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P手机版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历史名人

南朝沂蒙兰陵萧氏的帝王文化

时间:2014-6-15 23:19:03  作者:闫春新  来源:《兰陵文化研究丛书》  查看:1999  评论:0

兰陵萧氏在南朝时为文化士族,同时宋齐嬗代,使得兰陵萧氏家族在中古时期由中衰军功次等士族,又一跃而为南朝时期南齐和南梁两个朝代的皇族。本章主要从萧齐、萧梁皇族的家学、家风之嬗变与书画文化素养(兼及文史)、音乐修养等文化层面,探讨其兰陵萧氏的南朝帝王文化。

 

一、 萧道成与南齐皇族萧氏的帝王文化

萧除了萧道成外,无论是其帝王还是皇族,基本都在政治上建树不多,但多都以诗琴书画、文学、佛教与豢养文士、攀附名流等南朝帝王文化著名。如萧道成本身是一名书法家;而其后的齐郁陵王萧昭业以善写隶书而有名。

1萧道成及其萧齐皇族的诗琴书画(以萧子云的文化素养为例)

齐高帝萧道成(公元427年~公元482年)南朝齐创建者。字绍伯,小名斗将。在位四年。先世居东海兰陵(今山东省苍山县兰陵镇)。高祖萧整于东晋初过江,寓晋陵武进(今属江苏),晋于此地侨置兰陵郡,称南兰陵,故萧氏遂为南兰陵人。仕宋,初为左军中兵参军。明帝时为右军将军,先后镇会稽(今浙江绍兴)、淮阴(今江苏清江西),以军功累官至南兖州刺史。明帝卒,他与尚书令袁粲等共掌朝政,并领石头戍军事。元徽二年(474)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的反叛,进爵为公,迁中领军将军,掌握了禁卫军,督五州军事。与袁粲、褚渊、刘秉号称“四贵”。此后,朝廷实权渐集于道成。升明元年(477)七月,道成杀后废帝刘昱,立宋顺帝。公元479年,受宋禅即皇帝位,国号齐,改元建元,史称南齐。道成惩宋之亡,图革治、施善政、蠲租布、崇节俭,一系列的治国政略赢得了臣民赞誉。曾夸下“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的海口,但其在位时间不长,仅四年即去世。

萧道成文化修养极高,据史书记载,萧道成“少沈深有大量,宽严清俭,喜怒无色。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南齐书·高帝本纪》)少年时代萧道成遵循父亲萧承之“诗书传家”的萧氏祖训,师从名儒雷次宗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并开始临名帖、研书法,由此打下了良好的书法基础。虽然他十四岁即投笔从戎,四方征战三十八载,但在战余期间“唯书为上”,书艺日趋精湛。做了皇帝之后,在日理万机之余,他仍奉书法为至上,勤研不息。史评曰:“及即位,笃好不已。”(《南齐书·王僧虔传》)萧道成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他的草书挥洒自如,通篇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定神收,确为书法中之上品。可惜由于年代久远真迹存世极少,仅存手迹拓本亦弥足珍贵。他曾召王僧虔来朝,提出要与他比试书法。王僧虔是“书圣”王羲之之四世族孙,为南朝著名的书法家。两人各自写了一幅字,齐高帝问王僧虔道:“朕与公卿书法,谁是第一?”王僧虔深知齐高帝意思,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臣书为群臣中第一,陛下书为帝王中第一。”回答得十分巧妙,高帝笑道:“卿可谓善自为谋”。王僧虔在回答问题时,既不贬低自己,又保了高帝的面子,君臣双赢。这一场宫廷内的书法比试为齐高帝留下了“书帝第一”之雅号,并成为书法史上的经典故事。

除书法以外,萧道成还是一个围棋爱好者。据记载:“齐高帝性宽,常与直阁将军周覆、给事中褚思庄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许易行,其弘厚如此。”(《南史·齐本纪》)将军周覆甚至能在对弈时抓住皇帝的手,不许他悔棋,萧道成也能从容默许,所以得到了“弘厚如此”的评价。萧道成还亲自撰写围棋著作,有《齐高棋图》二卷问世,是史载首位亲自著作围棋作品的皇帝。

基于世代相传的良好诗书训养,更可能深受齐高帝上述酷爱文化的影响,南齐皇族萧氏文化人才层出不穷,现再仅以萧子云为例,管窥齐萧皇族的文化素养

萧子云(487~549),南朝梁代史学家、书法家、诗人;字景乔,为南齐豫章王萧嶷第九子、萧子显之弟。梁天监十三年(514年),30岁的萧子云入仕朝廷为秘书郎、太子舍人,著《东宫新记》;中大通三年(531年),他出任临川内史,兼侍中。他在郡内史任上,行政平和,政事治理得井然有序,官吏和百姓都很满意;大同二年(536年),改任员外散骑常侍、国子监祭酒、领南徐州大中正。

《梁书·萧子云传》说他勤学,有文采,而“性沉静,不乐仕进”。他的诗比较清浅明丽,流露性情。如“渔舟暮出浦,汉女采莲归;夕云向山合,水鸟望田飞”(《落日郡西斋望海山》)和“泬寥晚霖霁,重叠晴云新;秋至蝉鸣柳,风高露起尘”(《赠海法师游甑山》),都在清新的山水描写中见出闲适的情怀。他在26岁时曾著《晋史》100多卷,唐初尚存11卷,后佚。《隋书·经籍志》录其集19卷,今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6首及梁郊庙歌辞19首。

萧子云善效钟繇、王羲之之书,篆、行、草、飞白诸体兼备,意趣飘然,点画之际若有骞举,妍妙至极,时流难与其比肩。梁武帝萧衍非常推崇其书,赞其为“笔力峻劲,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梁书·萧子云列传》)。初唐书法家欧阳询评说他的飞白体曰:“张乌巾冠世,其后逸少、子敬又称绝妙。尔飞而不白,萧子云轻浓得中,蝉翼掩素,游雾崩云,可得而语。”唐代著名画史画论家张怀瓘《书断》列其隶、飞白书为妙品,小篆、行书、章草、草书为能品,并评其书法:“少师子敬,晚学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萧子云传世书迹有草书《千字文》、章草《史孝山出师颂》。

萧子云书法名声远播,当时,百济国特派使臣前来建康求购其书法作品。时萧子云正出任丹阳郡丞,奉诏回京,百济使臣早早恭候于道,一见萧子云,遂迎向前拜谒,说:“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名迹也。”随之,萧子云就此停船三日,挥毫书写30幅,相赠于百济使臣。

相传萧子云的毛笔用胎发制成,故纤细不失,其书笔迹健瘦,萦丝索铁。萧子云曾用这种笔在寺院的墙壁上写一个飞白体的大“萧”字,后人取其壁,以为奇观。有个叫李约的唐人,得到此字,特地建造了一座“萧斋”,供人观赏。

 

2萧子良及其“竟陵八友”

萧子良(公元460-494年),字云英,南兰陵(治今常州西北)人,竟陵文宣王。为齐武帝萧赜之次子。早年任刘宋邵陵王刘友的左行军参军、主簿,后升安南长史,南齐建元元年(公元479年)任会稽太守。次年,改任丹阳尹。在此,他开仓济贫,开垦荒田,发展农业生产。齐武帝萧赜即位后,他被封为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后改南兖州刺史。次年,兼任司徒,转护军将军,镇守西州。永明九年(公元491年),萧子良升任尚书令、兼扬州刺史,不久改拜为中书令。隆昌元年(公元494年),皇太孙萧昭业即位,萧子良进位为太傅、尚书令,督南徐州。是年亡故,时年三十五岁。

萧子良好结儒士,常与文友交流学问。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正位为司徒,“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眺、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登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本纪》)即为“竟陵八友”,萧子良豢养名士,是南朝兰陵萧氏中古时期独有的帝王文化,折射出汉唐间文化贵族特有的“名士”风采。

竟陵八友各有所长。沈约、谢朓和周颙等人在倡导“永明体”和推动新诗风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萧琛亦朗悟而有才辩,撰有《汉书文府》《齐梁拾遗》,并文集有数十万言;王融向以识鉴过人名世;萧子良更是“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很快便成为众多文人拥戴的中心人物。“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南齐书·萧子良传》)

以萧齐皇族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以竟陵八友沈约、谢朓、王融、任昉、范云、萧衍、萧琛、陆倕为中坚的文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名士群体与文学集团。在萧子良的组织下,这些名士抄写《五经》和百家著述,依据《皇览》范例,编成《四部要略》千卷。并写有劝人为善之作数十卷。他们秉承前代的遗风余绪而登上历史舞台。当时凡有才名者均为竟陵府邸所网罗。以竟陵八友为代表的南北士人以浏览典籍为乐事,以勤奋著述为荣耀,搜奇精研,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上曾写下较为绚丽的一页。名士群体与文学集团的形成,意味着文人共同参与文学活动的机会增加,研经、玄谈与参佛又渗透在频繁的文学活动中,不仅文学作品的素材得以拓展,而且其各自的思辩能力与创作技巧也得到锻炼。“竟陵八友”几乎人人都有咏物诗流传于世。萧子良及其文学集团注重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强调声韵格律,开创性的创造了一种新诗体——“永明体”,为唐诗的繁荣准备了条件。而这些都离不开竟陵王萧子良营造的宽舒的氛围和他在文化上的推动。

 

二、萧衍与南梁皇族萧氏的文化素养

齐梁之际,南兰陵萧氏随着梁武帝一支的兴起,在当时士族社会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其家族重视学术文化的积累,在儒家经学典籍、史学、玄学等领域多有著述。在文学艺术领域,如诗文创作、书法、绘画等方面,梁武帝及其子孙也身体力行,造就了其家族文化的繁荣局面。不仅如此,梁武帝父子还大力倡导重文政策,对当时取仕选举产生深刻的影响,促进了当时士风的变化。萧梁皇族子孙后来多有人流落北周、北齐和隋、唐,推动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仅就萧氏家族成员的文学成就而言,梁武帝萧衍及其子孙在文学领域成绩斐然,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位:萧统,谥号昭明,梁太子,著名文学家。萧统勤奋好学、智慧超群、诗文俱佳。他的最大功绩是专筑“文选楼”,引纳文学之士,集古著述,编成《文选》三十卷。《文选》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部文学著作总集,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萧纲,南朝梁第二代皇帝,文学家,其天资聪睿,善谈玄理。他弘纳文学之士于东宫,以浮靡轻艳的文辞,描写上层贵族的腐朽生活,时称为“宫体诗”。他一生著有许多著作,但多被散佚。萧绎,即梁元帝,著名文学家。他酷爱诗书,藏书达十四万卷。好作宫体诗,生平著作甚多,这些下文尚有详论。

就整个梁萧家族的全面文化素养而言,这里需重点一提曾任萧子良司徒西阁祭酒之职、全面奠定梁萧帝王文化的萧衍:其诗才在西邸学府之时即已显露,史称其“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 (《梁书·武帝本纪》);其喜好围棋,对围棋亦很有研究,《梁书·柳恽传》载“恽善弈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谱,第其优劣”。又,《梁书·文学下·陆云公传》载:“云公善弈棋,常夜侍御坐,武冠触烛火,高祖笑谓日:‘烛烧卿貂。’高祖将用云公为侍中,故以此言戏之也。”可见梁武帝不仅喜好弈棋,而且要求整理历代棋谱,“第其优劣”。他本人还研究围棋理论,《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围棋品》一卷梁武帝撰《棋法》一卷梁武帝撰《围棋赋》一卷梁武帝撰”,这绝非一般的弈棋爱好者可比;在史学方面,他曾“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梁武帝对这部史书颇为看重,曾对精于史学的萧子显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姚思廉《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弟萧子显传》)。此外,梁武帝在兵学上造诣更深,据《隋书·经籍志》载,其著有《梁主兵法》、《梁主兵书钞》、《梁武帝兵书要钞》各1卷。《梁书·武帝纪下》又载其“阴阳纬侯,卜筮占决,并悉称善;又撰《金策》三十卷。”《金策》可能是医卜星相方面的著作。梁武帝对医药亦颇有研究,据《周书·艺术·姚僧垣传》,吴兴武康人姚菩提“留心医药。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后姚菩提子姚僧垣“传家业”,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讨试”。梁武帝“尝因发热,欲服大黄”,姚僧垣以为“不宜轻用”,而梁武帝为自己开方下药,颇为自负,竟不惜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帝弗从,遂至危笃”。以上种种可见其博通学术,可谓梁萧皇族文化之全才、整个南朝兰陵萧氏帝王文化之大成。

下面参阅而略加改动王永平先生《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的个别字句,主要以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为切入点,先对宋齐乃至萧梁前期萧衍的文化起家与玄、佛素养加以梳理,然后再萧衍祖孙的清谈场上的出玄入佛与萧梁中后期(侯景之乱后)的梁萧皇族文化及其北传进行介绍,最后总括萧梁皇族人物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

1萧衍的清谈及其玄、佛素养

萧衍(464~549),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宗室,官至雍州刺史,镇襄阳。永元二年(500),萧衍之兄萧懿被齐东昏侯萧宝卷杀害,三年,萧衍乘南齐君臣互相残杀,政局极端混乱之际,自襄阳举兵东下,攻占建康,并于次年称帝。国号梁,建元天监,历史上又称萧梁。

梁朝五十六年中,萧衍在位长达四十八年。其统治具有如下特点:一是优容士族。如专设谱局,改订士族百家谱;下诏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人物,特别是东晋以来湮没不显的旧族;增设官职,满足士族入仕要求。但梁世士族业已全面腐朽,在实际政务中仍须使用寒人。梁武帝的确是南朝难得的励精图治之主,对人也较为宽厚,他后来也的确创造了一段南朝政局中稀有的光明时期,天下安定,制度文化建设也颇有成绩;他通过官制改革把低级士族中门第较高的一部分划入高级士族行列,奖用寒门俊才,使森严的门第界限有所削弱;并且他着重照顾和优待的是已具备相当文化修养的“寒士”,而不是像宋、齐皇权那样依仗缺乏文化修养的“寒人”。二是宽纵皇族。如削弱典签权势,给诸王以实权,对他们的横征暴敛甚至公开抢掠也不闻不问。结果到了萧衍晚年,皇室间的相互残杀,较之宋、齐两代更为残酷。三是萧衍博学能文,重视思想意识上的统治。如大力提倡佛教,不顾劳民伤财,大规模兴建佛寺。创立三教同源说,调和儒、释、道三者矛盾。三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等以成亿的钱奉赎。

不言而喻,包括齐梁房在内的南迁兰陵萧,其祖上虽是西汉名重一时的兰陵萧氏,不过,魏晋适逢乱世,其家道相对中落而未能位列文化高门;东晋至刘宋仅靠军功,虽经学传家、儒风犹存却在终晋之世几乎未染玄风,故而只忝列次等士族而未能进入政治中心与文化高位,尤其是其中梁萧一支在宋梁之际的地位低下,门庭败落,从《梁书·武帝纪上》几乎未载萧衍其父之行迹,且辈分混乱:“道赐生皇考讳顺之,齐高帝族弟也。参预佐命,封临湘县侯。历官侍中,卫尉,太子詹事,领军将军,丹阳尹,赠镇北将军。”我们可见其一斑!然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南迁兰陵萧氏特别是其中梁萧一支:“其初虽非文化高门,但梁武在齐代曾预齐竟陵王子良八友之列(见梁书壹高帝纪),是已染习名士之风流雅道,及升为帝王,其子孙遂多以文采卓著矣。”萧梁一房门风之变化始于宋、齐,而著于梁,流风余韵,播及隋唐,则其首功非梁武莫属——萧梁一房在宋齐虽门第有所提升,却受到新社会文化风尚的影响甚少;而梁武帝萧衍由于其父萧顺之[1][⑦]参与“造齐”的特殊地位;又因萧衍非长子不用随父在政务上事必躬亲,而与其他兄弟相比,其排行老三而又相对年长。因而萧衍最有机会参与萧齐上层社会的文化活动。史实也的确如此,《梁书·武帝纪上》载:“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任等并游焉,号日八友。”他成为了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文人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即上文所谓“竟陵八友”之一。这正如王永平先生在其《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一文中所说:“萧衍与他们(闫:此处系指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任等人)交游谈论,自然对其个人声望与地位的提高有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尽管萧梁一支晚起,萧衍兄弟皆致力于军旅,且以武力谋取政权,但由于萧衍进入了西邸交际圈,因而获得了‘名士’的身份。萧衍建国之后,大力倡导文化,其本人身体力行,其子孙无不致力于学术文化,从而其家族门风迅速向尚文转变。”

关于萧衍文史方面的文化素养及其思想特色,本论著上下文皆有所论及,兹不赘述。而梁萧之所以在宋齐之后一跃而为南朝皇族,除其文治武功外,还必有其深厚的文化支撑。经学传家是其一个必要的文化因素,但并非充分条件。魏晋南朝未预玄、佛之家族,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士族,更不可能进入政治中心而参务机要。梁萧之所以继两汉兰陵萧氏之后,再领一时之风气,关键在于如上所述,萧衍在宋、齐之世尤其是在竟陵王萧子良时代习经、玄谈与参佛文化上的三位一体而迅速“名士化”。萧衍的习经与参佛自不待言,这里主要从两点谈一谈他的玄学素养及其清谈能力,看其家族门风迅速转向尚文之路径:

其一,从其早期活动看,清谈场上初通儒释玄(道)。萧齐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文苑,其实是一个南朝文士名流聚会玄论的高级清谈场。在其所交往的西邸文士谈客集团中,竟陵王萧子良是一个清谈家且其玄、佛素养极高,曾亲自召集主持文人大会,批驳范缜的“神不灭论”;而“竟陵八友”中,王融、谢朓出自魏晋玄学世家与江东门阀的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范云则出自东晋南朝经学名家而又兼通玄、佛的顺阳范氏,沈约则本人为当时文士之领袖,这些人皆为著名清流谈客。萧衍沉湎于其中,玄风周流,谈锋逼人,不仅全方位地拓展、开掘了其思想广度与深度,而且也提升了其文化品味,使其迅速地跻身“名士”(清谈名流)之中,从而带动了其后萧梁皇族门风的转变;受其熏染,萧衍父子多热衷清谈,更奠定了整个萧梁皇族儒释玄(道)兼通的文化基调。

其二,从其一生学术活动看,梁武帝对玄、佛清谈颇为重视,其出玄入佛而又尤精儒道经传。儒家经典著述后面还要讲到;下章所述梁武之著作,为方便行文,我们只将其易学著述作为南朝经学来处理,更未列其老、庄、玄、佛著述,其实其对魏晋“三玄”与佛学内典多有注疏与研究,仅就《隋书·经籍志》记载来看(排除其易学著述):“《老子讲疏》六梁武帝撰《梁武帝净业赋》三卷”、“梁武大崇佛沙,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梁武帝对上述经典的研究,必然涉及经学的玄、佛化与玄学理论问题。自魏晋乃至江左六朝以来,经学受到玄、佛的影响而出现经学之玄、佛化,这是当时学风的主流,萧衍及梁萧皇族、梁代经师自然难以避免这一影响。对此,赵翼《廿二史札记》已有深入考述,指出:“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儒术由之稍振,然谈义之习已成,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他根据武帝父子与诸多经生讲经时的议题、论难形式,进一步指出:“是当时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特所谈者不同耳。”

下举一例史料,是萧衍对曾差点被齐明帝杀掉的前齐南康侯萧子恪及其弟祁阳侯萧子范作过的一次较推心置腹的长谈,最见其清谈功力,《资治通鉴》卷145载其略云[2][⑧]: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无期运,虽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继。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为患,如卿祖以材略见疑,而无如之何。湘东以庸愚不疑,而子孙卒死其手。我于时已生,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劝我除去卿辈以一物心,我于时依而行之,谁谓不可!正以江左以来,代谢之际,必相屠灭,感伤和气,所以国祚不长。又,齐梁虽云革命,事异前世,我与卿兄弟虽复绝服,宗属未远,齐业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岂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杀;若无天命,何忽行此!当足示无度量耳。且建武涂炭卿门,我起义兵,非唯自雪门耻,亦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拨乱反正,我岂得不释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也。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复得,况子舆乎!’曹志,魏武帝之孙,为晋忠臣。况卿今日犹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无复怀自外之意!小待,当自知我寸心。

从萧衍此段真情对白中,虽未见其老庄玄理,但儒教天命思想、佛教因果观念毕现却又综合着历史经验、血缘亲情、与将心比心的儒学态度与心迹表露,足以让听者动容且心服口服。正是因为萧衍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还保持着几许难得的真性情,尤其是其清谈所积淀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陶弘景顽强抗拒了热心道法的齐明帝的拉拢,却愿意主动地与并不那么对道教感兴趣的萧衍交朋友。

 

2梁武祖孙及其入北后代的文化贡献

南朝兰陵萧氏对汉唐间文化的贡献有二,两者各有不同而又密不可分,一是梁武帝父子对清谈的倡导与玄、佛经典的著述与研究,这主要是南朝兰陵萧氏帝王文化的时代印记与文化创新;二是齐梁入北皇族的经史与诗文北传,这主要是南朝兰陵萧氏皇族对传统文化的保守与传播。

先看梁武帝父子提倡清谈及当时相关之风气。《颜氏家训·勉学篇》载:“……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目,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丰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颜氏家训·勉学篇》)如梁武帝,《陈书·文学·岑之敬传》载曾“(其)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朱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又如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围攻建康之时,其还曾自己讲论玄理,《梁书·何敬容传》载:“是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可见梁武帝父子都倡导玄学,甚至“躬自讲论”参与玄谈,造成继两晋之际,江左虚务之风又起。

不仅如此,梁武帝还组织、督促子弟习玄。例如,能清言而尤明《老》、《易》的张充,得梁武帝重用,而在清谈场上颇为梁萧皇族老师,《梁书·张充传》载:“充长于义理,登席讲说,皇太子以下皆至。时王侯多在学,执经以拜。”

受萧衍的上述影响,萧梁皇族子孙不仅精于玄谈析理,而且在著述上也深染玄、佛之时风,对其经典多有注疏与研究。

就前者来说,如梁元帝次子萧方诸,“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梁书·贞惠世子萧方诸传》)。再如梁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陈书·马枢传》载(邵陵王萧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日:‘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端,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论者拱默听受而已。”

就后者来说,如简文帝萧纲,《梁书·简文帝纪》载:“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所著……《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梁元帝萧绎,《梁书·元帝纪》载:“……《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

再看梁萧入北皇族,尤其是入北梁武子孙的文化贡献。此处主要参考、结合王永平先生《萧梁皇族之学术文化述论》的学术成果,探讨一下这一问题。

梁武帝孙子辈有一些人由于南北战争,后来被掳流落北方,他们都以学术文化受到重视,不仅延续其家族文化,而且更有功于江左文化之北输。如简文帝第二十子萧大圜,字仁显,《周书·萧大圜传》载其“幼而聪敏,神情俊悟。年四岁,能诵《三都赋》及《孝经》、《论语》。七岁居母丧,便有成人之性”。梁元帝平侯景,大圜兄弟归附江陵,“恒以读《诗》、《礼》、《书》、《易》为事。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大圜辞约指明,应对无滞。元帝甚叹美之,因曰:‘昔河间好学,尔既有之,临淄好文,尔亦兼之。然有东平为善,弥高前载,吾重之爱之,尔当效焉。’”萧大圜以使节身份至西魏,宇文泰“以客礼待之”,后被封为县公、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俄而开麟趾殿,招集学士。大圜预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简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后,并藏秘阁。大圜既入麟趾,方得见之。乃手写二集,一年并毕。识者称叹之”。又载:“大圜性好学,务于著述。撰《梁旧事》三十卷,《寓记》三卷、《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两卷,并文集二十卷。”萧大圜在西魏、北周,抄集其祖、父散失之文集,又撰述其故国旧史,这都反映出强烈的故国之情与家族意识。不仅如此,他还参与北周学术文化中心麟趾殿的活动及相关学术著作的编纂。梁武帝另一孙萧圆肃,为武陵王萧纪之子,“风度淹雅,敏而好学”,西魏并蜀,萧圆肃等归降西魏,周武帝时任为太子太傅,“圆肃以任当师傅,调护是职”,并作有《太傅箴》,“太子见而悦之,致书劳问”。隋代周,圆肃仕于隋,卒于开皇四年。萧圆肃在周、隋之间也勤于著述,“有文集十卷,又撰时人诗笔为《文海》四十卷,《广堪》十卷,《淮海乱离志》四卷,行于世”(《周书·萧圆肃传》),萧大圜等萧衍入北子孙的文化修养及其在北朝的活动,不仅有利于南北文化的交流而且更对北朝乃至杨隋学术文化的发展颇有贡献。

3萧梁皇族人物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

梁武帝萧衍在文学上有很好的修养,史称其“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诏铭赞诔,箴颂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宝历,凡诸文集,又百二十卷” (《梁书·武帝纪下》)。梁武帝文集多达120卷,其数量相当可观。据文学史家研究,梁武帝的文学创作活动,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线大体上就在他称帝之际。在齐永明年间,他出入竟陵王萧子良西邸,与诸多杰出文学之士交往,他收在《玉台新咏》中诗歌多达40余首,还有一些收录在《文苑英华》、《乐府诗集》等总集中,其早期诗风虽与沈约、谢朓等作家颇多相似,但也表现出一定的个性,特别是他着力于模仿民歌,尤其是“吴声歌”与“西曲歌”,并表现出“宫体诗”的特征。他称帝后,诗风明显变化,艺术水平下降,往往流于说教,这是其提倡儒学,崇信佛教的必然结果。当然,作为帝王,梁武帝对文学之影响,不仅在于其个人之文学创作,而且主要在于大力组织文士开展文学活动方面。对此,《梁书·文学传序》说:“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防,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人直文德,通蘸寿光,皆后来之选也。”梁武帝重视以文取仕、不断组织辞赋竞赛。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朝的文学活动甚为频繁,文士的地位大有提高,直接促进了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

梁武帝很重视其子孙文学艺术才能的培养,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业绩可观,而且招集文学之士,组织文学活动,引领风气,对文学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梁书》卷八本传载其“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可见萧统文学天分甚高。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梁武帝的大力培养。萧统自为太子,梁武帝以沈约、谢览、张率、王筠、萧子云、刘孝绰等擅长文学的名士进入东宫充当辅导,这对萧统文学才能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本传载萧统“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可见他们相互间的文学交流情况。正因为如此,萧统年轻时文学创作的积累已很丰富,以致许多人想为他编辑文集。《梁书·刘孝绰传》载:“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萧统在文学方面著述甚丰,“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3][⑨]。其中特别是《文选》的编辑,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文帝萧纲,《梁书》本纪载其“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为‘宫体’。”萧纲也是一个文学天才,梁武帝称其为“吾家之东阿”,显然在文学上对他期望甚高,并着力培养,专门挑选了徐摛为其“侍读”。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梁书·徐摛传》)。简文帝受其影响,也大量创作艳诗,造成了“宫体诗”的流行。按照传统的观念,人们对梁陈“宫体诗”多采取鄙视的态度,但从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角度而言,“宫体诗”有不少优秀作品,况且简文帝在“宫体”艳诗之外,还写作了其他题材和内容的大量诗文。在文学理论方面,《诫当阳公大心书》提出了“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的主张,即强调文学创作必须摆脱拘泥,保持足够的自由、独创和个性,这是非常进步的文学主张。

梁元帝萧绎,《梁书》本纪称其“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世祖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关于自幼习诗,他在《金楼子·自序篇》中说:“余六岁解为诗,奉敕为诗日:‘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人花枝动,日映水光浮。’因尔稍学为文也。”《金楼子·杂记篇》中又载:“余好为诗赋及著书,宣修容敕旨日:‘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尔其勖之。’余每留心此处,恒举烛理事,夜分而寝。余六岁能为诗,其后著书之中,唯《玉韬》最善。”这都说明他自幼便能为诗,而梁武帝命其为诗,显然是有意培养他这方面的才能。梁元帝的诗歌创作成就也以“宫体”最为突出,他的骈文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在文学理论上,他在《金楼子》中也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比如强调儒家思想的教化功能、注意文笔之分、诗文内容与技巧的关系等,都有一定的见地。

梁武帝其他诸子也多有文学才能,如萧纶,“少聪颖,博学善属文”(《梁书·邵陵主萧纶传》);萧纪,“少勤学,有文才,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梁武帝孙子一辈,在文学上保持了这一家族的文化传统,普遍参与文学创作。如简文帝子萧大心,“幼而聪朗,善属文”(《南史·寻阳王萧大心传》),南郡王萧大连,“少俊爽,能属文” (《南史·南郡王萧大连传》)。诸如此类,难以遍举。

此外,萧梁的其他宗室子弟也多有文学方面的活动与贡献。如梁武帝长兄萧懿一支,据《南史·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萧懿传》,其子萧业,有“文集行于世”;萧业子萧孝俨,“从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鸟》、《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帝深赏异之”;孝俨弟萧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萧藻弟萧猷,猷子韶与庾信“有断袖之欢”,猷弟骏“善草隶,工文章”,可见萧懿子孙多善文。梁武帝七弟萧秀,据《南史·梁宗室传下》所载,他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天监六年为荆州刺史,“立学校,招隐逸”;他与文人交往密切,“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萧秀子萧推,“少清敏,好属文,深得简文帝所亲赏”。梁武帝八弟萧伟及其子萧恪、萧恭、恭子静等有文才,如萧静“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梁武帝十弟萧恢,“美容质,善谈笑,爱文酒”(《南史·南平王萧伟传》),其子萧范,出任益州刺史,“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题云‘齐竟陵世子’。范嗟人往物存,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吟咏其辞,作《琵琶赋》和之”(《南史·鄱阳王萧恢传》)。

另外,在其他艺术领域,萧梁皇族人物也颇多爱好,有的还深有造诣。梁武帝除了如上所言在围棋上多有研究外,其在书法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史载其“六艺备闲,棋登逸品,……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梁书·武帝本纪》),确非虚言。在书法上,他长于草书,张怀瑾《书断中》载其“好草书,状貌亦古,乏于筋力,既无奇姿异态,有减于齐高矣。……子纲、纶、绎并有书名也。”李嗣真《书后品》将梁武帝、梁元帝父子列入“下下品”,梁简文帝列为“下中品”。梁武帝书法理论造诣甚高,其《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与陶隐居论书》等文,对书法技法和钟繇、王羲之的艺术成就及特点,提出了颇为独到的看法,他还曾与萧子云探讨过书法史及相关的理论问题,都可看出他的艺术修养。萧梁子孙多擅书,其中萧衍子萧纶一支世传书艺,他本人“尤工尺牍”,子萧坚“亦善草隶,尝与所亲书,题云‘嗣王’。其人得书大骇,执以谏坚,坚曰:‘前言戏耳。’人曰:‘不愿以此为戏耳。”’萧坚弟萧确,“有文才,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宗室人物如萧骏“善草隶”(《南史·长沙王萧懿传》),萧掇“善草书隶,名亚王褒。算数医方,咸亦留意”(《周书·萧撝传》),萧退“乐善好学,攻草隶书”(《北齐书·萧退传》)。

在绘画方面,据《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所载,萧梁皇族善画者不少,其中梁元帝萧绎“博涉技艺,天生善书画。……尝画圣僧,武帝亲为赞之。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又画《职贡图》并序。善画外国来献之事”。同书又载元帝子萧方等“尤能写真,座上宾客,随意点染,即指数人,问儿童,皆识之”。简文帝子萧大连,“举止风流,雅有巧思,妙达音乐,兼善丹青”。萧贲,“多词学,工书画。尝于扇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萧放,在北齐“善丹青,因于宫中监诸画工。帝令采古来丽美诗及贤哲充画图,帝甚善之”。萧氏子弟也有善音乐者,如简文帝子萧大春,“少博涉书记,善吹笙”(《南史·安陆王萧大春传》)。诸如此类,难以尽述,作为文化世家,萧梁皇族子弟几乎无人不善才艺,只是其技能水平有高下之别而已。

由上所述,萧梁皇族子孙在儒、玄、佛与文学艺术等方面世代承传,最具中古文化世族的皇族文化特色。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来说,萧氏人物无论就其参与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创作人数之众,还是其代表性人物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客观影响与地位,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说萧梁皇族是一个世代文学艺术家族乃至文化世族,这应该是毫无争议的。不仅如此,萧氏子弟后来还大量北移,将其影响扩大到北周、北齐,进而延续至隋、唐,在北方形成了萧梁家族之学术与文学群体,其人数甚众,影响甚巨。唐代柳芳综论中古士族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新唐书·柳冲传》)可见唐人将兰陵萧氏作为江东侨姓士族的主要代表之一。经学相传的兰陵萧氏,其南迁之初本为军功次等世族,之所以在中古时期得与王、谢并列,成为江东侨姓文化世族之代表,其中关键性因素便在于其家族在晋梁之间文化愈加之重视、南朝后期学术文化之积累及其门风不断玄、佛化之转变。南朝时期,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其中刘宋、陈朝之皇族虽也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积累,但毕竟根基浅薄,难以延续,政权一旦灭亡,其家族影响便随之式微,很快销声匿迹;萧齐一朝虽颇有文化建树,但为时短暂且皇族屡遭残杀,其文化变革之成果多为同族萧梁吸取;唯有萧梁一代不仅历时较为长久又子孙众多,而且家族文化积淀深厚,更加继承了东晋以来士族社会的新旧文化成就并加以扩充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萧梁家族文化之成就可谓东晋南朝时期学术文化之集大成者。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梁武帝等人大力提倡学术文化,甚至萧梁庶支宗室子弟也致力于此,出现了不少以学术文化显名的杰出人物。如萧劢,梁武帝族侄,“性率俭,而器度宽裕,左右尝将羹至胸前翻之,颜色不异,徐呼更衣。聚书至三万卷,披玩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经策劢,酬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少交结,唯与河东裴子野、范阳张缵善”(《南史·吴平王萧景传附子萧劢传》)。梁武帝七弟安成王萧秀,“精意学术,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者,帝益以此贤之”。其子萧机,承此家风,“美姿容,善吐纳,家既多书,博学强记。……所著诗赋数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南史·安成康王萧秀传》。萧机子萧欣,“幼聪警,博综坟籍,善属文”,仕于后梁,“与柳信言,当(萧)岿之世,俱为一时文宗。有集三十卷。又著《梁史》百卷,遭乱失本”(《周书·萧詧传附萧欣传》)。梁武帝第八弟南平王萧伟,“幼清警好学”,其孙萧静“少有美名,号为宗室后进。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雠校”(《南史·南平元襄王萧伟传》),深得简文帝赏识。梁武帝十弟鄱阳王萧恢一支最为兴盛,萧恢“幼聪颖,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摘无遗。及长,美风仪,涉猎史籍”,他擅谈笑,爱文酒,轻财好施,颇有士大夫风范,其房支“有男女百人”,多有学术文化修养,如子萧修“九岁通《论语》,十一能属文”(《南史·梁宗室下·鄱阳忠烈王萧恢传》)。

 

总之,在六朝文化发展史上,两晋之际南迁兰陵萧氏处于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一家族建立了南朝时期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王朝——萧齐与萧梁,推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不仅如此,他们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积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创业之君,兼擅才学,曹魏父子,固已旷绝百代,其次则齐、梁二朝,亦不可及也。”(卷一二“齐梁之君多才学”条)特别是赵氏详述萧梁皇族的文化表现,其涉及人物之众、领域之广、成就之著、影响之大,就某一家族而言,特别是作为割据政权的皇室帝胄而言,确实少有,此章重点以萧齐、萧梁皇族的玄、佛素养与书画文化、音乐修养等文化层面为切面,探讨了兰陵萧氏南朝的帝王文化,我们从中可见赵氏所言,确为不刊之论!



[1][⑦]学界对萧顺之的行辈及身份多有存疑,此处暂依《梁书·武帝纪上》记载,梁武帝父亲为萧顺之。

[2][⑧]自注:《资治通鉴》此段本于《梁书·萧子恪传》,而略有删节、改动。

 


 山东省沂蒙文化研究会 © 2015-2016 All Rights Reserved!任何转载须经本会书面授权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路2号 邮编:250004  

主编QQ:85739096 qq群:176696276 

鲁ICP备1400815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