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南楼王氏始迁祖记事碑至今仍保存完好
现在，土墠台早已经被整平，单纯观察土层的外貌，与周围的土地没有什么区别，祖上设立的这处祭祀场所的神圣，唯有留存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东墠村，虽然早前有祭祀的土墠台，但是这个村庄并没有因墠台而被世人所熟知，却由于义堂镇南楼王氏后裔迁居于此，世代繁衍生息、名望远播使得东墠村声名鹊起。
南楼与东墠王氏：琅琊世家 族亲一脉相承琅琊王氏可以说是王姓中最显贵的代表，自魏晋以来，琅琊王氏世代显赫。西晋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皇位爆发混战。这一时期，社会动荡，北方许多大家族纷纷携家眷南逃。琅琊临沂王氏子孙，逃散四方。
其中有一支由今兰山区孝友村迁居今罗庄区黄山镇蔡村，到了明朝中叶，南楼王氏始迁祖王彬由黄山镇蔡村迁居沂州城内北门里。
王彬，字彦林，明嘉靖朝进士，曾任平县训导，崇祀乡贤，其长子王之屏乃嘉靖举人。虽然王之屏考取了功名但并未出仕，居乡里常怀仁德之心，后葬于沂州城东北两里外祊河南侧。
到了三世王锡勇，厌倦了城里的生活方式，于是从城内迁居到义堂镇南楼村。王锡勇的后代又迁至距南楼村不远的东墠村，族人在东墠村迅速繁衍生息，置办田产、家舍，其家族历经数百年经久不衰。
截至2010年，东墠王氏家族古宅仍留存有六处，但是已经破损不堪，这六处古宅后面还建有一栋楼房，村民们称之为大楼，是十世王楠的家宅。前面建有厅房，有四顷田地，出产专供祭祀时使用。往南是大门，门上悬挂“文魁”匾额，门前竖有一对旗杆。
大楼院西南，穿过南北大街是王楠的二弟王梓的家宅，大门匾额是“赐进士第”，门前亦立有一对旗杆，堂号为“德茂堂”。大楼院东面还有一座楼，称之为小楼，相传这是当年嫁入王氏家族的窦氏筹资所建。小楼前面同样建有厅房，整体结构与大楼院基本相同。
现在，东墠王氏家族与南楼王氏家族一脉相承，并没有单独分出，两个家族同一个祠堂，同一本家谱。
五世王埙：仕途坎坷，崇尚教育五世王埙，字宜兄，清初官员。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王埙跟着姑父、总兵阎实翰抵达淮阴，并从阎实翰追击贼寇到邳县刑家楼。贼寇胁迫居民，固守村庄，进行抵抗。村庄被攻破后，阎实翰欲将全村人都处决以绝后患，王埙认为其中民多贼少，不能一概诛杀，结果救活了数百人。
王埙的仕途可谓一波三折。顺治十一年赴乡试中举，次年被举荐到礼部任职。原本仕途坦荡，只可惜造化弄人，顺治十五年，王埙以进士应殿试，因为奏对失次被黜归里。
对于这次失误，坊间有传说，当时顺治皇帝问王埙夫人的姓氏，王埙未加思索欲如实奏报，突然又觉得不妥。在封建社会，同姓结婚是一件忌讳的事，于是话到嘴边，王埙急忙改口称夫人姓“汪”。王埙将夫人的名字改来改去，给顺治皇帝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以至于使他此后的20年都未受到朝廷的提拔和重用。
按照常理，一般的臣子受到皇帝的斥责通常会一蹶不振，但是王埙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归乡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著名的1668郯城大地震。地震发生后，王埙积极倡导富绅捐资救济灾民，同时请示官府免除灾民的赋税，开仓赈粮济贫。
地震之后的几年，王埙建了一处园子，名曰“静山园”，他本想在园子里静心读书，结果家乡又发生了水灾，心系一方百姓的他得知灾情后终日无法入眠，主动找到官府商定救助措施，他提出的救助建议均被采纳实行。
纵览王埙的一生，他的才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但是此人重视教育，了解知识的价值，为了更好地鼓励乡民接受教育，他自创义馆，建议将义学设在王右军祠内，另外还专门聘请了归乡进士来教授学生课业。
王埙的一生遇到过土匪、水患、地震等灾难，但是每一次他都主动慷慨解囊帮扶乡邻渡过难关，深得百姓拥戴。在他过世以后，生平的善举都被众人所铭记。清初诗人王士禛亲自为王埙题写墓志铭，“先生不隐亦不仕，为德于乡称善士。”14个字言简意赅总结了王埙的一生。
王埙有10个儿子，其中一子王佩瑀，武举人。孙子王者臣，康熙进士，在编修《一统志》时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抒发出来，以拾遗补缺。其弟王墫系庠生，善于画山水画，画作气势浑厚磅礴，为艺林珍品。
策略：一是，黑陡涧至羽山200余里的狭长地带，人烟稀少，草寇容易聚集，应该在郯城的乱沟山集设一个捕盗官，以便于及时剿匪；二是，兖州道所属州县，向来不产柳条，但是每次修筑河口，各州县都要出柳条千束，应在河堤内外广植宫柳，以减轻人民负担。朝廷采纳意见后在大兴镇设立分督捕同知署，摊派的柳条被取消。
十三世王景禧：天资聪慧，官至翰林十三世王景禧，字燕泉，他的父亲王薪传是著名的书法家，尤其以草书见长，和莒南的庄陔兰、苍山的王思衍齐名，曾担任河南襄城县知县，母亲牛氏是滋阳县进士牛空山玄孙女，精通史书，知书达理，教育子嗣有方。
在这样的家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王景禧，天资聪慧，15岁中秀才，21岁成为举人，23岁中了进士，25岁朝考一等，被朝廷授予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三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宣统元年担任山东咨议局副议长，中央教育会会员。他生活于清末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时代，思想上倾向于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与康有为有较深的交往。
戊戌变法时期，王景禧被派任八旗官担任教员。不久变法失败，王景禧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不被重用，出京任济宁南池书院山长。后来，朝廷迫于舆论压力，为了缓和矛盾，无奈重启新政。1902年，王景禧被调回北京，任职直隶学校总办。随着清末教育制度和观念的转变，次年，王景禧奉命赴日本考察教育体制改革，并亲自护送22名留学生到日本宏文学院学习。
1904年回国后，王景禧相继出任直隶高等学堂监督，山东省高等农业学堂监督，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监督等职。
。1914年，康有为曾专程来看望王景禧，并欣然挥毫泼墨留下真迹，“砚泉贤兄高蹈隐居之所”，“南海康有为题”。
1923年，曹锟当选总统，约王景禧赴北京任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有报国之心的王景禧经过几番思量，毅然决定应聘前往，为了抒发当时的心情，王景禧豪情作诗，“勺沧泉水怒涛声，浊世如斯忍独清？但使出山能润物，何须经纬太分明。”可见心怀国家社稷，感人至深。
让人惋惜的是，一年之后曹锟下台，王景禧的一番壮志也只能化作豪言，再次给他的人生留下一大遗憾。曹锟当总统时的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在天津英租界生活，邀请王景禧做私人秘书，为其讲古籍，并教其子读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策划伪满洲国，郑孝胥曾写信劝他去长春任职。王景禧当场就将书信撕毁，大骂郑孝胥是个汉奸卖国贼。1932年，王景禧因心脏病发离开了人世。
王氏宗祠东侧碑林内存储着大量记事碑
南楼王氏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倡导孝友家风，培养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族内一众官员为官清正廉洁，体恤民情，时刻心系百姓安危，深得百姓拥戴。
正是由于家族的先进文化理念、为官之道等优秀品格通过一代又一代族人的文化自觉加以传承，使得南楼王氏家族得以持续发展下去，成为地位显赫的大家族。
王公达原名王聿知，曾用英文名乔治·K·T·Wang。1909年出生在东墠村，系琅琊王氏第七十二代孙。王公达自幼受诗书门第之庭训，天资慧敏，后经寒窗苦读，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新闻外语专业，求学期间因故中断学习，曾受聘于几家报社，采访过国民党将领冯玉祥、何应钦等人。
王公达采访时深入调，文章颇受读者欢迎，由此声名鹊起。
后来，王公达转入北京大学继续深造，精通中、英、日三国语言，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两年后，受聘于美国合众社当记者。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公达临危受命随军采访，转战南京、重庆等地，亲眼目睹了日寇在中华大地的野蛮残暴，深受触动，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尽个人最大的努力部述职并加入了美国国籍。后来，他受合众社派遣返回中国，奔赴抗日各战区继续深入采访。
当时，抗战形势岌岌可危。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当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的抗日战争究竟能坚持多久？中国到底会走向何方？1938年2月，带着种种疑虑和困惑，王公达以美国合众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
从王公达提出的九个问题我们能了解到，他问的均是当时中华儿女面对的问题核心所在，采访不仅涉及到抗日战争战略战术，还包括国共合作、对美关系等。毛泽东针对王公达的询问，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的背景和战争进程，果断指出：“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毛泽东对于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也作出了回答，其中包括共产党对“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采访后，王公达迅速将文章整理成稿，刊发在《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等国际报刊上。1938年3月5日第32期的《解放》报也刊登了此文。
通过采访，王公达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抗战必定胜利”，同时，他紧跟着又撰写了《中国延安纪实》、《中共领袖的心胸》等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及国共合作的诚意，这些都极大地增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真实的中国。
王公达的客观报道引来了国民党当权者的不满，也为此经历了一段艰难坎坷的生活。随着形势的变化，1946年，才华出众的王公达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到中央社工作。为了能够采访到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等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的和谈情况，王公达不辞劳苦，分赴北平、南京、上海等地。
解放战争爆发后，王公达被派到土耳其分社工作，后赴巴黎、约旦、埃及等地采访。1954年，王公达离开中央社，赴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历史。
南楼王氏家风：安心立命，修身养性勤政爱民
1、尚学修身，为官清正
读书继世、忠厚传家是琅琊王氏春节时在大门上常贴的对联，也是王姓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
王氏家族中的“传”、“行状”、“封赐”的内容都是“学而优则仕”的生动体现。在南楼王氏家谱中更单列出“科第”“明经”以光宗耀祖，启示后人。
“学而优则仕”，首先说的是“学”。在王氏家族发展史中，家塾教育非常盛行。王氏所居乡里，均设有家塾，请名师授课，或者族人任教，这种教育方式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新式学堂的兴起。
在东墠王氏科举仕进的道路上，有个人物非常关键，她就是窦氏，可以说没有窦氏就没有东墠王氏家族后来的辉煌。这位年纪轻轻就守寡的窦氏不仅抚养了自己的孩子王淑经，还抚养了淑经的长子王楠和次子王梓。正是窦氏抚养的这几位人才，为东墠王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关于窦氏的记载，见于《费县志》介绍王淑经的文字，“淑经，少孤，事母以孝闻。既入庠，兼理家务，且读且耕。母窦氏治家严明。淑经更以勤俭自励、家资以裕，延名儒严师课子孙。
在王梓的介绍中提到，王梓”幼失恃，鞠于祖母窦“。窦氏对他抚恤周至，尤其在教育上对他要求很高，在窦氏的影响下，王梓对后辈的教育也非常重视。他担心后辈不能实力为学，就亲自担任教读，口讲指画，不怕烦劳，督责严厉。在他的努力下，一门中科第蝉联。其中王梓的胞弟子侄同时为牧令者就有5人。一时间，王氏门楣显赫，盛况一时。
在读书仕进之路成功后，他们又将“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理念继续发扬光大，以造就人才为己任。甚至有些官员退职归乡后，仍然以教书为业。这些都为族人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学而优则仕，也逐渐成为王氏家族的一种族格。
同时，一个家族如果仅仅是自己获得了显贵的地位，却不能够为百姓做实事是子弟为官者要恪供乃职”，成为王氏家族中为官者的准则。
《费县志》记载有东墠王氏家族王者聘勤政爱民的故事。
王者聘是雍正年拔贡，四川温江县知县。在这样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他白天忙于公务，到了晚上就在书海中求知，生活中不提倡奢侈，并且以身作则倡导勤俭之风。而他在财务上则“于常规无所取，署中费用惟俸银四十余两而已。”可见为官清正廉洁、勤奋。
每年到了春夏农忙的时候，王者聘还亲自农民负担，以至于当地百姓“勒石戴德”。
当时，在县署的东门外有座长桥，以前是木头立柱支撑桥体，王者聘担心雨季河水涨将长桥淹没，给河两岸百姓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同时也考虑到河堤均为草木垒建，很容易决堤，为了防备水患，淹没百姓良田和民居，王者聘主动捐出自己的俸银倡导重修长桥，改为石筑，“又为桥楼覆之”，加固河堤。百姓感念王者聘处处为大家着想，于是纷纷称那座长桥为“王公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官爱民则民拥戴官，王者聘主政温江县所付出的心血换来了百姓的拥戴，所以在他治理温江县15年后，被推荐提拔为中书舍人。当百姓们意识到他们的父母官王者聘不走不行时，皆哭泣不止，“则请建生祠，立遗爱碑“。王者聘离开的那天，路两侧站满了攀拥相送的人，王者聘几乎不得行。
当然，王者聘只是南楼王氏家族中走出的一位官员，家族中其他为官者大都恪尽职守，勤政爱民，严格履行做官为民的操守。这种为官之道，尤其在古代难能可贵。
2、体恤乡邻，恪守孝友
历史上各大家族兴衰无常，多数大家族都只是兴盛一朝，但是南楼王氏家族的发展却历经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经久不衰，究其原因：审时度势，顺应特定时代的发展，不抱怨、不守旧、不愚忠于一个颓废的朝廷。
为明清、民国等政治时局的交替而放缓发展，五世祖王埙、七世祖王者臣等都是清进士、举人出身，直到清朝末年科举依然取中者不断。到民国时期，家族内涌现出了大批大学生。
在王氏家族的发展史中，忠厚传家则体现为：济困扶危，为德于乡。
《临沂县志》有载：义堂王氏王佩琚，候选县丞。“值岁荒，请于道县牟，施粥救饥，多设粥厂。牟即委以施粥。琚按口给食，均沾实惠。”
王氏家谱或者《临沂县志》的人物传中，有不少王氏家族为官者都列有“有惠政”、“所至有政声”的好评。同治五年是一个饥荒年，十世王旭龄与族侄承恩等设义仓于龙泉寺，赈济贫困，到底救活了多少人已经无法计算了。诸如此类善举，客观上巩固并提高了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使得这一家族成为乡邻百姓尊敬的大家族。
此外，南楼王氏继承了白沙埠王氏家族“孝友”家风，本支族中也出了诸如王楠、王梓等以孝友著称的族人。
南楼王氏王佩珩出生一个月母亲就离开了人世。由于早年丧母，没有得到母爱的王佩珩长大成人后每每想到母亲，便忍不住伤心饮泣。王佩珩将对生母的思念之情转嫁到继母身上，侍奉养母。在众兄弟之间，王佩珩同样做到友爱互助，在家产分配问题上，他同样是“尽以祖业让其兄”，自己则另外购置田产。
南楼王氏王者臣，康熙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撰修《一统志》。后来，王者臣担任丙子科福建主考，当时他才38岁，可谓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当王者臣得知父亲王佩瑝患病的消息后，他便“躬奉汤药，后殁，哀毁成疾，不数月而卒，以孝殒身，阖郡惜之。”过世时才年仅41岁，怎么不令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