二十二年高宗弘历南巡,曾作诗《渡祊河》“郑宛归鲁泰山祊,因此名河出大匡。清浚合流波益浩,万松如在水中央”的诗句也受其影响。假若古祊城的地理位置产生变动,也就是说,古祊城根本就不在今费县城的南关,而在今费县城正东37里的位置,那么这条河再称祊河,就没有意义了。毕竟今费县城东的河流为费县治水的支流。1966年《临沂专区地图》标注,温凉河自大匡崮至万松山,浚河自今平邑县聪山至姜庄湖。祊河自姜庄湖至临沂城北入沂河。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舆图》论小沂水云:“一名治水,亦名武水。出武阳县冠石山,经蒙山下,又东经颛臾城北,费县故城南,又东南经祊城,又东南注於沂。则小沂水沿岸共有颛臾、费(鄪)、祊三城。”试想,专业的地理考察机构,毕竟不会依照某名人的错笔而定性。
“许田”应属于当时许国的疆域,其地理位置在今河南许昌一带。从历史的记载中可以看出,郑国与鲁国交换许田的目的是为了兼并许国,后来历史验证了这一做法。若按《费县志》所言“许田”疑是今“许由城”之说更是荒唐。历史上的郑国在今费县的千里之外,它在费县境内即使交换了“祊邑”,“许田”对郑国来说又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