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文化论纲

沂蒙文化是以沂沭河流域和沂蒙山地为背景产生的区域文化。她以远古沂源猿人创造的旧石器文化为起点，绵延发展至今经历了十分漫长的过程。沂蒙文化是有史以来生活在沂蒙地区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一、“沂蒙文化” 概念的提出

沂蒙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出的。1994年山东省社科“八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沂蒙文化发展研究”开始把沂蒙文化列为一种独立的区域文化，不久出版了《沂蒙文化发展研究》一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沂蒙文化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揭开了沂蒙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序幕。毋须讳言，也有学者对沂蒙文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示异议，认为把沂蒙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独立提出是不恰当的，沂蒙地区是齐鲁的一部分，山东只有齐鲁文化而没有其他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沂蒙作为地域概念出现较晚，不应用它来命名一种区域文化。学术问题历来见仁见智，本文无意与任何观点商榷，仅就自己对沂蒙文化的理解谈点看法，望方家斧正。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连续过程，它从古代延续下来，一直发展到今

天。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区域的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环境不同，所创造的文化也各有不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记载对我们认识这一现象颇有启发：关中丰镐地区“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中山因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女子则鼓鸣瑟， 屣，游眉富贵”；燕赵之地民多“雕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之地“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地少人众，俭啬，畏罪远邪”；西楚之地民剽轻易怒；南楚之民则好辞，巧说少信等。司马迁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因生态环境的差别而生成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的不同，而这种心理和行为的不同既是区域文化的反映，又必然影响区域文化发展上的差异。正是基于此，人们习惯上将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划分为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三晋文化、岭南文化等。事实上，当我们在研究一种较大的区域文化时，我们同样会发现，较大的区域文化中也包含着几个较小的局域文化。如，在山东不仅仅有齐文化和鲁文化，沂蒙文化同样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沂蒙文化与齐文化和鲁文化一样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虽然有所发展变化，但它依然保留着较为稳定的、不同于山东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有学者说：“沂蒙文化是一种与齐文化、鲁文化渊源极深而又具有自己特点的区域文化。”[①]但在起源上它与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齐文化和鲁文化以西周初年分封的齐国和鲁国（今山东地区）为文化源头，沂蒙文化的起源则较之于二者更为久远。在后来漫长的发展中三者构成齐鲁文化的主干，但分野依然是清晰的。因此，把沂蒙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域文化进行研究，不仅在学术上对深入探讨齐鲁文化意义重大，而且对于认识区域文化特征影响下的当代沂蒙社会成员的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沂蒙”作为地理概念，古已有之，《尚书·禹贡》载：“淮沂其乂，蒙羽其

艺。”是说早在夏朝，淮水、沂水即得到治理，蒙山、羽山一带已被开辟种植。这一记载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悠远的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蒙山脚下，沂河岸边，很久以前就是承载古老文化的地域。蒙山、沂水作为这一区域的表征物，是当之无愧的。把沂河、蒙山这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名山大川，作为本地区域文化的标志是恰当的。因此，我们把长期以来生活在沂蒙地区的人们所创造的文化称之为“沂蒙文化”。

二、沂蒙文化的空间和时间范围

区域文化是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生成，而又绵延不断地发展至今，具有相对稳定特征的人类文化形态。沂蒙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生成环境，即特定的产生和发展空间。一般说来，文化区不同于行政区，行政区是国家为便于管理而人为地划分的区域单位，文化区则是在一定地理环境中形成的不同文化的空间载体。因此，界定一种文化区的地理范围，不能单纯依据行政区划，应以影响文化产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上影响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因素为主要尺度。

山东境内文化，大致受自然地形的影响分为不同的区域。泰沂山脉位于山东省中部，大体上把山东省分为三个部分：其南是汶泗流域、其北是潍淄流域；其东则是沂沭河流域。汶泗流域是鲁文化的发源地；潍淄流域是齐文化的发源地；沂蒙文化则产生于沂沭河流域。沂河与沭河是山东省东南部的两大河流，两河流域相连，在山东省东南部形成了一块东部近海、西部靠山的冲积平原。该流域中有山东省第二高山蒙山，因此，人们习惯上称这一地区为沂蒙地区。从地理空间看，这里既有群峰耸峙的山区，又有连绵起伏的丘陵；既有坦荡如砥的平原，又有波迭浪涌的海域。这种山水共生，平原与丘陵相伴的地理环境，便铺成了沂蒙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沂蒙文化的生成和发展。

从历史上影响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因素考虑，沂蒙文化地理范围的确定应参照以下三个方面来界定：一是史前东夷人的活动范围；二是邦国时代的国家疆域，如西周时期的莒、郯、颛顼、鄫、向及邾等，春秋时期的鲁国，战国时期的齐、楚等；三是秦统一后尤其是汉代的行政区域，如《汉书·地理志》琅邪郡所属!"县之大部，东海郡北部诸县，泰山郡蒙阴县都应划归本文化区。根据以上的界定原则，我们可以确定承载沂蒙文化的地理空间大致上为：临沂市、日照市全部，淄博市的沂源县，潍坊市所属的诸城市以南地区，以及沂沭河流经的苏北地区的东海县、赣榆县、新沂市和邳州市等。

区域文化的形成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地理环境，同时也有着相应的时间范围。有学者指出：“从历史环境看，沂蒙文化跨越了史前文化、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的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延展性的特点十分明显。那种相对独立、自成序列的文化特征，秉承史前文化的余绪，延绵不断，流风远播，直至当今。”[②]应该说这是对沂蒙文化时间范围较为准确的概括，但是，这种分期显然是受到了社会形态分期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文化发展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但社会文化本身的形成和发展是十分复杂的，它既受制于社会生产方式，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如此，一种区域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沂蒙文化产生于特定的空间背景下，不仅受到特定地理空间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产生于这一空间背景下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沂蒙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分期，除要考虑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外，还应更多地关注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本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所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本着这一原则，本文把沂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史前、西周至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现代和当代。   

三、沂蒙文化的阶段划分

史前阶段是沂蒙文化起源和独立发展的时期，其时间范围大约自距今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始，至中原地区夏商时期止。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沂蒙先民在沂沭河流域留下了众多的遗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初步查明的就有一千余处，按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时至今日，山东省境内已经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址有三处，均在沂沭河流域，即沂源县骑子鞍山东南麓发现的沂源猿人遗址、沂水县诸葛乡发现的南洼洞遗址、日照发现的秦家官庄遗址，三者时代大体相同，距今约四五十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沂蒙地区也多有发现，如沂源县千人洞、沂水的湖埠西、莒南县的烟墩岭和九顶莲花山、郯城的黑龙潭和望海楼以及日照的沿海地带。这些遗址大约距今二三万年。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紧密相连的是沂沭河流域广泛分布的细石器时代遗址。细石器时代遗址1982 年首次在沂沭河流域发现，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细石器遗址地理分布的空白，而后在这里又陆续发现了近百处。20年来山东省境内的其他地区虽然也有发现，但最具代表性的依然是沂沭河流域的凤凰岭、青峰岭、黑龙潭、白鸡窝和沂水等细石器文化遗址。历史上人们把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沂蒙地区的先民称之为东夷人，大量的考古资料证明，东夷人所生活的沂沭河流域是中国史前人类文化发展较快的区域，东夷文化以它特有的先进性，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沂沭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陵阳河遗址、大范庄遗址、两城遗址、北沟头遗址和花厅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沂蒙文化早期发展水平的文化遗存。同时，反映这一时期沂蒙文化发展水平的还有众多的文献记载。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相比，沂蒙史前文化最大的特点是：自旧石器文化晚期始，连续发展没有间断。正是这种连续性使沂蒙史前文化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使沂沭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在东部地区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西周至春秋战国阶段是沂蒙文化走出沂沭河流域，最终汇入中原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西周建立，其统治区域日渐东扩，尤其是周公东征后齐鲁两国建立，沂蒙文化结束了数万年独立发展的历程，以较高的发展成就影响着齐鲁两国。当时沂蒙地区有许多方国，如莒、郯、鄫、向等。这些国家多为东夷土著，早在夏商时期便已形成，其历史悠久，文化发展相对独立，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在商代，沂蒙地区的文化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某些特色。春秋战国时期，沂蒙文化表现为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融合，但其独具特色的鸟文化依然显示出自身稳定的特质及对中原文化的巨大影响。因为，不论是齐国的“因其俗，简其礼”，还是鲁国的“变其俗，革其礼”都没有丝毫怠慢原生的土著文化。“他们对齐鲁史前土著 ‘虽以异族嫉视，鄙为东夷’，然而对其先进的文化、敦厚和平的气度风范，还是钦佩的。”[③]郯子纵谈“少昊氏以鸟名官”，足以说明郯文化的深厚和以东夷文化作为表现形态的早期沂蒙文化在当时的影响。《说文》段注：“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汉书·地理志》：“东夷天性柔顺。”皆言东夷人的文化特性。而东夷人以“仁”为特质的文化又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孔子深受东夷仁俗的影响，“引‘仁’入‘礼’，创造了他的儒学———以‘仁’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体系”。“‘仁’的精神，不仅是东夷史前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仁’的精神赋予了东夷史前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强有力的凝聚性、柔韧性和包容性”。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沂蒙地区以原生文化———东夷文化为铺垫，在融合了中原文化后很快成为经济文化发达的区域，表现在文化层面上，最为突出的是一批儒学之士在这里出现：仲子、曾皙、曾参父子、澹台灭明、高柴、原宪、闵子骞和旅居兰陵的荀子。儒学之风的兴起，既是沂蒙原生文化中东夷“仁俗”特质的张扬，也表明早期沂蒙文化已经由古代中国地域的边缘走进中华文化的深层。对这一时期沂蒙文化的研究，应着重沂蒙文化由独立走向与中原文化合流的过程，以及沂蒙文化在融入中原大文化的背景下，在特定的历史传统和地理环境下的自身特质。尤其是战国时期，沂蒙地区地处齐国南缘，西邻鲁国，南与楚国紧连，成为齐、鲁、楚三种文化的交汇地。齐文化的开放进取、鲁文化的重礼敦厚、楚文化的豪放典丽和奋斗精神，以及兵家文化的果断雄武，深深地影响着沂蒙地区，使沂蒙文化自此形成了突出的交融性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一直延续至今。

秦汉阶段是沂蒙文化在汇入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后蓬勃发展的时期。随着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沂蒙地区被纳入到统一帝国的管理之下，但文化的发展依然保持着在全国范围内的先进性和地域性特征。秦汉时期沂蒙地区是全国农耕文化的发达区，一些考古成就证实了这一点。今临沂市各县区均有汉代墓葬群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兰山银雀山、金雀山汉墓群、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罗庄区出土的白庄汉画像石墓等，从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内涵可以透视出当时本地社会经济的发达。正因为如此，汉初齐王刘肥曾将城阳郡（今莒县）献给吕太后，公元前 178 年文帝分封刘肥次子刘章为城阳王。发达的社会经济促进了区域文化的发展，经学文化是沂蒙文化在两汉时期表现出的新特征。如上所述，沂蒙地区的儒学文化滥觞于春秋末期，如曾参、仲子、澹台灭明等一批孔门弟子将儒家文化带到了沂蒙地区。战国时期荀子在兰陵开馆讲学对繁荣本地区儒家文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有这些都为两汉沂蒙经学成就的取得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此时沂蒙地区经学之发达，习经人数之众，经学氛围之浓，居全国之首。著名经学家辈出，西汉时有：王臧，兰陵人（今苍山县），精通《诗经》。其同乡缪生亦以治《诗经》著名。在兰陵儒生中名声最盛者为孟卿、孟喜父子，孟卿以治《礼》和《春秋》为善；孟喜以治《易》为著，其《易》学研究独树一帜，被称之为“孟氏易学”，与“京氏易学”共为西汉《易》学两大家。东汉时期有王良，兰陵人（今苍山人），通《尚书》。伏湛、承宫（今沂水人）皆精通儒学，广收门徒，对儒学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两汉时期，沂蒙经学的发达造就了沂蒙地区一批累世经学、累世公卿的家族。萧望之，以经学起家，官至前将军，光禄勋，宣帝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子萧育、萧咸、萧由均以经学位至二千石。匡衡因经学官至丞相，其子匡咸位至九卿，后代多经学博士。王吉官至刺史，子王骏通《鲁论》官御史大夫，孙王崇官至御史大夫，王莽时曾任大司空。经学世家的出现说明沂蒙文化的深厚积累对沂蒙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沂蒙文化在异地大放异彩的阶段，这一时期沂蒙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世族与名士文化。东汉末年，儒学趋于衰落了，但两汉以来由发达的经学文化所造就的累世经学的沂蒙“传经世家”在魏晋时期崛起。经学子弟以才学入仕，到魏晋时期形成了对当时政治和文化有重大影响的世家大族。而以家族为基础涌现出的众多沂蒙名士，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沂蒙地区在中国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家族有：阳都诸葛氏、琅笽王氏、颜氏，莒之臧氏，东海徐氏、何氏、鲍氏，兰陵萧氏、泰山羊氏等。而每一个家族“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家学、家风、家法”。[④]在这些家族中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有三国时期的诸葛氏、东晋时期的琅邪王氏、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在众多的沂蒙名士中，仅限于社会文化层面上有较大影响的有：玄学清谈的领袖人物王衍和“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秉承儒学的有东海郯人王朗父子，东莞姑幕人徐邈，刘宋时期的东海人何承天及颜氏家族；文学名士有刘宋时期与谢灵运并称为元嘉三大家的颜延之、鲍照，萧齐时期的“四萧”（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玉台新咏》的作者徐陵和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等；在书法艺术上，琅邪王氏群星灿烂，但在中国书坛上最具影响的为王羲之父子。史学家有南朝时期臧荣绪，著《晋书》110 卷。何承天是南朝刘宋著名的思想家和天文学家。而泰山羊氏、琅邪颜氏也是人才辈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沂蒙文化的成就是辉煌的，但是，不论是琅邪世族还是沂蒙名士，其突出的文化成就没有在本土光大，而是伴随着琅邪世族的南下，将其在古老沂蒙文化沃土中孕育的累累文化硕果结在了南国的大地上，对南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国历史上3 至6世纪南北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自东汉以后，沂蒙本土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如前代。

隋唐宋元阶段是沂蒙文化的低落期。魏晋沂蒙世族的南迁严重影响了沂蒙文化在本土的发展，十六国北朝时期，沂蒙地区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下，农业经济遭到破坏，社会文化始终处在较低的水平。唐宋时期，随着南方的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已经南移到长江流域，沂蒙地区已不如两汉时期。因此，到隋唐宋元时期，沂蒙地域内的文化发展远逊于前代。而沂蒙文化在异地的辉煌也风光不再，一是由于南迁世族社会地位的衰落，独立的家族文化难以保持；二是琅邪世族南迁后在南方的长期生活日益融入当地社会。而作为沂蒙文化成就具体体现的沂蒙名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成就上都不如以往。但沂蒙文化中刚正忠义的文化特质在沂蒙后人的身上依然充分地体现出来，如唐朝的颜真卿、颜杲卿。寥若晨星的沂蒙名士依然把沂蒙文化的余脉传承下来，颜师古，唐代著名训诂学家；萧颖士，唐代著名文学家；颜真卿，把沂蒙士人热衷的书法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且影响深远。

宋元时期，沂蒙地区常常成为南北政权的交替统治地带，动荡的社会使古老的沂蒙文化无法灿烂。

明清时期，相对安定的大一统局面使沂蒙文化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传统的重教之风推动了沂蒙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沂蒙士人一改理学的空谈，主张“经世致用”，匡时救弊，“经世”思想成为沂蒙地区的文化主流。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明清两代本地区出现了一批学问世家：蒙阴公氏五进士、莒州（今莒南县）庄氏自明至清33人中进士。莒县管氏、临沂宋氏、日照丁氏等家族也是人才辈出。沂蒙士人中出现了明朝著名学问家焦竑、理学名臣公鼐、清朝训诂学家许翰等。

近现代时期是沂蒙文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沂蒙文化紧贴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脉搏，在反对外敌、救亡图存的探索中也表现出新的特点。传统的儒家思想依然是本地区文化的基础，面对外敌的入侵，“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鼓舞着一批读书人高扬起爱国旗帜，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 他们当中有的进入近代新式学堂学习“新学”，有的则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新学”的注入打破了沂蒙文化的传统格局，起初是改良主义思潮，而后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在沂蒙大地传播开来。日照人蔡曾源是维新变法的支持者，丁维鲁直接参与了“公车上书”。留学过日本的沂蒙籍同盟会员在沂蒙地区大力鼓吹“三民主义”，1916 年在临沂创办了《东鲁日报》。周建镐、丁惟汾、李光仪、庄陔兰等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沂蒙地区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沂蒙地区，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开始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较早地影响到沂蒙地区的知识分子，为后来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先进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沂蒙山革命根据的建立，沂蒙地区成为全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和全省的政治、军事中心。至解放战争时期，这里一度成为华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驻地。沂蒙根据地成为全国革命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在革命氛围和革命思想的浸润下，沂蒙人民养成了感天动地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涌现出了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用乳汁救护伤员的“红嫂”。在沂蒙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中沂蒙人民出动几十万民工支前，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沂蒙人民形成了爱党爱国、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1949年至今是当代沂蒙文化形成的时期。其间，在革命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沂蒙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得以发扬光大，形成沂蒙文化的新形态———沂蒙精神：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沂蒙人民自力更生，改造河山，出现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厉家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全国学习的榜样“九间棚”。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带领沂蒙人民发展经济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沂蒙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始终保持着热烈的追求，因此，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沂蒙大众文化的主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沂蒙精神中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特征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国家改革政策的引导下，沂蒙人民大力发展商贸经济，形成了以兰山区、河东区和罗庄区为核心的中国第三大商品批发中心。因此，沂蒙文化在当代的突出表现是商贸文化的兴起。商贸文化显示了沂蒙人民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沂蒙文化固有的交融性特征。纵观沂蒙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有高潮也有低潮，高潮与低潮又总是与沂蒙地区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当我们今天提出弘扬沂蒙文化的战略时，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工作是发展沂蒙经济。

四、沂蒙文化的内涵

沂蒙文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按照一般的划分方法，我们把它分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三个基本层面。但是，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表现则是十分复杂的。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文化，同一区域的文化虽然在文化特质上始终具有一致性，而不同的时期同区域的文化在内涵与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人类在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类自身的过程中均在前代文化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不同区域的文化也在 相互地渗透与融合，从而使得人类文化成果在不断发展和积累的过程中变得日益丰富和复杂。以沂蒙文化为例，当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区域文化进行整体考查和研究时，便不难发现它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融合、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对沂蒙文化的内涵我们只能大略地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沂蒙山水文化 山水作为自然之物，一般来讲不应将其作为文化内涵进行研究，但沂蒙地区的山水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容，不对其进行研究，无法说明沂蒙文化的渊源与深厚。沂蒙山区、沂沭河流域是沂蒙文化赖以产生、发展和繁荣的摇篮，沂河、沭河，蒙山、沂山本身就是历史文化名水名山：《史记·封禅书》有“五岳四渎”之说，五岳四渎是从文化意义而言的，把它们看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圣山圣水。五岳的概念出现较晚，最早只有一岳，即泰山。上古时，名为“泰山”的大山有五座，即今泰安之泰山、新泰之新甫山、沂源之沂山、蒙阴之蒙山、山西之霍山。其中三座地处沂蒙文化圈之内。杨向奎先生考证，大禹治水时“致群神于会稽之山”的会稽山，“会诸侯于涂山”的涂山即今蒙山。“四渎”为河、济、江、淮。有学者考证，江即今沂河。因此，以蒙山为中心的沂蒙山地和沂沭河冲积平原是我国上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二）东夷文化 东夷大约是在新石器时期以沂沭河流域为中心形成的一个古老的部族。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看，东夷部族在当时创造了独立而先进的古代文化。东夷文化在历史上延续的时间大致是从考古学上的北辛文化到岳石文化时期。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与地理因素有关，沂沭河流域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考古文化小区，本区的陵阳河类型的大汶口文化、两城类型的龙山文化、土城子类型的岳石文化，与典型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有所区别，而与南方的青莲岗文化、良诸文化十分接近。[⑤]东夷文化也就是少昊文化，史传少昊为嬴（亦作“盈”）姓。《汉书·地理志》载：“郯故国，少昊后，盈姓。”莒“故国，盈姓……少昊后”等，少昊集团后人遍布汶泗流域和沂沭河流域沂蒙文化圈中。因此，东夷文化是沂蒙文化的早期形态。

（三）古国文化 发达的东夷文化在沂蒙地区造就了一批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邦国，到春秋时期，这里还保留了郯、莒、曾阝 向、费、 、阳、颛顼、卞以及邾等。这些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西周以前基本上相对独立发展。西周以后，开始与中原文化相交融。如郯、莒在春秋时期依然有相当的影响，郯子纵谈“少昊氏以鸟名官”，说明郯文化的深厚和东夷文化的传承流变；莒在春秋时曾一度与齐、鲁鼎足而立，从大量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莒国文化的发达。对莒国史的研究，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因此，莒文化作为沂蒙文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不能忽视的。春秋战国之际，沂蒙古国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但以东夷文化为核心的区域文化特征，依然有别于中原地区。

（四）经学文化 经学文化是沂蒙文化在两汉时期表现出的新特征。但沂蒙地区儒学氛围的形成则始于春秋末期。孔子办学授徒，沂蒙子弟多受教其门下，东夷文化受到儒家礼乐文化的影响。战国初期，吴越文化随吴越北上争霸被带到沂蒙地区。齐、楚强盛之时齐、楚文化对这一地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荀子居兰陵，著书立说开馆讲学。所有这些都为两汉沂蒙经学成就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西汉时期，沂蒙地区经师辈出，齐学、鲁学均有代表人物，经学风气之盛为其它地区所不及。东汉一代，随着儒学的推广和普及，沂蒙地区的经学优势不如前代，然而郑玄晚年避难于南城山（今平邑县郑城镇）注《孝经》和讲学，对本区经学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沂蒙经学在全国范围内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五）沂蒙世族与名士文化 两汉时期经学的发达，造就了一批累世经学的沂蒙“传经世家”。世家子弟以才学入士，到魏晋时期成为对当时政治和文化有重大影响的大族。如阳都诸葛氏、琅邪王氏、临沂颜氏、莒之臧氏、刘氏、泰山羊氏、东海王氏、徐氏、兰陵萧氏等。凭借着深厚的家学底蕴，各家族人才辈出，如，诸葛瑾、诸葛亮、王导、王敦、王訥、王羲之、王献之、颜延之、颜之推、臧荣绪、刘勰、羊祜、羊欣、王肃、徐陵、萧衍父子，以及隋唐时期的颜师古、颜真卿、颜杲卿，近代的左宝贵等，形成了群星灿烂的名士文化现象。沂蒙名士是沂蒙文化中最能体现沂蒙文化特质的部分。

（六）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近代以来沂蒙人民在长期反对外来侵略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成为革命根据地后，沂蒙人民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汲取沂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的新文化。具体表现为：近代进步思想在沂蒙地区的传播，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沂蒙人民支持了中国革命，革命也哺育了沂蒙群众文化。在革命战争时期，沂蒙人民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爱党和爱人民军队的热情。积极参军、模范支前，涌现出红嫂、六姐妹等模范人物。沂蒙人民利用妇救会、儿童团、识字班、庄户学、庄户剧团等形式传播革命文化，在沂蒙地区营造了浓厚的革命文化氛围。在沂蒙革命斗争的基础上，沂蒙人民继承沂蒙文化优良传统，薩鄈升华而成沂蒙精神，即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它体现的是近现代乃至当代沂蒙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正是这种精神，沂蒙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勇于探索，创造了沂蒙文化的新内容———“商贸文化”。“商贸文化”的形成，显示了沂蒙人民海纳百川的胸怀及沂蒙文化固有的交融性特征。

五、沂蒙文化的特征与地位

区域文化被作为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完全取决于其自身所固有的，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特征。沂蒙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征，即原生性、连续性、交融性。

沂蒙文化的原生性是从其起源上来讲的。与齐文化和鲁文化相比，沂蒙文化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是生活在沂沭河流域的人们自古至今所创造的文化。40-50万年前的沂源猿人启开了沂蒙文化发展的序幕，沂源猿人及沂沭河流域其他古人类所创造的人类原始文明，是沂蒙文化的源头，也是山东文化的源头。新石器时代，沂蒙文化的发展成就表现为东夷文化。这一时期，沂蒙地区影响最大的有两大部落集团：太昊与少昊。《左传》载：“太昊以龙名官”。是说太昊族是以龙为图腾，是龙文化的开创者；“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说明少昊族是以凤为图腾的部族，是凤文化的开创者。中华民族历来所推崇的龙凤文化便起源于沂蒙地区，龙凤文化构成这一时期沂蒙文化的核心，龙凤文化的肇始也是沂蒙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

沂蒙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使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更加深厚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使得沂蒙文化具有更加充沛的发展动力。因此，沂蒙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特征。与齐文化和鲁文化相比，齐、鲁文化的存在基本上起于建国，终于国灭。而沂蒙文化不同，她以原始东夷文化为基础，在与其他区域文化的冲撞和交融中持续地发展了下来。沂蒙文化的发展并非是封闭的、孤立的。随着生长在不同区域人类文化的扩张，沂蒙文化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冲撞中由相互排斥发展到相互融合。在这种文化的交融中，一方面是沂蒙文化对周边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汲取其他文化的基础上继续着自身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沂蒙地区尽管小国林立，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因此，到战国时期沂蒙地区便成为强国轮番占领的区域，进而成为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形成了沂蒙文化的交融性特征。鲁文化的敦厚好礼，齐文化的开放进取，楚文化的豪放、典丽和荜路蓝缕的奋斗精神，都对沂蒙文化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最能体现沂蒙文化交融性特征的是荀子的思想。荀子，赵国人，成名于齐国，稷下学宫的名师，思想兼融儒法，曾为楚兰陵令，并终老其地，对沂蒙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随着琅邪世族的南下，沂蒙文化再度与吴、楚、蜀汉等区域文化相融合，并深刻影响了 六朝文化的整体发展。阳都诸葛、琅邪王氏、兰陵萧氏等对当时的文化艺术和政治制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如果我们把沂蒙文化纳入到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去认识，我们就会发现，沂蒙文化，尤其是早期沂蒙文化的地位非常重要。有学者提出：从考古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地下资料看，东夷文化才是华夏文明孕育的真正母体，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孙玮，《从地下考古看华夏文明的起源》）。尽管笔者对东夷文化是否是中华文明的主源头存有疑义，但东夷文化与在中国范围内同时期出现的其他区域的早期人类文化相比具有较大的先进性是不争的事实。在东夷文化诞生的核心地带沂沭河流域、沂蒙山区，自细石器时代至龙山文化时期，沂蒙先民在农业、制陶、酿酒、动物训养、城堡修筑乃至原始文字等方面均创造出较之于其他区域更为先进的文化成就。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上，东夷文化理应是重要的源头之一。

进入国家时代，沂蒙文化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发展趋势，并在与中原文化的接触中形成了互学互补的局面。这一时期，最能体现沂蒙文化发展水平的是沂蒙地区的郯国和莒国文化。自夏至周，沂蒙邦国除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外，在文化上仍然保持着东夷文化的深厚传统。因此，随着礼崩乐坏时代的到来，作为鲁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对东夷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亲自向郯君求教，并“即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文解字》段注：“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孔子学说的核心“仁”，想必受到东夷仁俗的影响。

如果说东夷文化对鲁文化的影响始自春秋时期，那么，其对齐文化的影响则始于齐国建立之初。一是齐地本为夷人旧地，夷人文化与传统不可避免地成为齐国文化形成的基础；二是因为齐国的建立者姜尚本为东夷之士，其先族尝为四岳，并辅助禹治水有功，应当说是东夷文化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姜尚建国之初，兼容并蓄的治国方略使得周文化与东夷文化相互融合，日后形成了齐文化开放进取的特色。

两汉时期，一批沂蒙经学家的出现，使得沂蒙经学在全国范围内亦具有重要的地位；南北朝时期（3至6世纪），伴随着琅邪世族的南迁，沂蒙文化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承担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促进六朝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沂蒙红色文化是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民族高尚品质直接表征。她的传承和弘扬是对一个民族现在和未来的激励。

总之，沂蒙文化研究是一个大课题，而本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是肤浅的。本文所陈浅见只为抛砖引玉，企盼大家共同努力把沂蒙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