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沂蒙教育：多渠道崇文尚学书声琅琅兴邦业

　  史籍记载，今天的临沂地区先后建有33处书院，到清末仍保留有7处。33处书院分布在古沂州境内的兰山(临沂)、蒙阴、沂水等七属，按数量来说，书院教育并不发达，主要是因为封建专制思想的统治，不允许自由讨论倾向的书院有过多的发展。反而，明清时期的家塾和私塾的数量较多。
    明清时期的沂蒙教育比之前代有了明显的发展，无论是官办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或者家庭教育，其规模与质量都超过了前代。主要原因是，明清两代我国有较长时间的统一局面，从总体上说，沂蒙地区政治稳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两个王朝的大多数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地方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并且采取了若干制度加强地方教育管理；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教育与科举紧密联系在一起；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繁荣为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按沂州府学、州学、县学、社学、私学、家庭与社会教育，自学与继续教育、孝悌教育等方面来看，临沂地区明清时期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崇文尚学，沂州书声琅琅！

　　官办学校

　　沂州州学在元末毁于战火，明初重建，基本上按照前庙后学的形式布局。《临沂县志·秩祀》记载：“孔子庙在县治西。旧在东南，宋靖康毁于火。金守臣高召卜迁今地，其后再毁再葺。元末兵燹[xiǎn]，故址仅存。明洪武二年，知州罗希孟重修……乾隆初知府李希贤、道光十五年知府熊遇泰、光绪九年知府锡恩重加修缮。”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庙毁于大火，金代迁建于此。
    孔庙坐北朝南，沿着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能看到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明伦堂。分前、中、后三进庭院。鸦片战争以前官学就在这里，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明初沂州州学有学田，后来被人占据，不久，州里相继捐献学田，到乾隆时期有学田接近800亩。府学（清雍正12年以后）时期，按制规定有廪生40名，增生（“增广生员”的简称）40名，入学文童20名，武童20名。
   兰山县学附属于府学之内，乾隆时期有学田600余亩。除县学以外还有荀子书院、诸葛书院、王氏书院等，到乾隆时期就废弃了；郯城县学，《沂州府志》有记载：“学宫在县治西大街，元末兵毁，明洪武二年知县邓晟建修。”由此可知，明初郯城已经建立了县学。此后，郯城县学得到了历任地方官的扩建；沂水县学在元末战乱时也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
   除上述三处地方外，费县、蒙阴、苍山等县县学、书院、义学均有其规模和文化历史，培养了一大批饱读诗书的仁人志士。

　　私塾学堂

　　明清时期沂蒙地区的私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一部分是落第考生因为生活所迫设馆授徒和一些辞官归乡的士人为发展教育事业，主动设馆兴学。另一部分则是家族内为教育子嗣而聘请名师，兴办私塾。
   其中，王用模居家课子算是一个归乡兴学的典型事例。王用模是明朝沂州人，为崇祯十二年(1639年)落榜贡生，他的曾祖父是位处事严谨、淡泊自守的人，他的父亲虽然没有做过官，但也是一个正直的读书人，家庭环境对王用模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后来，虽然王用模授官翰林院庶吉士，但是他看到社会动荡不安和官场的黑暗，不愿意再在官场奔波，于是便产生了隐居的想法，回到家里办起了家塾，招收本族子弟来读书，受到族人们的肯定。
   孟济世、孟班父子家乡兴学。孟济世是明末清初人，家就住在沂州城附近。他注重自身修养，努力学 习儒学经典，在家乡建起了私塾一直教授了几十年。教书认真的孟济世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也极为重视家庭教育。孟济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义堂王氏家的私塾求学，不幸的是孟班十多岁时，孟济世便患病，为了治病花费大量银钱、家道中衰，生活异常困难。孟班白天砍柴到集市上卖，晚上刻苦读书，于康熙年间考中进士，授庶吉士。孟班不愿意走仕途，不久便回到家乡继承父业，办起了私塾，亲自授课，直到终年。
   胡克九假馆奉母。胡克九是清时费县人，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对母亲非常孝顺。他自学成才，知识渊博。嘉庆年间，费县一带连年荒灾，他的兄弟们都纷纷外出寻找出路，而他因为母亲患病无法远离，于是在家办起了一所私塾，收取些许学费，以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由于教学成绩较好，前来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他的收入也有所递增，于是就把外出谋生的兄弟们叫回来一起生活。后来胡克九又用教学所得置买义田，修桥补路，做了很多好事。

　　家庭教育

　　临沂宋氏、蒙阴公氏、莒南庄氏、苍山杨氏等大姓家族极为注重家庭教育，以儒学教育为主，注重培养族人品德，培养了大批人才，出仕大都能做到勤政爱民。
    琅琊宋氏，世居济南府长清县野雀窝。明洪武初年，始迁祖宋海受迁居沂州，暂居今天的苍山县向城镇杭头村西两公里处的石龙山上，其族裔繁衍生息。宋氏是明清时期的沂蒙地区著名的文化家族，以儒学传家，注重正直刚健品格的培养，科甲连第，出仕清正廉洁。琅琊宋氏十四世宋澍，清车辋人，宋澍是他父亲唯一的宝贝疙瘩，二十岁那年便考中举人。宋澍一生，首先为清政府选拔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其次，他对族弟宋潢成为翰林院庶吉士起到了鼓励和影响作用。现在，车辋“翰林院”这套宏伟建筑向世人昭示着宋澍的赫赫政绩。宋澍自为官以来“一典试、三分校、一督学、两查仓、两巡城……”政绩卓著，深得朝廷信任和百姓称颂。宋澍一生博学多才，嗜学如命，好购书籍，注重收藏，古文诗词无一不精，特别是在《周易》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所精心撰著的《易图汇纂》等专著，极具权威，风靡一时。后因病辞职回归故里，其子孙多有仕宦。琅琊宋氏十四世宋潢，乾隆年间选为拔贡，嘉庆举进士，兼理过军需局、钱法堂、现审处、则例馆等，宋潢勤谨供职，处事得当，深得上司器重。嘉庆十七年，河道总督陈凤翔因河坝坍塌被两江总督张百龄弹劾，受到嘉庆皇帝的严厉谴责。陈凤翔不服，呈文控告塌方事故由盐巡道朱尔赓额“荡柴”舞弊造成。皇帝派人查办此案，宋潢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受委派审理“荡柴事件”。宋潢受命后尽职办理，多方查访，终究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除为官以外，宋潢善于书法，从现存的罗庄区沂堂节孝坊上雕刻的宋潢题字便可知其书法浑厚。宋氏家族从明代崛起，可谓代有贤才，这与其家庭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东蒙公氏，其家族以“五代进士、父子翰林”著称。公氏明朝五代进士分别是上东门村的公勉仁、公跻奎、公一扬、公家臣、公鼐。东蒙公氏第十七世公鼐与其父公家臣均曾官居翰林院编修。公家臣自幼聪慧好学，文才出众，十五六岁时就写了诗文百余首，辑录成集。其为官有操守，秉史笔写皇录。万历年间被张居正贬官，回到故乡探亲时带着儿子公鼐游蒙山，登上山巅，激励23岁的公鼐写出《东蒙山赋》。后来，张居正死后，公家臣奉诏任南京户部主事，上任前，公家臣回老家探亲时，马不停蹄，上东门公墓祭拜、野老峪看望二叔，游览蒙阴山水，写下了《建蒙书屋》、《琴月轩》、《登仙洞山》、《蒙山道中》等诸多诗文。
    庄氏族学——因园。因园是大店庄氏的主要学府。乾隆年间，庄氏族人集资在居住的大店镇建立了家族学塾，刚开始定名为“林后大学”，后来根据学塾所处的环境特点，取“因树成屋”之意，改成“因园”。该学塾建立以后，先后维修并扩建，在其存在的200余年中对教育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

　　孝悌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在州学、府学、私学、家庭教育中。学校主要通过相关教育课程进行孝悌教育。各级各类学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列入必读课程。强调学习并践行孝悌也成为当时的校规之一；孝悌在家庭教育中更是最基本的内容。无论其家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无不教育子女对父母长辈行孝道，友爱同辈；社会教育中，各级执政者把孝悌与否作为评价士人的标准。凡是有不孝者不得入仕，反之则予以表彰。在科举中，设孝廉方正科，举荐孝名卓著的人。

    沂蒙地区的执政者就是通过上述这些举措弘扬孝悌文化。对父母晚间服侍就寝，早上省视问安，家里贫困出去打工侍奉长辈，甚至乞讨食物给长辈吃；父母病的时候在旁边侍奉汤药，尽孝道，衣服不接带数月；父母死后，哭出血来难以吃下饭，每顿饭必拜祭；父母或者其他长辈在外地死去，子孙不顾严寒酷暑磕头千里寻亲，安葬故土；和兄弟分家时，将好的东西都主动奉给兄弟，或者因为父母早亡而抚养弟妹。上述这些孝悌行为，都有可能得到官府的表彰。
   在琅琊王氏家族中，王祥之孝与王览之友是世代传承的家族美德。正如王祥在家训中所说：“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作为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曾祖一辈，王祥、王览人生故事表达出的孝友文化，其中有兄弟友谊的内容，这是琅琊王氏孝文化的一大特点。过去，在王祥、王览故里孝友村，有“卧冰碑”、“守柰碑”以及明世宗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巡山东临沂时钦赐的“孝友格天”匾额，也是嘉靖年间，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被改为孝友村，表现了一种历史文化渊源的发展、衍变和延续。要谈孝友文化的历史渊源及其家学传承，首先就要解释“孝天格天”四字含义。王氏族裔、山东省民族文化学会会长王晓家认为，所谓“孝友格天”，即以“孝敬父母”和“兄弟友谊”为家庭伦理道德准则，表现得感天动地，启示后人。“孝友格天”的匾额，过去一直在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即今孝友村王氏祠堂内。十年文革动乱，文物遭殃，匾额被毁。匾额是因王祥被列入二十四孝引发而来，其被毁，也就是把传统的孝亲美德和兄弟友谊做为四旧一起被否定。幸运的是，新世纪，孝友文化又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