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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文化

一个团队的传奇

时间:2016-1-22 16:33:02  作者:季学坤 王庆文  来源:  查看:5298  评论:0

一、风雨满山窗未晓,陆房惊梦惊九州

 

1939年5月11日。

拂晓。

三颗信号弹刺破了宁静的夜空。火球照耀下的山东肥城县陆房一带大地上,黑鸦鸦的日伪军打着太阳旗,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正趾高气扬,凶神恶煞地全线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

西南的岈山之敌火力四射,枪炮雷震!

西部巍峨的肥猪山上敌伪如蚁,杀气腾腾!

北隅凤凰山不见美丽的凤凰,但见饕餮成性的黑秃鹫,那是敌人!

东方的东山岭、鸠山、琵琶山、望鲁山等诸山的敌伪恶魔,亦是虎视眈眈,枪林弹雨!

陆房危在旦夕,我军命悬一线!

周围是山,驻扎在陆房及其附近十余个村庄小盆地里的八路军115师师部、686团、冀鲁边7团、东进支队、津浦支队以及中共鲁西区党委、泰西特委机关共计3000余人,腹背、左右无不受敌,完全陷入了无缝隙的包围。

 

战争没有邀请,没有预约,这令曾威震敌胆的红军劲旅115师代师长陈光始料不及。从3月1日起,陈光和政委罗荣桓受命率115师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跋涉三千里东征,一路高歌踏进泰西地区,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和八路军津浦支队会合,迅速打开了泰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她仿佛一把锋利的钢刀直插敌人的胸膛,严重威胁着济南、兖州及津浦铁路中段的交通大动脉,从而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第十二军司令长官尾高龟藏阴谋趁八路军主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将其击溃,实现巩固山东占领区的勃勃野心。于是,5月2日,日军从济南、泰安、肥城、燕平、汶上、宁阳、磁窑、大汶口等17个城镇调兵出发,合围115师驻地泰西根据地。这是日本侵略者对泰西山区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野蛮扫荡。

日军以第一一四师团第一二八旅团为主力,集结5000余人及伪军3000余人,出动汽车、坦克百余辆,配备火炮百余门,兵分九路对泰西根据地形成铁壁合拢之势。5月9日,丧心病狂的日军即向肥城以南的中心区合击,此时,刚刚由中古城转移到刘家村的115师官兵及当地党政机关,正处在敌人合击的该中心区内,军情万分危急。政委罗荣桓恰到汶上支队检查工作不在师部,领导与指挥工作的千斤重担全部落在了代师长陈光身上。他倍感背负的责任重大。是的,遵照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和罗政委是来山东送“礼”的,即向山东输送115师、东进支队、津浦支队等训练有素、能打胜仗、无坚不摧的抗日武装力量。陈光站在高高的肥猪山极顶,坚定沉着地用望远镜眺望群山,环视敌情,还是有些忧心如焚,他想,他决不能输给敌人,必须赢!在听取各方意见后,陈光果断命令部队向西南方向转移,过汶河到东平、汶上一带,试图跳出敌人的合围圈。然而,这太难了。

10日,当机关部队转移至上庄一带时,侦查人员报告发现此西南方向的章桥有大批敌人正在运动。通道被堵死,陈光代师长又考虑西南是平原、水网地带,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行动而对我军大大不利,旋即改变计划,向北撤移,越过泰肥公路,跳出敌人合围圈,到肥城西北长清县大峰山区拟与山东纵队会合。是夜,星光寒寒,丛林莽莽,由于是大部队转移,行军速度慢,延误了通过泰肥公路的宝贵时间,无奈被迫折返。与此同时,得意忘形的敌人在变本加厉地压缩空间,像绳索勒住脖子一样,一尺尺地缩小包围圈,令战役的聚焦点集中在该盆地中心的陆房一带,离我军前沿阵地最近的日伪只二、三华里,距尾高龟藏指挥部驻地演马庄仅仅10公里!

形势非常险恶。此时此刻,老子的话响在陈光代师长耳畔:“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他连夜召开紧急会议,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分析认为,这一带是山区,日军不善于山地作战,我们正可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现在所有部队的任务是无以复加地保卫师部和地方党政机关等巨大财富,不可出现半点差池,待坚守到明天天黑后寻机突围。”陈光铿锵有力地说。

有形战争,赢在无形。酷似铜盆的陆房在渐渐加强深呼吸,深呼吸的源头就是肥猪山。这个主峰高570米,南北长约3000米、东西宽1000米的战地肥猪山,山高崖陡,易守难攻,谁抢占了这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陈光代师长沙场点兵,他根据阵地的地形,采取多屯少摆的战术,宽正面,多要点,小兵力的顽强抗击和主方向上机动兵力的反突围相结合,即机动防御与阵地防御相结合。具体部署:115师第1营抢占西南的岈山及其以北地区;第2营抢占陆房西北黄土岭村、肥猪山北部阵地;津浦支队抢占陆房以北的凤凰山、鸡冠山阵地;师特务营防守陆房东北的东山岭;“东纵”第6支队第7团防守陆房东南的鸠山、琵琶山、望鲁山和赵家村一带;师骑兵连占领蛤蟆山阵地;而师指挥所设在肥猪山东南端的小安家林内。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后,迅速迎敌。

 

擂台继续缩小!敌人依仗人多势众,从四面八方实施无差别的轰炸,之后,便是山洪般的向前整体推进,使包围和突围始终处于胶着状态。一个饿狼扑食,一个铜墙铁壁,阵地上的我军却不断捷报频传。在岈山,第686团1营第1连阻击打退了日军3次进攻;在滑石峪,2营连续4次击退敌人猛烈进攻,毙伤日军100多名;津浦支队和特务营也不甘示弱,一举击退日军6次冲锋,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人们看到,陈光就在他们中间,就在前沿阵地。在师部紧跟骑兵连冲出一条大沟,刚到陆房之东刘家村的当儿,敌人即从村南二里左右的担山以疯狂的轻重机枪火力进行扫射,陈光骑马挥旌:“这里突围不得,立即撤到肥猪山!”

周贯五登上了山顶,他脚下的鸠山、琵琶山和望鲁山几乎变成了狼藉不堪的焦土。这三座三、四百米高度不等的石头山,暂时被我军控制。这位红军长征过来的“东纵”第6支队政委并没有掉以轻心,他知道狡猾的敌人还会反扑,战事会更艰苦、更复杂。周贯五立即组织召开了第7团干部会议,决定由7团团长李子英带1营坚守鸠山,副团长仉鸿印带2营坚守琵琶山,3营守望鲁山,他说:“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时不我待,接受任务后,仉副团长命2营第5、6连占据正面阵地,第7、8连守左右两侧,以防敌人从侧翼突入。仉鸿印太了解敌人战术了,因为他无数次同日军交手过招。接下来,他让战士们立即分散隐蔽,借助山石,修筑工事,每个班为一个作战小团体,分别准备两个掩体:一个在山顶制高点,一个居顶峰之后。凌晨,随着信号弹的升空,敌人进攻又开始了。仉鸿印下令,战士们进入了顶峰后的掩体。一时间,山前硝烟弥漫,碎石横飞,我军将士却岿然不动,安然无恙。敌人炮击结束的刹那间,战士们登上制高点进入掩体。嘚瑟的日军在机枪掩护下,兵分三路潮水般地向我军鸠山、琵琶山、望鲁山阵地猛扑过来,顺着山坡往上爬。地在颤抖,心在狂飙。在距离阵地只有几十米处,仉鸿印震天一呼:“打!”机枪送给了敌人见面礼,手榴弹权当廉价的赠品,前面的日军当即倒下一批,后面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哭爹喊娘。有着所谓武士道精神的鬼子并没有后退,还是拼命地径直往上冲,情势非常险峻。绝地反击,仉鸿印的眼睛红了,战士们个个两眼在喷火,但见我阵地上4挺机枪居高临下,怒吼起来,枪声、喊杀声响彻山谷,令日军纷纷滚下山崖,冲锋又变成了退缩。战斗一直持续到正午,“东纵”第6支队冀鲁边7团接连打退敌人6次冲锋。

岈山、肥猪山也在咆哮,位于陆房西方的战斗打得更为激烈。敌人先向岈山多次进攻未果,便分兵数路,向肥猪山包抄过来,企图在我军阵地上撕开一道口子,实现消灭八路军主力的阴谋。英勇的第686团在团长张仁初、政治委员刘西元沉着指挥下,以顽强的精神,坚强的毅力和灵活机动的战术,连续打退日伪军9次歇斯底里的疯狂进攻,致敌死伤无数。在西北方向上,日伪军200余人曾一度突破第686团与津浦支队之结合部,甚至逼近115师师部隐藏的陆房村。津浦支队支队长孙继先带领一个连与师警卫连、泰西独立团约80人浴血奋战,以迅猛反击打退突入而来的不速之客,使阵地失而复得。至此,在经历了十几个小时血与火的生死搏斗后,所有参战将士一直滴水粒米未进,却毫无怨言,支撑他们的,是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激战中,第686团2营7连董指导员头部负伤,仍以惊人的毅力一连刺死3名日军。当他与一名小鬼子扭打翻滚而体力不支时,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喷射出仇恨的鲜血,毅然决然死死抱住这名小鬼子滚下十几米高的悬崖,同归于尽。至黄昏,各阵地没有输给敌人,而是牢牢地控制在八路军手中。

不屈的岈山在哭泣,却拾取了炮火中屹立的神圣尊严!

不屈的肥猪山在流泪,却重塑了炮火中屹立的东方伟岸!

不屈的陆房周围每一座山头无不在惊天呐喊,诉说着谁是炮火中昂然屹立的民族巨人!

 

夕阳西下,日本侵略军畏怯夜战,不得不收缩兵力,但以重兵把守陆房周边各要道关口,并燃起堆堆篝火,严密监视包围着我军的一举一动,企图次日再发起攻击。陈光代师长抓住有利时机,找来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一起研究突围计划。22时许,各部队均由当地老乡带路,在夜幕掩护下分三路实施突围。师部、686团顺利跳出了敌人包围圈,于5月12日上午到达汶上北部的陶村,下午继续转移到东平无盐村;师直属队向南,于5月12日拂晓渡过汶河,进入汶上境内;津浦支队、东进支队及其冀鲁边7团和鲁西、泰西地方机关干部,亦于5月12日拂晓前渡过汶河与师直属队会合后到达东平荣华村。傍晚,三路突围部队在无盐村胜利会师。被围部队3000余人在敌人眼皮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突出重围,这在战争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鬼谷子》云:“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何谓真正的强者?不是伯仲之间,而是难望项背!

陆房突击战,115师等部队仅伤亡200余人,共毙伤日伪军1300多人,其中包括日军大佐在内的50多名军官。本次战斗的胜利,影响所大震动全国,蒋介石亦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殊堪嘉勉”,铁的事实让他承认了八路军115师先斩后奏进驻山东的合法地位。

从此,山东抗日战争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从此,人民群众对我军的信任和崇敬扶摇直上。

从此,为我军实现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党我军坚定了开辟沂蒙山,开辟鲁南、鲁中、滨海抗日根据地的豪情和决心。

至今,无盐村庆祝陆房突围的胜利凯歌仍回响在山东大地的上空,依稀可闻:

伟大的战绩,

十年来的光荣!

陆房残酷的战场上,

打破了敌人扑灭我们的迷梦,

不怕敌人的合击与围攻,

更不怕敌人猛烈的炮火轰。

钢铁一般的意志,

怎样也不能动摇,

冲!

没有个人的偷安,

只有英勇的冲锋!

胜利的突围,

党艰辛培养的成功,

我们应该欢呼:

万岁!

我们的存在,

就是敌人灭亡的丧钟!

 

二、黎玉西天取经,省委三进沂蒙

 

陆房突围战,令115师又缔造了一个不败的神话,“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确,这支虎贲之师并非等闲之辈,早先是由原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为主改编而成,有着光荣的传统和辉煌历史,经历了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中共苏区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震惊世界、鼓舞全国人民抗日信心的平型关大捷,亦是115师的得意之作。

现在,撤出陆房,跨越鲁西和泰西,115师踔厉风发,继续东进。

那么,派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是谁让他们来的?

打开115师东征的钥匙,也许,还藏在西天一个叫圣地延安的窑洞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翌日,党中央向全国发表抗日宣言——《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洛川会议。党中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带着上述艰巨历史使命,作为中共中央任命的省委书记黎玉来到山东,人民有了主心骨。

日寇大举侵犯齐鲁大地。12月27日,国民党主席韩复榘闻风南溃,济南沦陷,三千八百万山东父老遭受敌寇的屠杀蹂躏,陷入呼援无应的危险状态之中。

风雨飘摇的日子,地下和牢狱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员浮出水面,从延安派来的少数红军干部挺身而出,带领人民群众毅然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从泰山之麓到渤海之滨,抗日的烽火熊熊燃烧。

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起义气势磅礴!

冀鲁边盐山、乐陵起义如火如荼!

至此,山东各地以及苏鲁豫边境的起义大军多达几十个!徂徕山起义后,省委还适时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洪涛、赵杰为正副支队司令,黎玉担任政治委员,不久,党中央将其整顿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冀鲁边7团就是其中一支不可小觑的劲旅。

然而,这太难了。面对“大米加钢炮”穷凶极恶的日寇铁蹄,显然这些揭竿而起的抗日队伍不是对手。问题是,他们中多数人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兄弟姐妹和师生同学,热情有余,动力不足,赤手空拳,形单影只,特别是极端缺乏会打仗、打胜仗的军事斗争经验,因而,非常脆弱。

1938年1月,党中央为山东省委定了调子:“省委应以鲁中为中心,依托新泰、莱芜、泰安等地原有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以控制蒙阴、莒县等地区。”对此,省委也在问自己,为什么各地树立起来的抗日部队处于流动作战的形式?为什么没有进入我党我军独立自主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答案只有一个:因为抗日战争的时间长度会很长、局面会更加残酷,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依托,更无法创建指导革命斗争的领导机构。而这,正是保障抗战胜利的发动机!

黎玉坐不住了。

2月下旬,山东省委在蒙山西麓的刘杜村召开会议,决定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4支队(简称4支队)分兵南北两路进行活动,一路以省委机关、4支队机关及1、3、4中队为北路,由4支队司令员洪涛、政治部主任林浩(后任政委)率领去莱芜、博山、章丘等地活动;一路以2、5中队及省委机关部分人员为南路,由四支队政委兼省委书记黎玉、副司令员赵杰作帅,赴新泰、蒙阴、泗水、平邑、费县一带活动。无论是哪路均为山区,而山地战正是八路军和游击队带兵打仗的拿手好戏,小日本部队根本无法与之相埒。

蒙山太美了。暮春时节,巍峨的蒙山云奔雾驶,皱烟驳霞,怪石嶙峋,林黛参差,柯交叶错,秀色可餐。这山,极顶至1156米,东西延绵上百公里,南北宽约50多公里,既可善攻亦可善守。“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孙子兵法》所描“形篇”似指蒙山。

黎玉眼前一亮。他不是游客,没有被脚下美景所陶醉,而是在蒙山前柘沟村及时召集平邑、费县老党员张若林、李伯瑾、王敬明、高锡贵等问计求智。很快,省委成了磁场和指南针。在省委帮助下,中共费县(当时平邑县属于费县,1946年分开)工作委员会重新建立起来,一个大力发展党员,组建抗日武装,创建西起白马关东至紫荆关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鸿猷巨篇便跃然纸上,并获得中央的批准同意。这就是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雏形和最原始的一块基地。

柘沟会议的朗朗笑声还在山谷中回荡,黎玉的耐心就失去了。他等不起,必须马上落实省委刘杜会议精神——去延安——搬兵、要干部,哪怕给一个团甚至一个营也行!

这一夜,黎玉高兴地难以入眠。但比黎玉更高兴的是高锡贵和郅润清,黎玉选中他俩作为警卫和随从一同赴圣地延安。

黎玉说:“这次到党中央驻地向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汇报工作,请求会打仗的政治、军事干部来山东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高锡贵回敬一个军人姿势:“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不辱使命!”

“到了延安,我们都能见到毛主席!”

“我做梦都想拜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高锡贵激动地跳起来,做个老鹰叼小鸡的拳术动作。

高锡贵是平邑县人,190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7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中共临郯县委组织的苍山暴动,之后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以开药铺、闯江湖、打拳卖艺、串乡卖野药为掩护,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成为一名文武双全的优秀革命战士和历经磨练的卓越地下工作者。

临行前,他们苦心包装了一番,黎玉身穿长礼褂,头戴礼帽,装扮成教书先生;冯平亦打扮成教书先生,本来他就是个地下工作者教员;高锡贵、郅润清佯装一身地道的老百姓模样。西天取“经”,终于成行。这一天,是3月8日。

 

走出柘沟,踏上峥嵘。无需演绎,这将是一部何等卓然不群的现实版《西游记》;不用雕琢,黎玉君臣是何等再现了昔日唐僧师徒的七分情境。我们可以想象,黎玉君臣面临了怎样的风险无处不在,亲历了怎样的艰难无时不有。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看似庄庄户户的地下团队又是怎样的从容和执着。他们的交通工具是最原始的两条腿,在奔赴国统区台儿庄的路上,仅走了两天,黎玉脚上就磨出血泡,痛得走不动了。黎玉非常着急,高锡贵和郅润清无奈之下,先斩后奏,忍痛割爱扔出作盘缠用的两块大洋购买了一辆木制独轮车,推着黎玉继续赶路,加速前进。越过台儿庄,躲开邪恶横行的徐州,在八义集一个小火车站他们偷偷爬上西去的列车。这条陇海线上险情丛生,高山丘陵林立,沟壑、隧洞遍布,趴在列车顶端,稍有疏忽,即可葬身异地。高锡贵和郅润清紧紧攥住黎玉的手,仿佛组成一道铁链。不幸事情还是发生了,日本侵略军的飞机正在轰炸这条铁路线,火车只好在潼关车站的一个隧道里整整待了一天,从而躲过一劫,但这儿离西安和延安却更近了。目标可期,他们的心情很好。一天晚上,在西部一座小县城里高锡贵和郅润清两个山东大汉每人竟吃下一斤面条!所谓斤把酒斤把饭,打不垮拖不烂,舍此之外,还有谁能够做到!

漫长的苦旅,留下他们矫健而辛酸的背影,却迎来心的一片暖春。4月2日,延安到了。

一天,黎玉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山东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请求派干部、军队来山东。汇报时,毛主席还不时地向在场的高锡贵询问鲁南那个地方是否能打游击和供养部队。高锡贵激动地站起来,如数家珍地报告毛主席:鲁南有座很大的蒙山,坐落于鲁中、鲁南两大战略区的结合部,“这里沟壑纵横,森林植被茂密,民间藏有枪支,有雄厚的兵员和军需来源,人民强悍,勤劳勇敢。战时依托蒙山,就能够进可攻、退可守,显然是个能藏千军万马打游击的好地方。”黎玉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详细介绍了鲁南蒙山一带有利的地理环境、群众基础和党组织活动现状。毛主席听罢黎、高二人的汇报,高兴地大手一挥,操着浓重湖南口音大声地讲:“好哇,大水养大鱼嘛!”当黎玉央凂党中央派1个主力团到山东时,毛主席说:“看来还要多一些。”随即,中共中央同意了山东省委的请求,决定先期派郭洪涛、张经武来山东。临行前,毛主席向郭洪涛指示:“山东要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

西天取“经”,获得重大成果和收获。4月下旬,郭洪涛、张经武率领一批地方干部和军事干部开始前往山东,党中央还为他们配备了两部电台和一些医疗设备。这批干部主要有霍士廉、段君毅、王文、杨国夫、钱钧、王彬等50余名。郭洪涛任党委书记,杨国夫任队长,高锡贵和郅润清继续担任返回山东的向导。由于去长江局请罗炳辉来山东担任军事总指挥,黎玉就去了武汉(罗炳辉因故不能来,党中央遂改派张经武代之)。

返回山东的路并非坦途。当郭洪涛等人走到曹州府(今山东菏泽)时,适逢国民党高官李宗仁召开部队、群众大会,并邀请郭洪涛讲话。开始,国民党军队长官讲话,会场气氛冷冷清清。而郭洪涛从不放过抗战的机会,他一登台,会场上便欢呼雀跃,群情激昂。他说,国难当头,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应不分阶级、不分民族,团结抗日,决不能甘当亡国奴。顿时,有人带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这一前一后立即形成鲜明对照,令国民党长官倍感不悦,大失体面,一个恶毒的想法油然而生:趁机干掉郭洪涛等50余名共产党的干部。然而,当地地下党给帮了大忙,幸脱虎口。事情不难理解:共产党是真抗日,真御敌,因而能够深得民心,“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人们还不难理解:为什么另一个政治团体居然将枪口对准共产党而消极抗日?“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前者与共,后者与日,其伪君子的两面性昭然若揭!

这不能不说又是一次重大转折和新的提振。5月20日,以郭洪涛为书记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第二次走进山东,走进沂蒙山腹地。在泰安之阳、蒙山之阴的南尚庄省委驻地,郭洪涛在履新的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会后,省委和四支队的有关党政军领导同志握着高锡贵的手,称赞说:“这次延安之行任务完成的很好,意义非常重大,不仅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大批文韬武略的宝贵人才。”溢美之词,令高锡贵高兴地无以复加,以至数十年后每每提及此事,他都如饮醍醐。他也因“受到毛主席接见的第一人”而令沂蒙人民骄傲无比,欢欣鼓舞,成为那个时代群策群力、杀敌御寇、保家卫国的砥柱中流。

然而,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险象环生。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广州沦陷!

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伸向华中和华南两大城市,这就意味着中国完全被日军占领了。至此,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中日战争,恶毒的日本对侵华战略和策略做出调整:逐渐将主要兵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把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适时地反其道而行之,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日本政治诱降的怪圈很快见效,国民党内部发生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集团,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以后,国民党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此时此刻,此情此境,共产党在哪里、怎么办?异军突起的共产党显然处在以日本侵略者为主的多方利益角逐的夹缝之中,但别无选择,力争抗衡,永不言弃!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要问:为什么毛主席能够爽快地答应黎玉派兵到山东?为什么党中央两次派大批军政干部来山东?为什么接下来批次不断地增兵八路军主力部队驻山东?答案很简单,山东位于黄河下游,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且为华北的海上门户。武汉、广州失守后,山东在发展敌后抗战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彰显,它既是华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又是联系华北与华中八路军与新四军两大战略区域和战略部队的枢纽。因此,山东战略地位举足轻重,其抗日斗争的形势,是指导全国抗战的风向标和阴晴表。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军人首当其冲。1938年6、7月间,八路军永兴支队和津浦支队等部队先后进入山东北部的冀鲁边区,这是第一批进驻山东的八路军主力部队。9月,八路军115师第343旅政治委员肖华率部到达冀鲁边,并将冀鲁边八路军各部队统一整编为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简称“东纵”),其中辖第6支队第7团。尔后,毛泽东主席等致电彭德怀,指出: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旅主力(两个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继115师第685团于12月到达湖西地区后,1939年3月1日,第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以东进支队的名义,经河北、河南交界处进入山东。“东纵”第6支队第7团也于1939年2月底进入泰西,编入115师东进支队7团。便有了后来的陆房突围战。从此,山东敌后抗日斗争风生水起,别有洞天。

共产党又来了。在郭洪涛到达后的6个月,黎玉带来160余名干部再次来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驻地——蒙山北麓的岸堤镇,使抗日斗争如虎添翼。

而历经陆房突围战之后的115师东进支队,仍以陈光、罗荣桓为将帅,率领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开进蒙山南麓今平邑、费县一带,其中,115师司令部仅在平邑县仲村镇马家峪村驻扎长达70多天。随后,徐向前、朱瑞、陈士榘、肖华、陈明、韦国清、李天佑、杨勇、林乎加等许多首长及部队先后陆续抵达蒙山。一时间,蒙山成为我党我军得天独厚的抗战大本营,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由此而生,由此而长,生生不息。

可以骄傲地说,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横空跃世,发轫于山东省委三进沂蒙和115师风雨兼程,先入为主。

 

三、七十二崮堪爱,只恶心蛤蟆老鼠满街

 

理解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我们完全可以解读为一个项目,以及它所需要的项目书。那些活跃的项目元素,就像跳动的音符,组成一支悲壮并美丽的歌。那么,呈献给世人的首当其冲是——

性质。关键词:原创,政府工程。

省委在亮剑。1938年6月30日,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拉出一沓厚厚的清单:以当地建立的抗日武装为骨干力量,从部队抽调干部建立和充实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在鲁中,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向北发展,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开创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鲁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津浦路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7月4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了这一计划。

人在运动。沂蒙山区成为中心抗日根据地,这一开天辟地的壮举,党中央交给了罗荣桓,交给了八路军115师。那么,这块根据地的突破口在哪里,支点何以落实?1939年5月下旬陆房突围战后,第115师司令部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领其师直机关、特务营、教导大队,组成115师东进支队前梯队,首先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泰安、泗水、宁阳边区,后又分左右两路向蒙山前麓进军。

右路军气冲云霄,由彭雄任司令员,钟左为参谋长,周贯五为政治委员(周调走后由彭嘉庆接任),辖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6支队第7团(原冀鲁边第7团,仅有4个连)。团长李子英,另有潘振武带领的100多人的第115师民运工作队。在彭雄率领下,右路军越滋(阳)临(沂)公路到达平邑段以南的流峪一带驻扎。他们带着中共山东省委介绍信,找到费县县委书记刘次恭。刘次恭率地方一大队配合右路军活动,同时,又邀约县委统战部长张若林来流峪配合右路军开展工作。

可以想象,在当时群众尚未广泛发动起来、抗日政府还未完全建立以至抗日根据地尚未形成的状态下,空降到一个新地方做事并且要一杆子统领下来,你凭什么让他们心悦诚服?也就是说,群众看你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此乃115师踢开头三脚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115师上来就传递出强烈的信号,不是战斗的号角却胜似战斗的号角。右路军到流峪不久,便召开了一次接地气的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彭雄司令员亲自主持大会并作抗战形势的报告,令当地群众深受鼓舞,而那些一度摇摇晃晃、举棋不定的地方士绅名流也先后在大会上逐个作出表态发言。会后,中共五分区委积极配合右路军开展宣传发动工作,为随后区、乡、村抗日政权和群众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恰在此时,有两股土匪在平邑东北十八村一带进行骚扰掳掠,这一带的乡长到流峪找到县委统战部长张若林,要求部队剿匪。于是,彭雄带领两个连挺进十八村,在搞清匪情后,迅速将这两股土匪打垮,端了他们的老窝。此举一鸣惊人,备受群众欢迎,十八村一带的父老乡亲义无反顾地投入了115师7团和党组织的怀抱。看来,能为群众出气伸冤,群众就像向日葵春意浓浓地朝觐红太阳,心向红太阳。

打一场征心战,刻不容缓。右路军每到一处,走访群众、宣讲抗日、演出抗日节目,不为别的,只为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争取抗日力量,作好统战工作,扩大抗日阵营。你来了,同那些大牌的、杂牌的武装那么的泾渭分明。你进村后,派部队走访队挨家挨户走访询问是否有损坏的东西未赔偿,是否有违犯群众纪律之虞。你让老百姓看到了纪律那么严明,生活那么俭朴,匕鬯不惊,视民如伤,有谁不能爱戴和拥护呢?

好戏连台。

无法按捺住右路军的虎虎生威,气贯长虹。

这太有魅力了。同右路军一样,左路军靠的也是抗日的氛围、调动激情和人心。不过,路是不一样了。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国殇之时,左路军首长王秉璋、黄励想到了要用特殊形式来纪念。马家村沸腾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却因抗战爆发纪念大会而写进中国革命史的篇章里。那一刻,与会的阵容很强大,有115师东进支队前梯队、2梯队、第7团、第686团及费县抗日游击第4、第6大队等地方武装的干部、战士。人们还看到许多陌生的面孔,沂蒙山根据地周围的费县、泗水、新泰、蒙阴、泰安等5县各界代表也列队到来,共有一万人与会。浩浩荡荡的各路大军,大有吞山河,转乾坤之势。总有一些队伍光彩照人,年轻的4大队在副大队长王保胜、巩清太7团派来的营职干部带领下武装整齐、阔步进入会场。当他们行进到大会主席台前,王保胜带领队友紧握双拳,响亮宣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抗战打日本!”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会场上爆发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万众一心打鬼子!”震耳发聩的高亢之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在蒙山西麓的马家峪山谷。王秉璋因势利导,黄励放水灌渠,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也在大会发表了抗日演讲,115师战士剧团还演出了十分精彩的抗日节目。多么生动感人、催人奋进的场面!

收获多多。一个“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已然小荷尖尖,草长莺飞。

 

区位优势。关键词:生命线、理想基地

我们能读懂,就是将沂蒙山根据地创建成为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的生命线,成为指挥山东各抗日根据地战斗的中枢和理想基地。

那么,为什么中共中央对沂蒙山区根据地有着如此定位,并屡示山东省委和115师包括7团要着力创建之?让我们认识沂蒙山。

沂蒙山区并非指哪一座山,而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广义的沂蒙山区,是指以山东省临沂市、日照市,江苏省连云港市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包括今临沂市的三区九县,日照市的大部,淄博市的沂源县,潍坊市的临朐县,济宁市的泗水县,枣庄市的市中区、峄城区、台儿庄区、山亭区和滕州市东、北部,江苏省的连云港市以及徐州市的邳州、新沂、赣榆、东海等县市的部分地区。

狭义的沂蒙山区,特指地处崇山峻岭的8个县区,包括今临沂市的蒙阴、平邑、费县、沂南、沂水诸县,淄博市的沂源县,潍坊市的临朐县和枣庄市的山亭区等。当初,开辟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即指此地。这地方光有名堂的大山就数不清,北有沂山、鲁山、大青山,南有天宝山、四开山,中有山东第二高峰蒙山。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地貌形态,“崮“就是其中之一。其实,它是一种造型独特的山峰,当地人称作“崮”。凡崮,都有一个共同的尊容:圆形的山顶,顶部平展开阔,峰巅周围峭壁如削,峭壁下面坡度由陡到缓,远远望去,就像戴着平顶帽子的山。解放战争时期,陈毅元帅转战沂蒙山区,看到这一奇特景致,不禁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一首脍炙人口的《如梦令·临沂蒙阴道中》:“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光,七十二崮堪爱。……”

沂蒙山区还有天然的军事屏障:河流。境内浚河、祊河、沂河、汶河等主流支干纵横交错,星罗棋布,就像大山的血管,川流不息。

还有什么?路。站在蒙山极顶,你会远眺到一条条如似白带飘逸的路,横亘阡陌,纵贯田畴。公路有滋(阳)临(沂)线、博(山)枣(庄)线、临(沂)腾滕(县)线等,而它们就在蒙山前及其左右两侧,动起武来,沂蒙山根据地可随时将这些军事、经济大动脉予以腰斩。最令人敬畏的路并非公路,而是铁路。由于沂蒙山区地处山东中南部,向南可以控制陇海线,向西可以控制津浦线,向北可以控制胶济线这三条铁路,正是日本侵略军驰骋华北、华中的交通咽喉。占据沂蒙山区,建立沂蒙山根据地,无疑是一个理想的有战略意义的坚持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堡垒。蒙山之巍,岂堪毛主席和党中央英明决策之高,“海到无垠天作岸,山至绝顶我为峰”,叫人信服得五体投地,日伪却怕的要死,以致后来无数次的进犯沂蒙山根据地,每每都是一个结果:难逃败北!

 

假如你是一株出类拔萃的稻谷,身边的芸芸之莠会对你微笑吗?除非你不是主人想要的尤物,除非莠草都是傻子。然而,茫茫圹埌里没有除非。这样的生存条件,这样的环境,将会营造怎样的故事?让我走近一个类似的不可思议的环境。

 

环境评估。关键词:顽虎而匪狼者,比比也。

八路军115师及其7团还是来晚了一步。一方面,随着115师及其7团到来的山东纵队的不断强大,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包括沂蒙山根据地得到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日本侵略军随之跟进对山东增兵增灶,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又乘机钻到山东,不打日本,专事与我摩擦。二者都很可怕,社会环境实在是太险恶了。

国民党来势汹汹。1938年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其在日军后方力量和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发展,设立了鲁苏、冀察两个战区,矛头直指山东。任命于学忠为鲁苏战区总司令,山东、江苏省政府主席沈鸿烈、韩德勤兼副司令。1939年初,于学忠率东北军第51军、第57军约2万人先后进入山东,布防于沂蒙山、甲子山和抱犊崮山区,分驻在费县、平邑、临沂、沂水、蒙阴、莒县、日照等地。很明显,八路军115师及其7团在沂蒙建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却在帮着小日本鬼子助纣为虐,企图摧垮沂蒙根据地。与此同时,沈鸿烈也率部由鲁北进入鲁中山区,将省府设在鲁中东里店。他的经营算盘打得很响,可谓踌躇满志,先是建立健全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各级行政组织,试图恢复对全省的控制。接着,设立了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整编各地游击武装,先后编为3个保安师、23个保安旅、48个保安团及各种游杂武装。沈鸿烈派吴化文部组成新编第四师驻鲁村一带,秦启荣部驻淄(川)博(山)莱(芜)一带,厉文礼部驻安丘地区,张里元部驻蒙(阴)费(县)边区。这个阵势,使国民党对沂蒙山区根据地既有内线又有外线,形成大兵压境,里外夹击之势,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于学忠、沈鸿烈两个系统的国民党军队,共计20余万人。

对手就是自己。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铁板一块的共产党打天下能够获得成功,而国民党政府最终退出大陆?事实给出正确答案:除了他们与人民为敌,就是与自己为敌。纵观那时山东的国民党部队,依其政治态度大体可划分为顽固派和中间派。以沈鸿烈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打击共产党、八路军等抗日进步力量。中间派包括东北军和某些山东地方实力派两部分。抗战前,东北军在西北地区即与中共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属中间派的山东地方实力派主要是第三区专员张里元和胶东的姜黎川。而中间派与国民党中央和山东地方当权派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不满意蒋介石和沈鸿烈排除异己的政策,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持着一定的统一战线关系,在顽固派与八路军摩擦时往往处于中立。1939年至1940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巩固发展的时期,更是日伪、顽固派、共产党三角斗争尖锐的非常时期。顽固派对共产党真的下了黑手,山东国民党特务头子秦启荣部,惨杀我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的“太和惨案”;东北军中顽固派残害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以及40余人的“银厂惨案”等亲痛仇快的血案相继发生。因此,我们有理由告诉读者,沂蒙根据地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抗击日伪的残酷扫荡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

你无法想象115师及其7团面临的环境还有多么险恶和复杂。外强的侵入,国家几近分裂,于是,便有了鱼龙混杂;便有了群魔乱舞;便有了老鼠蛤蟆满街。而且,这些自命不凡、不自量力的硁硁之辈,就来自本土,蜂拥在沂蒙根据地周围,时而单独对抗115师及其7团,时而为敌伪所豢养,甘当走卒和犬鹰,糟蹋鱼肉百姓。想来,却又非常可笑。这些各地的地主武装、土匪头子相继在不同的地区拉起队伍,抢占地盘,占山为王,自委官职,传称司令就有72个之多,他们或向群众逼粮催款,或拉壮丁抽民伕,无恶不作。有民谣为证:“指挥满街有,司令多似狗,不是要赋税,就是抽丁走!”当时,沂蒙山根据地所在的数千个村庄、上千万人口,成了地方和土匪的天下,并同敌伪顽遥相呼应。东半部的天宝山区为封建割据势力廉德三盘据,他不仅有一只百余众的常备武装,还控制着一支有五、六百条钢枪的“天宝团”,而其左侧的由吾、梁邱以南便是常驻国民党57军的一个团。西南部的白彦、郑城一带却被大封建恶霸地主孙鹤龄父子所占领,也拥有一支二百余众的常备武装,并掌握着一支有千余条钢枪的“自卫团”。西部山阴、临涧、城前之地为恶霸地主阮玉润控制,他也拥有一支百余众的常备武装,并操纵着一支五、六百条钢枪的“自卫团”。北部呢,更有几乎可以同敌顽相匹配的巨匪、混世魔王刘黑七,旗下三个团近三千人的兵权使他肆无忌惮,猖狂至极。刘黑七并不欢迎八路军115师及其7团,也不欢迎山东省委的到来,所控制的平邑、铜石等地“山山有寨,村村有围”,不让我军我党越雷池半步,也不给我军供养,迫使115师及其7团一分为二,只能在中部的流峪、丰阳一带及蒙山脚下柘沟、马家峪等狭小空间内活动。至于所谓的“无极道”、“红枪会”等封建迷信组织,几乎村村都有,比比皆是,他们仍然是115师及其7团开辟创建沂蒙根据地的绊脚石。

问题就是这么严峻,115师及其7团能扛得住吗?既要芟刈群雄,痛击敌伪,消灭反动派,又要创建沂蒙根据地,开展敌后武装斗争,争取人民支持以利扩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115师及其7团自有他的韬略和智慧,随时准备着要打两场战争:一场是硬的对敌顽匪的有形战争,一场是软的、武装人心的无形战争。

那么,这两场战争从根本上所需资源在哪里?动力在哪里?建树又在哪里?

你会看到,115师及其7团一直就在路上。听到了吗,巨人的枪声又响起来了——

 

四、神兵天将显巨威,倭寇首犯被粉碎

 

一个充满辛酸而又神秘的名字——根据地,它是共产党人的发明,准确的说,是八路军的创新。何谓根据地?根,就是根基、根本,泛指人民群众;据,就是凭借、依靠。一句话,根据地是可以依靠人民群众杀敌除霸之地。

你可以想象,大凡资源丰沛、交通便利的地方,不是被日本鬼子占领,就是成为顽匪的割据势力所在。而且,共产党、八路军还不是执政者,只能在暗中活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就使他们常常处于窘迫境地,不得不选择山高皇帝远的穷山恶水而埏埴为器,凿牖为室。这太难了,然而,吸引共产党、八路军的,正是这个困难本身。

传来胜利好消息。八路军115师自1939年5月下旬到蒙山以来,广泛发动民众抗日,帮助地方培训抗日干部,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大批的地方开明士绅和旧政府人员,还协助县委整编了许多地方武装,因而,能在很短时间内就打通了西承马家峪东到上冶沿蒙山前一条道路。这条数十公里的山路所经过的村庄有:马家峪、李家庄、康阜庄、西武沟、东武沟、承安庄、公家庄、蒋沟、大夫宁、杨家庙、汪家坡、黄崖、杨谢、陈家庄、郭家庄、柘沟、万寿宫、邢家庄、薄板沟、栏马庄、岐古庄、东庄、上冶等30多个。这条鲜为人知秘密道路的贯通,将蒙山前的这些村庄连成一片。其热闹非凡,别有情趣,老百姓满心欢喜。其实,在那个岁月里争取群众的方法很简单:谁能驱除其失望、焦虑、恐惧和彷徨,谁能打跑鬼子让其过上平安生活,谁就能成为他们的主人和恩人。115师做到了。但见这片区域的沿途村庄常有穿草绿色军装的八路军部队驻扎(115师来时穿灰色军装,来到蒙山后换上了山东纵队送来的草绿色军装),路上常见来来往往的八路军及其联络人员。而村自卫团、抗日先锋队等抗日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敢扬鞭策马,摇摇欲试,歌声震天:

红旗展,

歌满山,

蒙山来了老7团,

打鬼子,

捉汉奸,

军民并肩齐抗战,

鱼水难分心相连。

其情其景,何等壮观,毕竟这里离费县、平邑的日军大据点和滋临公路较远,又避开了仲村、柏林、卞桥等日军的小据点。这一狭长地带,就是沂蒙山根据地的雏形,与其说是根据地,毋宁说是根据线。由此展开,就是后来的革命摇篮——沂蒙山根据地。

有那么容易和简单展开吗?即使是根据线,野蛮而狡猾的日伪会放过吗?

 

6月1日,日本侵略军出动2万余人对鲁中沂蒙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进而多次进犯费西北地区即今平邑县境内,企图在仲村安设据点,打通平邑至蒙阴的公路,恶毒地趁八路军刚到蒙山立足未稳,将东进支队消灭于蒙山脚下,将沂蒙根据地雏形彻底摧垮。

还记得当年黎玉去延安要毛主席派1个主力团到山东的事了吗?毛主席却说:“看来还要多一些。”毛主席为什么会有先见之明,料事如神?

随着日军侵华战略方针的变化,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逐渐增强,到1939年5月,驻扎华北的总兵力达到15个师团、9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占其侵华兵力(不含关东军)的半数以上,仅在山东及其周围就有3.6万人。《中共山东地方史》还告诉我们:“为了达到占领全山东的目的,日军以庞大的兵力对抗日根据地普遍进行继续‘扫荡’。1939年和1940年,日军在山东进行万人以上的大‘扫荡’2次,千人以上的‘扫荡’25次。到1940年底,日军几乎占领了山东所有县城,控制了全部铁路和将近5000公里公路,建立1156个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

侵略者都有一副成为杀人机器的病态,谁也抱不住他行凶的双腿,满心就是效忠其主子。事过5天即6月6日,平邑、泗水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直冲马家峪,因为那里有115师东进支队首脑机关。情况危如累卵!

这场战斗怎么打?彭雄在司令部安置的农家院里从容冷静,踱来踱去。

“第一次见面礼也应当让人民分享,”彭雄说,“要狠狠地教训敌人,好好地教育人民。”

彭雄要效果。效果从哪里来呢?实力、战术和人心,一句话:作为!这位红军长征时抢渡金沙江英雄深知:战斗,拼的是实力;战役,拼的是谋略;战争,拼的则是人心,更是一种重塑;战场,使人变成了狼,使狼变成了虎,亦可变成人——胜者为狼,败者为人下人。

彭雄想当一次为民除害的“狼”,恨不得一口将所有日本鬼子撕碎并吞下。“打!”随着彭雄一声令下,敌人全部溃逃,而配合115师7团作战的八路军费县抗日游击第4大队、第6大队却把溃逃的鬼子一直追击到平邑附近。

轻取获胜,彭雄并未感到轻松,倒觉得其中似有玄机。于是,他当即命令4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带上数名精兵前往平邑侦查敌情,要求速去速回。带回的情报和种种迹象表明,日伪这次来犯属于武装侦察,明天一定会有大规模的行动。彭雄听完汇报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并对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战前动员。

果然不出彭雄所料,日军纠集了费县、平邑、泗水、兖州等城镇据点的千余名日伪军,再次向费西北的马家峪进犯,并一度占领了马家峪前怀的仲村。

游戏开始了。彭雄司令员先遣小股部队迎击日寇,边打边撤,逐渐将日军诱至蒙山深处的云头山,玩起了山地战。待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阻击正面之敌的7团指战员猛烈开火,4大队和6大队的战士则从侧翼射击敌人,日军当场倒下十几个。尔后,不甘受死的日军凭借山炮、轻重机枪等精良武器丧心病狂地向云头山我军阵地轰炸扫射,一时间,炸起的泥土和碎石将冲锋在前的战士接连掩埋了三次,掩体或被摧垮,或扭曲变形。而彭雄和7团团长李子英就在战士们身边。王保胜率先从泥土里爬了出来,身边的战士们个个抖落掉泥石,擦亮眼睛,继续将仇恨的子弹射向敌寇。“7团没有后退!”彭雄就像吃了豹子胆,临场鼓舞士气。战斗更激烈、更残酷了。由于7团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抵抗,令战斗持续数日,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日伪只好偃旗收兵,溃退南逃。此时,7团并没有善罢甘休,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率4、6大队边追边打,给日伪以沉重打击。什么叫“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7团和地方武装的第4、6大队给了最好的诠释!

更恶心的事情,往往在于你发现了事情的另一面。当7团和第4、6大队与日伪激战一天的时候,驻白马关、九女关和驻蒙阴国民党的第51军、第57军与云头山咫尺之遥,然而,他们按兵不动,坐山观虎,丝毫没有配合八路军打击前来“扫荡”的日伪。不久,费县、平邑、泗水、滋阳(今兖州)等地的日伪军又向蒙阴和驻防白马关、九女关的国民党部队进犯时,其5000多人队伍不予抵抗,望风而逃。

马家峪之役,我7团以伤亡20余人代价,毙伤日伪军50余人,收复了蒙山前沿重镇仲村。7团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其影响力迅速扩大,使全县民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民谣为佐:“中央军是避难的,秦启荣是捣乱的,57军是要饭的,八路军是抗战的。”

战争是残酷的,战争却又是一部教科书。之于所有军人,通过战争而学习战争;之于民众,战争得以解放了自我,解放了人心,重塑了人心。

初夏时节,山花怒放,蝶戏蜂逐。是时,蒙山很有看头,蔚为大观。然而,最有看头的不在于蒙山景致本身,而是彭雄、李子英和他们的7团如何收取反“扫荡”之后的“大礼”。需要交待的相关背景是,云头山反“扫荡”成功不久,根据中央指示,以王秉璋为首的左路军115师东进支队主力即离开蒙山,开赴鲁南大炉地区,留下彭雄司令员率7团和教导大队继续坚守蒙山前活动,于是,创建发展沂蒙根据地重如泰山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在7团身上。这时,我们完全可以发问彭雄司令员“十万个怎么办”,而他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以地建地,向人民群众要战斗力,向地方武装要战斗力,还要借统战之力要战斗力!

一个波澜壮阔的改编、整合资源运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原来,战争并非仅仅是军人的事,人民战争要人民打!所谓“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孙子所言极是。是的,对付日寇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需要有更多的像彭雄一样杰出的军事家,也需要更多的诸如7团一样优秀的团队!

 

这是一个怎样的“外交”战役呢?

纵观彭雄以及7团整合武力资源的过程,大致可分为热身、预赛和比赛三个阶段。无论哪个阶段,都是创建发展沂蒙根据地最忠实的践行者。

你仿佛看到昔日那两个人的身影。战国时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那么,是苏秦还是张仪给了彭雄和7团以智慧呢?

热身吧,让时光倒流。

还是从一个“围城”说起。1937年7月,那个围城的费县师范讲习所内率先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费县分队。次年1月,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从而取代了民先组织,然后,改为青年抗日救国会,一直活跃在沂蒙根据地附近。1938年夏,蒙山前的地方街和大瑶草乡相继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动员家乡爱国青年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与此同时,在东武安、宋河、元郭、东围沟也先后建立了抗敌后援会。到1939年初,费县、平邑一带几乎每个村庄都成立了一个叫抗日自卫团的民兵组织。这些名目繁多的组织,除了手无寸铁外,基本处于各自为政、无法联动形成合力的状态,更不用说形成战斗力了。

到了预赛阶段,尚能闻到足够的火药味,因为费县县委建立起来了。

1938年9月下旬,费县县委书记张若林以动委会名义在第四区负责建立小卞桥和武安两处抗日训练班。一方面,对受训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抗日宣传教育,一方面把训练班中表现突出的抗日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其受训的200余人,后来大多参加了四区游击大队。一区动委会成员、共产党员杨诚在其家乡地方区西固村利用动委会名义成立费县青年救国团并自任团长,有成员40多人。人们看到,这个救国团正由务虚向务实转变,如护送过往的共产党员穿越滋临路,传送情报,割电话线、拔电线杆等针对日伪的系列活动。一次,日军途经西固村时,有个叫马德春的村民打着自制的日本旗到村头迎接,当即被救青团处决。

这年10月,刘次恭(后为费县县委书记)以一区动委会名义,在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区刘茂祯、李宏远、李鹤轩的基础上,以国民党地方区长李宏远的民团为基础,吸收许多村庄党员和青救团参加,组成了一支近百人的武装,建立了费县第1游击大队。12月初,经山东省委批准,这支武装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1游击大队,随后被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1游击大队。这个大队由大批共产党员参加,是境内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一支抗日武装。1939年7月,该大队成为彭雄部下,被整编为津浦路东支队第3团第1营,不久又升级编入八路军115师第686团第1营。

几乎同时,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通过做国民党四区区长续志先的统战工作,在贯庄东山书院组织180余青壮年携带120余支枪,宣誓成立费县四区抗日游击大队。1939年7月,该大队被彭雄接受,改编为津浦路东支队第3团特务营。

事情一天比一天更生动起来,人民群众抗日劲头上来了。1938年9月,蒙山腹地的上冶乡国民党乡长马鸿祥在刘次恭的帮助下,以本乡动委会名义组建了人民抗敌自卫团,次年5月,被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8游击大队。1939年6月,这个大队整编为115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特务大队,之后,又升级到115师7团特务大队,成为彭雄和7团团长李子英手下的一支劲旅。由朱琳、高锡贵等人领导的五区抗日游击大队适逢115师到蒙山,整编为津浦路东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第3大队,费南县成立后,又被整编为费南县独立营,升级为八路军115师主力部队。而费县抗日第6游击大队的归队似乎有些特殊性。它来自于历东乡,是国民党历东乡副乡长陈明五拉起来的队伍。115师师部驻进马家峪时,费县县委统战部长李伯瑾就约陈明五前往师部。115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亲自听取了李伯瑾和陈明五的汇报,决定将该大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第1大队,1940年9月天宝山战斗大捷后,又升级为115师7团第2营,成为彭雄所属团队的中坚力量。这支队伍是完全统战的典范。

最值得一提、亦为彭雄最为欣赏的当属费县抗日第4游击大队。那时,仲村党支部书记鲍天仇等人通过做开明人士唐绍典的统战工作,于1939年4月促成了这支队伍的成立。但它一开始就来势威猛,队员多为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其中,敢打敢拼的“王连长”王保胜、宁死不屈的唐绍鼎就是来自于这支队伍。它是蒙山前地方武装升级主力部队最早的一个大队,为创建沂蒙根据地立下汗马功劳,被编为115师7团1营4连,连长是王保胜。

至此,聚拢在沂蒙根据地周围的全部地方武装“预赛”完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蒙山前费县城以西(即今平邑县)改编的抗日游击大队有13个之多,接收人员3000余人、枪支1500多条。

你可以想象,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有多么热闹。队伍壮大了,沂蒙根据地还能停留在一条线上吗?如何把它培养成又肥又大、名副其实的抗战依托和基地?东进支队和中共费县县委有选择:成立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司令就是彭雄,从而统一领导、指挥这一带的地方武装。阵容够庞大的,该司令部下设6个游击大队:陈明五为第1大队长,管有恩为第2大队长(后叛变),马健为第3大队长,唐绍鼎为第4大队长、王保胜任专职副大队长,吴开文为第5大队长(后该大队溃散),马鸿祥为特务大队长。

再也不能那样过,再也不能那样活。究竟怎样过、怎样活,拥有八路军主力、地方武装和人民自卫武装等三杆枪的彭雄和他带领的7团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棘手。

 

五、斩断反动黑手,铲除邪恶毒瘤

 

世界变了,孤独和寂寞在远离7团而去。赢得地方武装,是赢得人心的最好印证。八路军115师7团一路走来,所向披靡,没有什么比沂蒙人民的认可和拥护为最高奖赏了。

也有死角。

沂蒙的童年很苍老。从封建的门槛刚刚迈过,历史文化沉淀的垃圾随处发馊,战乱的焦土甚至迷糊了渴望与祈盼的视线。于是,苍老的底色变得浑浊,鬼怪邪异趁机钻出地表,时而甚嚣尘上,时而聒噪聵耳。他们要干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来?

 

大刀在诅咒子弹。

无法离开那个时代,那个背景。这还需要从一个叫“土围子”的特殊建筑说起。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沂蒙山区匪患猖獗。这里大大小小的村庄无不饱受匪患的侵扰,特别是巨匪刘黑七时常进行掳掠、抢劫、绑票,搞得民不聊生。于是,各村以有钱人为首,购买枪支,组织武装,环村建起坚固的围墙,高达三至五米,厚度在六十厘米以上。或是单围墙,或是墙中墙,村内再加防一道围子,每隔几百米就有一岗台。村民日夜巡逻,一旦发现情况,鸣锣报警,全村老少齐心协力抵御土匪,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个的“土围子”。

八路军115师进入沂蒙山区后,费县西北蒋沟村、万山庄一带的封建迷信组织“无极道”就利用土围子专门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他们在道首的操纵和控制下,走向破坏抗日、反对八路军的邪道。原来,土围子外面还有一道“土围子”,这一带“无极道”道首就是国民党原蒙阴县长、顽固派郑小隐。

郑小隐是一只无形的手。他指挥道徒们阻碍八路军7团和第一工作团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对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拼命抵制。特别是乘八路军反击日军第一次大“扫荡”之机,他们尾随后面施行武装骚扰,直接破坏了反“扫荡”斗争,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开创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起初,7团和4大队曾多次派出代表前去劝说、教育,让道徒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动员其共同抗日,放弃反动立场。但收效甚微,他们仍冥顽不化。一个偶然机会,暴徒们将4大队中队长张家太突然抱住,抓捕关押在西武沟无梁庙里,并把腿和上肢夹上木棍,用绳索活活勒死了张家太。其气焰十分嚣张。

先礼后兵。为打垮这股反动势力,在7团帮助下,县委命令第4、第6大队首先攻打平息东近台村的“无极道”。4大队“王连长”王保胜率游击队员强行突破土围子进入村内,对准道徒所侍的教堂用枪扫射,手榴弹也同时开花。而手持大刀和红缨枪的道徒荒唐的认为喝了“符”即可刀枪不入,于是窜出教堂赤膊上阵,横冲直撞,一股亡命徒邪动。结果,一个个倒下,成了替死鬼。仅半个小时,这支“无极道”便土崩瓦解,道徒四散逃命。由于反共亲日的道首和受蒙蔽的群众混在一起,战后,7团和县委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区别对待的原则,安抚教育受蒙骗群众,打击极少数的反动道首,平息了这股逆流。

土围子里还有冷枪。第4大队和第6大队又配合7团乘胜追击,对蒋沟一带的“无极道”进行武装打击,相继消灭了蒙山前的下关、大埠槐、孙家庄等土围子的反动势力,使之还原成一片净土。从此,费县县委由仲村移驻柘沟村,并乘势向东开辟、发展,同沂蒙根据地同呼吸共命运。

 

连道会的名字也满含女人味——“红枪会”,亦称“黄沙会”,却是歹毒的封建迷信组织,遍布蒙山前大洼山峪十八个村庄至石河一带。这儿距沂蒙根据地最近,几乎同红枪会所属村庄绞在一起。彭雄司令员指示7团,对“红枪会”要因势利导,动员他们抗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以防被封建土顽等反动势力利用。7团通过宴请“红枪会”头目吃饭等各种方法,要求他们弃暗投明。然而,他们心里早已追随主子向共产党宣战了。曾经一个时期,国民党张里元部为扩大自己的防区,限制共产党和115师7团的行动,派遣了国民党费县党部书记王公武到十八村一带煽风点火,从事破坏活动。

“红枪会”从不放过一个表现反动的机会。1939年9月上旬,趁115师东进支队主力7团赴鲁中参加反顽斗争致蒙山前兵少马缺之际,“红枪会”悍然发动了武装暴乱。他们聚结会徒1500余人,在尹家村逮捕了费县游击司令部特务大队干部战士10多人,继而将塔佛山上津浦路东支队3团1营两个班的战士予以下械捆绑,多被杀害。接着,又进攻安靖东山和栏马庄。他们野心很明确,做日寇未竟事业,把沂蒙根据地扼杀在摇篮里!

道不同,不相为谋。彭雄司令员获知此情后,即环蒙山前东进,在柘沟村召开紧急会议:杀立决!而7团团长李子英早已等不住了,接受命令的当天便带上2个连,在特务大队配合下长驱直入栏马庄,战斗中李子英不慎负伤,流着血继续指挥战斗。东进支队右路军参谋长钟左带一个连和津浦路东支队3团团长续志先带两个连,同时围剿尹家村,骑兵排则在资邱牵制敌人。彭雄司令员和县委统战部长张若林率教导大队就在塔佛山上指挥。当夜零时,各路将士如约开战.但见”红枪会”徒赤膊在前,张里元的顽军居后,凭借坚固的土围子试图拼命抵抗。一天激战未果。第二天夜里,指挥所突然与进攻尹家村的部队失去联系。彭雄大惊。原来,钟左率部攻进村内占领大寺时,反被土顽包围。救援刻不容缓!关键时刻,彭雄来了。他身先士卒,带领7团一个连悄悄摸进了尹家村,一经会合,部队士气大振。拂晓,这些痴心难移的“红枪会”徒在一面黄旗引导下,呼喊着号子重又进攻大寺。是时,一场你死我活的短兵相接在所难免。彭雄斩钉截铁:“狠狠地打!”当即,扛旗的“红枪会”徒被一击致命,随后接连倒下几个。见此情景,其余会徒纷纷逃窜。接下来,附近几个村的“红枪会”均处于八路军包围之中,感到处境危急,深知完全上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当,遂派出代表与八路军讲和。彭雄成全了他们,谈判取得成功。一场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的反动道会“红枪会”就这样十分狼狈地速生速灭、自生自灭了。

自此,有着沂蒙根据地“龙头”之誉的十八村,复入共产党、八路军的怀抱。

彭雄笑了。解放十八村的当天晚上,彭雄一顿饭竟吃了半锅红薯!

“只要是困难,通吃,”彭雄说,“任何阻碍沂蒙根据地发展进程的邪恶势力,不管有多大来头,必须——拿下!”

 

哪里最安全呢?或许是路上。

可你不知道路,即使有幸走过一回半趟,你也不会记起它迷宫般的轮廓。如果谁都知道,那就没有安全了。

好一个秘密交通线,真的那么秘密和安全吗?

你看都有谁走过。在这条路上,徐向前、罗荣桓、郭洪涛、黎玉、陈光、王秉璋等当时重量级的中共和军方首长先后踏足过。

你还要看在这路上做过什么。枪支、弹药、资金、药品等各种急需的军用和生活物资,无不从这里大进大出。这条路就像一条船,载着这些珍贵的宝贝去它们该去的地方。

彭雄没少走,7团团长李子英也没少走过这条路。

其实,他只是一条普通的羊肠小道。由于在蒙山深处,的确难以发现他的踪迹。那时,没有人给它命名过,现在更没有,只是尘封于人们记忆中。别忘了,它曾经的存在和曾经的价值——它从沂蒙出发,两手牵着鲁中和鲁南,过泰西、鲁西,经三晋大地,直抵陕甘宁边区和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心脏——延安。

问题来了。这条路是个生茬,是由共产党和八路军踏出来的,在阳光下,不是装在口袋里的一纸地图,更不是为驴马而备。

还真有驴马,而且是个“驴马队”。你看那两个领头的,一个叫吕德廪,另一个叫马宪玉。他们是有200余人的国民党顽固派游杂武装,一支有爹无娘的地方痞子队。他们的爹就是国民党顽固派。他们来自于蒙山西麓的泗水县北部山区,时常流窜到秘密交通线周边,或胆敢同八路军叫板,专搞摩擦,有时还逮捕军地工作人员,或进行敲砸勒索,抢劫财物,无恶不作,故而群众都愤恨地称之为“驴马队”——没人性、没道义、践踏抗日斗争的畜生和败类。

是败类,就必须死。可它又不值得兴师动众,玩点“小彩”吧。1939年秋末,7团参谋长贺东生率4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等小股部队,尾随于“驴马队”先断其后路,在马家峪村一举将其打得驴仰马翻,屁滚尿流。曲终人散,他们自己为自己当了掘墓人。

“驴马队”昙花一现,死如灯灭。可它的意义却超出了事件本身,拔除了鲁中、鲁南返往鲁西至延安地下交通线的一颗钉子,有力地加速创建沂蒙抗日根据地的进程。

人有多忙,故事就有多多。打鬼子,惩凶顽,除汉奸,我们的家长八路军却乐此不疲,依剑啸天。她从诞生第一天起,就紧紧系着一个从娘胎里打印的胎记:中华民族!履行着一副使命:我在国家在!我在民族在!做着一件事:把侵略者和反动派统统送上历史审判的绞刑架,还中国和世界一个和平!

这让后人的我们涌动出怎样的感动、感恩和爱戴呢?泪水,或许能缝补你超出感情甚至超出亲情的缺失。

 

我们无法复原那个情境、那个现场和那道土围子,因为有爱、有恨,就能把听到真实故事的基本元素告诉你:三打洼里村。

洼里村在哪里?与大夫宁毗邻,二者相距二、三华里,均在沂蒙根据地的腹地。而大夫宁就是正在筹建的费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所在。该村一小撮反动道会门“无极道”头目及地主分子罔顾抗日大局,对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7团的到来和费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即将成立,一直持有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企图垂死挣扎。

卧榻之处岂容他们鼾睡。地主分子华士元的老婆二寡妇以“无极道”为盾牌,开始了她的疯狂之旅。这个被道徒们供奉为“华妈妈”、“老太后”的二寡妇,一边挟持、煽动、欺骗人们,一边策划组织道徒抗拒政府的政策法令,无视八路军的存在,破坏抗战。

她把村围墙筑的又高又厚,并且在其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有围门,每个围门上方安设了炮楼,而对围墙外挖了深沟,沟上插满了鹿砦,向外伸展还布满了犬牙交错的铁丝网。一个“王朝”就这样诞生了,“老太后”甚是春风得意。

“老太后”甚至把自己武装成斗士,两手使用双把盒子枪,立下了“谁不抗八路就罚五块大洋”的律条,危言耸听地对道徒和老百姓说:“关上围门抗八路,三年不出村不种地,俺家粮食也够全村吃上三年。”她的损招咄咄逼人,除有几支手枪外,购置了48支步枪,以及有土枪、土炮、土炸弹一宗。于是,有事无事地向外打枪鸣炮示威,还严闭寨门,不准群众进出,八路军分配的军粮也不交,更不准7团和第一工作团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宣传抗日,即使我军民从附近路过,也要开枪射击。这个“土围子”俨然成了沂蒙抗日根据地腹地的一颗毒瘤。对此,115师7团及地方武装还是以退为进,多次派出代表,三番五次地进行说服动员,试图化干戈为玉帛。然而,无济于事,华婆子继续负隅顽抗。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第一次攻打洼里村是1939年秋天。7团让保太附近的地方游击队试试手气。当时,由于没有重型武器,加上洼里村围墙厚而坚固,进攻数天没有奏效,这使华婆子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洋洋得意。道徒们手持红缨枪,身背鬼头大刀,天天鸣锣喝号。华婆子命令道徒杀猪宰羊,大摆庆功宴席,而道徒们也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时,华婆子则站在方桌上大声吆喝:“乡亲们,八路军攻我山寨痛遭失败,全仰仗众位弟兄同心同德,奋力抵抗,为表彰大家反共抗八路的功绩,我提议咱们干一碗!”一副女汉子模样。之后,道徒们持续不断地向外开枪放炮,骚扰威胁附近村庄,致使准费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成了灯下黑,工作一度陷于被动。

同年底,身兼费县抗日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的彭雄召开各游击大队负责人会议,准备第二次攻打洼里村。费县抗日游击第6大队大队长陈明五和政委胡国钧(系7团派往6大队的红军干部)参加。其他与会的有,由费县抗日游击第4大队升编为115师7团1营4连连长王保胜,第2大队大队长管友恩和7团派到该大队任职的马政委、毛连长和陈明特派员。陈明最年轻,当时仅20岁,中学毕业即在冀鲁边的家乡乐陵参加了抗日工作,满腹经纶,精明强干。彭雄主持会议,指出攻打洼里村的重要意义,要求与会者回去立即动员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会后,管友恩呲着大牙,发出一阵狡黠的奸笑。同行的马政委、毛连长和陈明没有猜到这微笑的含义。原来,管友恩系原国民党政府的旧乡长,手中掌握着一支武装。115师东进支队7团进驻蒙山后,经同费县县委的共同努力,对他进行了统战工作,表示愿意联合抗日,被115师东进支队收编为费县抗日游击司令部第2大队。表面上,管友恩桴鼓相应,一副谦谦君子,似乎踊跃参加抗日阵线,但其骨子里却吮痛舐痔,暗中仍同敌伪、国民党及洼里村的反动势力打成一片,正准备投敌叛变。而这一切,7团派来的马政委、毛连长和陈明均不得而知,甚至连彭雄司令员也被蒙住了眼睛。

至此,你能猜透第二次攻打洼里村的结果,或许猜不出管友恩有多么凶狠歹毒。

那天深夜,管友恩携2大队奉命攻打洼里,其队伍就集结在小夫宁村宋行文的药铺里,马政委、毛连长和陈明特派员正做战前动员和战术打法。就在这时,突然“砰”的一声枪响,管友恩手下一个叫秃五、另一个姓朱的叛徒从窗棂子外开了枪。马政委应声倒下,紧接着毛连长和陈明先后中弹,惊闻枪声的7团1营4连连长王保胜不顾个人安危,冲入事发现场,但为时已晚,马政委和毛连长已经停止呼吸。为减少损失,王连长背起尚存一息的陈明,果断地组织兵力反击。现场火光冲天。陈明终于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王连长的怀抱里。临终时,他断断续续地说:“王连长,你要顶住……给我报仇,我家里还有老母亲…”王连长泪如雨下,慢慢地将亲爱的战友放倒地上,然后拼命去追捕叛徒管友恩。而管友恩心虚胆怯,边逃窜边向王连长连开数枪,幸未打中,带着自己队伍逃到泗水、新泰交界的石井、放城一带,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土顽司令鲍峄山。从此,他彻底走进了反动派的名单。

 

看到他短眉小眼的模样,你很难与一位军事天才联系起来。眼小成缝能聚光,他不但对每次战役的战术把握的准,从未失手,而且,临场作战非常勇敢不怕死,特狠、特快、特麻利。这位红军出身的勇猛将领,就是被抗日军民亲切地成为“毛猴子”的7团参谋长贺东生。认识贺东生,你仅记住他的绰号未必太狭隘,重要的要看该绰号所对应的能量——是否真的像“毛猴子”(狼)一样又恶又狠又富于智慧。

事不过三,到了对华婆子及其教徒动大手术的时候了。这第三次攻打洼里村的指挥部就设在华家村外的高岗处,罗荣桓政委亲自骑马考察洼里村周围地形,反复交待贺东生要把教头、教徒和老百姓严格区别开来,打击的重点务必放在少数顽固分子身上。罗荣桓布置完任务,望着不远处的洼里村说:“哎,又是一个土围子,看来得用会打洞越墙的毛猴子来破阵了。一物降一物嘛!”引来一阵哈哈大笑。

作为参战干将,“王连长”王保胜走进了贺东生的作战决策圈。王保胜认为,根据洼里村围墙坚固、易守难攻的特点,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提出了“火鸡攻寨”的进攻方案。

贺东生对此喜出望外,高兴地说:“我们也学诸葛亮用火攻,烧他个片甲不留!”说着,右手一挥,下定了决心。

这天夜晚,7团几个连隐蔽于洼里村东北一个角落里。王保胜的连队事先从老百姓家里买来几十只活公鸡,又筹集了两桶煤油,然后,给每只鸡的翅膀、腿上都绑上棉花浇足煤油。一切准备妥当,强攻的突击队员如箭在弦上。

当晚10时许,“毛猴子”贺东生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将这几十只活公鸡点燃,从围墙东北角一起扔进去飞向村寨,有的落在树杈上,有的落在草垛上。顿时,寨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一片火海。“无极道”头目华婆子被这突如其来的熊熊烈火烧愣了。她命令道徒们一面救火,一面顽抗。混乱之际,战士们用手雷炸开铁丝网爬进去,打开了东门。在机枪掩护下,英勇的7团战士头顶着湿透的棉被,搭云梯翻入围墙攻入寨内。一阵机枪扫射,被挟持的群众纷纷逃散。只有100多名教徒扼守在一座教堂里顽固抵抗,7团3连、4连便集中火力将其击溃,当场打倒40多人,活捉了“无极道”首领华婆子及几个小头目。号称“铁桶”的洼里村,在7团勇士进攻下,仅两个小时就完全瘫痪。战乱中,“无极道”信徒张宓氏被打死在村南的麦地里,她两岁的男孩还含着奶头嚎啕大哭。王保胜想到孩子是无辜的,便赶紧命令部下把孩子抱起来,交给了华婆子家的一名长工。每每如此,王连长都会做妥善处理。次日,王连长还协助贺东生参谋长及时召集村民开会,作了相应的安抚,充分显示了八路军115师是正义之师,仁义之师。

战斗结束后,罗荣桓政委表扬了王保胜等几位参战连长,说他们懂政策,善动脑,既打击了顽固势力,又保护了红军干部和无辜的平民。战斗评模授奖时,费县县委给王保胜一辆独轮手推车和一条日本军毯(注:该军毯为平型关战役之战利品,随115师东进支队带到山东)。县里还以组织名义出面,把革命队伍里进步女青年陈同志委派给王保胜为伴侣,并在柘沟村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

从无极道到红枪会,从驴马队到华婆子,所有的土围子统统倒下,所有土围子里的恶人全部走进了历史。

至此,历史应该翻开新的一页了。

 

1940年2月16日,费县六区大夫宁村。

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民运工作团就在这里,115师7团就在这里,中共鲁南三地委也在这里。

这里是全县各界人士代表大会的主会场,在这里要选举成立费县抗日民主政府。费县人民抗日救亡的13项决议,在这里通过了;县政委员会和参议会选举出来了,那个县长的名字叫韩文一,参议长叫唐绍典。

国民党代表王兰斋抢得了头席发言,他说,在抗战建国的过程中,要始终践行孙中山先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教诲,坚持抗战,争取胜利。而共产党代表7团政委张雄的发言掷地有声:“中国共产党有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世界人类的伟大任务。七七事变后,国共重新合作,中共所领导的军队都奔赴前线作战,其中包括在山东、在费县与日军的斗争……”

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在7团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坚决贯彻执行民主原则和“三三制”,积极改造乡村政权;贯彻抗日民主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开辟财源,保障供给;加强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领导;大力开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普及群众文化知识,等等。这些举措,无疑在编织着一个新的链条,那就是凝心聚力来抗日。是年2月24日,费县六区即仲村自卫团、自卫联防大队隆重成立,刘丕学任大队长,到会人员2000余人,并对刘黑七恶行进行了声讨。不久,7团派员协助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在蒙山前汪家坡村召开了自卫团员誓师大会,由此推动了全县群众武装风起云涌。武安乡基干自卫团成立,组成4个大队,半个月内就发展了200多人枪。一时间,环蒙山热浪滚滚,抗日斗争形势欣欣向荣。

 

六、日有武士道,我有少林拳

 

战争是一门遗憾的艺术。无论场面大小,对抗的一方无不试图置另一方于死地,除非有第三条路选择:投降或自杀。

在八路军115师津浦路东支队司令员彭雄那儿,往往只有一条路通过:必胜。

 

此时此刻,于学忠很狼狈,正带领他的国军由东向西逃跑。要报复他的日军就在他屁股后面数公里处,风驰电掣般地追赶着。

于学忠惹火了日本军。1939年10月下旬的一天,身为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员的于学忠带领51军主力与日军交战时,活捉了一个日本司令官。

于学忠恐惧之下,请求彭雄出兵援助,要求我军在前东庄村堵截日军,以掩护51军继续西撤。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从大局出发,彭雄答应了于学忠的请求。由于我军火力不足,为示好,51军给卸下四箱子弹,然后逃之夭夭。

彭雄胆量很大,以前多为御敌,现在却要迎敌,主动出击。于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明天对来犯日军打伏击战。

先安排后方。彭雄让东庄村老百姓于拂晓前务必撤出,以免伤及无辜,并在村里部署了兵力。

再安排前方。7团一个连在安泰庄以北,另一个连埋伏在东庄村北,骑兵连在东庄村南岭下,以便战斗打响牵制敌人。指挥所设在前东庄北岭,布下一个排的兵力。本来就有现成的工事——围墙,彭雄嫌不够,又在围墙内挖了一些战壕作掩体。同时,在围墙上掘出射击孔,在其重点部位架设了3挺轻机枪和1挺转盘机枪,还准备了大量的手榴弹。彭雄说:“这些够丰盛的了,足以让小鬼子享用半天。”

上午8时许,日军分四路纵队向西急行前进,如入无人之境。当其前锋军顺着国民党51军撤退路线追赶到前东庄东门外玉皇庙之东150米处,隐蔽在该庙外的彭雄还是十分冷静,告诉战友们为了节省子弹,让小鬼子再靠近一点开枪。100米!7团团长李子英一声令下:“打!”战士们群枪齐发,猛烈射击,毫无戒备的数十名小鬼子随即应声倒下,余之仓皇躲进玉皇庙院里。恰在这时,日军大部队赶到,兵分两路,迅速包围了前东庄。眼看就要吃亏,彭雄立时命令部队撤向北山。而伏击排转到村南打了一阵后,正沿大街北上,不幸遭遇村北的日军,一阵交战,互有伤亡。

你可以想象,这批日军是冲着国军51军来要人的,他们会动用怎样的先进武器。大炮、钢枪、轻重机枪全用上了,狂轰滥炸,歇斯底里,致我军7团伤亡较大。相反,7团也有优势,装备轻便,因而能以最快的速度抢占龙王山制高点,居高临下,充分利用有利地形,继续同敌人展开鏖战。

敌人还不死心,又调来许多兵增援,分东西两路饿狼扑食般进攻龙王山。距指挥所越来越近,300米——200米——100米——50米!眼看鬼子就要冲上来了,彭雄果断下令:不许后退一步,人在阵地在!霎时,他从警卫员手中夺过20响驳壳枪,冲天一吼:“同志们,决一死战的时候到了!”话音未落,他的枪口已喷出了火舌。同时,战士们的手榴弹、炸药包甚至连大石块都“送”给了敌人。顿时,硝烟弥漫,飞石滚滚,弹如雨下,大批敌人纷纷倒下。我增援部队也赶到了,冲锋号吹响,战士们喊着号子犹如猛虎下山,杀向敌群。有的战士打光了子弹,或抱住日军滚下悬崖,或直接跳下悬崖,拒不投降,壮烈殉国。10个小时后,黄昏临近,敌人不敢恋战,便丢盔弃甲,逃出战场。是役,7团以牺牲40余人代价,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苍天可鉴,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甚至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斯人长逝。我想到了臧克家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穷兵黩武,也许是那个民族娘胎里就生就的民族性格,他们总是天真的算计如何杀戮取乐的满足,从不顾及后果。

屠杀,又上阵了。不过,这次不仅仅是对东庄之役的报复,而是剑指根据地的“扫荡”。

的确是有备而来。1939年11月中旬,平邑据点日军畑烟中队长纠集临沂、费城、梁邱、平邑、大卞桥(今属泗水县)、泗水城等日伪军1000多人,兵分两路直抵蒙山前“扫荡”。西路人数较少,冲着仲村;东路有畑烟带领其主力,目标是沂蒙根据地附近的鲁埠、三官庙、羊子庄一带。

天空乌云密布,驻北仲村的津浦路东支队司令部一阵紧张。彭雄司令员和李子英团长立即组织反“扫荡”,决定团后勤单位立即转移,由7团一个排和支队3团埋伏于南屯,适时阻止西路日军;而7团主力埋伏在荆山庄、承安庄、公家庄一带阻击东路日军。彭雄司令员的指挥部设在相距两处战场各约2公里的乐里庄东岭,有利于现场办公。

7团一个排和费县游击1大队就位,分别屯兵于指定的南屯村和荒里村。11日凌晨3点左右,日伪军利用夜色从平邑沿平蒙公路悄悄北犯。在不明情况下,1大队向南屯西面的回龙庙移动,正遇上从平邑方向来的日军,当场展开激战。闻讯后,7团那个排也加入了战斗。一直打到次日上午,才将这股日军打回平邑老巢。

东路的战斗更加残酷。12日下午,小鬼子中队长畑烟从鲁埠玉皇庙经羊子庄进犯公家庄。他们一出公家庄北门,即和等候的7团主力接上火。日军武器精良,火力猛,而7团只有两挺机枪,双方实力悬殊较大。7团一阵阻击,便向蒙山子山一个叫黑山的地方撤退,在经过一段开阔地时,19名战士壮烈牺牲。后来打扫战场的人们发现这19名烈士干粮袋里,仅有少量的高粱米。

战场,有时候真的像赌场,忽儿是老爷,忽儿成了孙子。何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庄家要轮流做了。当日军被诱至黑山伏击阵地,前来援助7团主力的第4游击大队和第1、第6游击大队正好赶来,我、敌力量立即发生变化。面对攻到半山腰的日伪军,李子英团长发令:“打!”战士们凭借熟悉的黑山有利地形,向敌人展开了猛烈开火,击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日伪军不惜重炮良枪,或是炮轰,或是扫射,彭雄司令员则骑马奔驰于两个山头来回指挥、调度,令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烈。7团一名战士用墓碑做掩体向敌人射击,一发炮弹在其附近爆炸,这名战士的下巴以上顷刻间被弹片削掉,但仍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倚碑站立不倒。战斗进行到白炽化时,许多战士冲上去同日军拼刺刀、扭打、撕咬在一起,甚至抱住日军跳下悬崖,同归于尽。

战斗打了整整一天,日军始终未能攻下黑山,疲惫不堪,只好灰溜溜地撤退。在经东西武沟行至乐里庄附近时,又遭到1大队和7团一个排的伏击。黑山战斗,毙伤日伪军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战马4匹,7团也伤亡一个排的兵力。

战斗并未结束,另一场人心大战即将上演。那时,附近各村老百姓自发地来到部队送慰问品。彭雄司令员急召县、区、乡干部开会,感谢人民群众对八路军的关爱,他希望区、村干部出面劝阻老百姓不要再送慰问品,以免增加群众负担。箪食壶浆,鱼水之情,至诚至善。

打了败仗的日军中队长畑烟在据点气急败坏地发誓,要和彭雄决一雌雄。

据“王连长”王保胜生前讲,在今平邑县境内发生的许多惨烈战斗中,我军勇士直接或抱住敌人跳下山崖的战斗就多达四、五次,即龙王山、黑山、天宝山、苏家崮、太皇崮等战斗,其情其境,并不比“狼牙山五壮士”逊色多少。

先烈们惊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气,是一个民族储存起来的尤为可贵的灵魂。这个灵魂曾经住进了沂蒙山,现在和将来也必将住进沂蒙人民、冀鲁边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心间。倘若如此,从烈士血脉延续过来的后人们,还有什么不能做到,还有什么理由不能拧成一股绳——中国梦的大车,我们拉!

其实,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对被侵略的国家来说是一种灾难,于侵略者而言是一场悲剧。

一个民族悲剧来自于它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据接替制造“南京大屠杀”松井石根的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后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回忆:“当时(指南京大屠杀),中国大陆的战争已到了见好就收的时候了,再进一步深入,日本将很危险。……无奈多数大将反对,天皇陛下只好否决了我的提案。”于是,日本政府增加战费35.2亿日元,2个月内征召新兵24万人组成10个师团,硬着头皮悍然发动了超过国力允许的汉口攻击战,不久武汉沦陷。

这段资料告诉我们,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作垂死挣扎。宁可在中国战场上全部战死,也要将侵略进行到底。

小鬼子畑烟兑现了承诺:和彭雄决一雌雄。

1939年11月底,畑烟纠集日伪军500多人从平邑据点开赴蒙山前保太一带“扫荡”。这儿既有驻大夫宁村的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又有驻华家村的115师东进支队7团,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

天刚蒙蒙亮,畑烟集团就气势汹汹地来到华家村西南4华里处的保太村,他让翻译官喊话:“彭雄,你在哪里,有种的出来!”

此时,彭雄就在畑烟的眼皮上。保太村地势南低北高,彭雄司令员和7团团长李子英率部分别埋伏于保太北岭高地,而畑烟浑然不知。9时许,当东路日军走到北岭下的一片洼地时,暗藏两侧的7团战士顺沟夹击。后退之路被堵住,前行之路被火力压制,日伪军在开阔地带动弹不得。一个小时就结束战斗,敌人伤亡30余人,畑烟的两个手指被打断,翻译官被打死。7团1名排长和3名战士牺牲,4名战士负伤。终因弹药不足,7团未能全歼被团团包围的来犯之敌。正当东路敌人进退两难之际,其西路骑兵冲来,狼狈不堪的畑烟被接出重围,逃回据点。

日军从第一次“扫荡”到后来接连进犯,屡战屡败;企图在仲村安设据点,打通平邑至蒙阴交通线的一系列阴谋,迟迟未能得逞,反而损兵折将。当时,沂蒙大地流传着一首民谣:

涝怕阴,

旱怕晴,

鬼子汉奸怕彭雄,

听到彭雄来,

鬼子汉奸跑掉了鞋,

听说彭雄到,

鬼子汉奸不敢笑。

那么,因为彭雄,因为7团,畑烟和他的鬼子兵是否就放弃对沂蒙山区的侵略了呢?日本的民族性格不允许他这样。畑烟有法,找替死鬼,“华人治华”。

有那样的人选吗?在上层,被日军收买为汉奸政府、“华人治华”的总头子就是汪精卫。这里是刘桂堂,外号“刘黑七”。

现在,刘桂堂有了双层身份:国民党新编第36师师长,大和日本和平建国军第10军第3师师长。

 

1940年3月,费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县委在7团帮助指导下,决定在汪家坡召开自卫团员誓师大会,从此拉开了人民抗日战争的帷幕。

这的确是个令人振奋、激动人心的事件。然而,据可靠情报,驻扎在铜石的刘黑七匪兵要来袭击会场。

王保胜听罢面露难色。作为115师7团1营4连连长,整个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就交给他了。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王连长找到了7团参谋长贺东生,提出了利用地雷伏击来犯之敌的作战方案,获得批准。

临渴掘井,这能行吗?

王连长可是个从不服输的牛人。会议前一天,他找到了后被誉为“鲁南爆炸大王”的贾庄民兵队队长王法元。这个王法元是熟练地雷战的高人。牛人遇到高人,应当是更高更牛的人,二人一拍即合。王连长算计透了来敌必经之路,王法元就指导4连战士分别在摩天岭、杨谢村布下拉雷、扎雷、石雷、铁雷,另外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雷。总之,够对付刘匪用的。

布完地雷,二人反复检查多次,王连长心中窃喜。

真的来了,来了两个营的真鬼子和假鬼子。那天早上,还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刘世铭,现在居然以刘匪副师长兼1团团长的身份簇拥着日本顾问和一些日本兵,耀武扬威地前进着。王连长早已布好了魔鬼阵:一个班进行阻击,边打边撤,让战士在摩天岭上打起数面小旗,招摇过市,以此引诱刘匪进入地雷阵。王连长一声令下,各种地雷在敌群中炸开花,就像刚出锅的爆米花一样。顿时,真假鬼子尸横遍野,有的被炸没了头,有的去了半个身子,还有半死不活的托着破肚的一摊肠子。不多不少,日伪两个营兵力报销了一半,剩下的则抱头鼠窜,鬼哭狼嚎。

会议平安无事,开得非常成功。

战后,陈光代师长高度评价了王连长和他的7团4连:“此战,王保胜带领4连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会议安保任务,而且利用土办法战胜了假洋鬼子刘桂堂部的洋枪洋炮,也创造了鲁南我军以少胜多、敌死过半我军伤亡甚少的战例。”

至此,你能理解孟子的话了:“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后记:

民族危亡时诞生,沂蒙烽火中成长。

自1939年5月,冀鲁边7团随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并被编入该支队挺进蒙山至1941年春,在这里艰苦奋战了整整一年零八个月。沂蒙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时至今日,每每提及“7团”,个个无不翘起大拇指,把它当作“人民的靠山”,“共产党的化身”,并亲切地称之为“咱们的老7团”。当年费县县委民运部长崔晓东回忆说:“115师7团,对沂蒙山区费北根据地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1940年10月,第115师师部将所属部队编为6个教导旅。师部鉴于7团从冀鲁边增援泰西,来鲁南后连续作战而兵员大减,一些营连干部带队调出扩编,建制不全,兵力不足,决定将7团和蒙山大队编入686团,改称第115师教导2旅第6团,张仁初仍任团长,刘西元仍任政委。整编后,张、刘二首长按照师政委罗荣桓提出的“建设铁的模范党军”要求,认真抓部队建设,提高战斗力,人们从中仍能看到7团矫健的背影。

1941年2月,第115师教导2旅第6团离开鲁南,带着昔日7团的霸气,英姿勃勃地向东挺进,开辟滨海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称滨海军区第6团。1945年8月,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受中央军委指令,山东军区决定将主力部队统一整编,在滨海军区之第6团、第13团、独立第3团整编为第1师,第6团为第1师第1团。1945年10月,这个团跟随第1师奔赴东北参加举世瞩目的解放战争,又被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第1师第1团。1948年11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第112师第334团。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还是十分动容地怀念“咱们的老7团”,请深情地向她敬礼吧!

 

附录:

“红哥”王保胜四位亲人被害罹难

在抗战时期的沂蒙山区,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说蒙山,道蒙山,

自古蒙山出英贤。

八路军有个“王连长”,

作战机智又勇敢。

他的英名震敌胆,

鬼子听着就打怵,

汉奸听到腿发软。

这个“王连长”王保胜很有传奇色彩。他从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升编为八路军115师7团1营4连连长,就是因为很会带兵打仗,或配合主力,或亲自指挥,或单独行动,几乎参加了环蒙山及周围地区我军对日伪作战的数百次战斗和战役。而且,在他的影响和动员下,包括由他带队的地方武装升到主力部队或直接参加八路军的人员多达千余人,被抗日军民誉为革命的“兵母子”、“兵贩子”,还被当时的鲁中军区授予“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

有着如此耀眼夺目的光环,王保胜自然成了日寇和反动派的眼中钉、肉中刺,不杀不快。然而,谈何容易。于是,贼寇便对他诱降。日军畑中联队长及其小头目畑烟、岛龙、小田等人,给其特务组织“宪兵队”下达了对王保胜“利诱劝降、为我所用”指令,并许诺:只要王保胜肯投降,什么条件都答应。

这一任务交给了王保胜同乡、仲村伪区长管友恩。管友恩多次捎信传话,声称:王保胜倘若投靠日本人,可任大队长、当司令,还给200多亩好地,娶三房姨太太等。每每均被王保胜严词拒绝,反而让捎信人转告管友恩:“我是中国人,绝不会给日本鬼子当走狗杀害自己的同胞。你管友恩算是瞎了眼,看错了人!”

敌人损招失败了,便立即下达暗杀王保胜的密令,并从日本特务组织“宪兵队”、平邑汉奸队和伪仲村区公所抽调了精兵强将,组成一个暗杀小组。由伪仲村区公所负责提供王保胜回家探亲的情报,然后,伺机捕杀。

久经沙场的王保胜听罢一阵好笑,他认为这是一个除敌的好机会,决定将计就计。他先通过“内线”告诉家人,谎称老父身患重病,还派家人专门前往伪区公所对面的药房去抓药,再派人佯装去部队所在的蒙山深处给王保胜送信,放出风去,说老人家想见儿子。谁都知道王保胜是个大孝子,敌人对此信以为真。

敌人暗杀小组对这一“情报”如获至宝,连夜在仲村以东通往蒙山必经之路的沟坝里设下埋伏。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切早被王保胜带来的游击队员装进布袋阵里,一个个敌人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不是被击毙,就是当了俘虏。

敌人岂能甘心?一个暗杀小组的全部业务就是处心积虑地取王保胜的头颅。一天深夜,王保胜带着通讯员彭立仁回家探亲,顺便侦察敌情。不料,他们确实被敌人侦察到了。当行至水沟村时,突然,埋伏在村东桥头的一个汉奸抱住了王保胜。险情在即,王保胜急中生智,假装就擒。挣脱后,他和彭立仁立即向汉奸队扔出两枚手榴弹,趁着夜幕顺沟逃离。类似的险情发生了一次又一次,日伪军始终没有抓到他。

恼羞成怒的日军畑中联队长见暗杀不成,反而损兵折将,就想出了毒计:“杀其亲人,逼其就范。”日寇先是将王保胜家的房屋全给挑了,然后,在宅院里掘深坑,这是农村最忌讳的事情。

最初,敌人想抓住王保胜的母亲、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做人质,扬言将其两个年轻漂亮的妹妹给一个汉奸头子当小老婆,从而逼其变节。幸亏事前其家人分散躲进了蒙山,令敌人阴谋再次泡汤。这时,穷凶极恶的日寇和汉奸不甘败北,终于在蒙山抓到一贯支持丈夫抗日的妻子——陈姓脱产革命女性,将其在庞居庄炮楼上活活勒死。然后,抓住了躲在蒙山刘家庄的三弟并很快被折磨致死。接着,又把王保胜的二弟媳和其未成年的孩子抓捕杀害。敌人仍没有解恨,一举将王保胜老父亲抓回仲村,关进木笼里,声称要喂狼狗。幸得八路军115师7团及时营救,才免遭毒手。

接连几天,凶残的敌人杀害了四位亲人,令王保胜悲痛至极,因为他实在太爱他们了。但他深知,世上还有一种伟大的爱,叫特别的恨。于是,他擦干了仇恨的泪水,带着坚定的抗日信念走进了他所在的7团。从那时起他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终不成家(指结婚)!”

这时,你能看到,王保胜带着他的两个同胞弟弟王保善、王保田走向了杀敌的战场。你还能看到,他的亲戚管宗祥、管宗庆、管宗福、郝士文等十余人也穿上了八路军服装,成为“小八路”。

何谓永不言弃,痴情不移?何谓永不回头,矢志不渝?这将是怎样的一种信念!

 

“红嫂”管爱振两位亲人惨遭杀害

如果不是一份地方党史资料的帮助,“红嫂”管爱振的名字可能永远尘封于历史。她有资格成为响当当的“红嫂”。

她来了,她的故事却在另一个战场。

你能想象出,那时候的医疗条件该有多差,药品多么奇缺。随着日军频繁“扫荡”和抗日军民反“扫荡”的形势发展,伤病员越来越多,医院容纳不了,护理员也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沂蒙根据地的一些女青年就主动请缨参加救护工作,或由部队和政府的安排,将一些伤病员接到各村、各家各户的家中进行护理。群众自己节衣缩食,粗茶淡饭,却把好吃的留给了伤病员,视如亲人。这是一个奇迹,更是一个特殊的战场。这样的战场,几乎闻不到火药味,却有随时可能引发的巨大风险,甚至超越了战场本身的情形;这样的战场,几乎不用男人,留给了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管爱振,需要管爱振的姐妹们。

管爱振接下一个大单:负责4名八路军的护理、照料工作,是她跑到八路军首长那儿要来的,本来,她只能分到一个名额。她说,有公爹帮忙,便有足够的能力养好这4名“亲人”。

她的家乡是蒙山脚下的柏林区汪家坡村。家里仅有三间破草房,而且,敌人经常来“扫荡”,显得很不罩眼。于是,管爱振把这4名负伤战士隐藏在离村很远的一个山洞里,每日送水送饭送药品,雷打不动,精心照料,而其公爹每天都在山坡上干活,也是雷打不动。这是她和公爹的“约会”。一次,送饭的途中,管爱振忽然遭遇了十多个日伪军。对这些畜生司空见惯了,管爱振并未惊慌。日军发现提篮里的热饭菜,叽里呱啦地嚷嚷管爱振说出伤员的下落。管爱振镇静自若,除了“俺是送饭的”一句话外,什么也不回答。日军恼怒至极,把管爱振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用枪托砸,被打得鲜血淋漓,差点休克。不远处在地里“工作”的公爹迅速跑来,为转移日军的注意力,抄起扁担向日军砸去。两名日军一起开枪,管爱振的公爹立时倒在血泊之中。恰在这时,远处响起枪声,不明情况的日军即慌忙逃遁。“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接下来,管爱振一边为公爹守灵,一边继续照料4名伤员,直至他们康复归队。一个月后,管爱振的丈夫王成启又在部队与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为服侍年迈的婆母,管爱振终身没有改嫁,表现出沂蒙红嫂的高尚品德。

那时,这里还有一个秘密的“秘密”:对隐藏的伤病员或军用物资,各户之间必须相互告诫和监督,必须彼此绝对保密,年年月月,习以为常,成了自律的制度,形似密不透风的铁桶。正因为如此,仲村区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仅在1942年里。就成功地保护了108名八路军伤病员。管爱振所在的柏林区,每年都有上百名护理好的伤病员重新杀赴战场。这种军民团结鱼水情长,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精神,最终收获了巨大的“红哥力”和“红嫂力”:沂蒙根据地长大了,抗日战争胜利了。

中华民族,血脉没有割断,群生没有倒下,朗朗乾坤依然傲世屹立。这的确是一个不朽的传奇,是因为有代代相传的——那取义舍身的无我精神,那除害兴利的振邦锐志,那月映万川的“红哥”“红嫂”大爱,这个民族才得以凝聚起韶华万丈,生生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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