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亡时诞生沂蒙烽火中成长（一）

一、概述

1940年6月，日本侵略军侵占费县城以后，并沿临（沂）滋（阳）公路安设了据点，将老费县区域分割为南北两片。为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的提议，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以横穿费县西部的临滋公路为界，划分为费北、费南两个县。随即，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含县政府政卫队）由费北转移到费南。以蒙山这一天然的屏障为掩护，费北另设过渡性的抗日政权——费北行署。此时，日伪军不断疯狂进犯我驻守在蒙山的党政军机关。为保卫抗日政权和党委机构，巩固和发展费北行署所在的蒙山前抗日根据地，行署决定急需组建一支基干抗日武装。

早在1940年上半年，为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第一一五师师部命令六八六团、七团，调出一些营连干部，或率建制连队和排为骨干，到开辟地区组建了一些县大队或独立营。9月初，时任第一一五师鲁南支队教导队中队长（正营职军事教官）的王保胜也被调出来，到仲村带兵发展地方武装，成立“常备连队”。

王保胜从前搞过“常备军”和“四大队”，深知地方武装的辛苦，一时也舍不得离开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为坚决执行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肖华、刘西元、张雄等首长和调出的干部逐一谈话。时任第一一五师鲁南支队政治部主任的张雄（原七团政委，彭雄同志调走后的1939年12月—1940年12月，参加费县县委、费北县委并兼任军事部长，统一指挥全县武装）同志开导王保胜说：“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开创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军队和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在费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陈（光）、罗（荣桓）首长曾多次指示我们：‘你们要准备独立自主地坚持这个地区的工作，要想在这里扎下根，站住脚，就要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要发动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建立起地方武装，……你们一定要有一支上千条枪的部队，才能坚持住这个地区。’”张雄同志又对王保胜开导说：“调出骨干，搞地方武装，发展和扩编部队，是我们这支红军部队的职责和光荣，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要求调出的同志，要把老红军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带过去，当好红色的种子，按照朱德总司令的教导：要像柳枝，插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发芽，挺拔成荫；要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批又一批，使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要团结当地广大干部、群众，克服一切困难，要将新拉起的队伍带起来，成为坚持当地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张雄主任还亲切地讲：“这一个时期，费北县委、仲里区委以及唐绍典、唐绍鼎等同志没少跑到部队来要你，同志们也都盼着你返回去。让你回仲村（工作），这也是肖华同志的意见！我给你发枪，发子弹，发军装，拉起队伍来就是长期的，我们主力部队做你的坚强后盾，坚决支持你！”

离别老部队时，张雄主任还交待了几项任务：一是广泛宣传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学好用好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组织全民族联合抗日，提高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念。二是宣传八路军是抗日救国的队伍，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三是宣传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不分阶级、阶层、民族，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有枪的出枪，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四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

因为仲村是王保胜的家乡，人民群众的抗日基础较好，兵力资源也较雄厚。自七七事变后，他们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多次在这里拉起抗日武装。所以，王保胜对故乡的社情、民情都比较熟悉。为了不给组织上添麻烦，减轻主力部队的负担，王保胜主动请求张雄政委：赴仲村时，不带建制连队或排（为骨干），甚至连一个班也不带。

既然是党组织的决定，王保胜就无条件地服从，接到命令后，他打起背包就赶到仲村镇。

当时仲村的建制是设区和特别镇。特别镇下辖仲村街十三巷、东坝子、西坝子、鲍家坡、康家寨、王家寨、陈家寨、段庄等村庄。从1939年底至1940年8月底，唐绍鼎任仲村特别镇镇长，赵明（又名赵昌林）任副镇长，唐加伦任镇公所委员。在这个期间，唐绍鼎和唐加伦等同志又拉起了数百人的抗日武装“仲村特别镇基干团”，简称“镇团”，唐绍鼎兼任团长，唐加伦任大队长。另外还有唐绍典同志领导的“仲村区基干团”，简称“区团”。

这些武装全是政府从各村自卫团中临时抽调的人员，到区乡镇集中接受政治、军事培训。训练期间自带枪支，吃公粮，每人每月发四五十元钱的军饷，执行战时勤务，一月一轮换。实际上是政府出钱，雇用各村基干队员，并在训练期间有计划地从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动员其脱产参军。当时利用这种方式，在费北、费南等地区拉起了许多游击大队，建立了县区武装，有力地补充了主力部队作战。

这支队伍的骨干人员有：管正汉、唐嘉告、管正常、臧汝光、谢洪伦、谢洪英、王保善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成份比较复杂的人员，辟如：有点地方小势力的地痞、街滑子及动机不纯的人员，队伍比较庞大，也比较松散。但大部分人员来自于贫苦农村，他们虽然训练时间较短，没有实战经验，但是都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和朴素的抗战热忱。很需要上级派军政素质较高、会带兵打仗的军队干部来带他们。这个期间，唐绍典和唐绍鼎等同志没少给自己的老战友王保胜写信（要他回仲村）。

在第一一五师七团和费北县委、仲里区委及唐绍典和唐绍鼎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通过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王保胜立即把“镇团”数百人（极盛时达五六百人）的队伍拉上了抗日前线。

王保胜早年闯关东时即参加过抗日联军。特别是参加八路军后，在罗荣桓、陈光、彭雄、贺东生以及张仁初等红军将领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许多战役战斗，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很快进步成长为军政素质较高，能独立带兵打仗，能坚持一方斗争的优秀的八路军指挥员。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只有不争气的官，没有不争气的兵，我就不相信有带不好的队伍！”这句话是王保胜同志在第一一五师鲁南支队教导队工作时，经常听到的老首长张仁初支队长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这句老话当年在沂蒙山区八路军各部队中广为流传。这句老话风趣幽默，哲理性强，对王保胜的军旅生涯影响极大，使其受益终生。

为了带好这支队伍，王保胜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他给战士们讲政治形势、讲军事思想、讲战略战术、讲思想作风。他一边做出样子，一边讲解道理。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凡是让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吃苦在前，冲锋在先，以实际行动影响并感化部下，使战士们逐步树立起抗战必胜的理想信念，加快了“镇团”队伍从普通农民到士兵转化的成长过程。

1940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出动14000余人“扫荡”鲁中沂蒙山区。9月16日，仲村完全沦陷。日伪军在此大兴土木，建炮楼，安设了费北最大的据点。

仲村失守后，混进“镇团”里的坏分子管××、管××、周××等人趁机拐枪投敌，返回仲村当了汉奸。还有部分目光短浅，看不清形势的人，认为当八路生活艰苦，没出路，思想产生动摇，告假不归或干脆开了小差。看到这些问题，张雄和贺东生(1940年5月—10月任七团团长)亲自到“镇团”帮助工作，果断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强硬措施，并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反复向战士们讲明“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使大家初步树立起抗战必胜的理想信念。后来王保胜带着这支队伍，紧密配合第一一五师（七团贺东生部）及山东纵队作战，多次袭击和攻打仲村日伪军，战士们得到了实战锻炼，队伍也逐渐得到了稳定和发展。

1940年秋，在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七团的大力帮助下，费北行署在蒙山前的杨庄（今属卞桥镇），以“镇团”为基础，连同东固、朱尹的部分民众抗日武装（人员很少），组建行署保安大队（相当于县大队，但规格略高）。费北行署主任徐元泉兼任大队长，费北县委书记刘次恭兼任教导员（或政委），崔镇、王保胜任专职副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长杨忠一；二中队长武怀道（1941年冬，日军大“扫荡”时逃脱）；三中队长王保胜兼任（开始由唐嘉伦代理，后唐调任上冶区紫金关乡中队长）。

1941年春，费北行署保安大队改为费北行署大队。1942年5月，费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费北行署大队更名为费北县大队，县长马鸿祥兼任大队长，县委书记刘次恭兼任教导员（或政委）。1942年初，贾彬山（河北人，又名贾彬）任副教导员。1942年11月，白栋材、陈复兴分别任副大队长、副教导员（或副政委）。1943年8月，费北县大队改编为费北县独立营，县长马鸿祥兼任营长，县委书记刘次恭兼任政委，鲁中军区派作战参谋陆纵横任独立营副营长直至1945年5月牺牲。该大队（或独立营）无论干部变化多大，崔镇、王保胜始终任专职的副大队长（或副营长），任职时间最长。

1941年冬，日本侵略军发动大“扫荡”后，行署大队损失严重，人员骤减到不足百人。行署决定将三个中队整编为一个连，命令王保胜兼任连长。后较长一段时间，只有这一个连坚持在费北（蒙山）打游击，非常困难。1942年5月以后，鲁中军区将二团二营四连（连长单元水，指导员余博全）派到这个大队工作。至1943年春，形势稍有好转，又把这个四连归还二团。1943年春，费北县大队从区中队里抽调部分骨干人员，扩编组建了二连，任命鲁瑞东为指导员，臧汝光为副连长。后来，鲁中军区调来刘肖明（沂水人）任二连连长。1944年又扩编组建了三连，任命臧汝光为连长。从1941年冬至1944年6月，王保胜同志始终兼任一连连长。1942年春，日军大“扫荡”后，一连经补充休整，辖三个排，每个排辖三个班，共计120余人；该连配有轻机枪三挺，各种枪支（如大盖子枪、日本造枪、土压五、单打一等）共计百余支。由于一连战士足额，且战斗骨干人员多，所以，上级和县委经常让其单独行动并独立作战。1977年秋，笔者到贾庄看望革命老前辈李伯瑾（1932年入党，蒙山前最早的党员之一）时，李老曾深情地讲：“那时县大队没有多少人，日军大‘扫荡’后，一连算是足额的连队，二连只有一个排，三连不过一个班。那时候敌强我弱，太艰苦了，打仗只能靠一连出击。所以，当年蒙山上流传着‘一连打，二连看，三连围着山头转’的顺口溜。”李老还说：“那时，县委、县政府处于初创时期，时常被敌人围剿着到处转移，离开部队，县机关一天也很难存在下去。当时王连长很能打仗而且很会打仗，县委拿他当‘宝贝’。所以，当年咱这一带人民群众中有着费北、费南‘两匹马’（指费北、费南县的两位县长：马鸿祥、马健），蒙山有个‘王连长’的盛传”。后独立营发展到五个连，近600人，抗战胜利后全部升级编入主力部队。

费北行署保安大队从1940年秋成立至1945年10月升级到主力，这支部队无论番号有什么变化，崔镇同志一直留在这支队伍里工作。部队升级走后，他又和管正汉等同志留下，在蒙山前上冶镇组建了蒙山县独立营，直到1949年3月才升级到主力部队。他长期工作战斗在该大队，是蒙山一带抗日军民公认的革命的“兵母子”、“兵贩子”，他为这个大队的组建、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抗美援朝时，崔镇同志任铁道兵团团参谋长、团长，后转业到沈阳枕木防腐厂任厂长，1970年在沈阳病逝。

王保胜同志自1940年秋至1944年7月（其中1942年10月—11月带兵升级任鲁中军区二团副营长，后被费北县委要回；1944年2月任鲁中军区教导队正营职中队长，在沂南县大松林村参加军事表演大会后又被费北县委要回），猪尾巴沟战斗胜利后，粉碎了日伪多年经营的环蒙（山）封锁线。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指令王保胜率先带费北独立营一连，升级编入鲁中军区泰南（第三）军分区特务营，先后任特务连连长，特务营营长等职，直至1945年7月协庄战斗中王保胜负重伤被捕入狱。王保胜同志也是抗日军民公认的革命的“兵母子”、“兵贩子”。他常年带领这个大队浴血奋战，打了许多硬仗、恶仗，他为该大队的成立、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据原费北行署武装科科长陈明五生前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回忆指出：“全县武装力量有县大队和四个区中队，约六七百人，县大队长由徐元泉兼任，大队副由崔镇和王保胜担任。崔镇是铜石泉子峪人，穿着不修边幅，做事不拘小节，绰号‘崔趔歪’。但他打起仗来很勇敢，有一股拼死的精神。王保胜是北仲村人，当时都称他王连长，打起仗来既顽强勇敢，又有作战经验，多次为革命负伤。”

当初“镇团”改编为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后，为维护稳定这支较庞大的新生队伍，张雄主任让唐绍鼎同志留在大队里住了一段时间，继续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唐绍典的三儿媳妇赵淑毅也在该大队里做政治思想工作。为进一步加强保安大队的思想建设，巩固发展和壮大这支地方武装，使之尽快成长为能征善战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大队里中队设党支部，排和班里设党小组。张雄同志着重指示他们：“要抓好战斗骨干和重点对象的培养，抓好新党员的发展工作，要把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同志优先吸收到党内来。”通过战斗评模，在县委和大队政工人员的帮助下，王保胜不失时机地先后介绍了管正汉、唐嘉告、管正常、臧汝光、谢洪伦、谢洪英等许多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个时期发展党员60余名），为该大队党组织的建设，输入了新鲜血液。

1940年秋，费北行署保安大队组建后不久，在王保胜的影响和带动下，他的亲友管宗庆、管宗祥、管宗福、管正俊、刘山清等10余人陆续赶到蒙山岐古庄（或张里庄）参加了这支队伍。后来管宗庆、管正俊、刘玉君等20余人升调到鲁中军区老二团（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管宗祥、唐嘉宏等人升调到鲁中军区泰南（第三）军分区文艺组（文工团），刘山清等人升调到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

1941年冬，日军大“扫荡”前后，根据战局的需要，行署大队进行了整编，管正汉、臧汝光等同志继续留在大队里工作，管正汉以后被派给县长马鸿祥当警卫员。为组建和加强各区乡武装的建设，遵照县委的决定，王保胜还把唐嘉伦、谢洪伦、唐嘉告等许多有实战经验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同志，派往上冶、保太、仲里等各区做武装工作。这些同志在艰难困苦的抗日战争中，历经磨难，名声大振，迅速成长为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这一大批仲村人，在革命战争中，作为骨干和火种，长期战斗在沂蒙山区，经历了数不清的战役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同志转战东北、平津、海南岛、朝鲜等地，有的负伤致残，有的献出宝贵的生命，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民族危亡时诞生，沂蒙烽火中成长。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在保卫抗日政权和党委机构，发展抗日武装，壮大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是一支能征善战，能打胜仗恶仗，战斗力特别强的抗日劲旅。这个大队从成立之初就投入到紧张的反“扫荡”斗争之中。该大队活跃在蒙山前后及周围区域：东到诸满、薛庄；东北到青驼寺；北到蒙阴城、新泰城；支援边沿区斗争时，西北部打到汶南、东都、楼德、华丰、磁窑、南驿及泰安城等地。或配合主力，或单独行动，打警戒、围据点，打增援，看押俘虏，打扫战场。灵活机动地打击消灭日伪军，夜以继日地护卫着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南大门。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该大队参加大小战斗上千次，先后拔除了蒙山区域日伪据点50多处，解放了300多个村庄20多万群众，为主力部队输送（含最后全部升级）了8000多名兵员，对巩固与发展鲁中抗日根据地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