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报告文学宏大叙事性的新探索

【摘  要】杨文学的《家国情怀》讴歌了沂蒙人民在历史风云中形成的红色沂蒙精神，生动展示了沂蒙人为民族独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牺牲的光辉业绩，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操，洋溢着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本文深刻探讨了沂蒙精神对于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剖析了本书的“非虚构性”写作特征，并指出在新世纪国家民族叙事特征下，作者将深刻的历史内容与生动的文学书写融合，自觉追求艺术创新。

【关键词】家国情怀；非虚构写作；国家民族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6.7

由山东省沂蒙文化研究会精心策划，山东出版集团在“全国第24届书博会”上隆重推出的沂蒙精神文学读本《家国情怀》，是我省知名作家杨文学的一部新的长篇报告文学。《家国情怀》以饱满的激情和深邃的思考，在大量丰富的田野调查和实证的基础上，对红色经典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沂蒙精神”，进行了富于时代特色，又真实感人的理解和阐释。该报告文学在民族国家叙事的视野下，既有精神的高度，又有“非虚构”的真实细节，在复杂的历史原生情境的还原中，作者试图走入沂蒙英雄们的内心世界，以更人性化的视角，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格追求，弘扬他们“家国为先”的高尚品质，对建设当代文化的理想主义品质有着启示作用。

一

对传统沂蒙题材文学作品，在人性深度和思想力度上的突破，是这部报告文学的一大特点。沂蒙精神作为革命老区的光荣传统，曾经在战争年代发挥过非常重要的精神作用，它鼓舞着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建国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沂蒙精神的传承，一直是党和国家弘扬主旋律，提倡正能量的重要文化举措。比如，新时期文学中，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所塑造的梁三喜和梁大娘的形象，苗长水反映沂蒙山老区的中篇小说《冬天与夏天的区别》和《犁越芳冢》，都曾引起广泛影响。进入新世纪，电视剧《沂蒙》，电影《沂蒙六姐妹》，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歌颂沂蒙精神，弘扬沂蒙品质的热潮。作家杨文学，是一名沂蒙山区走出的优秀作家，故乡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时常梦回萦绕在他的心里。他的长篇报告文学《苍山三农》、《大转折》、《太阳梦》、《穷官》等作品，都牢牢地将文学的笔触扎根在沂蒙山这块坚实的土地上，既认真还原沂蒙山在革命时期的历史原生情境，不断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又立足当代，考察当代沂蒙人感人的新事迹。他的笔触是深沉的，又是细腻的。

在以往的沂蒙题材的作品中，“以土取胜”，“以道德牺牲取胜”，往往是有效的策略，但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一味唱高调，拔高历史，不但不能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反而会落下假大空的毛病。报告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即是真实性，杨文学在书写《家国情怀》时，在力求真实的基础上，宣扬沂蒙精神。杨文学扎根于沂蒙故土文化，重塑延展了沂蒙的文化精神。这种重塑与展示得益于杨文学对丰富史料的搜集。全书分两条脉络展示了沂蒙精神，一为抗日战争时期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英勇斗争；一为新中国成立后，沂蒙人民支持党和政府的政策，建设美好家园、发展经济社会事业的艰苦斗争。其中展示的英雄人物、传奇事迹，人数之多，历史之长，重塑了在历史风云中，一代代沂蒙人前赴后继的英雄群像：胡玉萍坚决地拥军，送孩子上前线，老伴有病舍不得看；王宝胜鼓动青年参军，牺牲后去吊唁，被家属追打怨恨；高大娘为了掩护伤员，冒死引开日本人，被枪杀；吴娟长达数十年地照顾抗战英雄王保胜，无怨无悔；红哥李德为了救八路的孩子，让妻子给八路的孩子喂奶，饿死了自己的孩子……他们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无言丰碑，值得我们铭记与感恩。在真实性的原则下，报告文学也讲求“不虚美不隐恶”，杨文学在书写中尊重人性的复杂性，毫不避讳描写英雄的缺点，不堪回首的往事。揭示面临生死时内心的挣扎。软弱也是一种权力。杨文学秉持着一个作家的历史责任感，深入基层进行资料搜集整理，对英雄人物的经历、个性、内心及其生存的环境、时代背景、文化土壤进行了解和体验，也正是这种拂尘觅金的韧劲，才将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传奇故事重现世间，为默默无闻的英雄模范正名，为沂蒙精神的延展作出重要贡献。

沂蒙精神凝聚了深厚的革命文化底蕴，形成一种整体的红色氛围。这些革命老人们的脑中存储着珍贵的文化资料，他们如同柱桩，支撑起了沂蒙精神文化的大厦，值得后辈永远铭记与传承，这也是本书的重要意义所在。在思想性上，生存的意义为沂蒙的牺牲精神找到了很好的注脚，沂蒙精神也是医治当下社会精神信仰缺失、物欲横流的一剂良药，为道德牺牲的激情，找到了最好的诠释。中国文化自古以来讲求实用性，尊崇儒道文化，前者追求治国平天下，后者讲究明哲保身、遁世逍遥，都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而西方精神信仰讲求终极的有效性和不可动摇性，例如他们尊崇的“上帝”、“自由”等，不是建立在实用性的基础之上，这种超验性的价值观和精神信仰，使得他们更具有献身精神和自我约束。而中国缺少这种神圣的、具有敬畏感的精神信仰，这种精神信仰不是基于武力之上的，而是由内在生发。由此，在世道不堪、社会黑暗的情况下，中国人更容易超脱，表现在当下社会尤为突出。

在光怪陆离、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人在缺失精神信仰之后，抱怨、放纵与默然、顺从，成为超脱的选择。在诱惑与陷阱密布的今天，精神信仰与正确价值观的重建刻不容缓。其中，红色革命精神成为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沂蒙属于“齐鲁文化”中的“鲁文化”，是典型的注重传统、恪守道德的“内陆型文化”，这就铸就了沂蒙人憨厚、朴实、隐忍的民族性格。而沂蒙精神更是充分展现了沂蒙人民爱国爱家、舍家为国的崇高情怀，需要进一步发掘与传承，杨文学的《家国情怀》就适时地担起了重任。本书热情的赞颂了沂蒙人民的爱国情怀，展现了众多英雄模范形象：将丈夫送上战场，被日军蹂躏和迫害的无名女性，死后没有红嫂的荣誉，至死也不愿说出自己受到的侮辱；明德英为伤员喂乳汁，给战士洗耳朵，治疗病痛；李四嫂和鬼子同归于尽，被打断四肢，挖去双乳；单学花在日本的屠刀下救了军医刘鞠银，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丈夫……这些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凸显了党的英明正确领导和党员干部以身作则的传统，重现了那个年代党群之间、军民之间和干群之间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史诗性壮美画卷，同时也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写下了重要一笔。习总书记将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并提，称为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明确指出“继承和发扬沂蒙精神，对于今天抓党的建设依然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此书的前言中也提出，此书“旨在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文学艺术的手法，通过对沂蒙山和其历史环境与人物内心情感的记录描写，对沂蒙精神进行更为直观、鲜活、生动感人的诠释和解读。^①”

二

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非虚构写作”，构成了文坛的焦点话题之一。而“非虚构”概念，既来自西方的横向移植，又有文学消费的类型化影响。杨文学的《家国情怀》，显然也是一部具有“非虚构”特质的纪实文学作品。

一是文体的模糊与自由。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产生以来，不仅有纪实风格的小说被归类于此，且自传、回忆录、历史散文、社会调查等文类，都被归于“非虚构”行列，而“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呈现生活原生态”是其特点。然而，西方的非虚构文学，诞生于文学笔法与新闻材料深度结合，而中国的非虚构，则更多表现为文学家对现有文学体制的“现实”问题的焦虑与不满。虚构和非虚构的二分法，其实暗示着“现实主义”概念的失效。它的重点在“虚构”，以虚构与否来指认文学的现实性和想象性。非虚构是中性的，个人化的，概念要大于现实，还应包括虚构和真实之间的灰色地带，它反对意识形态对“现实”、“真实”等概念的征用。中国的“非虚构”概念兴起，恰说明了文学虚构和写实能力都出现了问题，而需要新文体来缓解危机。美国作家多克托罗认为：“已不再有小说或虚构文学，只有实实在在的叙事。”杨文学的《家国情怀》即是一部“非虚构”性的报告文学作品，真实性是其首要原则，在书写中，规避了一味的“苦难叙事”，以苦难来唤起读者的内心同情与共鸣，而是尊重人性的复杂，全面立体的刻画丰满的人物形象，还原历史本真与文学现场，比如，对于贪杯被敌人活埋的邱振友，作者没有回避他的缺点；而村长武善同把鬼子骗到绝崖时，作者也生动地通过采访和史料，再现了他内心挣扎。英雄也珍视生命，但最终选择了和日军同归于尽。其次，文中还有丰富的个人化史料，例如王保胜的治疗书，民办教师梁凤席的作息时间表等等，这些记录并没有因为反映了人性的缺点而使作品精神强度降低，相反，正是这些真实的记录才使英雄形象更贴近大众，而不是神坛高筑、遥不可及，更能在大众心中引起感动与共鸣，从而更好地达到对大众进行红色革命精神的宣传教育功能。

二是对中国目前非虚构文学性质的认定。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西方相比，有相似之处，如对现实的焦虑，但也存在差异。后发现代、有沉重历史记忆的中国，其非虚构的内在诉求，则主要不是对后现代的人性拯救，而是通过对现实的诉求，以个人化姿态，“询唤”出一个自由、民主、现代的“中国形象”。因此，它依然具有“不可回避”的意识形态性。中国目前的非虚构文学缺乏叙事节制，忽略细节真实与客观性的关系，似乎只有民族国家、国计民生的“大题材”，才是所谓“非虚构”，这其实是对该文体的误解。非虚构写作的民族国家叙事特征，固然是中国非虚构文学的特色，但这种特色必须建立在个人化的真实情感基础之上。杨文学的《家国情怀》不仅表现了历史风云中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也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深切的思考、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同时也是社会环境下，对红色革命精神的向往与政治上的诉求，带有“体验、介入和行动”的文学活力，以“小乡村”对应“大中国”。从沂蒙抗击日本侵略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沂蒙人民依靠党和国家政策，艰苦奋斗，共建和谐家园，前后历史风云几十年，也暗示了作者试图展现“乡土中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叙述努力。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尽管囊括众多亚门类，表现形态也有差异，但“非虚构”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力图通过真实的目击、记忆、材料，来还原历史或现实的某种真实形态，并表现出对民族国家命运与个人悲欢离合的关系的深度思考。

三

描写沂蒙精神的文学作品，近年来并不鲜见，影视作品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山东剧历来有很强的国家意识形态性和政治诉求，红色资源、革命叙事也都被选择吸收，进入了大众视野，既契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扬，唤起了民众的政治热情、爱国情愫，重构了新的审美范式，唤起了一代人的红色记忆。山东影视中的“沂蒙现象”尤其作为典型，以“沂蒙历史”、“沂蒙文化”、“沂蒙民俗”、“沂蒙精神”为题材，相继推出了《孟良崮战役》、《高山下的花环》、《沂蒙》、《斗牛》、《沂蒙六姐妹》、《蒙山沂水》等多部热播电视剧、电影。而《家国情怀》的推出也契合了重温红色革命精神的契机。

全书分为五章，第一章讲述那些送子打东洋的母亲们，送夫上战场的妻子们，她们是带着创伤与期盼守候一生的红嫂；第二章重现了那些甘当绿叶、支援前线的红哥们，他们站在历史厚重的帷幕里，身影伟岸；第三章歌颂改变民族苦难进程的英雄们，他们担当起了民族的脊梁；第四章在新中国成立后，从战争中走出来的老区人民拉开了治理淮河的战役；第五章总结歌颂了支持沂蒙老区发展变革的力量支撑：沂蒙精神。这部鸿篇巨制将传统和现代，历史与当下结合，是沂蒙精神的再发展。现代社会是一个崇高意识普遍缺乏的社会，《家国情怀》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突出对“国家民族意识”的重塑，即所谓的家国情怀。在含蓄内敛中表现崇高，从小处入手，反映民间英雄叙事的大主题，淡化了政治符号与正面崇高的描写，通过人物来感染读者，人物展示也规避了脸谱化、模式化的诟病。家族、个人叙事与国家民族大义相结合的叙述模式是一大创新，由小家来反应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面貌，映射重大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也是家国情怀的展现，很好的将民间性与主旋律相结合。

民族国家叙事，属于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范畴，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征。民族是文化共同体的确认，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享有共同神话、追忆、象征和传统。在现代性启蒙思潮影响下，在市场经济推动下，就会形成一种共同的、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语）。这种想象，将“现代”与“民族”和“国家”，牢固绑定在一起，它不是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民族”与“国家”之间，只有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才能真正结合为一个紧密的意识形态结合体，而现代意义的民族，也只能是现代国家的产物，即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形成了国家的民族才具有更高品格。民族不是为了产生国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国家创造的。^②”民族国家叙事，是一种“想象”出来的社群风格，它的出现，是因为社会现代性的缘故，而市场经济动力所催生的科技发展，大量的识字人口，大众传播，政治民主化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有的这些特征综合起来，也就以繁复的方式提升了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成为文化认同的最主要方式。由此可见，民族国家叙事，是建立在现代性发育基础上的，而现代性发育的条件，除了市场经济、政治民主之外，就是思想启蒙的重要性，真正在社会上形成“个体的神话”，鼓励人的独立自由，成为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结合的“真正的人”（马克思·韦伯语）。如果失去了这个思想启蒙的前提，民族国家叙事的发展，就有可能失去必要的品质，而成为纯粹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工具与病态的民粹主义。从启蒙化的民族国家叙事到阶级化的民族国家叙事，再到现在以现代性的全面发育为背景的中国梦式的民族国家叙事，现代民族国家的人性化叙事与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强国梦，盛世梦，抗击外侮结合起来。杨文学在《家国情怀》的书写中，祛除了原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而赋予了那些沂蒙故事新的内涵，中国梦的内涵，也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就是要以更开放和宽容的心态，更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我们过去的红色历史，并继承发展革命精神留给我们的巨大精神财富。

对沂蒙红色精神的重塑契合了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也是文化史诗与现代强国梦的一部分。随着90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民主化进程加快，市场经济的发育，特别是文化市场的蓬勃发展，阶级革命叙事与民族国家叙事的两结合，被逐步消解了，民族国家叙事，不但慢慢恢复了“个体神话”面貌，且“边界”不断扩大，内涵不但丰富化，不仅有阶级叙事、启蒙叙事，且传统文化“复活”，民族国家叙事在叙事时间长度和叙事地理空间表述上，都得到了空前扩张。这个民族国家叙事再塑造的过程，从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尽管西方仍是一个强大“他者”，然而，在具体书写实践中，中国自身“整合性因素”却在不断增强，正在形成新“有中国特色现代性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想象，即“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现代中国”是一个延续主题，它以求生存、求发展而为目标，以物质财富与经济发育为人的幸福本源，消除阶级革命片面追求人的道德精神的做法，更注重现代中国的经济富强和在全球经济分布中的地位。而“文化复兴”是指民族国家叙事的传统文化的记忆复活。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或其他传统文化，都逐步走出“封建”的简单定性，在中国主体性价值诉求中，展现出反“西方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价值魅力，而非简单道德表征。然而，问题复杂在于，作为结构性要素，民族国家叙事的构成变得更为复杂，而其表述的整合也变得更艰难，常处于杂糅状态，难以真正整合，这无疑令人深思。《家国情怀》即是一种宏大叙事式的书写，对民间红色革命文化进行了历史重塑，书写了英雄传奇和反抗苦难的鲜明主题，挖掘展示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的英雄儿女形象。这是在民族国家叙事视野下的主题深化，是在人性化基础上，对党和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美学塑造。通过对历史的追忆，在宏大的背景下，以悲剧的基调阐释了崇高，完成了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政治诉求的目的。著名评论家李掖平曾称赞杨文学的“沂蒙文学”系列作品，“是刻录沂蒙昨日历史烟尘与今日辉煌之歌的珍贵文学标本，当然，这又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刻录，它还是作家秉持公共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一种守望，并注定成为当代文坛精神天空一处永远摇曳的风景。^③”

沂蒙，一个满含历史记忆的名字，一个孕育红色文化的热土，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在新中国成立后，沂蒙人依旧本着“沂蒙精神”艰苦奋斗，这其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铭记与传颂的故事。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中，在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今天，“沂蒙精神”也传承古今，延展自我，承接了丰厚深邃的沂蒙文化，也与时俱进，支撑着今天的沂蒙人共建和谐家园。时代需要铭记，真正的艺术，则总能在精粹的艺术创新原则基础上，保持某些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和人格信仰。杨文学的历史责任感与文学品质值得我们赞叹，也推动我们对沂蒙精神进行传承与发扬。

作者简介：房伟，山东济南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洪晓萌，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此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宏大叙事问题研究”（批准号：14BZW12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