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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

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摭探

时间:2019-11-15 9:01:15  作者:韩延明  来源:  查看:128  评论:0

中国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多民族融合的泱泱大国,在沧桑巨变中谱写了一部世界各国无与伦比的绵延不绝的文化与文明发展史。中国传统文化,乃是屡经历代变迁而仍然保持着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元素,是在现实中活动着的历史,是在革故鼎新、消化吐纳的流程中代代累积、前后相因的文化脉络。它始终活在国人心中,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不同层次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历久不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由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相互渗透、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说过:“国史取裁于方志。”因此,“扬国学以铸文心,慕先贤以承文脉”,必须与深入研究国内各区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微观性探索促进宏观性研究,进而在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中继承珍贵的文化遗产。沂蒙文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融合兼综,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时代创新力和深远影响力的区域文化形态,是一条穿越数千年时空的绚丽多彩的文化长廊。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本文拟对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作一提纲式的粗浅探讨。



“沂蒙文化”是指以纵穿南北的沂沭河流域和横贯东西的蒙山山系及其辐射地带为依托而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且与时俱进的区域文化。它萌芽于远古时期,承传于东夷文化,发展于商周以迄于今,具有明显的原生性、交融性、连续性特征。然而,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概念,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明确提出来的。专家认为:自春秋战国至今,在山东省境内客观地存在着三大既相互融合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体系,即北部的齐文化、西部的鲁文化和南部的沂蒙文化(东夷文化)。但也有学者对“沂蒙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示异议,认为把沂蒙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独立提出是不恰当的,沂蒙地区是齐鲁的一部分,山东只有齐鲁文化而没有其他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沂蒙作为地域概念出现较晚,不应用它来命名一种区域文化。

研究表明,“历史如同一张由偶然性与必然性经纬交织而成的网,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和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都悬挂在这张网上”(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文化历史亦复如此。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由于人们居住的区域特点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和行为习惯不同,因之所形成的地域文化也迥然各异。对此,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十分细腻地写道:关中丰镐地区“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咸阳地区因“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燕赵之地由于“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因而“民雕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之地“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且“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西楚之地民“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南楚之民则“好辞”、“巧说少信”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太史公司马迁这些通过实地考察所进行的透彻描述,深刻揭示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因生活环境不同所形成的习惯、品质、气度、性格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使区域文化各具特色。如河北的燕赵文化、河南的中州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山西的三晋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甘肃的甘陇文化、两湖的荆楚文化、两广的岭南文化、江浙的吴越文化、西藏的青藏文化、内蒙古的草原文化等。这些区域文化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独特的重要贡献。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一些年代久、影响大的地域文化中,有时也会包含着几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在山东,沂蒙文化就是一种与齐文化、鲁文化渊源极深而又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区域文化。究其起源而言,沂蒙文化与齐文化和鲁文化三者联袂鼎足,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主干,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分野一直是颇为清晰的。其差别在于: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以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的齐国和鲁国作为其文化源头,而沂蒙文化则起源于远古时期孕育与生成的东夷文化。就此而言,将源远流长且与时俱进的沂蒙文化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独特的区域文化进行探析,是十分必要的。

作为地理概念,“沂”、“蒙”二字最早见于《尚书·禹贡》:“淮、沂其乂,蒙、羽其艺”,意指先人早在夏朝时代就已经认识到:淮河、沂河如果治理好了,蒙山、羽山这一广大地区就可以种植庄稼了。这一记载表明,巍巍蒙山脚下,滔滔沂河岸边,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承载祖先生活、孕育古老文化的较为发达的区域了。蒙山、沂水不仅是一个悠远的地理概念,而且也是这一区域的显著表征。在历史上,蒙山很早就是一座文化宗教名山。西周时,成王封颛臾于蒙山之阳,主祀蒙山。《论语·季氏》曾记载:“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伐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舆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分布于蒙山一带和沂沭河流域的沂蒙区域,就是《诗·鲁颂·宮》中所指的“大东”地区:“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后被称为“琅琊”。在《管子·戒》中,曾经明确记载了齐桓公东游时给管仲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琊。”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中,也记录了齐景公出游询问晏子的话语:“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问修,寡人何修则夫人之游?”此外,司马迁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卷四十六)中写到田常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这段历史时,也有一段关于琅琊的记载:“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另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琅琊国十三城,户两万八百零四,人口五十七万九百六十七人。”1759年(清乾隆二十四年)沂州知府李希贤还主持建立了“琅琊书院”。琅琊“壤错齐鲁,居近圣人,代有名流,地多遗迹,百昌怒生,矿脉纵横”。正如1916年8月《临沂县知事沈兆袆报修志书文》中所写:“临沂星应奎、娄,州连青、兖。沂水、涑水,源流悉载于图经;蒙山、羽山,冈阜遥通其脉络。”乃“尚父、伯禽之旧壤,琅琊、东海之名区”。

蒙山,“立如砥柱、峭如铦锋,隐如伏虎、突如惊龙”;云气缭绕、彩虹长生,松涛水声、山鸟和鸣。春秋战国时代,蒙山留下了孔子、庄子、老莱子、鬼谷子等圣贤祖师的游览足迹。“其山则祖脉蒙顶蜿蜒自西北而来。”《诗·豳风·东山》中所指的“东山”就是“蒙山”。《孟子·尽心上》也曾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所以,蒙山前有“子宿村”,村中原有“子宿碑”,而且留下了“大通岩”、“小鲁处”、“圣憩石”等遗迹,至今犹存。正如《诗经·东山》所言:“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李白、杜甫结伴同游蒙山,杜甫写下了“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和“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的名诗;北宋文学家苏轼登蒙山时留下了“不惊渤海桑田变,来看龟蒙漏泽春”的名句;明代沂蒙籍文学家公鼐除作了《东蒙山赋》外,还多次写诗咏赞蒙山,如《望东蒙吟有寄》云:“蒙山秀出东海边,海上白云相与联。昼倚青峰望五岳,夜凌绝磴攀青天。”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曾分别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三十七年(1698)、四十二年(1703)和乾隆十六年(1751)、二十二年(1757)、二十六年(1761)至二十七年(1762)初、三十年(1765)、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到沂蒙地区巡视,并多次驻跸蒙山祭天,赋诗盛赞蒙山之雄奇。康熙在《蒙阴晓雪》中写道:“一片寒云向晓封,雪花应侯慰三农。马蹄碎踏琼瑶路,隔断蒙山顶上峰。”乾隆在《过蒙山》中写道:“乃在蒙羽阳,颛臾考古封,回首望云岩,崔巍扶郁葱。”

同所有的人类祖先一样,沂蒙先民也是逐水而居。《管子·水地》篇认为:“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意即万物的存在和生长依赖于土地,而水就像土地的血脉一样最终决定着万物的命运。水是“万物之本原”,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的沂蒙人也是靠着沂沭河水的滋养而生存与发展起来。沂水,源自蒙阴西北艾山。《水经注》云:“沂水出泰山郡盖县艾山是也。”又“合蒙阴诸水,纡曲数百里,始达于沂”。“水则沂流如虹,潘绕城下”,对沂蒙人既有灌溉之利,又有饮育之恩。就此而言,从山水文化角度,把沂蒙人民在生活中所崇拜、依托的蒙山、沂河作为本地区域文化的标志,我们认为是合理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数千年来创榛辟莽、长久生活于沂蒙地区的人们所积淀、形成、发展的文化,通称为“沂蒙文化”。

考古发现,至少在180万年以前,在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其时正是地质史上的更新世早期龙川冰期以后的一个时期。从考古学上讲,山东史前文化谓之“海岱文化”。而海岱文化是由汶泗流域、沂沭河流域、潍淄流域诸文化交汇融合而成的,且这些史前文化的各个阶段也是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的。沂沭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历经刘林型、花厅型、陵阳河型,最后发展为两城镇类型的龙山文化。应该说,在公元前2600年前后,沂蒙地区作为海岱文化的发达地区之一,就已经率先进入了“古文明时代”。

跨进文明时代之后,经过周初分封,齐与鲁作为山东境内大国,自有文脉、各具千秋,故有齐文化、鲁文化之称。而沂蒙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则先后建立了若干个东夷族古国,如颛臾、莒、郯、邹、鄅、鄫、剸、费、阳、向、根牟等。这些方国至春秋战国时代则或属于齐,或属于鲁,或属于楚。由于这一地域古代方国林立,因而不宜以其中的某一方国来命名这一区域的文化。莒国虽在春秋时代一度活跃过,但其范围较小,因而也不宜以“莒文化”来指代这一区域的文化。笔者认为,应该取《尚书·禹贡》“淮、沂其乂,蒙、羽其艺”之意,谓之“沂蒙文化”。当然,这不仅仅是蒙山沂水地域空间的契合,也是人类原始文明东夷文化传承的结晶。

沂蒙文化的区域,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包括今临沂市、日照市全境及沂源、临朐、新泰、诸城、峄城、赣榆、东海、新沂、邳县等县区,即鲁东南地区和江苏部分地区,史称“齐鲁锁钥”,是南北地域文化互渐、交融的结合部。

沂蒙文化,渊源有自,绵延不绝。从总体上看,它是一个谱系完整、内容丰富、特色突出、地域性强的区域文化类型。其基本特征是原生性、交融性、连续性、先进性和相对独立性。它的断限,是上自远古,下至当代,可以说为中华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光前裕后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强干固本、继往开来的重大贡献。它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与时俱进,特别是当代沂蒙精神的注入和弘扬,使沂蒙文化更加熠熠生辉。



沂蒙大地,“圣气灵人”。宗圣曾子、后圣荀子、笃圣闵子骞、智圣诸葛亮、孝圣王祥、书圣王羲之、算圣刘洪等均诞生或活动于沂蒙地区,因而也使沂蒙文化璀璨夺目、彪炳史册。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中写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这72人中有13人是沂蒙人。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历久弥新的沂蒙文化,发源于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所创造的旧石器文化,在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且绵延不绝的生成、演进、发展和拓展过程。就沂蒙文化的历史分期而言,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将其大致划分为如下八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前时期;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当代时期。

(一)史前时期:沂蒙文化孕育成长与独立发展的原生时期

“史前”一词源于西方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亦作沿用。它主要是指人类有文字之前的原始社会发展时期。考古学上的中国史前社会,一般是指从古人类开始,到发现甲骨文的殷墟年代,即盘庚迁殷之前的历史时期。就沂蒙地区而言,史前时期特指沂源猿人出现至商朝建立之前这段历史时期。1981年9月18日,沂源县文物普查人员在该县土门镇九会村东北的骑子鞍山东南麓,发现了猿人头盖骨化石一块。后来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专家组织挖掘下,又相继发现了一块猿人头骨、二块眉嵴骨、六枚牙齿和部分肢骨等。眉嵴的粗壮程度和牙齿的形态与“北京猿人”相近,处于直立人阶段。经鉴定,系旧石器时代的猿人遗骸,后被命名为“沂源猿人”,又名“沂源人”,地质年代属于新生代更新世中期。这一考古重大发现,填补了中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空白,将山东地区的人类历史上推了几十万年。在史前和夏商时期,山东一直是东夷部落的居地和东夷方国活动的中心区域。太皞(太昊)伏羲氏是传说中东夷族的祖先,少皞(少昊)金天氏是郯国的始祖。太皞、少皞时代是东夷文化发展的兴盛和成熟时期。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里成为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流互补之地,至春秋战国时期又成为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与沂蒙文化的交汇融合之所。

在久远且漫长的“史前”时代,生活繁衍于蒙山一带和沂沭河流域的沂蒙先民辛勤劳作、艰苦创业,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宝贵遗址,现已初步查明的分布于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已达1000余处。在山东省境内发现的、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有:沂源县的沂源猿人遗址,沂水县的南洼洞遗址、西水旺遗址,沂源县的上崖洞遗址、日照市的秦家官庄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沂蒙地区也多有发现,如沂源县的千人洞、沂水县的湖埠西、莒南县的烟墩岭和九顶莲花山、郯城的黑龙潭和望海楼以及日照的沿海地带。这些遗址大约距今二三万年。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紧密相连的是广泛分布的细石器时代遗址。细石器时代遗址1982年首次在沂沭河流域发现,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细石器遗址地理分布上的空白。”1982年之后,又相继在浅山丘陵地带和沂沭河两岸的沂水、莒南、兰山、罗庄、河东、郯城、日照等县区市发现细石器遗址近百处,如临沂凤凰岭遗址、沂水宅科遗址、郯城黑龙潭遗址等。而沂南葛沟遗址、临沭北沟头遗址、苍山东高尧遗址、河东区大范庄遗址、罗庄区湖台遗址,以及日照市的东海峪遗址、两城镇遗址和尧王城遗址等,都是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沂蒙文化早期发展水平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史学界,通常把生活于新石器时代的沂蒙先民称之为“东夷人”。《礼记·王制》篇载:“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说文解字》谓:“夷,东方之人,从大从弓”,崇拜凤鸟、太阳和山岳。段注云:“惟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历史上有“九夷”之说。《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这都属于“夷”或“东夷”的不同支系。在东夷族的发展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孟子·离娄下》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东夷人所创造、传承的东夷文化,以其特有的连续性、包容性和先进性,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使之不断壮大和成熟。先人们创造的这些古老文化和文明,不仅使沂蒙地区成了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较快较先进的区域,而且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其周边地区。夏商时代,已属于有文字可考、有学校存在的奴隶制社会。以东夷文化为主体的沂蒙文化,与夏商文化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和多层面的交流,它们彼此影响、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早期华夏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由许多记载这一历史时期沂蒙文化传播状况和发展水平的文献可以窥见,与当时同期的中国其它区域相比,沂蒙史前文化自旧石器文化晚期开始,绵延不绝,流风远播,具有连续发展没有间断的显著特点,由此使沂蒙史前文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涵,体现了沂蒙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之一的重大历史贡献。

(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沂蒙文化走出沂沭河流域、与中原文化交汇互渐的拓展时期

这一时期,沂蒙地区处于列国分治和归属不定的状态。“西周建立,其统治区域日渐东扩,尤其是周公东征后齐鲁两国建立,沂蒙文化结束了数万年独立发展的历程,以较高的发展成就影响着齐鲁两国。当时沂蒙地区有许多方国,如莒、郯、鄫、向等。这些国家多为东夷土著,早在夏商时期便已形成,其历史悠久,文化发展相对独立,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在商代,沂蒙地区的文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某些特色。”西周时期,周文王勤于政事、善施仁德的“内圣外王”形象及其“拘而演”之《周易》,周武王礼贤下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被孟子誉为“古圣人”的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及其所制定的礼乐典章制度,对沂蒙地区影响甚大,有力地推动了东夷文化与周族文化的交汇互渐。

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齐、鲁、楚、莒、郯等国疆域的不断变化,各种地域文化与沂蒙文化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交流与结合,主要表现为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渗透与交汇,但这种交汇不是一种“同”的关系,而是一种“和”的结合,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是齐文化的“因其俗,简其礼”、“尊贤上功”,抑或是鲁文化的“变其俗,革其礼”、“亲亲上恩”,还是楚文化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苦志雄强精神,不仅没有排斥或消解东夷文化的基本元素,而且还吸纳、融入了以东夷文化作为表现形态的早期沂蒙文化的仁风仁俗、君子品格、平和气度和宽宏大度等。交汇后的沂蒙文化,多善向学,惜情重义,崇尚俭朴,礼仪繁丰,既彰显了东夷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又融入了功利型齐文化和道德型鲁文化的优秀特质,更加丰满,也更加独具特色。

有学者认为,齐鲁文化发轫于东夷文化。齐国的建立者吕尚,又称“姜太公”,既是齐文化的开创者,也是沂蒙文化的早期代表人物。他本系“东海上人”,原系东夷人,他的“因其俗”,便是继承与汲取了东夷文化的优良风尚。《国语·郑语》曰:“姜,伯夷之后也。”《史记·孔子世家》载:春秋时期齐国公室有所谓“四房之乐”,鲁人则贬称之为“夷狄之乐”。《汉书·地理志》载:“东夷天性柔顺。”这主要是指东夷人的那种仁德和君子风范。孔子对东夷文化深为赞赏,曾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左传》“昭公十七年”),亦有“欲居九夷”之念(《论语·子罕》)。他在东夷“俗仁”和“君子”说的基础上引“仁”入“礼”,由此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孔子除到沂蒙地区的蒙山游学外,还至郯“问官”,“见于郯子而学之”。韩愈《师说》中即有“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一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鲁文化与东夷文化的相容与互渐。孔子还攀上郯东部的马陵山登高望海(后因此一度改为“孔望山”),并到今沂水县讲学,留有“孔子曝书台”等遗迹。孔门弟子中有许多曾到沂蒙地区从政或讲学,其中子夏曾任莒父(今莒县境内)宰,子游任武城(今平邑县境内)宰,高柴任费(今费县)宰。“孟氏之儒”的创始人孟子也曾到沂蒙地区游历讲学。《艺海珠尘》载:“孟子游于莒,有曾子讲堂焉。孟子登堂弹琴而歌,二三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不闻此言也,圣人之徒也。”这充分说明,春秋晚期儒家文化与东夷文化也是相互尊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

春秋战国时代,官学衰微,私学勃兴,百家争鸣,流派纷呈,与中原文化交汇互渐后的沂蒙文化很快显示出了其强劲的发展势头,沂蒙地区也一跃而成为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这主要体现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硕学鸿儒在沂蒙大地大批涌现:仲由、曾点、曾参、澹台灭明、原宪、高柴、闵子骞和旅居兰陵的荀子等。其中,“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曾参和“品德高尚、笃行孝道”的闵子骞尤为突出,为儒家忠孝思想在沂蒙地区的传播和弘扬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儒学文化在早期沂蒙文化中逐渐渗透和深入。特别是“孙氏之儒”的开创者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自楚考烈王八年(前255年)春申君以其为兰陵令之后,在沂蒙地区的兰陵县出仕、讲学、授徒、著述长达30余年,两任兰陵令15年,并终老其地,“因葬兰陵”,对沂蒙文化的影响至深且巨。他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是先秦诸子中最后的一位鸿儒,也是百家争鸣的总结性大师。李斯、韩非是荀子在稷下学宫培养的学生。西汉刘向校订《荀子》时曾说:“惟孟轲、孙卿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法孙卿也”。谭嗣同1896年在其《仁学》一书中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由上可见,我们对西周至战国这一时期的沂蒙文化进行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东夷文化为主体的早期沂蒙文化由独立体系走向与中原文化交汇互渐的历史发展过程,应该深入探讨沂蒙文化在与中原文化交汇结合背景下自身的适应、改造、借鉴和拓展。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沂蒙地区地处齐国南缘,西邻鲁国,南与楚国紧连,成为齐、鲁、楚三种文化的交汇地。齐文化的开放进取、鲁文化的重礼敦厚、楚文化的豪放典丽和奋斗精神,以及兵家文化的果断雄武,深深地影响着沂蒙地区,使沂蒙文化自此形成了突出的交融性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一直延续至今。”

(三)秦汉时期:沂蒙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大文化后蓬勃发展的激扬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而秦朝创建者嬴政正是东夷领袖伯益的后裔。伴随着大秦帝国的建立,以及“废分封制、行郡县制、实施中央集权制”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等政策的强力推行,沂蒙地区被纳入中国统一的强权管理之下。当时,初分全国为36郡,后又增至46郡,沂蒙地区分属于琅琊郡和郯郡。东汉光武帝刘秀封子刘京为琅琊王后,又改为琅琊国。所以,秦汉时期的沂蒙文化在历史上也被称为“琅琊文化”。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于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之后,实施“禁私学”和“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致使儒学发展严重受挫,法家思想占据上风,因而历来有“秦世不文”之说。秦亡汉兴,高祖刘邦虽承秦制,但未承其文化专制政策。西汉初年,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后历经文帝、景帝,出于治国理政之需要,开始重视儒学,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崇孔尊儒,使儒学发展迅速,备受推崇。因为汉代的儒学是以考证、注释和传播《诗》、《书》、《礼》、《易》、《春秋》等先秦儒家经书为主,所以也称为“经学”。汉武帝曾“兴太学”、“置五经博士”。至东汉后期,太学生发展到3万余人。

两汉时期,文风大盛,沂蒙地区的官方经学和民间经学均有较大发展,且形成了较为庞大的民间经学教育网络。嗣后,经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发展,沂蒙文化最终全面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汇成了以“龙”(中原文化)、“凤”(东夷文化)为图腾崇拜徽识的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谱系。“龙凤呈祥”,既揭示了我国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趋势,又显示着东夷文化在构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闻一多曾说过:龙凤崇拜是“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两汉时期,沂蒙地区依然是全国农耕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一些考古发现对此已有佐证。在今临沂市各县区,均有汉代墓葬群发现,面积大,文物多,设计合理,形制复杂。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兰山区银雀山竹简墓、金雀山帛画墓、沂南县北寨汉画像石墓、苍山县宝鼓墩西汉墓、苍山县城前汉画像石墓、临沭西南岭两汉画像石墓、罗庄区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等。从上述墓葬的规模和规格不难看出,当时沂蒙地区社会的经济、文化、工艺已经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和水平。

两汉时期,由于为官、避乱、天灾、投亲等各种原因,一些外地家族相继迁入沂蒙地区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主要以儒学传家、发家并因之世代官宦的沂蒙世家大族,济济多士,对沂蒙文化的阐扬、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西汉时期由皋虞(今山东即墨市)迁入临沂都乡(今临沂市兰山区)的博士、谏大夫王吉,后发展成为“爵位蝉联、文才相继”的瑯琊王氏家族。其后世著名人物(至西晋)主要有:王骏、王崇、王仁、王融、王祥、王览、王雄、王戎、王衍、王导、王敦等;由瑯琊诸县(今山东诸城市)迁入阳都(今临沂市沂南县)的诸葛珪,后发展成为“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的阳都诸葛氏家族。其后世著名人物(至西晋)主要有:诸葛丰、诸葛均、诸葛瑾、诸葛亮、诸葛诞、诸葛恪、诸葛融、诸葛瞻、诸葛尚、诸葛京、诸葛恢等;由萧(今安徽萧县)迁入兰陵郡承县(今临沂市兰陵县)的萧何之孙萧彪,时任谏议大夫,后发展成为建立了南齐、梁二朝(萧道成、萧衍)的兰陵萧氏家族。其后世著名人物(至西晋)主要有:萧望之、萧绍等;三国魏时期由曲阜城迁入临沂城的徐州刺史颜盛,其始祖为孔子弟子、复圣颜回,后发展成为瑯琊颜氏家族。其后世著名人物(至西晋)主要有:颜钦、颜默、颜含、颜髦等。此外,沂蒙原有的世家大族还有:以徐羡之为宗的东海徐氏,以匡衡为宗的东海匡氏,以王朗为宗的东海王氏,以羊续为宗的泰山南城羊氏等。这些迁入家族和世居家族的文化碰撞与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沂蒙地域文化与外地文化的互渐与融合,在儒学、道学、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成就斐然,对沂蒙文化的发展、弘扬与提升,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汉时期,沂蒙地区成为山东经学的重镇,经学文化成为沂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沂蒙地域习经人数之多、气氛之浓、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大,在全国名列前茅。经学的发达,使一批沂蒙著名经学家应运而生。西汉时有(仅以兰陵人为例):独尊儒术的首倡者之一王臧,精通《诗经》,经学博士,郡一级长官,他的同乡缪生也以善治《诗经》而闻名;孟卿、孟喜父子,孟卿在治《礼》和《春秋》方面最为著名,孟喜在《易》学研究方面有独到建树,被时人称为“孟氏易学”,与京房的“京氏易学”共为西汉易学两大流派;孟卿弟子疏广,精研《春秋》,在家中收徒讲学,远近闻名,后被朝廷征为博士,宣帝时任太子少傅,后又任太子太傅。唐代诗人李白曾赞曰:“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二疏”即疏广及其侄疏受(太子少傅)。东汉时期有:王良(今兰陵县人),少好学,通《尚书》,“以礼进士,朝廷敬之”,后任大司徒司直,以清廉节俭著称;伏湛(今沂水县人)对经学研究深透,并教授弟子广泛传播,被称为“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其弟伏黯通晓《齐诗》,作《解说》九篇;卫红(今郯城县人),通《毛诗》、《古文尚书》等,作《毛诗序》和《训旨》,著有《汉旧仪》等;诸葛瑾“少游京师”,善治《毛诗》、《尚书》和《左氏春秋》。他们均对沂蒙地区儒学的传播与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除经学家外,东汉末年的著名天文学家和历算学家刘洪也是沂蒙人(今蒙阴县),他“密于用算”,精通《九章算术》,与人合著《汉记·律历志》,撰写了《七曜术》,研创了《乾象历》,“善算,当世无偶”,并发明、改进和推广了“珠算”,流传千年,贡献巨大,被后世尊为“算圣”。《后汉书·律历志》刘昭注引《博物志》曾写道:“洪笃信好学,关乎六艺髃书意,以为天文数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遂专心锐思。”《志》中的“洪”即刘洪。

两汉时期,沂蒙经学的发达造就了沂蒙地区一批名门望族和累世公卿,使沂蒙地区成为名贤层出、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地。沂蒙籍人士出仕者甚多,他们或在朝廷为官,或在地方任职。这方面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有:诸葛丰、疏广、疏受、萧望之、萧咸、萧由、匡衡、匡咸、孟卿、孟喜、后苍、于定国、薛宣、王良、伏湛、童恢、童翊、刘虞、承宫、卫宏等人。据统计,在汉昭帝、汉宣帝至西汉末年这段时间里,仅位列三公的沂蒙名士就有萧望之(御史大夫)、于定国(丞相)、贡禹(御史大夫)、匡衡(丞相)、于永(御史大夫)、薛宣(丞相)、王骏(御史大夫)、王崇(御史大夫)、马宫(大司徒)等人,故《汉书·地理志》评曰:“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比如,“萧望之,以经学起家,官至前将军、光禄勋,宣帝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子萧育、萧咸、萧由均以经学位至二千石。匡衡因经学官至丞相,其子匡咸位列九卿,后代多经学博士。王吉官至刺史,子王骏通《鲁论》,官至御史大夫,孙王崇官至御史大夫,王莽时曾任大司空。经学世家的出现,说明沂蒙文化的深厚积累对沂蒙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苍,东海郡郯人,精通《诗》、《礼》,著有《后氏曲台记》数万言,培养了戴德、戴圣、萧望之、匡衡等一大批硕学鸿儒。应该说,这些经学世家的兴起和名师达卿的涌现,与沂蒙文化的深厚积淀和这一精神土壤对他们“人文化成”的滋养培育是分不开的。同时,他们的治学成就和文化传播,也助推了沂蒙地区文化教育的大力发展。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沂蒙文化在中国江南异彩纷呈的辉煌时期

琅琊名士多,避乱下江南。三国时期,沂蒙地区隶属于魏国。汉魏易代之际,战火连绵,民不堪命,而魏晋交替之时,司马氏与曹氏之间也展开了殊死的血腥倾轧。西晋灭吴之后,结束了将近90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又走向统一。但武帝死后,西晋先后发生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致使内战长达16年之久。期间,豪强并起,战事频仍,天下散乱,典文残落。沂蒙地区作为南北交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沦为战争重灾区,人们纷纷逃离故土。这时,江南局势相对稳定,所以沂蒙世家大族阳都诸葛氏(南迁始祖诸葛玄)、琅琊王氏(南渡始祖王导)、琅琊颜氏(南渡始祖颜含)、兰陵萧氏(南渡始祖萧整)、泰山南城羊氏(南渡始祖羊曼)、东海郯县徐氏(南渡始祖徐宁)、临沂刘氏(南渡始祖刘超)等相继大举南迁。他们“南迁之后,或入主中枢,或执政一方,或参与官学,或兴办私学,以及通过广泛的交游、联姻,甚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扩大了沂蒙地域文化的影响,丰富了沂蒙地域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沂蒙地域文化的地位,加快了南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伴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已经南移到长江流域。沂蒙世族与名贤的举家南迁,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文化大迁徙和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也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下丰富与发展了产生于泰岱之南、黄海之右、沂河两岸的沂蒙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沂蒙文化这一偏处山左海右之一隅、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在全国主流文化中的影响和地位。这一时期,儒学趋于衰微,玄学逐渐兴起,门阀家学鼎盛。如南朝齐武帝年间,时任国子祭酒、精通礼学的沂蒙人王俭就将学士馆开办于家宅。然而,两汉以来由发达的经学文化与独特的入仕制度所成就的沂蒙“经学世家”和以家族为基础涌现出的众多沂蒙名士,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长起来。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成就斐然的家族有:三国时期的阳都诸葛氏,东晋时期的琅琊王氏,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临沂颜氏,东海徐氏、何氏、鲍氏,莒之臧氏、刘氏、徐氏,泰山南城羊氏等。他们南迁江浙、悉荟斯地,或群集建康,或星散吴会,或守望巴蜀,皆交融辉映,放射出璀璨夺目的文化光芒,形成了庞大的江南沂蒙籍杰出人才群,对当时及后世均有极大的影响。《梁书·王筠传》记载琅琊王氏家族时写道:“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明代张溥编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收录临沂人文集18部,占17.5%孟宪海、汲广运:《临沂文化通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2页。。沂蒙文化所反映的灿烂光辉,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沂蒙南渡世家大族的众多贤达名士在江南风生水起,或父子相继,或昆仲齐兴,或活跃于政界,或光耀于文坛,可谓群星璀璨,使沂蒙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厥功甚伟。在此仅举几位文化层面上的大家:在哲学方面,有西晋末年重臣、著名清谈家王衍,西晋惠帝朝司徒、推动元康玄学兴起的“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等;在儒学方面,有曹魏三朝重臣、汉魏之际著名经学家王朗,遍注群经、议政献策的著名儒学家和经学家、王朗之子王肃,南朝宋时期重臣、著名天文学家和无神论思想家何承天等;在文学方面,有南朝宋时期号称“元嘉三大家”中的颜延之、鲍照,南朝齐时期“竟陵八友”中的王融、萧衍、萧琛,南朝梁时期的“兰陵四萧”萧衍(梁武帝)及其子萧统、萧纲(文帝)、萧绎(元帝)和“东海三何”何逊、何思澄、何子朗,南朝梁“一代文宗”、继《诗经》和《楚辞》之后我国第三部诗集《玉台新咏》(10卷,收录西汉至梁代诗歌662首)的编纂者徐陵,以及南朝梁文学理论评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等;在史学方面,有南朝宋时期撰有《后汉林》200卷的历史学家王韶之,南朝梁时期撰有《晋史草》30卷、《后汉书》100卷、《南齐书》60卷(被列为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史学家萧子显,南朝齐时期撰有《晋书》110卷的历史学家臧荣绪,南朝梁时期撰有《魏书》92卷的史学家、教育家颜之推等;在书法方面,有被誉为“龙跃天门、虎卧凤阙”、影响中国书坛数千年的“书圣”王羲之。据唐代张怀瓘《书断》及《书估》记载,琅琊王氏中善书者属王羲之前辈的有:王旷、王敦、王导、王廙;属其同辈的有:王恬、王洽、王允之;属其后辈的有:王珉、王珣、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僧虔、王志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以及道教和佛教的传入,对沂蒙文化影响甚大。这期间,汲取了外来学养的沂蒙文化的成就,可以说是灿烂辉煌的。沂蒙南迁世家大族的先哲名士们,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释经传道隆礼法,为中华民族多源一体文化的大融合竟领风骚。他们光耀后世的文化成就伴随着晋室南渡后沂蒙大族的整体南迁,将在古老沂蒙文化沃土中孕育的累累文化硕果远播江汉,与吴、越、楚、巴蜀文化等区域文化碰撞、交融、合流,对中国江南文化的发展与发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五)隋唐宋金元时期:沂蒙文化发展平缓、单薄、弱化的低落时期

魏晋时期沂蒙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南渡,加之沂蒙地区战乱不息、朝代迭易,使沂蒙文化在本土的发展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隋唐时期,沂蒙文化在本土的传承与发展基本上陷入平缓、弱化、低落的潮退状态。这时期出现的沂蒙文化贤达为数不多,主要有:国子博士萧该、国子助教包恺、帝师萧德言、萧夫子萧颖士及其子萧存;其他比较著名的文化名人有:颜之推、颜之仪、颜师古、颜杲卿、颜真卿,徐则、王远之、萧静之等,还有琅琊王氏后人、武周朝宰相王方庆等。同时,由于南迁沂蒙世族社会地位的渐趋衰落和家族名士影响的逐步减弱,曾经在南方光芒四射的沂蒙文化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具体显现与弘扬沂蒙文化成就的沂蒙籍官员与学者,在数量上日益减少,在成就上渐显单薄。

然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沂蒙文化中那些传统的俗仁、忠诚、刚毅、正直、重义、讲信的人文特质,却在沂蒙贤人中传承、弘扬下来。清代乾隆皇帝于1751年4月南巡沂州驻跸兰山县黄梅岩时,曾在《题琅琊五贤祠》诗中写到:“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以捐躯颜杲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乾隆将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诸葛亮同赞为“五贤”。他们用自己高尚的人格、高深的学问和高超的智慧传承和弘扬了沂蒙文化的精神。南宋文天祥在《过平原》诗中也写道:“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河以北无坚城。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京。”

五代十国时期,沂蒙地区先后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所统治。在这种分裂、割据状态下,沂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受到了严重破坏,趋于衰微状态。宋金元时期,沂蒙地区先后由北宋、金朝和元朝统治,所以常常成为南北政权的交替统治地带。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和断续交替的多元文化,使古老的沂蒙文化黯然失色,呈现出中衰之势。虽然沂蒙儒学尚在继续发展,但学界名流已是寥若晨星,已经不足以照亮整个宋金元时期沂蒙历史文化的夜空。这时期见于历史记载的沂蒙儒学代表人物主要有傅尧俞、傅察、张莘卿、张行简、张行信、邹惟新、张雄飞等人。

此外,沂蒙地区自南北朝开始便出现了儒学与佛教、道家竞长争高、互相借鉴的趋势,而且当时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相继统治也对隋唐宋金元时代的沂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时期沂蒙山区全真道的兴起,女真族、蒙古族等外族入治所带来的民族思想、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处事方式等,元朝末期回族迁入沂蒙地区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促进了沂蒙地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冲击和弱化了沂蒙文化的继承、传播和发展。

(六)明清时期:沂蒙文化显现发展旺势的复兴时期

自宋代以迄明清,均以宋明理学作为正统思想。明初进一步完备了科举制,并以八股文取士。不仅如此,明代和清初还屡兴充满血腥的“文字狱”,诛杀士人,借以强化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统治。如明朝朱元璋的徐一夔案、林元亮案、赵伯宁案、林伯璟案、蒋质案等,清康熙朝的《南山集》案、《明史》案、朱方旦案等,雍正朝的曾静、吕留良案等,乾隆朝的卢鲁案、徐骏案、沈德潜案等,都是因牵强附会的文字而被定罪诛杀,有的株连甚广,使知识分子人人自危。清末龚自珍就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明清两朝都极力抬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借以控制人们的思想。明成祖时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清康熙时撰《性理经义》、《朱子大全》。从总体上看,明清两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经过程朱等理学家改造过的儒家思想。

这一时期,沂蒙地区由于明初和清初大批移民迁入、外来文化输入,而且伴随着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与西学东渐,沂蒙文化领域中的民主、科学、教育意识得以增强。明末清初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和西方进步思想的渐趋渗入,反对封建专制的民族意识和强盛中华的呼声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伴随着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逐步转型,沂蒙士人顺应时势,逐步接受了“经世致用”的先进思想并积极投入这一文化潮流,这为暗夜中期待黎明的沂蒙文化的复盛和活跃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清时期,沂蒙地区的学校教育较为兴盛。在官学方面,沂蒙地区设立了府学和若干书院、县学及乡间社学;在私学方面,则有乡塾、家塾、私塾、义学等。自1901年清光绪帝颁布“兴学诏书”后,沂蒙地区创办了各级各类“学堂”,新式学校教育开始出现和发展。这些,都为沂蒙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明清两代的沂蒙文化体系中,一方面,占主体内容和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儒家文化,读书人仍把读“四书五经”、科举仕进作为人生的目标追求,而致科第连绵、英才迭出;另一方面,沂蒙士人入仕以后,多能勤政爱民,敢于仗义直言、指陈时弊。此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沂蒙社会也形成了忠义、孝悌、慈善、礼仪、诚信等优良风尚,沂蒙文化由此而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和上升发展的复盛势头。

明清两代的沂蒙地区,文化复盛,人才辈出。沂蒙士人仍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点。在传播儒学方面较有影响的人物有:翰林李应蝄、庄陔兰,拔贡徐养纯,进士王守正、萧九成、刘淑愈、于腾,监生丁景、许翰,举人李宗周、郑曾述、刘阶升、孙熊兆、盛梦龄、杨永泽、王景禧,以及临沂籍的庠生李谈、刘金铭、彭兰琪、陈锡章等。这一时期,忠义思想、孝悌品德、慈善意识、宗教观念等成为影响深广的社会文化思潮,尊孔崇儒、服膺理学的趋向在沂蒙文化中浓郁地体现出来。期间,沂蒙地区虽然没有出现全国性的显赫人物,但也培养了一些身居庙堂而心忧天下的天子近臣和勤政为民、恪尽职守的地方官员,如王琎、翟溥福、李骥、杜泽、张景华、刘朴、王雅量、王思衍等。同时,沂蒙地区也成就了一批经世致用的学问世家:如“馆阁世家”蒙阴公氏,自公勉仁于1490年(明孝宗弘治三年)中进士始,至公鼐五世蝉联进士(1601年),而公鼐与其父皆入翰林,授编修,累官礼部右侍郎。他为官清正,反对魏忠贤专权,后称病归里,去世后赠礼部尚书。明光宗曾亲书“理学名臣”匾额赐予其家。莒州大店(今属莒南县)庄氏,自明代庄谦于1612年中举、1619年中进士之后,至清末共有进士8名、举人19名,另有拔贡、岁贡等百余名,太学生(含国学生)127名。其中有父子进士(庄瑶、庄锡级父子)、父子举人(庄许、庄恩艺父子),还有兄弟进士、兄弟举人多名,被人们赞为科甲连第、累世不绝。据新修撰的《日照丁氏家谱》(八修)记载,日照丁氏家族在明清两朝代传儒学,先后有进士15人、举人49人。此外,莒县管氏、沂水刘氏、临沂宋氏等家族也都是人才辈出。

(七)近现代:沂蒙文化输入先进思想和革命文化的焕然时期

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近现代时期。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及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是封建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此后,在“反对外敌、救亡图存”的民族呼声中,在“学习新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中,在“革命”与“战争”的斗争浪潮中,沂蒙文化输入了一些新的进步思想和精神元素,同时也生出了许多新的文化特点。

这一时期,沂蒙“新学”知识分子的改良主义思想和以夷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民族觉悟,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沂蒙士人的传统认知和沂蒙文化的传统格局。丁惟鲁、王思衍、庄清吉参与了1895年的“公车上书”,王景禧、蔡曾源曾积极支持1898年的“戊戌变法”,他们都积极倡行除旧布新、变法图强。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沂蒙人民相继爆发了“神山教案”(1898年)、“日照教案”(1898年)、“沂水教案”(1898年)、“莒州教案”(1899年)、“费县教案”(1900年)等大小凡数十起反洋教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沂州教案”。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创建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对沂蒙先进知识分子影响甚大。以留学日本的沂蒙籍同盟会会员李光仪、周建镐、庄陔兰、赵保太、段荫远、于化春、周瑞麟、刘佛缘等人为代表的沂蒙辛亥革命的先驱们,回沂蒙后积极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建立革命组织,传播民主思想,创办进步报刊,在沂蒙地区大力开展各种新型的文化宣传活动。其中李光仪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沂蒙的传播贡献最大。1916年8月,李光仪之弟李淑九在临沂创办了《东鲁日报》,临沂城人夏侯先创办了《教育月刊》。之后,一大批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风尚的进步刊物在沂蒙地区应运而生。

五四运动之后,沂蒙地区一批思想先进的青年作家如王思玷、刘一梦等,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王思玷曾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作品,深得茅盾好评;刘一梦加入了蒋光慈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发表的小说《失业之后》受到鲁迅高度赞扬。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大变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沂蒙的开始传播。新文化运动强烈地冲击着沂蒙地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被称为“沂蒙之子”的王尽美,作为当时全国58名党员之一,作为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作为山东党组织的最早创立者,曾冒着生命危险到沂蒙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真理,撒下革命文化的火种;1927年4月,中共沂水县支部正式成立,这是临沂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为后来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先进的思想基础。1928年12月,中共沂水县委成立。1929年10月,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创建。这一时期,最早在沂蒙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的沂蒙籍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尽美、刘晓浦、刘一梦、李清漪、李清潍、王敬斋、刘鸣銮、孙金宣、郭云舫、孙善师、刘之言等。其中刘晓浦后来任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刘一梦任团省委书记,叔侄因叛徒告密被捕,1934年4月5日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22人被军阀韩复榘枪杀于济南,史称“四·五惨案”。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沂蒙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全省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中心,成为全国革命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有首歌唱得好:“蜿蜒的沂水,巍峨的蒙山,前进的战士们盛会空前。我们在抗战中成长,我们在烽火中锻炼,三千八百万人民的意志,已铸成钢铁的巨拳。粉碎投降的危险,挣断奴隶的铁链。……自由的光芒在晨读中辉耀,解放的旗帜在黎明中招展。”这时期的抗大一分校、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山东省抗战建国学院、滨海建国学院、山东大学、山东公学、华东军事政治大学、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党校、山东抗日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等,在传播革命思想、丰富沂蒙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抗战氛围和革命思想的浸润下,沂蒙涌现出了用乳汁救助伤员的“红嫂”明德英、创办八路军机关托儿所的“沂蒙母亲”王换于、拥军模范“沂蒙六姐妹”以及百万民工踊跃支前等英雄群体,由此而孕育和形成了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这一时期,沂蒙文化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文化、团结党政军民的文化、夺取战争胜利的文化和紧接地气的大众文化。通过《大众日报》、《山东画报》、《山东教育》和《战士报》、《军政报》、《前卫报》、《沂蒙导报》等报刊杂志,通过“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山东艺术工作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山东鲁迅艺术学院和战士剧社、姊妹剧团、鲁南剧社、黎明剧社、沂蒙国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鲁南文工团、滨海军分区宣传队、农村剧团、秧歌队等文艺团体,通过《跟着共产党走》和《沂蒙山小调》等革命歌曲,通过戏剧、曲艺、诗歌、快板、壁报、街头诗、传单、读报、标语、演说等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形态和方式,沂蒙红色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八)当代:沂蒙文化特别是沂蒙红色文化丰富与弘扬的升华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1949年之后这段历史。根植于沂蒙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沃土上的沂蒙红色文化——沂蒙精神,经过战争年代的洗礼、建设时期的陶冶、改革开放的考验和新世纪新时期的充实和发展,已成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得以丰富和弘扬。“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群众路线的精神。沂蒙精神是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生动体现,是党同群众保持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的真实写照,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典范。沂蒙精神绝不是一种单纯区域性的、自我封闭的、只适应于战争年代的精神文化形态,而是一种流动的、进取的、拓展的、深远的精神文化,具有跨越时空的意义,是一种永不歇息的历史传承,是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我们应当不断地从沂蒙精神中汲取宝贵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道德滋养。

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曾语重心长地说:“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强调指出,对沂蒙精神“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既是历史对时代的昭示,也是时代对历史的呼唤。沂蒙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方面,就是那种水乳交融、鱼水深情、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这是沂蒙精神的思想之宗、实践之道。“在今天,沂蒙精神时刻提醒我们:尊重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既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使命,也是干部的社会责任和感情寄托。说到底,就是要回到原点,找到人民群众这个最基本的根基、血脉和源泉。”韩延明:《发扬光大沂蒙精神的理性沉思》,《大众日报》(理论版)2014年12月21日。虽然沂蒙精神的载体——红色征程在岁月的年轮上渐行渐远,但其深邃的内涵却在不变的传承中离我们越来越近,绝不会因时光淘洗而褪色。我们要让与时俱进的沂蒙红色文化——沂蒙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鉴往知今。纵观沂蒙文化孕育、生成、演进与发展的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既有辉煌时期,也有低落阶段,但却始终聚而不散、传而不衰,一直在无间断地、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自原始社会结束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和政治经济的推进,沂蒙文化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成熟、更新和丰富的发展过程。这种漫长、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既表现为承前启后的继承性和与区域文化交汇融合、相互吸纳的包容性,又表现为前后时期相比较的变异、革新和前进,体现了沂蒙文化一脉承传、生生不息的强大的生命张力。现阶段,沂蒙文化将通过对沂蒙人民文化素质和人文修养的影响与塑造,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全面发展沂蒙经济,以进一步提振沂蒙文化的自信和自强。


  (摘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韩延明《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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