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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化

刘伟其人——访著名经济学家刘伟

时间:2014-7-11 21:54:22  作者:佟易朴  来源:  查看:759  评论:0

    在百度上搜索“刘伟”这个名字,会跳出来100多个页面,众多的页面中描述的并非一个刘伟,他们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演员。有的年轻,有的年长。一个很常见的名字却拥有一些不平凡的人。还是百度,你键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刘伟”同样会出现若干页面,这个更为准确的指向就是本期专题人物——著名经济学家刘伟教授。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1957年生于河南商丘。16岁随父亲下放到黑龙江省建设兵团。恢复高考后他考入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35岁被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年成为博士生导师。刘伟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当年被誉为“京城四少”的年轻经济学家——钟朋荣魏杰樊纲、刘伟如今都已是即将50岁或者50岁出头人了,钟朋荣下海组建了自己的公司,樊纲教授就职于国民经济研究所,魏杰教授和刘伟教授依然在讲台上“答疑解惑”传授知识,做经济学研究。

    “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出名很早是我真的怎么‘高’了,那是一个时代给的机遇。让很多年轻人有了成名的可能。经济学是一门很严谨的学科,需要很多研究,不是说很年轻就出名是什么奇迹,而是时代给了这些年纪很轻就出名的人机会。”这是在刘伟教授的办公室,采访一开始,记者大致推算了一下刘伟教授的履历,惊叹他受关注时的年轻,刘伟教授说出的一番话。

    提起当年的经历,刘教授陷入往日的回忆中。1973年,16岁的刘伟成为东北建设兵团3师5营的一名农工,到了著名的北大荒[0.46% 资金 研报]。一直到1977年参加高考,喜欢读书的他报考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因为他喜欢读传记,读小说,喜欢历史故事,他想,要是进了北大的图书馆系,那还不是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他想的很简单,第一是改变自身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好好看几年书,他希望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的他认为,专业喜欢些,工作好一些,出路好一些,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的是,一脚踏进北大,进的却是经济学院的门。

    如果说刘伟是幸运的,不如说他自己的努力、刻苦给自己创造了机会。当年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为了能达成自己考上大学的心愿,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内备考,硬“啃”以前从未学习过的知识,为了不耽误学习时间,他买了20斤饼干,每天以饼干和开水充饥。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和“多看一些书”在年轻的刘伟身上成为一种促进实践的动力。

    提起收到北大经济学院录取通知的那天,刘伟教授记忆犹新。1978年的2月份,因为快要过春节了,他作为慰问团成员到一个水利工程队送年货,当时地冻天寒,零下40多度,一直到晚上10点多他才回到营地。一回到营地,同事们就对他说:“小刘,北大给你来了录取通知了,你不在,从你的抽屉缝给你放进去了。”刘伟满怀着欣喜冲回宿舍,从抽屉里拿出北大来信,看着北大的通知书,刘伟欣慰地笑了。时年21岁的刘伟还不知道,自己将为中国经济界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说到此,刘教授微笑了,他说,“当时我甚至不知道,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学科。”到北京报到的路上,他一直在揣测,到底什么是经济学?

    如果说20年前的刘伟教授对于自己的名利还有些许的惶恐,那么今天已经是硕果累累的他依然谦逊,实在是很令人敬佩。作为北大经济学院的院长,刘伟教授为人十分低调,近年来致力于转型阶段制度变迁,西方产权理论以及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的研究。而作为一个国内及至世界都享有很高声誉的经济学院的掌舵人,刘伟教授对于自己的专业,对于教学有着自己的理解。

关于经济学

   刘伟教授这样评论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他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学发展的总体状况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的高等教育从过去一个很古老、很冷僻的学科,变成了很热门的显学。中国从一定意义上进入了一个泛经济学时代,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和经济学建立了某种关联。

    第二,在中国高等教育当中,经济学的教育配置资源所占的比重迅速提升。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综合性大学都有专门的经济学系、经济学院或经济学类的专业;几乎所有部委和省市级大学,也都有财经类的或相关的专业。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可能也是少见的。虽然没有准确的数字,至少可以肯定,经济类、财经类教育所投入的资源量这些年迅速提升。

    第三,经济学专业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以北大为例,每年进入北大的状元有二三十名,经济类的至少占一半。总体上来说,经济学发展速度很快,社会需求很大,也很关注,各方面投入很大,机会也很多,“但是,”刘教授说,“我们的差距也很大。”

    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落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几年中国经济学教学的教育体系、教育管理、教育专业、教育知识、教育理念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主要还是在数量的扩张上,而不是质量的改造。相反,中国经济的变化不仅是一个数量扩张或者GDP增长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整个经济发展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是质的变化。总之,中国经济学教育质量上的变化跟不上中国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发展这种质的变化和突飞猛进的成长。

    他说,学科的发展是特别沉闷的。经济生活本身是生动的,天天在变。学科本身是有滞后性的。所以自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落差,存在落差不可怕,问题是怎么对待这个落差?是积极地改变经济学的教学,缩小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还是消极地,使得经济学和现实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越来越落后于现实,落后于国际水平。这是两种态度。

关于经济学教学

    教学方面,刘教授认为经济学教学面临着几方面的矛盾。

    他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学的理论训练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当下经济学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其研究方法和训练越来越数学化,作为大学教育,学生大量的时间用在课堂,学习基本的理论、经典的教科书、基本的工具和方法的训练。而这种方法训练实际上越来越引导学生对数学分析和经济学一般规范的考虑,和现实是脱节的,解释不了现实经济的。怎么办?他认为,可以引导学生多了解实际、深入实际、调查实际,对实际做出很好的反应和培养他的敏锐,理解学科自身的内容。目前的教学当中,存在着课程搭配、知识结构和时间上的安排、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经济学的民族性和开放性问题。经济学本身确实有国际性。经济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的主题,各个国家研究经济学都有它共同的需要。但是,经济问题又有它的国别性、民族性、历史性以及它特别的阶级利益所在,这就有它的特殊性,这是很客观的。

    不过如何协调国内需要的消费理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思考的。刘教授认为,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多大程度上引进国外的经济学的知识、结构,多大程度上要恪守我们民族的,是个大矛盾。

    他说,国际前沿性的问题,西方国家走在前头,从学科建设、知识结构肯定有它领先一步的地方,这是因为人家的经济生活走在前面。没有一个发达的经济,不经历一个丰富的经济史的过程,经济学是很难发达和丰富的,因为它没有经历过这种问题。作为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有很多现代问题我们并没有遇到,因此我们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没有去碰撞这些问题,可是人家碰到了,人家在分析,取得的成果自然就是领先的成果。作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当然就要把最新的、最前沿的方法和成果引入到中国的教学课堂上来。中国目前的经济学教育是开放的。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的课程设置为例,和美国哈佛、芝加哥、康奈尔、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学类、经济学系的课程设置差不太多。它们有的骨干课,我们基本都有。使用的教材也差不太多。

    “但是”,刘教授加重了语气,“任何一个国家,培养经济学的人才恐怕最基本的使命是解决本国的发展问题,是面向本国的实际。即使是西方国家,也是很清楚经济学对本国利益,经济学人才培养对本民族的需要。比如说英美大学的经济学教育中,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史和英国经济、英国经济史,是必修课程。而国内现在有多少大学的经济学教学,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当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的热门命题,放到本科的教育当中?我觉得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

    刘教授认为,“让我们的教育离学生的愿望近一点,让学生的选择离社会的要求近一点”。

    他说,北大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就说以北大当时的条件,有些不是世界一流的,经过三五年、十年八年的短期、中短期的努力也达不到世界一流。有些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进入北大、清华的学生肯定是世界一流的。高等院校的建设是长期文化积累的结果,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就要得到呵护和重视,不是的就要经过长期的、中长期的考虑来累积。比如教学理念、教学知识结构、师资结构、硬件等,硬件方面,可能某些专业十年八年就可以赶得上。但是其他一些,比如理念的变化、知识结构、前沿性的教学概念和方式,恐怕既要有很沉厚的积淀,又要有对未来很敏锐的感觉,就可能需要很长时期。

    现在的问题是一流的学生进来了,毕业以后是不是一流的毕业生?刘伟教授认为这是检验这所大学是不是世界一流的一个最根本的也是最基本的标准。他说,如果是世界一流的毕业生,那这所大学的硬件再不好也是世界一流。最可援引的例子,西南联大的硬件很差,外面又是炮火连天,但在有些学科和专业上出了大量的可以问鼎世界的专家学者。怎么能不说西南联大是世界一流的?对于如何断定是否是一流大学生和大学,刘伟教授这样说,学生毕业后,在国内外是最好的大学读研究生,在最著名的公司工作,在国家经济类的、最重要的部门工作,我想这就是一流的毕业生。这不是学校关起门来评的,也不是根据教育行政部门某些指标量化的,是社会评价,这种社会评价不是任何人主观意志能够改变的。从教育来说,我们也是这样努力和要求的。这只是相对标准,需要探讨的、细化的问题还很多。

   后记:

   大凡成功的人,总是有他们的过人之处,从智力上而言,多数人都是属于正常范围:从体力上而言,健康的人也不会有十分巨大的差别,工作不同造就了智力工作或者体力劳动者,之所以成为什么人主要在于各人的选择。艰苦的环境,大部分人想到的是放弃,而没有放弃的人当时付出了很多人不理解的辛劳,但是日后他们获得的是更好的改善生活的机会和能力。

    刘伟教授说,他不是一个不同于“凡人”的人,他也是凡人,需要一个正常的生活,过平静幸福的日子,他所有的选择是个人取向上的正确方向,作为一个人,他有着常人的心态和道德水准。问起他的学术成果,他说,“那是我的工作,我是一个教授,一个做学问的人,做好学术研究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因此付了我工资,我应该把分内的事情做好。”稍微停顿,他又说“你做一件事情,当你看到你的努力最终获得一定的认可和对众人有益的时候,你会爱上这件事,因此,我爱我的事业、我的研究。”

    语言很平实,却说出了一个被我们常常忽略的道理:做人要认真,要有道德。

   “做人要的不是豪言壮语,不是宏伟计划,每个人做好自己,就是对社会的贡献。”最后,刘伟教授如是说。

(本文发于2006年)

 

    刘伟,男,汉族,1957年1月生于河南商丘,祖籍山东蒙阴,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兼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协助校长负责全校学术、学位工作,“2011计划”工作;负责文科学科建设、文科科研、继续教育、体育工作、产业技术开发及管理。分管社会科学部、继续教育部、科技开发部(产业技术研究院)、校办产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图书馆、体育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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