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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

季氏与费县

时间:2014-7-8 20:41:32  作者:丁兆铭  来源:  查看:2591  评论:0

                   一、季氏溯源

据《春秋·三传》(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史记》等史书载,费县季氏之先祖为周姬氏,而周姬氏之先祖为后稷。故季氏祖先可上溯至后稷。后稷名弃,其母曰姜原,为帝喾元妃,元妃踏巨人脚印怀孕而生弃,弃长而善种树麻、菽稷,号曰后稷。传至季历(公季),公季生子名姬昌,是为周文王。在位五十年,传子武王姬发。武王灭商,建国号周,西周始。是年为公元前1046年。武王有弟曰姬旦,号为周公,辅佐武王东征西伐,功高,武王十一年,封周公于鲁(今曲阜),为鲁公。周公未就封地,留佐武王。周公之子伯禽赴封,为鲁国始君。得周成王特优待遇,得一切礼仪如周制,有天子礼乐,可郊祭文王。伯禽传至鲁桓公(公元前711年),有三子同辅鲁政,称为“三桓”,庆父为孟孙氏,叔牙为叔孙氏,季友为季孙氏。鲁国季孙氏始以季为姓。桓公传庄公(公元前662年),庄公卒,庆父杀太子般,公元前660年又杀闵公。国内政治动荡混乱。季友借助齐桓公之力,逼庆父自缢死,拨乱反正,立僖公,使鲁国再续正统。季友因此功大,得僖公封私邑于费,并赐汶阳之田。此为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事。费县季氏自此始。季氏于“三桓”中最为强势,从季友至季康子(肥),八代人六任正卿,共辅佐桓公至哀公十二位鲁君,二百多年,季氏皆为正卿,执鲁国权柄,且政绩辉煌。季氏执政时期,也是鲁国最兴盛的时期。至鲁哀公时,春秋结束,战国开始,鲁国衰微至小诸侯国地位,季氏也在鲁国政坛上消失。此后一百八十年间,一直到鲁倾公被楚所灭,季氏也未再见诸史书。研究春秋鲁国季氏,也只好限断于春秋与战国之交的公元前四六八年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是年为战国8年,鲁《春秋》记事也止于此年。惟《竹书纪年》:“周考王十二年,鲁悼公卒,十四年(鲁元公二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邱。”可见康子卒后四十年里,季氏仍在鲁国执掌权柄。战国时期,费邑自为小国,后世有史家认为费国为季氏之国,至于费君为谁,光绪《费县志》认为“盖季氏之后”,但无史料可证。《史记》中司马迁曾为季布季心兄弟立传,称季布兄弟为楚国人。但可否推想,当年楚灭鲁费时,季氏是否有人被掳掠或其他原因去至楚国,于是在楚国发展。季布也未尝不可能为鲁国季氏之后。惜限于史料,惟不敢妄断。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即鲁国季氏始终有一部分后人在他们的发祥地费县繁衍生息,薪火相传,他们就是今天费县之季氏。

为了解季氏行略及发展轨迹,现表列鲁国纪元如下,以帮助侧面参照了解季氏情况。

 

春秋鲁国纪元表1

 

(鲁隐公元年-鲁哀公十六年即公元前772年-公元前479年)

序号

国君

关系及享国时间

备注

季氏辅政情况

1

后稷氏

 

 

 

2

周姬氏

 

 

 

3

周文王(昌)

50年(公元前1300年-前1045年)

 

 

4

周武王(发)

4年(公元前1046年-前1042年)

 

 

5

周公(旦)

 

周武王之弟

武王十一年,封周公于鲁(今曲阜),未赴,留佐武王。

6

鲁始君(伯禽)

子承父。              代父周公旦赴鲁封,为鲁始君

 

成王命鲁一同天子礼乐,可郊祭文王,以褒周公之德。

7

鲁考公(酋)

子承父。               4年

 

 

8

炀公(熙)

弟承兄。                 6年

 

 

9

幽公(宰)

子承父。               14年

 

 

10

魏公(费)

弟承兄。              50年

 

 

11

厉公(擢)

子承父。              37年

 

 

12

献公(具)

弟承兄。               32年

 

 

13

真公(濞)

子承父。               30年

 

 

14

武公(敖)

弟承兄。               9年

 

 

15

懿公(戏)

子承父。               9年

 

 

16

伯御

侄承叔。              11年

 

 

17

孝公(称)

弟承兄。              27年

 

 

18

惠公(弗湟)

子承父。              46年

 

 

19

隐公(息)

子承父。               11年(公元前722年)

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33年)

 

20

桓公(允)

弟承兄。              18年(公元前711年)

桓公三子同辅鲁政,称为“三桓”,庆父为孟孙氏,叔牙为叔孙氏,季友为季孙氏。

从季友始,以季为姓,天下始有季氏。

21

庄公(同)

子承父。              32年(公元前693年)

 

季友辅庄公。

22

闵公(开)

子承父。               2年(公元前661年)

庄公卒,无嫡子,季友遵庄公遗嘱立庄公庶子般,庆父杀般而立开为闵公,庆父又杀闵公

季友借助齐桓公之力,逼庆父自缢死,平定内乱后立庄公少子申为僖公。

23

僖公(申)

子承父。              33年(公元前659年)

“元年,封季友私邑于鄪(费),并赐汶阳之田。”(《左传》)

季友拨乱反正,平定内乱,使鲁国再续正统,走入正轨,功大,封于费,费始为季氏发祥之地。十六年,季友卒。嫡孙季文子辅政。

24

文公(兴)

子承父。              18年(公元前626年)

 

文子辅政。

25

宣公()

子承父。              18年(公元前608年)

鲁室卑,三桓强

文子辅政。

26

成公(黑肱)

子承父。              18年(公元前590年)

成公谋弱三桓。

文子辅政。

27

襄公(午)

子承父。              31年(公元前572年)

十一年,季氏设中军。三桓各执一军,三分公室。襄公22年(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

文子辅政。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子季武子辅政。七年,武子城费。十一年设中军。

28

昭公(裯)

子承父。              32年(公元前541年,)

五年,武子裁舍中军,四分公室,鲁室更卑弱。

武子辅政。七年,武子卒。孙季平子辅政。三桓共攻昭公。昭公亡于齐、晋。卒于晋之乾侯。平子代摄鲁政。

29

定公(宋)

弟承兄。              15年(公元前509年)

定公十年,堕三都(孟孙氏之郈,叔孙氏之郕,季孙氏之鄪)。三桓共攻阳虎。阳虎亡晋。

定公5年,季平子卒。子季桓子(斯)辅政

30

哀公(将)

子承父。              27年公元前494年孔子59岁

哀公12年,康子推行新田赋。哀公16年,孔子卒。哀公19年(公元前476年),战国始。哀公27年夏欲伐三桓,三桓共攻哀公。公奔卫,国人迎归,卒于途中有山氏。(《史记》)

季桓子辅政。哀公三年,桓子卒。庶子康子辅政,哀公二十七年(战国八年)春康子卒。《春秋》纪事止于本年。

31

悼公(宁)

子承父。              37年(公元前467年)

《鲁世家》:悼公时,鲁如小诸侯,卑于三桓之家。

 

32

元公(嘉)

子承父。              21年(公元前430年)

 

《竹书纪年》载:“周考王十二年,鲁悼公卒,十四年(注:鲁元公二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邱。”证明季氏后人仍于鲁国辅政。

33

穆公(显)

子承父。              33年(公元前409年)

 

战国时期,费邑自为小国。《孟子》有“费惠君”、《曾子书》有“费君”“费子”之称。刘向《说苑》:“鲁人攻鄪,曾子辞于鄪君”,也有“鄪君”之谓(注:“君”“子”皆为国君之尊称)。《吕览》:“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鲁连子称陆子谓齐湣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曰:邹费郯邳,费国亡于何时?实未可知。要之,春秋后之费国,即为季氏食邑之费无疑耳。”此处以费与诸侯国并列。据以上史料,战国时期费国的存在确信无疑。但《吕览》只是指出费国立国在季氏旧邑,但费国之君未必就是季氏。至于费国之君是否为季氏后人,光绪《费县志》认为季康子之后,“季氏不容于鲁,且不甘心臣鲁,遂据费自为国”。费国国君“盖季氏之后”。此说仅是推断,目前尚无史料确证。

34

共公(奋)

子承父。              22年(公元前376年)

 

35

康公(屯)

子承父。               9年(公元前354年)

 

36

景公()

子承父。              29年(公元前345年)

 

37

平公(叔)

子承父。              22年(公元前316年)

六国皆称王。

38

文公(贾)

子承父。              23年(公元前294年)

 

39

倾公(仇)

子承父。              24年(公元前271年-247年)

楚考烈王伐灭鲁。倾公迁于卞邑(小邑),卒于齐地柯。

二、季氏行略考

季友(成季)

季友,号成季,鲁桓公少子,生年无考,卒于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葬地不明。季友应运而生于春秋早期(春秋始于公元前770年),这是大有作为的历史阶段。这段历史成就了季友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季友辅佐了桓、庄、闵、僖四代鲁君。

季友奇人奇相。《左传》载:“季友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曰:问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季友先天带来“友”字手纹。于是以“友”为名。又卜又筮,皆预测到他后来必贵,且与鲁国命运盛衰相关联。这虽然是迷信和穿凿,但季友后来确实成为了一位划时代的政治家。

首先是他杰出的政治才能。鲁桓公时,虽然是“三桓”辅政,但活跃在鲁国政治舞台上的却主要是庆父和季友。季友尤其杰出。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庄公卒。季友遵庄公遗嘱所立嗣子般被庆父所杀,庆父立闵公。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庆父又杀闵公欲自立,导致鲁国内乱。季友借助齐桓公之力,逼迫庆父于自齐返鲁途中自缢死。立庄公少子申为僖公,再续鲁国正统。因此,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僖公“赐季友私邑于,并赐汶阳之田”。

季友具有杰出的外交军事才能。从史料看,季友推行的是和睦邻国,突出大国外交的策略。据《左传》载,早在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69年),季友就曾出使西南方邻国陈国,并与陈结盟。二十七年(公元前667年),季友以私人身份再使陈国,参加陈国正卿元仲的葬礼,此行虽属私行,而被责为失礼,但这无疑也对国家外交有着正面的影响。和齐国结盟,则反映出季友审时度势,实行大国外交策略的正确。因为当时齐桓公称霸(公元前679年始),挟周天子以令诸侯,是名正言顺。加之齐国作为天下诸侯之霸主,势力强盛,诸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鲁国利益考量,与齐结盟,至少能赢得鲁国的安定与安全。为此季友多次出使齐国定盟。《左传》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冬,公子友如齐莅盟”“会于阳谷,谋伐楚也。”《左传》僖公七年(公元前653年),“公子友如齐”“会见管仲,盟于宁母。”《春秋·经十三年》(公元前647年),“冬,公子友如齐”,与齐约盟,参与讨论盟国如何拥戴周王朝的权威问题。与齐交好,不仅鲁国得到安定发展,而且季友个人也得到了齐桓公的帮助,例如平息庆父之乱,就得到了齐桓公的帮助。季友的军事才能首先表现在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内部稳定之初,“季友帅师败莒师于郦”。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内对外树立了国威,对稳定刚结束内乱的鲁国,其意义不言而喻。其次季友多次参加了以齐桓公为盟主的盟军的军事行动。此不赘述。

总之,季友使鲁国走上了稳步发展之道路;季氏二百年“政治世家”的地位也从此确立;费县自此也成为了季氏发祥之地。

季孙行父(文子)

季孙行父,谥“文”,季友之孙,生年不详,卒于鲁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继季友为鲁国正卿。辅佐过文公、宣公、成公、襄公四代鲁君。甚至也许在季友去世后就已辅佐过僖公。因为僖公享国33年。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季友去世,襄公后十七年虽无记载,但不排除季文子已参政的可能。这样,季文子在鲁国执政超过50年之久。

季文子是一位久经历练,成熟老到的政治家。内政方面,他首先重视提振民心、军心,为国所用。季文子时代,鲁国发展呈上升趋势,但矛盾也在萌生、积累和加深。季文子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他向成公陈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对军心民气忧心忡忡。

季文子执政期间,勤政忠君,政绩突出。首先他大搞鲁国的国防设施营建。《春秋·经》载:僖公二十年(公元前640年), “作南门”。重新修建了鲁国城南门。

文公七年(公元前626年),《春秋·经》:“三月甲戌,取须句,遂城”。 郚为边防要塞。

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21年),“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亲自帅军队建及郓城及郓城在莒鲁交界处,建此城有军事防御的目的和功能。属于重大的军事设施建设。

军事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相对和平稳定,诸侯之间战事较少,只在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因为出使齐国受辱,及“齐侯伐我北鄙”,“六月,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齐师败绩。”几国军队联合,打败齐国。还有一次是成公八年,不情愿地派宣伯帅师随晋国的士燮讨伐东南小国郯国,取得了胜利。

在外交方面,季文子帮助鲁君确立了盟晋和齐的方针。季文子时代,齐国霸主地位已由崛起的晋国取代,管仲晚季友八年卒,齐桓公晚季友九年卒,鲁国作为中等诸侯国,与晋结盟是明智的,和齐的关系是亦和亦斗(从《左传》所记载两国的关系看,是极不稳定和不正常的)。和国力相当的陈、宋、郑等国则是力求和睦相处,对远方新兴大国例如楚则敬而远之。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在盟晋还是盟楚的问题上,季文子阻止了成公叛晋联楚的策略。“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左传·成公四年》)。无疑,这是非常有外交眼光的意见。

外交活动,他是躬身践行,不辞劳苦,奔波于诸侯之间。仅《左传》记载,在他一生中就正式出使陈、晋、齐、宋、郑等国14次之多。其间出使晋国7次,齐国4次。

季文子更卓越的是他审时度势、游刃有余的外交才能。《论语》中评价他凡事“三思而后行”,实不过分。每次外交行动,他都深思熟虑,例如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礼节,如何应对突发意外情况的几套预案,都准备得严谨充分。《左传·文公六年》:“秋,季文子将聘于晋,使求遭丧之礼以行。其人曰:将焉用之?文子曰:‘备豫不虞’, 古之善教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外交家有备无患的思维,是何等可贵。在外交场合,季文子总是以维护“礼”为原则。而凭借个人的文采辩才赢得外交成功的很多事,也不能不提及。《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季文子随文公会郑伯于地,宴会上“郑国子家赋《鸿雁》(《诗经》中哀恤劳役之诗)”。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鲁君能体恤百姓之苦)。季文子赋《四月》(《诗经》中劳役思归之诗)。子家赋《载驰》之四章(《诗经》中求助之诗)。文子赋《采薇》之四章(《诗经》中反对安逸之诗)。郑伯拜,公答拜。”双方犹如对歌,辞令委婉含蓄而富文采,从而折服了郑伯。季孙行父卒后美谥为“文”,应该与他的博学儒雅的风度有关。在外交活动中季文子以“礼”为原则,与对方谈判往往获得成功。《左传》文公十八年(公元前608年),“季孙行父如齐。”在会见中,大讲周礼中的‘德孝敬忠信’等,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因此季文子的外交保证了鲁国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发展和国土完整。例如和齐国的多次外交谈判,终于打消了齐国多次觊觎鲁之济西之土、汶阳之田的欲望,保证了鲁国土地未被掠走。

季文子的清廉,在他生前身后尤其赢得了鲁国上下和各诸侯国的普遍赞誉。甚至连周王(定公)也得闻知其廉。《国语·刘康公论鲁大夫俭与侈》载:周定公八年(公元前599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周天子派人来考察诸侯国大夫,到鲁国得知季文子之廉,并向周定公作了汇报。此事足可侧面佐证季文子之廉洁。

《左传》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季孙行父卒。“大夫入殓,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襄公亲自临吊,发现季文子家中一无积蓄,贫若民间。作为鲁国正卿的季文子,如此清廉,操行是何等高尚。他的清廉在各诸侯国中传为佳话,当作典范,至今令人深思。

季宿(武子)

     季宿,谥“武”。生年不详,卒于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继其父季文子为鲁国正卿,执鲁国权柄32年,辅佐了襄公二十六年,昭公六年。他执政期间基本上沿袭了季文子的内政外交方略,文治武功辉煌。

内政方面,季武子还是比较注重民生,关心民谟,勤政爱民的。《左传》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52年),“鲁多盗,季孙谓臧武仲,子何不诘盗?”面对国内矛盾的上升,人民的不满甚至造反,季孙宿督促时任司寇的臧武仲治盗,这当然是他正卿的职责,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的政治担当和勤政。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大雨雹。季武子问于申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春秋时的季武子竟然发问如何防御冰雹这种自然灾害的问题,确实反映出他关切民生、关心民谟的良苦用心。其次,是季武子大兴土木,建筑私邑鄪城和边城成郛。季武子在他刚任正卿的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南遗为费宰,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请城费。····故季氏城费。”这是第一次见诸史料中记载费县建城的事。当然,季氏建筑私邑,完全是因为家臣求媚,本质目的是巩固自己的地盘,不足首肯。但建筑边城成郛却是鲁国国家行为,完全是为了强化边防的需要。《春秋·经十五年》:“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于是乎城成郛。就是因为鲁国既与齐交好,又与晋结盟,齐国就出兵讨伐鲁国,包围了鲁国边城成。于是为了防齐,建城成郛,加强边防。季孙氏、叔孙氏应该是功不可没的。

季武子沿袭季文子以大国强国为外交主轴的方略。盟晋睦邻,与齐则努力维持和平。季武子是鲁国外交舞台上的主角。鲁国的外交策略,主要由季武子去践行实施。《春秋·三传》载:他一生正式出使晋国八次,卫、宋各两次,齐一次。至于在国内迎来送往,活动更多。表现出他超人的外交才能。他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的文化外交。一是他在任何出使或接待的场合,都坚持维护“周礼”的立场,展示鲁国礼仪之邦、文明之国的形象。因为诸侯国中只有鲁国可享用周天子的礼乐之仪,在当时周天子的权威尚存的情况下,鲁国维护正统的做法在外交上还是名正言顺,受到诸侯尊重的。例如:《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1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公之所以王也。季武子赋《緜》、《节》····宴于季氏,赋《甘棠》。”晋韩宣子来聘,武子赋《角弓》、《彤弓》;季武子出使晋国,在宴会上赋《六月》;季武子使宋回,赋《南山有台》;襄公二十一年回访宋国,武子赋表达兄弟之情的《棠棣之诗》。从这些外交活动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一),鲁国不但极力维护周礼,而且是周礼文化的继承者、发扬者、建设者。文化的软实力大大帮助了鲁国外交的成功。(二),也见出当时各诸侯国对鲁国周礼文化的羡慕和赞赏,(三),可见出季武子是鲁国文化的践行者,外交场合中随时现身展示,儒雅倜傥的正卿形象表现得魅力四射。鲁国外交的成功,与季武子个人的文化修养、个人魅力、品位也是密不可分的。

具有文才武略的季宿同时不愧于“武”的谥号。他执政期间,武功显赫。他东征西伐,战则必胜。《左传》记录了他的几次军事行动。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冬十月,诸侯伐郑····季武子、齐崔杼、宋皇郧从荀莹、士匄····围郑。”逼郑订盟,这当然是凭借武力、炫耀国威的霸道行为、霸王条约。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春,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取其钟以为公盘。”莒国侵犯,强力反击,一举进入敌国边城郓,顺手掠夺象征国家权力的重器钟而归。这场战争既看出季武子军事统帅的杰出才能和勇猛之气,同时也反映出季武子掠夺本质的另一面。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武子取卞。”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季武子伐莒取郓。”记录文字简要,但看出季宿凭借军事实力扩疆拓土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气魄和野心。“春秋无义战”,弱肉强食,成为王败为寇,季武子深得其义。但季武子于鲁国却应是赫赫功臣,战功彪炳青史。

季氏到季武子,在鲁国的地位权势几乎达到顶峰。季氏的专权使鲁国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但季氏并无顾忌,季宿为了强化自家的地位,于襄公七年建筑了私邑鄪城后,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又进行军制改革。原来鲁国只有上下两军,权属鲁君。季武子在两军的基础上增设中军。由三桓各执一军。与鲁君分享全国的公民、军赋:当时全国人、赋共分十二份,三桓占七,鲁君得五,此时可见鲁君地位已够可怜。可是在二十五年后的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武子又进行了“舍中军”的改制。“春,王正月。舍中军,卑公室也。····初作中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季氏名义上是罢裁中军,只保留二军,实际上是把二军变为四军,季氏自执二军,孟、叔各执一军。这样三桓地位强了,季氏更强了,国民、军赋被三桓全部占有,然后三桓从自己所征税赋中拿出些许贡于鲁君。这样鲁君就被完全架空,仅靠仰人鼻息,政治、经济、人事权限陷于完全被剥夺的局面。公室何其不衰!孔颖达对季氏的军制改革,疏解十分到位。“初作三军,十二分其国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国民不尽属公,公室已是卑矣。今舍中军,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税以贡于公,国民不复属于公,公室益卑矣····作中军,卑公室之渐,舍中军,卑公室之极····”“四分公室,制法别耳”“季氏实欲自厚”(《十三经注疏》)。季氏一步步削弱公室达到自强、自专。孔疏对其设中军舍中军的目的、手段的揭露真是一针见血。季氏的私心野心昭然若揭,打着改革的旗号以谋私利,这不能不说是季武子人生的败笔。

季孙意如(平子)

    季孙意如,谥“平”,生年不详,卒于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平子为季友六世孙,季文子四世孙,季武子之孙。季武子无嫡子,立庶子悼子(纥),悼子早卒无封。季平子继祖父季武子为鲁国正卿。辅佐鲁昭公、定公。在昭公时代,代昭公摄政近10年。

季平子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晚期,鲁国已积贫积弱,三桓四分公室后,鲁室愈加衰微。季氏专权,更为肆无忌惮,甚至僭越无礼。

季平子一生应该是功过参半,对其否定太过,也不客观。季平子还是一个很有作为、非常勤政、很有魄力的政治家。在他的辅佐下,鲁国尚能较为平稳地发展,加上外交上的巧妙周旋,鲁国还能勉强保住“千乘之车”有一定实力的中等诸侯国家,这已实属难能。

季平子内政方面,善于营造和治乱。他任正卿伊始的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冬,筑郎囿(注:在今费县东南)。”而且“季平子欲其速成”亲自督工,可见他勤政之一斑。此时的鲁国社会政治已危机四伏,人心思乱。即使季平子的私邑费地,也是连发叛乱。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季平子“受三命为卿”(注:地位超过其祖上),而不礼于南蒯(注:季氏家臣,主政费邑)”。南蒯即鼓动子仲,欲赶走季平子,让子仲代为国卿,把费地归回鲁公。于是季平子出兵平乱,南蒯出亡齐国。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春,叔方帅师围费。”这次是季平子派叔方包围了费邑。但“弗克,败焉。”季平子接受鲁大夫冶区夫的建议,离间了南蒯和其属下的关系,于是“费人叛南氏”,季氏取得了胜利。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南蒯之将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逐劫南蒯····请送子”。 司徒老祁驱逐了南蒯,南氏奔齐。又被齐派鲍文子送交还老祁。南蒯据费起事,旗号是“抑私权,张(大)公室。”却被季氏以“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左传·昭公十四年》,齐人语)的罪名镇压。平定南蒯之乱,虽属季平子保卫私邑、巩固后方之举,但客观上对稳定鲁国大局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季平子在鲁国专权,其地位之所以在鲁国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是因为他甚得民气。他善于聚拢民意利用民心。例如昭公十三年,派叔方帅师围费,失败。平子恼羞成怒要屠杀费人,但很快就接受冶区夫的建议,见到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解其乏困”。结果“费来如归,····费人叛南氏”。“南氏亡····”。再者,昭公被平子驱逐出鲁,流亡齐、晋之后。平子代昭公摄鲁政近十年,其间,鲁国反而更加安定,如果没有民心基础,平子是名不正、言不顺而民不从的,何谈稳定鲁国?当然这与昭公长期失政而不得人心也有极大的关系。季氏有民望,晋国史墨这样评价:“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心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鲁国人只知有季氏,不知有鲁君。鲁君丧失民心殆尽,季氏勤政而得人望。人心向背,决定成败,此足可以资执政者为鉴。

至于季平子外交方面的功绩,他依然秉承他祖上的策略,象他的先辈一样,作为主角活动在外交舞台上。送往迎来,即便曾被晋国强行劫持以为人质(《左传·昭公十三年》),受过委屈,但他依然恪尽职守,维护着鲁国的利益,驾驭着鲁国之舟在艰难中前行。此不赘述。

季平子之失,历来为史家否定之口实。但唯物史观应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分析评价。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秋七月,季平子帅师伐莒,取。”得胜后回鲁,“献俘,始用人于亳社”(注:用活人祭祀),好像他是使用活人祭祀的始作俑者,其实,这在当时的奴隶社会为普遍行为,只是太过分了些。因此连臧武仲在齐国都指责其无义。献俘亳社事件表现了季平子残忍冷酷的本性。

自从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季平子“受三命为卿”。权力超过了他的前三代正卿祖先,权力更加膨胀,专制更为肆无忌惮。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富超公室(时人评价季氏“富过周室”),在三桓中又一家独大,腐败也随之突现。

关于逐君事件,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载,季氏与昭伯斗鸡取乐,两家为炫富,“季氏介其鸡,氏为之金距”,季氏为自己的鸡全身披甲,氏为自己的鸡爪加上金属外装,结果两家结怨。就因为这次斗鸡事件,发生了季平子逐君事件。昭公本就怨恨季氏的专横跋扈,又因季平子的庶叔季公亥因家事怨恨季平子,于是在昭公面前谮言季平子,并联络氏以及孟叔两家,和昭公一起发兵进攻季平子。在季平子请求昭公允许他“待于沂上以察罪(注:在曲阜南沂河边上等待调查)”或“自囚于费”(自贬辞官归隐私邑)或“以五乘亡”(允以五辆车马出走诸侯,流亡避难)都不答应的情况下,又加上在关键时刻孟孙、叔孙倒戈站在了平子一边,结果三桓联合打败昭公,致使昭公先后到齐晋流亡避难,一去即是八年,最后死在晋之乾侯,终未复位。驱逐国君是大逆不道,但从季平子的请罪看,实在看不出平子有主动篡位的野心异志,史料中也未见到鲁国民众对昭公的支持和对季氏的谴责。至于对此事件的评论,诸侯国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晋国史墨的评价外,范献子对此事件的看法反而归咎于鲁君的失政,表达了对季氏的同情。就连在昭公流亡期间始终追随昭公左右的大夫子家子都认为季氏得民心,请求昭公不可与季氏对抗。只有孔子就此事提出“国君应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见解,认为,为国君者不可假以臣下大权,不可让臣子做大,大臣的权限一定要在国君的可控之下。此言确实为警世之论。再从后来昭公三十二年,季平子曾亲去乾侯向昭公献马以及请求昭公还国复位来看,说季氏为鲁国的逆子贰臣,实在也太冤枉他。此事只好让后世史学家作或仁或智的解读吧。

季平子真正的僭礼行为,应该是在埋葬鲁昭公的问题上。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春秋·经》:“十二月乙未,公薨于乾侯。”次年,即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七月癸巳,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季平子认为,昭公逃国离位是失职,不配葬于祖林,于是把昭公降格与先君坟冢隔开,葬到祖林以外去。荣驾鹤当即指责季氏“生不能事之,死又离之,以自旌也?纵子忍之,后必或耻之”(《左传·定公元年》),尖锐地指出,季氏感情用事的做法是影响恶劣的非礼行为。孔子更是以实际行动反对季平子的非礼。“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之于墓。” (《左传·定公元年》),孔子坚决纠正了平子的做法,以国君礼把昭公迁葬到先君墓旁。(孔子当年44岁,任鲁国司寇。)季氏此举当时就遭到抵制,后世多所非议,人事自有公论。

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六月,季平子在私邑费“行东野,未至,丙申卒于房”(《左传·定公五年》)(注:房即今费县方城),这个多所作为又颇具争议的人物,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寿终正寝,葬地不详。

季斯(桓子)

季孙斯,谥“桓”,季平子之子,生年不详,卒于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为鲁国正卿,辅佐鲁定公、哀公两君,执政十三年,英年早逝。

昭公以降,至鲁定公、哀公两世,周天子已江河日下。鲁国公室更加卑弱,而“三桓”也相对衰落。此时社会矛盾重重,乱象丛生。诸侯叛周,大夫欺君,家臣背主,大夫之间又尔虞我诈、互相倾压,人民反抗此消彼起,国内各层面矛盾日趋突显,危机开始暴发。尤其是维护统治者的精神支柱“礼” 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渐渐失去愚弄人民的作用。鲁国多事之危局和历史之使命把季桓子推向了这段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因此,桓子执政,时间虽短,但其业绩却轰轰烈烈。

季桓子评定阳虎之乱,前后用去五年时间,花费了他执政总时间的三分之一还强。阳虎本是季氏家臣,长期主费。定公五年,季平子故世,阳虎向主持殡葬平子事宜的仲梁怀索要平子生前佩戴、象征权力地位的玙璠(玉器),仲梁怀不与,由此结怨。这种行为,已经暴露出阳虎觊觎最高权位的政治野心和非礼行为。本年,季桓子完成父亲葬事后“行东野及费”(《左传·定公五年》)经过费邑,时为费宰的子泄出城慰劳桓子,桓子表示谢意,子泄慰劳仲梁怀,仲却不谢。于是子泄大怒,唆使阳虎发兵囚禁了桓子、公父文伯,逐仲梁怀,杀公何藐。“乙亥,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怀·····乙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盟国人于亳社。” (《左传·定公五年》)。这次政治变故,阳虎用劫盟(劫持胁迫)手段制造了政变。如果说当年季平子驱逐昭公是臣子对国君的大逆不道的话,那么这次阳虎囚禁桓子应该是家奴对主子的造反。上行下效,等级名分不可触动的“礼”被撼动了。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阳虎代三桓执掌鲁国政权。但阳虎深感三桓对自己的威胁,“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孙辄更叔孙氏,己更孟氏····将享季氏于浦圃而杀之。”(《左传·定公七年》),想用阴谋除掉三桓,代替三桓的人事都已安排好了,结果阴谋败露,反被三桓联合打败,只好逃走。“入于灌,阳虎以叛。”(《左传·定公七年》)。(此后平定阳虎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定公九年,即公元前501年)。鲁公和三桓发兵讨伐阳虎,阳虎欲借齐兵抵抗,齐国权衡利弊,结果抓住阳虎献给鲁国。后来阳虎又逃脱,去晋,做了赵氏家臣。平定阳虎之乱,季氏多为自己利益,但客观上还是维护了鲁国的权威。所以后人不予否定。

“堕三都”(注:三都:季孙氏之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之邑,在今山东东平县南;孟孙氏之邑,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事件是一场鲁国内部进行的以“强公室、卑私家”为目标,针对鲁国最大利益垄断集团“三桓”进行的政治斗争。

这时的“三桓”在鲁国的势力已是盘根错节,尾大不掉。他们的私邑早已僭越了礼的规定,严重超标(主要是城墙的高度、厚度),这早已让鲁国朝野忧心忡忡。这时孔子55岁,在鲁国参政,为大司寇之职。《史记·孔子世家》载: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孔子此次动议,正中定公下怀,很得鲁君支持。《春秋经十二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整个过程《左传·定公十二年》,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季氏将堕,公孙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围之,败之于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公敛处父谓孟孙,堕,齐人必至于北门,且,孟氏之保障也,无是无孟氏也。子为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弗克。”这段记述,细节毕现,生动真实,堕三都,并不顺利,叔孙氏自己主动拆掉违规超标的城墙。可堕费却使用了武力,主要是费邑的行政长官公孙不狃、叔孙辄公开抵抗。这场战斗决定改革成败,所以定公亲临战场,孔子指挥,季孙氏主动支持堕费。而孟孙氏却以为鲁国北郊防齐之要塞为借口,拒绝拆除。鲁公也同样以兵包围,欲以武力解决,但可惜的是不克而返。堕三都并未取得彻底成功。关于季桓子为何支持并亲自参与堕费,武力拆除自己私邑城墙,似乎非常令人不解。对此,孔颖达疏之解释颇合情理。“由费城险固,家臣数以背叛,仲由为季氏宰,进计季孙,防其后患,令堕三都,是以故毁坏其城。”“患其拒之,故帅师而往。”(《十三经·注疏》),孔疏似乎认为季氏完全是为了自己私邑的长治久安。但这次事件,至少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季桓子忠于公室以及牺牲自家利益的胸怀气度,也算难能可贵。

但是季氏的腐败越礼逼走了孔子。孔子的“夹谷之会”外交活动(定公十年)以“礼”舌战齐国君臣,不战而收复了被齐掠去的郓、、龟阴之田。加之定公十二年的堕三都功劳,深得定公信任,所以定公十四年,以孔子大司寇身份摄行相(外交礼仪官)事。但很快孔子失望了,《论语·微子篇第十八》:“齐人归女乐,季桓子爱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堕三都不彻底,孔子已经遗憾。季桓子和鲁君接受齐国美女这种害礼伤俗的腐败行为,更使他愤慨,看不到希望,于是选择了挂冠逃职,出游避祸之路。“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三年周游列国的讲学生涯。孔子的出走,季桓子不无责任。

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孙斯帅师城启阳。”(《春秋·经三年》)也许是积劳成疾,这一年秋七月丙子,季孙斯卒。临终遗嘱两条,一是安排其继承人:“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勿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季肥(康子)为桓子庶子,后承袭桓子为卿。)第二条遗嘱是让康子召回出游列国的孔子,加以重用。《史记·孔子世家》:“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这年孔子61岁,在陈国。这也算是季桓子对亏待孔子的忏悔与补救吧。

季肥(康子)

季肥,谥“康”,季桓子之庶子,生年不详,卒于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战国八年)。桓子卒,为鲁正卿,执政24年,为季氏家族第六代鲁国正卿。

季康子执政时的哀公时代,鲁国颓势已不可逆转。鲁国甚至已成晋、齐、吴、越、楚几个大国的砧板之弱肉,随时任人宰割。季康子就在这种岌岌危局中勉力支撑着随时将倾的鲁国大厦。

在乱局中,康子在外交上还是极力维护着鲁国的尊严。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新崛起的南方强国吴国和鲁公会于地时,吴向鲁索要“百牢”之礼,这本是非分要求,鲁不得已满足了吴国。可吴国太宰嚭要召见季康子,更是鄙视鲁国的无礼之要求。“季康子使子贡辞”。太宰的无礼行为是违背外交礼仪的,季康子义正辞严拒绝,只派子贡前去应付了一番。有时,季康子为了鲁国的根本利益,甚至委曲求全。哀公二十五年(公元前471年,战国五年),“公如越,得太子适郢,将妻公而多与之地,公孙有山告于季孙。季孙惧,使因太宰而纳贿焉,乃止。”在吴越之间搞平衡,竟使用贿赂手段平息事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战国八年),越国以伯主身份,“使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于骀上,盟于平阳。”越国提出土地要求,并强行定盟,康子“病之····曰:子贡若在此,吾不及此夫”。面对屈辱,耻于妥协于越国,又无可奈何,只发怀念外交能人子贡的浩叹而已。

季康子在鲁国安全面临挑战,遭到外来侵略时,也是坚决抵抗的。由于齐国连年侵略,鲁哀公十一年,齐鲍牧掠走与阐地。哀公十一年齐再次伐鲁,“春,齐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有曰····若之何?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注:鲁国都之南门)之外,····师及齐师,战于郊。”“宵,谍曰,齐人遁。”战斗短兵相接,非常惨烈,但最终打败了齐人,这就是著名的艾陵之战。胜利后,康子深谋远虑,意识到“小胜,大祸也,齐至无日矣!”因此,“季孙命修守备”,以备齐人。

鲁国公室的财政到康子时代已是严重亏空,经济十分拮据,甚至面临崩溃。为了增加收入,这时就有了季康子的“用田赋”的田赋改革。

改革田赋,就是将军费改按田亩征收,实质就是于军费之外再加征田赋,这就大大加重了人民负担。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康子要改革,同孔子商量,“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孔子最初是三问而不答,后来私下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孔子认为,给与人民的要优厚,取之于民的要减少,做事要适中,贪得无厌,永无满足。如果要用田赋,早有法典规定,又何必问我呢?表示了不支持的态度。关于法典规定的田赋标准,杜预解释,“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注:丘、井皆田亩数量单位)。而季康子的新“田赋”是“一马三牛之外,又计田之所收,复出一马三牛。是为所出倍于常也。”(杜预疏《十三经注疏》)按此解释,新田赋就是比原来的税赋翻番加倍。如此,民何以堪!但季康子一意孤行,于哀公十二年推行开去。“春,用田赋。”(《春秋经十二年》)

关于季康子与孔子的关系。首先,遵桓子遗嘱,康子花重币从陈国请回了孔子,但也许忌于孔子的直言敢谏,刚正不阿,对自己不利,并未加重用。康子有幸的是,他和孔子相处时间最长,接触最多,受其影响也最大。《论语》中直接说到或涉及康子的就有近20条。概括季氏与孔子的关系,可以说孔子是季康子的政治之顾问、礼教之良师、私交之益友。下章专述,此不论及。

季康子强撑鲁国危局二十四年,于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夏四月乙亥····卒”。哀公亲临吊唁,“公吊焉”但是“降礼”,降低了礼仪规格。而季氏的奢侈与专横,却在他身后仍让哀公耿耿于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借越伐鲁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乃遂入越。”(《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开始了借助外力打击削弱权臣势力的政治斗争。此是后话。

  三、季氏与孔子

季氏从季友到季康子(肥)八代人,六任正卿,辅佐了十二位鲁君,执政200多年,表现出来的政治才干和取得的辉煌政绩,《春秋·左传》中记载较详。但季氏的执政理念、思想,《左传》(包括《公羊传》、《谷梁传》)和其他史书中却语焉不详,很少记载和评价。而季氏和孔子的交往及言论,(特别是《论语》)却恰好填补了《左传》等史书此方面记载之不足。所以,探讨一下季氏与孔子的关系,除了研究他们之间的政治关系以及私交之外,还可以从侧面了解季氏思想的某些本质方面。

季氏与孔子同为鲁国人,又曾同为鲁国执政者,两家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子主要生活在季平子(意如)、季桓子(斯)、季康子(肥)时期。《春秋·三传》、《论语》、《孔子家语》等书也主要记载了他们这个时期的言论及内政外交等交往活动,表现了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这时,季文子(行父)已经去世十六年(卒于襄公五年,公元前568年),《论语》中孔子对季文子凡事“三思而后行”的评论,已是孔子成年以后对古人的评价了。这时,季武子(宿)已执政十六年。季武子于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卒,是年孔子十八岁。季武子时代,孔子在政治上还不可能有所作为,思想学术上也还未成熟而出名。此后季平子(意如)执政二十八年,前期孔子仍然默默无闻,一直到季平子执政后期(去世前五年),鲁定公元年(公元前509年),孔子44岁,任鲁国司寇之职时,《左传》才第一次记述孔子之事。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平子东巡邑,卒于返国的路上。季桓子(斯)执政,于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12年),配合鲁定公、孔子,积极参与了著名的以“强公室,卑私家”为政治目标的“堕三都”(季孙氏之邑(今山东费县);叔孙氏之邑(今山东东平县南部);孟孙氏之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行动,并取得了成功。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桓子卒,孔子当年61岁,尚在周游列国。季康子(肥)执政,召回孔子(但未重用)。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其后三年,战国始。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季康子卒,晚孔子十一年离世。执政十三年。《春秋》记事到此亦止。

季氏和孔子的关系可谓渊源既深,由来已久。首先,季氏对孔子有知遇之恩。《史记·孔子世家》转述《孔子家语》载:孔子年轻时,即曾寄食于季氏,(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按赵歧的解释,孔子担任的是季家主管仓库之吏,负责粮食的入库出库的工作,并为家主季氏收取利息。后来从季氏家出身,做了司空,这很有可能离不开季氏的推荐。按时间推算,这时孔子应是二三十岁的光景,为季平子执政时期。季氏对孔子的知遇之恩还不仅如此。孔子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尤其是后半生,更是颠沛流离,狼狈不堪。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已六十一岁矣,季桓子病重,临终前,特遗嘱庶子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史记·孔子世家》)季桓子临终遗嘱继承人当政后必要召回此时尚在周游列国的孔子加以任用,可见季氏对孔子的信任和看重。据《孔子家语》:“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己有才而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这时,孔子已在列国游学十四年,经季氏力荐,召回到鲁国,虽然后来仍未被重用,却能看出季氏对孔子的知遇之恩。关系非同一般。同时,他们的私交也是亲密的。《论语·乡党第十》记载了一则季康子赠药给孔子的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也未达,不敢尝。”有意思的是,很郑重地接受了,却又说,在不了解药性的情况下不敢服用,流露出戒备之心。但不管怎么说,这一生活交往的细节,充分体现出季氏对孔子关心的细致入微,反映出私人感情的不一般。关于两家私交,孔子对季氏有时甚至到了直接干预家事的程度。《家语》载:“季平子卒,将以君之玙璠殓……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而宝玉,是犹曝尸于中原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顺情以危亲,忠臣不兆奸以陷君。乃止。”季桓子要用鲁君赐赠的玙璠珠玉陪葬季平子,孔子阻止。认为,这等于要把先人的尸体暴露在荒野地面之上。理由是,陪葬国君赏赠的价值连城的宝贝,必会引起奸民的逐利之念,从而会为争利而盗墓。这既无益于死者,也非孝子所为。当然,孔子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等级名分的“礼”。因为按当时的等级名分,国君可以陪葬此类宝玉,而辅臣要用,则是有僭于周礼的。但是,此事毕竟也见出孔子为季氏着想的真诚。当然,季氏的从谏如流也是可贵的。季氏与孔子的交往中,史料中记载的更多的是季氏对孔子的求教,包括政事,学术,和私事处理等。例如,《孔子家语》中载:“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夏,桓子穿井于,得物如土缶······”,桓子不知为何物,请教仲尼说:穿井“得狗”。仲尼纠正,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羊。”两人谈论问题,亲切而自然,毫不拘束,真是一个学而不厌,一个诲人不倦的形象的生动写照。

从季氏与孔子的交往关系中,可以看出季氏与孔子有着共同的治政理念。即强调统治者率先垂范,强调以德治国,教化为先。纵观中国历史,像季氏这样的“政治世家”是绝无仅有的。季氏的成功,当然有他们的必然性。这除了他们家庭特质的禀赋以外,还在于他们必须真正的忠君、爱民、勤政,并且要把这种传统精神“一棒一棒”地传递下去。他们世世代代孜孜勤政的精神,推动着鲁国的发展。《论语》中记载了多则季氏与孔子讨论治政的对话,反映了他们对政见的讨论和一致性。《颜渊篇第十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子直率地回答了季康子的问话,强调了统治者率先垂范,“打铁还要自身硬”的重要性。这和孔子反复强调“自身正,不令而行”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不盗。”(《颜渊篇第十二》)真是一针见血,指出统治者自身廉洁对人民、对治国的正面影响的积极作用。当季氏要开杀戒时,请教孔子,曰:“如杀无道,而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篇第十二》)这里不仅指出统治者自身行为的垂范作用,而且还把责任直接推给了当权者,并且还涉及到了教化方法问题,那就是要以德治国,怀柔人民,然后才能清除不良风气,形成良好的民风。关于对民实施教化的问题,孔子是十分重视的。《家语》记有一事足以说明。“孔子为大司寇,有父子争讼者,父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讼)。夫子赦之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子喟然叹曰:呜呼!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其狱,是杀不辜。以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孔子管司法,父子打官司,同关一监内,三个月不判,最后无罪释放。季氏不满孔子了。这段对话,孔子简直是当面指斥季氏为代表的统治者,自己无道,不搞教化,却反过来网民于法;这简直是在为民喊冤了。好在季氏还算开明,主观愿望是勤政为民的。到底怎样教化人民?《论语·为政篇第十二》载:“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实际讲出了教化百姓的原则,要真正让人民自觉忠君,敬上,自我规勉,还得要统治者自重,作为榜样。季氏与孔子不但有着共同的理政观念,而且在施政中也配合默契。孔子堕“三都”是一次著名的以“强公室,卑私家”为目标的政治行动。这次行动直接针对的是“三桓”。《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注:《左传》为十二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这段记载主要指出堕三都由孔子动议,理由是“三桓”的私邑城墙都超标了,为维护鲁君权威,必须拆毁。《左传·定公十二年》则记述了堕城及遇抵抗的经过。“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季氏将堕公山不狃、叔孙辄率人袭鲁。公与三子(注:“三桓”)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堕城拆墙遇阻力,甚至发生了武力对抗。而私邑被毁,私利受损的季氏却全力支持鲁君和孔子的政治行动,而且季氏为防不测,确保堕城成功,还亲率部队保驾护航。(《春秋·经十二年》:“十二年,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这还真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其实据孔颖达疏,因为费邑险固,此前已发生过多次家臣叛主事件,为私邑的长治久安,季氏才坚决堕费都,此说似季氏专为自家之利,但季氏毕竟有政治家的胸怀,能与鲁君孔子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并付诸行动,实属难能可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因为季氏和孔子的关系,或许是费邑的地理位置优越,也或许是因为费邑的民风淳厚,孔子对季氏的费邑也是一往情深的。他曾一度想响应季氏家臣公山弗扰之聘,到费邑任职,把费邑作为他恢复西周文明政治的基地,实现他“从周”的理想抱负,“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东周”,意为在东方恢复西周之政治。孔子的雄心抱负可谓大矣,惜被学生子路阻止而罢,未实现他在费邑的作为。

季氏与孔子的交往对话反映了他们共同的人才观。季氏是十分重视人才、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季氏屡次荐用孔子即是范例。此外,《论语·宪问第十四》:“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注:外交),祝砣治宗庙(注:礼乐教化),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这段讨论,孔子强调的是卫灵公虽无道,但他用人得当,主管内政外交、军事的人皆是贤者,因此也不至于速亡。关于重用人才的事,《论语·子路篇第十三》中孔子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当季氏宰仲弓问政时,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政府要正名,端正形象,像政府的样子,上司对人民要宽容,讲究恕道;对人才要推举使用这三项原则。“孝”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季氏当政,受孔子影响,“孝”成了人才的重要标准。《论语·雍也篇第六》载:“季氏使闵子骞为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齐鲁以汶水为界,闵子骞不愿受季氏之聘,发誓要逃官跑到齐国去,态度决绝。闵子骞以孝闻名,是难得的人才,季氏爱之,以私邑相托。事实最终是,闵子骞还是做了邑之宰,且教化有方,治绩卓然。季氏善用人才收获了好结果。季氏还为储备人才而处心积虑。同在《论语·雍也第六》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欤?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孔子一一介绍,答复季康子,所问的几位各有所长,皆可大用。为了发现人才,季氏甚至亲自去物色求学中好学的人。《论语·先进篇第十》:“季康子问,弟子谁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对话中季氏求贤若渴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然,探讨季氏与孔子的关系,说到根本上,还必须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季氏与孔子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基础之上的。否则他们之间就会产生分歧、矛盾,甚至发生斗争。春秋时期,最高统治者周天子的“礼”还未受到严重冲击,尚能勉强维持着包括各诸侯国对人民的思想统治。而孔子始终是“周礼”的守护者。当季氏一旦僭越“礼”这一底线时,孔子就表现为零容忍。《论语八佾篇第三》:“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竟敢越礼用周天子的舞乐仪仗(注:周天子的舞队行列为八八行列,诸侯国的是四四行列)季氏连诸侯都不是,在孔子看来,这简直是不可容忍的行为。所以怒不可遏。《雍》是周天子在宗庙祭祀时用来撤除祭品的乐歌,“三桓”都使用了,于是孔子大加挞伐:“三家者以《雍》撤,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论语八佾篇第三》)孔子进行声讨,目的是极力维护周王朝的权威,体现的是统治者的等级理念。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旅”是一种祭祀名称,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境内的山岳。季氏祭泰山,显然是僭越周礼,孔子几乎是气急败坏,并贬低季氏连林放(孔子弟子)都不如。对于季氏的欺君行为,孔子更是针锋相对,坚决对着干。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昭公因季孙氏和叔孙氏斗鸡事讨伐季平子,失败,反被季氏赶出鲁国,先后流亡到齐、晋等国,最后死在晋地乾侯。季氏迎葬昭公,但把昭公葬于祖林墓道之南,与祖茔隔开以示贬斥。“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孔子家语》孔子又把昭公移葬进祖林,并批评季氏的非礼,义正辞严,依礼合情。对于季氏的政治野心,孔子也是直击要害,不留情面。《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季氏将伐颛臾……”,要用武力吞并邻国颛臾时,孔子即一针见血指出:“吾恐季氏之忧,不在萧蔷之外而在萧蔷之内也。”揭穿了季氏内忧外患的政治困境及其别有用心。有时,孔子甚至迁怒于规劝不力的季氏家臣,除本篇批评冉有季路对季氏的规劝不力外,而在《论语先进篇第十一》里,竟然因为“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而大怒,就因冉求作为季氏家臣而为季氏敛财,就不承认冉求为自己的学生,并号召其他弟子进攻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真是金刚怒目,嫉恶如仇。对于季氏的腐败行为,孔子是宁可与之决裂,也不妥协。《论语·微子篇第十八》:“齐人归女乐,季桓子爱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季氏收受齐国的美女,规劝不听,反抗不了,只好选择离开季氏,离开鲁国。态度决绝,毫不妥协,做了最坚决的斗争。

根据季氏与孔子的对话,可作如是结论:(一)、他们平等对话,畅所欲言,直言不讳,可见他们之间是一种毫无顾忌的关系。也从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自由氛围。(二)、对话中好像全为孔子的说教,季氏对问题未置可否,其实季氏那种谦虚请教的态度本身就很值得肯定。既然敢于触及当时的社会矛盾,社会热点问题,但也起码反映出季氏作为当政者想解决问题的愿望、热情。能做到这点就非有忠君、爱民的思想不行,就非有勤政的态度和责任担当意识不行,这正体现了季氏政治家的风范。可见季氏世代为卿,并非偶然。(三)、联系季氏辅政的业绩,应该就是季氏与孔子探讨的治政理念的落实与成果。可见出他们有共同的理念 ,并努力付诸了实践。(四)、季氏的政治地位是高于孔子的,能谦虚地请教孔子,这恰好证明了季氏勤政而不耻下问的谦逊作风,是当政者难得有的品行,很值得借鉴。

四、季氏与费县

  费县历史悠久。上古时系少氏属地(今曲阜尚有少陵)。春秋时为鲁国东畿之重地。《康熙·费县志》:“其星野,古为鲁地····其形胜,西兼颛臾之固,南得武城之险,背龟蒙,带、浚,左探沂水,右接洙泗,当齐鲁之交冲,亦江淮之要地。”史料最早记载费县见于《尚书·费誓》。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鲁(今曲阜),周公留朝辅佐武王,其子伯禽代父赴封,为鲁国始君。

公元前1056年,徐国(今徐州一带)之戎和淮浦之夷联兵侵鲁,伯禽率诸侯讨伐,在费地(今费县)誓师。誓辞便为“费誓”。

至鲁桓公时,桓公三子(孟孙、叔孙、季孙)同辅国政。桓公卒后,鲁国内乱。季友因立僖公有功,加之本年又“帅师败莒师于郦”,稳定了鲁国内政外交。因此僖公元年(公元前659年),“赐季友汶阳之田及。”(注:即费之古体字,在今费县城一带)(《左传·僖公元年》)。季友始,以季为姓,费地从此成为季氏私邑,季氏六代正卿,二百余年,从未离开费邑,一直代代相承袭,苦心经营着费邑,费便成为季氏的发祥之地。研究春秋鲁国季氏,追寻季氏先祖在费遗踪,离不开研究费县。

鲁成公八年(公元前583年):“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季文子饯之····”通过私下外交努力,终于保住了汶阳之田。(《左传·成公八年》)

鲁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季孙宿(武子)任鲁国正卿伊始,“南遗为费宰(注:季氏家臣),叔仲、昭伯为隧正,欲善季氏····请城费····故季氏城费。”(《左传·襄公七年》)这是第一次记载季氏或初建或扩建费城之事。

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季平子平定家臣南蒯之乱,南蒯出奔齐。

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南蒯再次率费人叛,季平子采纳冶欧夫(注:鲁国大夫)的建议,离间并怀柔费人“费人叛南氏。” (《左传·昭公十三年》)季平子再次平息私邑之乱。

鲁昭公十四年(公元前528年),南蒯再“据费叛”,鲁司寇老祁用计驱逐南蒯出奔到齐,齐派鲍叔文子送交南蒯于老祁,南蒯之乱彻底平定。(《左传·昭公十四年》)

鲁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17年),季两家斗鸡,引发昭公不满,发兵讨伐季平子,平子请求昭公宽恕:“请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许”;“请囚于费(注:辞职归于私邑),弗许”;“请以五乘亡(注:离开鲁国),弗许。”结果,季平子走投无路,反手用武力驱逐了昭公,昭公出亡齐、晋,最终卒于晋之乾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六月,季平子行东野,未至,丙申卒于房。”平子视察费邑东野,暴卒于今费县方城。(《左传·定公五年》)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桓子葬父季平子之后,视察费县东部,“行东野及费。子泄为费宰,逆劳于郊。”家臣费宰子泄出费县城迎接犒劳平子。(《左传·定公五年》)

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季氏私邑费宰家臣阳虎于费邑“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后又盟桓子于鲁之“稷门之内”。夺取了季氏权力,代季氏执政鲁国。 (《左传·定公五年》)

鲁定公七年(公元前503年),齐国夏伐鲁,阳虎在费邑策应齐国抵御桓子。(《左传·定公七年》)

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阳虎据费,以“去三桓”为名,欲设宴计杀桓子,三桓共御阳虎,阳虎败“入灌、阳关以叛。”(注:一直到定公九年,阳虎失败出亡晋,后为赵氏家臣)(《左传·定公八年》)

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春秋·经》:“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季桓子接受了鲁公、孔子(注:时为鲁大司寇)和费宰仲由的意见,帅师武力拆除了越礼超标的私邑城墙。是为著名的“强公室、卑私家”的“堕三都”政治事件。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师伐鲁,“季孙之甲七千”,并动员费宰冉有以武城(注:费属地)人三百为己徒卒····及齐师战于郊。····齐人遁。“”季康子动用亲兵和家卒打败齐军。(《左传·哀公十一年》)

鲁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72年,战国4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葬。”冉有时为季氏家臣,任费宰。康子使其代己出席葬礼。

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战国8年),季康子卒。

季友至季康子六代正卿,辅佐鲁国十二君,二百余年。

康子之后,季氏不复见于史料,惟《竹书纪年》载:“周考王十二年,鲁悼公卒,十四年,鲁季孙会晋幽公于楚邱。”周考王十四年,为鲁元公二年(公元前428年),季康子已卒40年。《竹书纪年》中这个季孙氏虽未见名讳,但足可说明在季康子身后40年里,鲁国仍是季氏执政无疑。

战国时期,费邑自为小国。《孟子》记有一费惠君,《曾子书》有“费君”“费子”之称。刘向《说苑》:“鲁人攻,曾子辞于君”,也有“君”之谓(注:“君”“子”皆为国君之尊称)。《吕览》:“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鲁连子称陆子谓齐王曰:鲁费之众臣,甲舍于襄贲。而楚人对顷襄王曰:邹费郯邳,费国亡于何时?实未可知。要之,春秋后之费国,即为季氏食邑之费无疑耳。”据以上史料,战国时期费国的存在确信无疑。但《吕览》只是指出费国立国在季氏旧邑,但费国之君未必就是季氏。至于费国之君是否为季氏后人,《康熙·费县志》认为季康子之后,“季氏不容于鲁,且不甘心臣鲁,遂据费自为国”。费国国君“盖季氏之后”。此说仅是推测,目前尚无史料佐证,只好存疑。

当代费县季氏,人口约有五千人,以北季家疃为中心聚居地,遍布全县几十个村庄。季氏后人,人才辈出,各行各业,多有成就。有山东省副省长季缃绮;临沂市正县级季朝山、季相军;有副教授以上季朝中、季文厚、季相林、季明举等多人;有书法家季朝中;有市级政协委员、国家级劳模等6人;有出国留学者季托、季轼、季醒恩、季亮等4人。费县邻县乃至全省全国都有季氏后人。从费县走出去的海外季氏,也多不可计。季氏后人如瓜瓞之绵绵、生生不息,在今天的费县繁衍发展着。

季氏费邑遗址和季桓子井,位于今费县城西北二十里的西毕城村、古城、宁国庄村一带。遗址已无春秋旧城,只有东周城和汉代城遗址,东周城应为战国费国城邑。汉代城呈不规则长方形,东周城呈圆角长方形,依城西北角又筑有内城,平面近方形,有东周时期大型夯土宫殿建筑等遗迹,曾出土带有戳记的陶豆、绳纹瓦片等。在夯土建筑的西北方向,有季桓子井遗址,井北有清代石碑两幢,一为清乾隆年间费县知县骆大俊所立,上镌“季桓子井”四字;一为嘉庆年间山东督粮道孙星衍同费县知县郭志青所立,上镌“季桓子得羵羊之井”八字。城东墙内侧已发现大型战国墓葬,木质棺椁保存较好。附近曾出土铜剑、铜戈、铜马衔、铜镞等文物近百件,城东、西部曾多次出土陶瓮棺、汉代画像石等。2001年修建日东高速公路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北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在约300多亩地的范围内清理出东周至两汉时期墓葬1700余座,出土文物5000余件。

春秋季氏六代正卿,葬地皆未见史料记载。但《左传·定公五年》季平子“行东野·····卒于房(注:今费县方城)”当年,季桓子完成父亲平子葬事后,“行东野及费”似乎是顺路到私邑视察,由此推想,季氏墓地应该离费城不远。据光绪《费县志》:“在古城西三四里,有古墓三,巍然高峙,相距百余武,西一墓,光绪己丑岁陷,内作宫室状,纵横各三进,砖石铺砌,无碑碣可考。费为季氏封邑,未必不葬此。至战国时费自为国,此或费君墓欤?”“陷墓中出一铜器,似周,墓外有石画像,较东汉画像尤浑古”。此古墓之墓主人为春秋季氏?为战国费君?无法断定,但据出土文物,此墓也不能排除为春秋季氏地宫。(注:此墓今已不存)

季文子庙,位于费县南百余里之文峰山前(今苍山县境内),始建于何时已无考。康熙《费县志》有元代王良弼《重修季文子庙记》,或最迟建于宋、唐。文子墓在庙后。旧庙已不存。二0一二年重建,被山东省纪委定为全省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作者单位费县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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