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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

王祥多元思想剖析

时间:2014-6-14 21:59:13  作者:孙 丽  来源:  查看:1925  评论:0

 

王祥(184268年),字休征,出身于儒学世家琅邪王氏,曹魏、西晋时期的名臣。魏晋之际,政局动荡,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坏王祥的儒学信仰出现危机,随着玄学兴起,黄老、名、法等思想的复兴,他的思想渐趋驳杂。

王祥生于东汉光和七年(184年),黄巾大起义就在那年爆发,此后群雄纷争,天下大乱,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战乱中,王祥“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时属扬州,今安徽六安县),隐居三十余年,不应州郡之命”。直至继母去世之后,他才应徐州刺史吕虔之召为别驾。

《三国志》卷十八魏书·吕虔传》载:“文帝(曹丕)即王位(220年),……迁徐州刺史,……请琅邪王祥为别驾,民事一以委之”。徐州一带是曹操与陶谦、刘备、吕布、袁绍等人争斗厮杀的战场之一,战争破坏特别严重。如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征讨陶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此后,被曹操击败的袁绍等人的残余势力、黄巾起义的余部、以臧霸为代表的处于半独立状态的青徐豪霸,都活跃在此地区,战争持续不断,社会秩序始终无法完全建立。王祥出任徐州别驾后,竭尽全力稳定社会形势,“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王祥本以行著称,符合统治者以“孝”治国的宗旨,任徐州别驾又显示出出众的治民之才和军事才华,正与文帝曹丕、明帝曹叡时期的“先举性行,而后言才”[3](P852) 选举标准相合,因此得以“举秀才,除温令,累迁大司农”。

温县,在洛阳东南一百二十里。当时的朝廷重臣司马懿即是温县人,而且他也出自儒学大族,“博学洽闻,伏膺儒教”,与王祥思想不异,容易接近。即便王祥任温令非司马懿所选,王祥在温令任上也必然会与当地大族司马氏拉上关系。

正始年间(240-248年),曹爽与司马懿两大政治集团互相倾轧。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父子借曹爽陪齐王曹芳出城祭拜高平陵(明帝陵)之机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王祥便在此时,补了因党附曹爽被杀的大司农桓范之缺,成为九卿之一。

正元元年(254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封赏功臣,王祥为关内侯,拜光禄勋,转司隶校尉,迁太常,封万岁亭侯。景元元年(260),王祥升任司空。咸熙元年(264年),王祥改任太尉,封睢陵侯。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立,王祥拜太保,封睢陵公。

泰始四年(268年),王祥薨,年八十五岁。

琅邪王氏自西汉中期以后即为儒学世家。王祥以儒家士大夫的形象载于史册,但现存历史文献中并未详载他在儒学方面的理论建树,只能从其言行与所任官职中寻找蛛丝马迹。

王祥生母早亡,继母朱氏不慈,常在父亲王融面前谗毁他,他因此失爱于父,处境艰难。在这种冷漠无爱的家庭环境中,王祥却对父母愈加恭谨有礼,父母生病时,他衣不解带伺候在侧,汤药一定亲口尝过才奉给父母。父亲去世后,王祥尽心竭力奉养继母朱氏,史书记载和传说中诸如“卧冰求鲤”、“黄雀入幕”、“风雨守柰”等孝行,都与朱氏相关。孝原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一种自然感情,是对生养自己的父母的真诚回报,而朱氏对王祥常年虐待,甚至一度打算毒死他,“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朱深疾之,密使酖祥。”幸被王览发觉,王祥方保全性命。自后朱赐祥馔,览辄先尝,朱氏怕毒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只得作罢。王祥对不断虐待自己的继母尽孝,他的纯孝便显然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对儒家所倡导的伦理纲常的践行。在他看来,朱氏虽非他的生母,但毕竟有着母子的名分,无论如何他都应遵循礼教行事。再者,东汉尚名节,忠孝信义既是朝廷以察举、征辟选拔人才的衡量标准,也是当时人的行为信条。当然其极端是务求虚名,以致东汉时期欺世盗名的伪名士很多。从王祥一生行迹以及六朝人的论著中对其孝行给予的极高评价看,王祥的孝,应是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在家传儒学的熏陶下,以纲常名教为立身处世根本的结果。

王祥在继母去世后正式踏入仕途,他不负吕虔所托,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才干,在不长的时间内,把徐州治理得井井有条,“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此处的“政化”,即政治与教化,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并不清楚王祥在徐州推行了哪些具体的教化措施,或可从中央的教化措施推测一、二。魏文帝初即位,即开始纠正曹操在战时推行的名法之治的偏颇,将自汉末以来衰微的儒学再次推向前台。他盛赞孔子为“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黄初三年(222年),下诏郡国选计吏、孝廉时,“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黄初五年(224年),“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传播儒家经典。魏文帝自称“吾备儒者之风,服圣人之遗教”,他的崇儒政策,说明当时儒学虽然从独尊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但儒学中的伦理纲常、礼乐教化,仍是统治者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所必需的。此文化措施推向全国,徐州自不能免。且王祥出身儒学世家,有较好的儒学素养,深知儒学有助于政治统治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对稳固战乱之后的徐州尤为重要,故其“政化”当以儒家思想为主。而要推广儒家思想,必须将儒学教育提到重要位置。目前尚无法找到黄初年间儒学在徐州传播的详细资料,但可从《三国志》卷二十九《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窥见琅邪郡的地方教育发展情况。管辂(209256年)“父为琅邪即丘(今山东临沂市)长,时年十五,来至官舍读书。始读《诗》、《论语》及《易》本,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于时黉上有远方及国内诸生四百余人,皆服其才也。”管辂十五岁,是黄初五年,是时中央刚立太学,而仅琅邪九县之一的即丘官学中即有学生四百余人,除去当地悠久的经学传承历史,以王祥为首的民政官员在战乱之后积极推广儒学教育,促进地方学术繁荣,应是此地官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琅邪仅是徐州六郡国之一,纵然其他郡未必能赶上琅邪的地方教育发展水平,整个徐州的儒学发展以及儒家文化价值的普及仍是相当可观的。

由于合乎中央的文教政策,再加上荡平“寇盗”之功,王祥的仕途一帆风顺。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懿将何晏、邓飏等正始名士诛三族,罢免了一大批追随正始名士的青年士子,重新树立起儒家名教的大旗。王祥能在此时出任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可能与他一贯的儒家士大夫形象有关。

正元元年(254年),王祥任太常。太常是九卿之首,清人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曰:“魏: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第三品。掌礼仪祭祀,及行事,掌赞天子,大射、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晦,察行陵庙,并选试博士,查其能否。”太常主管礼仪祭祀和文化教育,非深明儒学者不能充任,王祥的前任如高柔、王肃、夏侯玄等人皆是知名学者。虽然现存文献中并未详载王祥的理论建树,但从他能出任太常看,也应该为当世鸿儒。

甘露三年(258年)八月,曹髦率群臣至太学,命王祥为三老。三老本是先秦时期掌教化的乡官,西汉增置县三老,东汉以后又有郡三老,并间置国三老,由皇帝亲命品行高尚的耆宿大臣充任。王祥因“履仁秉义,雅志淳固”[3](P142)而获此殊荣,史载他“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陈明王圣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训之,闻者莫不砥砺”。《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对曰:‘昔者明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忠诚之发,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动乎天地;天且弗违,况于人乎?’”是时司马氏把持曹魏政权,明王圣帝之教化乃至君臣之名分并不为时人所看重,王祥在君臣面前大讲忠诚,说明了两个问题:一,甘露年间,王祥的理想治世仍是儒家宣扬的礼治社会,人们严格按照礼的规范行事,“礼乐既备,加之以忠诚”,在其思想中,儒家信仰仍是最重要的。二,此时的王祥对司马氏还抱有一线希望,讲“忠”意在提醒司马昭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留下万世骂名。同时,王祥也安慰曹髦,“天且弗违,况于人乎?”暗示他在时机不成熟时切不可轻举妄动。但曹髦年轻气盛,不甘心居于傀儡之位,两年后举兵攻司马昭,被司马昭门客成济所杀。《晋书·王祥传》载:“及高贵乡公之弑也,朝臣举哀,祥号哭曰‘老臣无状’,涕泪交流,众有愧色。”王祥的政治理想破灭了。

司马氏的所作所为,虽使王祥对自己尊奉的传统礼教产生了怀疑,但是,由于深受儒学熏陶,再加上文化传统的巨大惯性,他始终无力挣脱儒家礼教的束缚,因此,王祥在朝,时时、处处以“礼”为行为准则。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封晋王,司马氏意欲篡权夺位已是路人皆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时王祥为太尉,与司空荀同见司马昭,荀顗提议对司马昭行跪拜之礼,“相王尊重,何侯(何曾)既已尽敬,今便当拜也。”王祥回答:“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内,荀顗跪拜,王祥长揖。何曾、荀顗皆司马氏死党,他们和司马氏早就确定了君臣名分,对司马昭跪拜理所当然。但王祥却不同,他在司马氏谋篡曹魏的过程中始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只是因名望高、资历老而至三公,若与何曾、荀顗一样跪拜,必为司马昭所轻。王祥虽不拜司马昭,却并没有公开站在其对立面,这对司马昭来说已经足够了。况且,司马氏要改朝换代,也需要像王祥这样的名士装点门面,因此,司马昭大悦,谓“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王祥自入仕途,历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齐王曹芳、高贵乡公曹髦、常道乡公曹奂、晋武帝司马炎六代帝王,随波逐流,恬淡无争,除以孝行著称于世外,实无突出的政绩可言,他自己临终回首一生,也承认“无毗佐之勋”。尽管如此,王祥还是屡经升迁,终至三公高位。其主要原因在于,在血腥的魏晋禅代道路上,司马氏为避开自身因篡权夺位,践踏君父大节而不便提倡的“忠”,打出“以孝治天下”的大旗,以“孝”为治国之本。朝堂之上,充斥着礼法之士,且多以孝子自居,以此为排斥异己的武器。如何曾“性至孝,闺门整肃”,面刺负才放诞、居丧无礼的阮籍“纵情背礼,败俗之人”,建议司马昭将他“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贾充面斥庾纯“父老,不归供养,卿为无天地”!王祥孝名甚高,恰好满足了司马氏的需要,成为一个极好的政治装饰品,因此,王祥在魏末青云直上,西晋时八公同列,王祥位居第一。这一切都说明,王祥已经成为西晋最有名望的大臣之一。晋初,王祥以“耆艾笃老,希复朝见”,屡屡上书请求致仕,御史中丞侯光也以王祥缺朝会礼奏请免其官,晋武帝明确表示:“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后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金字招牌是丢不得的。

王祥一生,服膺儒家经典。但八十余年的阅历,半个世纪的宦海生涯,尤其是亲历了儒学衰微、玄学兴起、黄老、名、法等思想逐渐复兴的文化巨变,他的思想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突出表现在王祥临死前写下的遗训中:

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启手何恨。不有遗言,使尔无

述。吾生值季末,登庸历试,无毗佐之勋,没无以报。气绝但洗手足,不须

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绶笥皆勿

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

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脯各一盘,玄酒

一杯,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须送丧,大小祥乃设特牲。无违余命!高柴泣

血三年,夫子谓之愚。闵子除丧出见,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谓之孝。故哭泣

之哀,日月降杀,饮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

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

王祥先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指出生死乃自然之理,并不厌其烦地安排丧事各个细节。一方面我们看到王祥熟悉儒家葬礼,如遗训中关于棺椁、前堂的设置,朝夕和大小祥的祭奠程序、居丧饮食制度等;另一方面则可看到他并未严格遵从礼教,反而告诫子孙要将自己薄葬。汉代儒家讲究厚葬久丧,重祭祀,如东汉王充在《论衡·薄葬》篇中所述:“世尚厚葬,……谓死如生。悯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积浸流至,或破家尽业,以充死棺,杀人以殉葬,以快生意”。而淡于生死,不重祭祀,提倡薄葬的是道家,庄子以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将人之生死比为时间之昼夜,主张返朴归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儒王祥,公然违背儒家旧习,告诫子孙将自己薄葬,固然与当时的薄葬之风有关,也反映出其思想中的浓厚道家学说的印痕。

东汉后期,随着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中央集权渐趋瓦解,儒学正统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思想解放成为一个时代的趋势。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振起玄风,士人清谈玄理成为时尚。后来名列竹林七贤的王戎曾赞王祥:“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虽然不能排除王戎对这位家族前辈的褒赞有夸大之处,但显而易见的是,王祥对玄学已经有了初步了解,甚至曾参与清谈。后来人们将当时显赫一时的琅邪王氏和河东裴氏家族成员相提并论,以裴徽比王祥。裴徽善清谈,精通易》、老》、庄》之义理,《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粲别传》载:太和初,玄学名士荀粲到京城,与傅嘏、裴徽清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释。顷之,粲与嘏善。”从裴徽能沟通傅嘏和荀粲来看,他应既善言玄理,又熟悉名理。正始初,裴徽与王弼有一次著名的对答:“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从裴徽的语气上看,他一方面肯定孔子的圣人地位,也就是肯定儒学的崇高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承认“无”为万物之本,有融合儒、道的倾向。王祥能够和裴徽相提并论,他们的思想应该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王祥“理中清远”,显然接受了玄学思潮,“不在能言之流”,说明他并非玄学名士,与裴徽相比,王祥的儒家色彩更重一些,但其思想中已然包含了道家的思想,或许还有名理思想。王祥的思想趋于驳杂,正是魏晋之际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坏后,思想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反映。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把持朝政大肆诛杀异己,“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政治斗争的险恶、残酷,在王祥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他既希望能够建功立业,实践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又希望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但当时还没有为他提供解决这一矛盾的理论根据和现实途径。于是,我们便可看到,王祥晚年屡乞逊位,退出政坛,其举动与儒家的积极用世主张相悖,而合乎道家的功成身退之说。临死要求薄葬,也是道家思想的反映。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儒学熏陶,已使儒家礼教成为他的精神支柱。针对当时的统治者打着名教旗帜标榜儒学,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礼教尚峻”的形势,王祥在遗训的后半部分谆谆告诫子孙以儒家伦理道德中的信、德、孝、悌、让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对子孙保持儒学家风寄以殷切期望。但遗训中却没有儒家伦理纲常最看重的“忠”,王祥尊奉的“忠”的信念早在曹髦遇刺时就已经破灭了,司马氏此后的所作所为使他对社会形势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在政权更替之际,一味提倡“忠”可能会招致灭门之祸,因此他在留给子孙的遗言中,特别强调“孝”、“悌”,将维系家族利益摆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此后的王氏子弟,多能遵从这条遗训,“扬名显亲”和“宗族欣欣”,成为琅邪王氏家族的处世准则,这使他们在两晋南朝频繁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始终将自己的家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与时推迁,不断成为新朝佐命。同时,在家族内部,注重家学传承,每代皆有杰出的文化代表,引领一代之风尚。正是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双重保障,才使琅邪王氏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魏晋之际,出身儒学世家的王祥,为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为维护个人和家族利益而保持儒学家风。另一方面,面对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局面,王祥的思想渐趋驳杂,是魏晋之际思想不统一的反映,其看似矛盾的行为和思想,是他的儒学信仰出现危机而又找不到更好的精神支柱的困惑体现,也是琅邪王氏家学开始吸收新思想的表现。正是从王祥开始,王氏家学进入了新旧思想交替转换阶段,此后,王戎、王衍、王澄由儒入玄,正式扭转了家族学风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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