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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文学

韩延明:一九七七年高考漫忆

时间:2016-1-23 12:01:29  作者:韩延明  来源:  查看:855  评论:0
    有位名人说的好:“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没有过去”。确实,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无休止的对话。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有两位皇帝分别建立和废止了科举制度:公元605年,隋炀帝宣布实施了科举制;1905年,清光绪帝下诏废除了科举制。从立到废,其间相隔1300多年。在短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也有两位伟人分别关闭和开启了高考制度:1966年,毛泽东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停止了高考制度。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1977年,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中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自愿报名”,“择优录取”。从关到开,其间相隔10余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正式播发了重新恢复高校招生制度的消息,当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在当时那坚冰初破、百废待兴的时节,恢复高考的重大喜讯恰如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强烈地震撼着中国这个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国家。十年浩劫,使许多积极进取、志向远大的年轻人与上大学无缘。因此,考禁一开,恰如“久旱逢甘露”,广大青年和学生无不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怀着多年的渴望与企盼报考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大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夫妻同考、父子叔侄同考、兄弟姐妹同考的喜人景象。当时我记得还有母亲考生和孕妇考生。当年的高考岁月在我们身上烙下了刻骨铭心的时代印记。无论是当时金榜题名的,还是后来名落孙山的,都对恢复高考唱出了发自肺腑的赞歌。人们高度赞扬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是时代宠儿,是祖国精英,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栋梁!据统计,恢复高考三十年来,全国已录取大中专学生36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0。高校录取率已由1977年的4.7%提高到2006年的56.85% 。据教育部2007年9月12日宣布,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已达到2300万人,位居世界首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23% ,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迈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三十年前的这次不同寻常的高考制度改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次“诺曼底登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巨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恢复”了高考制度,而在于通过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高考猛烈抨击了当时政治路线上的“两个凡是”和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吹响了全中国正本清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号角,因而被国内外诸多评论家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它不仅改变了这个泱泱大国无数人的命运和前程,而且终将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轨迹和进程。对此,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功不可没!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200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回忆当年,感慨万千,观今追昔,浮想联翩。在大快人心、彪炳史册的1977年,关闭了十年之久的高校招生考场终于重新打开,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遇终于到来!1977年12月9日至10日,我有幸在山东参加了那一次令人终身难忘并由此改变了人生发展道路的的高考,且十分荣幸地成为570万年龄参差、背景各异的考生大军中拚杀出的27万人中的一员,成了“七七级”这个特定时代专用术语中的一个固定字符。据说那年全国招生计划原为21万人,后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和教育部最后又扩招了6万人。当时的录取比例是21:1,录取率为4.7% 。1977年冬季的570万考生,再加上1978年夏季的610万考生(录取40万人),共有1180万人,十届学生一堂会考,颇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景象。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盛试”。1180万人录取了67万人,录取比例为18:1,这与2006年中国大学总体2:1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所以有人说七七级七八级是“藏龙卧虎、英才辈出”的一个特殊的共生体,也有的学者称他们为一脉相承的“人才品牌”。当时因报考人数太多,一时“洛阳纸贵”。为解决七七级的考卷用纸,据说邓小平冒着政治风险果断决定,临时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赶印试卷,方解燃眉之急,怪不得那年的试卷纸很软、很薄呢!不仅如此,而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考生报名费由原定的一元钱降为五角钱,其余考试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那一年,考生中年龄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三十几岁。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季举行的考试,但考生们却个个充满热情,如沐春风,被人们称为“温暖的冬天”。虽已时过30年,但追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许多情节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77年12月9日,山东省高考第一天,我在清晨四点钟就睡意朦胧地起床了,当时天还黑黑的,刮着风,我抓紧时间匆匆拿过课本在昏暗的灯光下把自以为是重点的地方又默记了一遍,然后胡乱吃了点东西,就冒着寒风急急忙忙去了考场。那时的考场在一所中学,室内非常简陋,桌椅都是破旧不堪的,没有暖气,门也关不上,窗子上的玻璃还破了一块,加上紧张的心情,感到冷冰冰凉飕飕的。我披着一件临时借的军大衣忐忑不安地进入了寒气逼人的教室,考场里很静很静。一个考场30人,单人单桌。我那年报考的是文科,记得当时考了四门课:9日上午是语文、下午是史地,10日上午是政治、下午是数学。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堂考试“语文”。那年的语文试题是文理科考生一张卷子,理科考生只写作文,文科考生考了三个大题。一是解释词语,很简单,有五个,我现在能想起四个:明火执仗;居心叵测;高瞻远瞩;踌躇。二是给一段文言文加上标点,并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段,我过去学过,也不难。三是一篇作文。 1977年的高考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所以各省作文题目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看大同小异,大多是紧跟当时形势,政治色彩比较浓,具有时代性、鼓动性。那年北京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上海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天津是《宏伟的目标鼓舞着我》,广东是《大治之年气象新》,西藏是《我的革命理想》,内蒙古是《在红旗下》,山西是《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湖南是《心中有话向党说》,湖北是《学雷锋的故事》,河南是《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陕西是《科学的春天》,云南是《攻书莫畏难》,甘肃是《不到长城非好汉》,江苏是《苦战》,浙江是《路》,山东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就写了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这一天的见闻与感想。说真的,当时确实是怀着一种巨大悲痛的真情实感去写,加上我当过文字秘书的功底,写得如泣如诉,写的忧国忧民,写得热泪盈眶,只听得笔尖在纸上刷刷地滑动,不知不觉就写了几大张纸。我记得当时每人发了三张16开的试卷纸,不够可以再和监考老师要,我边写边要,伏案疾书,居然写了满满的七页,最后考场里只剩下几个人了。监考老师在我身边驻足看卷良久,不断向我点头微笑,还说:“不用着急,铃响再交卷就行”。所以那次语文考试我感到特满意,很有成就感。可惜没有像有的同学那样在大学毕业时把试卷领回来自己保存。那次“政治”考得也很得心应手。我记得共考了六个大题,五个问答题,一个论述题。论述题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四人帮反动的政治纲领。问答题只想起来了四个:一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什么?二是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是什么?三是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的伟大意义是什么?四是遵义会议何时召开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什么?第五个题好像是关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方面的内容,具体表述记不准确了。其中,因工作关系,全文206字的党的基本路线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论十大关系》学过多遍,遵义会议及其历史意义也在学习“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记忆深刻,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当时也知道是毛主席在外交上提出的战略决策,便据此进行了阐释和发挥。关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方面,“文革”中我曾很熟练地背诵过毛主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多次学习过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也完全能够把握住要领。至于论述题嘛,我那一段时间经常给公社领导准备批判四人帮的讲话稿和自己的发言稿,自然更是驾轻就熟。因此“政治”应该说考得相当不错,颇有“春风得意”之感。当然,也有的考生没有答好,不少考生在考场上急得抓耳挠腮,还有的甚至交了白卷。我右侧的一位女孩就干脆趴在考桌上枕着胳膊闭目养神了,试卷上几乎没写几个字。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首次高考中一举金榜题名,可能主要是得益于我的语文成绩和政治成绩,“史地”中的历史部分感觉考得也很不错,因为我从小喜欢读史。地理部分不太好,“数学”成绩最差。因为我于1975年7月份在肥城二中高中毕业后即回乡务农,先后任团小组长、青年突击队长、村团支部书记、村党支部副书记、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组织文艺宣传活动,除了听报告看报纸的政治学习,从无时间进行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1976年3月起,我担任了山东省肥城县边院公社党委常委兼团委书记,高考之前正在“战山河工地指挥部”任副总指挥,白天高强度地拼命干活,晚上还要开会,写宣传材料,给领导准备讲话稿等,有时还要加班加点,哪有时间复习呀!说实话,那年我本不想参加高考,想看一看,等明年再说。但有一次在工地上开党委常委会,当党委书记刘玉梓(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干部)知道我不准备参加高考时,很严肃地对我说:“邓小平同志号召团员青年要积极报考,你身为团委书记,必须带头报考,不能当高考改革的绊脚石呀!”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谁敢当政治上的落后分子?于是,我以坚决完成党委交给的政治任务的积极态度,决定报名参加高考。但第一年恢复高考,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既不知怎么考,也不知考什么,也不知道究竟该报哪一所大学,报哪一个专业,当时真的搞不清楚,只记得考生要填写四个志愿,前三个是填报具体的学校和专业,第四个填写服从分配。最后我之所以决定填报曲阜师范学院,缘于两个因素:一是渴望改善农村教育的激情。那时我作为公社党委常委,除了共青团工作之外,还分管教育工作。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煎饼和咸菜,深入农村中小学调查了解校舍及教学情况。我伤心地发现,农村特别是山村的中小学教育太落后了,上课不正常,校舍极差。我曾在给党委的调研报告中这样描述“教室”状况:“撑着柱的梁,打着垛的墙,张着嘴的门,闭着眼的窗”,“黑屋子,土台子,泥凳子,伴随着一帮傻孩子”。不仅教室条件差,而且教师水平也差,教学质量不高。那时的我可以说是激情满怀、血气方刚,决心报考师范,毕业后当一名乡村教师,改造农村教育。虽然现在想来有点幼稚可笑,但那时那地却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二是对曲阜师范学院略有所知。1974年我在读高中时,正值举国上下开展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校领导亲率我们这些中学生“拉练”到了孔子故乡——曲阜,实地参观考察了孔庙、孔府、孔林,目的是搜集批判孔子的证据和材料,当时我们就住在曲阜师范学校,觉得校舍很古老,还有三四层的楼房,而且大树参天,环境也很好,记忆颇深,所以也就决定报考曲阜师范学院。直到入学后才知道,这是完全不同的两所学校。我当时住的曲阜师范学校原来是一所历史远远久于曲阜师范学院的古老中专,大名鼎鼎的万里委员长就毕业于那所学校。
     确定参加考试之后,我也想集中一段时间好好复习一下已经十分生疏的学业,曾经想过向领导请假,但最终还是没好意思开口,因为那时“请假”就意味着逃避劳动,就是偷懒,就是忘本,就是丢掉了劳动人民的本色。我一如既往地“战斗”在工地第一线,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就像没有报名考试这回事一样。直到有一天,我清楚地记得那天离高考还有五天时间,刘书记到工地检查指导工作,问我复习得如何,我支支吾吾一脸尴尬,他马上说:“我放你一周假,马上回家复习!”当时我真为领导的理解和支持深为感动,一向善于言辞的我,竟激动的无以言表。我急忙蹬上我的青岛大金鹿牌自行车,一溜烟似地飞回家去了。到家后,顾不得吃饭,急忙从床底下搜出久违了的满是灰尘的中学课本,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真有点像高尔基说的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那时候,既无辅导老师,也无复习资料,只能是自己教育自己。好在我上初中和高中时一直都是学习委员,由于班上老师常提问我表扬我,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本,同学们也经常抄我的作业,所以自己很有学习动力,很注意预习,听课很认真,不迟到不早退不旷课,能按时完成作业,学习上抓得比较紧,基础知识学得比较扎实。细想起来,高考前,我真正坐下来看书学习的时间,完完整整的也就是那几天,但那几天对我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对尊敬的刘玉梓书记,我真的是感恩不尽、铭记终生。
     两天紧张的考试过后,我与大多数考生一样,很快恢复了平静,那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又回到了战山河工地继续风风火火地“战天斗地”,而且自己也未抱什么金榜题名的希望。1978年1月中旬,我们公社有50多名考生过了体检分数线,接到了体检通知,据说当时体检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是3:1。随后我们就到公社医院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我当然没有问题,那时即便身体有点小毛病,只要不是传染病或重大疾病,医生一般也会网开一面,填上“正常”或“健康”。后来组织上又对我们这些候选大学生进行了严格的政审。听说有的因政审未通过而被刷了下来,我家是贫农成分,我又是中共党员干部,家人亲朋均历史清白,按照当时的说法是“根正苗红”,所以顺利过关。真正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春节过后了,当年春节是1978年2月7日。我记得好像是在2月22日上午,当时的公社教育组组长张子玉来到我办公室,非常高兴地递给我一个信封,我拆开一看是曲阜师范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被录取到外文系英语专业,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记得我们当时已拥有八万人口的边院公社(现在已分成了两个镇)共考取了21名大中专学生,听说只有我一个是本科生。那年山东省高考报名人数是80万人,录取8000人,真的是“百里挑一”。后来因人才积压太多,也为了照顾“老三届”考生,山东又扩招了2000人,实录一万人,录取率为80:1。时至今日,山东省报考人数仍不足80万人,但录取人数已突破了50万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对我当年能够一举考上大学,党委刘书记十分满意,一向严厉、认真、节俭的他,竟高兴地自己掏腰包,破天荒地邀集公社党委全体成员和在公社大院里工作的同志们在职工食堂里摆了两桌,上了酒菜,以示庆贺。席间,刘书记显得很兴奋,在赠给我的笔记本上赋诗一首,我至今记忆犹新:“忠心红似火,意志坚如钢,胸怀凌云志,前程更辉煌”,我当时真的是激动万分。后来,无论是我在曲阜师范学院刻苦求学,还是到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作访问学者,还是到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还是这次来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参加培训,我都一直把笔记本带在身边,一是牢记那段深厚的友谊,二是借以鞭策激励自己。
    1978年3月5日,我,手持高考录取通知书阔步跨入了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学院(现已改名为曲阜师范大学,又名孔子文化大学),开始了我求知创业的新起点,踏上了我人生拓展的新征程!我清晰地记得,隆重的七七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标语满场,红旗招展,气氛热烈,一片欢腾。会场舞台后幕上并排悬挂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那次印象最深的,是代表教师发言的历史系教授王阁森,他衣装整洁,声音洪亮,手里拿了一张小卡片,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边讲边扫视全场,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抑扬顿挫,饱含激情,宛如朗诵一篇抒情散文,过去听惯了政治口号和领导报告,乍听这种声情并茂的高水平演讲,令人耳目一新,佩服得我们这些刚入师门的新同学五体投地,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手都拍红了。这一幕我至今犹历历在目。入学后,我与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外语系七七级的65位同学一起,勤奋好学抢时间,切磋共读整四年。当时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举。我们这些经历了动荡、坎坷、磨难的具有一定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的同学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深感文化科学知识之重要,所以学习非常刻苦,真的是如饥似渴地求知,深思熟虑地探索,夜以继日地攻关,勤学乐学蔚然成风,成人成才氛围浓郁。从早到晚,从教室到图书馆,从听课到作业,全部的心思都在用功学习上,阅览室、自修室里总是座无虚席。走廊的灯底下也有学生在学习,有时宿舍熄灯后还在被窝里开着手电筒复习功课。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那时候,谈恋爱、打牌、逛商场、迟到旷课、打架斗殴、考试作弊的现象几乎没有,或者说很少很少。当时我们最流行的座右铭是毛主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勤奋出天才”。
    在我的同学方队当中,从区域上分,有的来自城市,有的来自田园,有的来自北国,有的来自江南;从身份上分,有的是干部,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高中生,有的是复员退伍军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下乡知青,基本上工农商学兵政俱全;从岗位上分,有的来自工厂、营房,有的来自矿山、牧场,有的来自山村、渔乡,有的来自中小学课堂;从年龄上分,最大的生于1950年,最小的生于1961年;从婚姻上分,有的已婚后育有几个子女,有的尚不足法定结婚年龄,有的甚至尚未进入青年阶段;从性别上分,65位同学中有男生40名,女生25名。在文化积淀丰厚的孔子故里,“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化育人”。1982年1月,我们全体同学全部以优异成绩本科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从毕业去向上看,有的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有的分配去了行政管理部门,有的到了外经外贸单位,有的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有的当了中学英语教师,还有的远渡重洋继续求学深造。我则在毕业那年考上了全国首批攻读硕士学位的教育学专业研究生,1984年12月份毕业时本打算考博,但我的导师陈信泰教授坚决不同意,师命难违,我就留在了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先后任教育系副主任、主任、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和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至1989年,我作为教育部公派人员到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作访问研究学者。回国后,凭着丰硕的科研成果,我顺畅地从讲师到副教授,又从副教授破格晋升为教授及硕士研究生导师。2000年1月,我被调离母校赴临沂师范学院任第一副院长,20004年1月任院长,先后被评为青年拔尖人才、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后来又被评聘为山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在工作上,我尽心竭力,目前我们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已成为拥有6000余亩校园、36000名师生员工、20个二级学院和110个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在学术上,我勤学善思,目前已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获奖30余项,讲座1200余场。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们七七级的同学们,靠着满腔的热情,靠着掌握的知识,靠着执着的追求,靠着一颗火热的心和一种强烈的求知欲和使命感,拼搏进取三十年,栉风沐雨到今天!如今,同学中有的成了机关干部、大学校长、系主任、所长,有的成了博士、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有的成了企业老板、公司老总,有的成了中学领导、教学骨干,有的成了教育界劳动模范、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或荣获了其他国家、省部级奖励和荣誉称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程兆翔博士、清华大学外语系主任刘世生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谢之君博士,都是我们的大学同学。
    从目前的统计来看,除了国内的同学之外,还有20位同学分别在美国、加拿大、荷兰、挪威等国家的高校和企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有的成了知名教授,有的已是商界精英。我们班的“大哥大”刘元康多年在美国创业,现任国联企业总裁,公司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市,以组织旅游、举办多种商业会议及参展销售来促进中美两国经济贸易的往来。这次我们外文系七七级纪念入校三十周年师生大聚会(2007年9月29-30日),他自告奋勇捐款20万元资助。在他带动下,七七级校友踊跃捐资,集体设立了“曲阜师院外文系一九七七级校友外语教育基金”, 深得师生广泛好评。该基金宗旨为:回报母校,传播爱心,发展教育,资助后学。该基金主要用于表彰曲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职英语教师和在读英语本科生,每年奖励该院优秀教师和优秀学子共16万元(8名教师、60名学生)。同时,还将资助生活特别困难或遭遇突发事件而急需帮助的各年级优秀本科生30名。2007年9月30日上午,在曲阜师大科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了首届教育基金颁奖暨赠书仪式。另一位同学张金水博士,现任美国纽约州中小企业发展中心总署国际部主任,主管企业经营、经济开发、国际合作、教育培训、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等。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机构优势和业务专长,为推进美中企业合作及经贸往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曾受到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李岚清、宋健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应邀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讲学;同学韩东屏博士现任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因研究各国政体与国际关系而享有盛名;同学沈志佳博士已是华盛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学徐承范博士也担任了美国一家银行的部门经理。其他在国外工作的同学也都各显其能,干得非常出色,恕不一一列举。正可谓:江平视线阔,风好正扬帆!
 
   据考证,在中国古代,“考”与“试”是各含其义的两个字,而首次将“考” 与“试”合而并之、创造了“考试”一词的,是2100多年前的汉代政治家和教育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他在《考功名第二十一》中写道:“考试之法,合其爵禄,并其秩,积其日,陈其实,计功量罪,以多除少,以名定实,先内第之。”(《春秋繁露》卷七)细想我的人生发展,好像与考试有着特别的姻缘:我从初中升高中那年,恰逢1973年邓小平“出山”整顿教育,提出经过考试择优入学,我以高分考入高中;1977年升大学是考试,1981年上硕士是考试,1988年赴澳是考试,1997年读博还是考试,就连这次来哈佛培训,也要经过面试。但我认为,正是这多次的考试,督促、鞭策和激励着自己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进步,而且也正是因为考试,我才有了今天!虽然我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小秀才”,字写得漂亮,算盘打得精细,还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但也是老实正直的农民,既不善谈吐,也没有经济实力,因此也不会托关系走门子,更不会低三下四去求人。加之我们家人口多,底子薄,家庭条件差,又是单门独户,所以当时在村里很不受重视,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歧视。那时候流行的说法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假如还是过去那种被扭曲的推荐上学制度,恐怕我今生今世只能是初中毕业生了!即使是1973年考入了高中,我也从未想过上大学的事情。记得我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高中毕业后去当一名赤脚医生或拖拉机手,因此在校期间曾很痴迷地自学了医学特别是中医方面的一些知识,可惜后来未能如愿。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俗话说:“怀念不如改变”。我认为,高考是一种高效率的选拔机制,而高考制度则包括考试制度和招生制度两个方面。但今天回眸仔细审视我们这些年来的高考内容与形式,也确实存在一些亟需改进的方面,如因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导致了急功近利,使人的创造性趋于“同化”,因过重的课业负担而导致学生体质下降,学生动手能力愈来愈差,读书死、死读书的现象严重,“高分低能”,扩招导致生源整体质量下降、办学空间紧张和毕业生就业困难,中国社会呈现了一副“全民皆考”状等。近年来虽然一直在试图改革,但尚无实质性的突破。正如教育部长周济2007年3月9日在作客新华网时所言:“高考要改革,但不是简单取消;就业有困难,但不能埋怨扩招。” 胡锦涛在2007年10月15日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内容方式、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等改革”。应该说,中国高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势在必行,但绝不是盲目停止或简单取消。
    叹光阴荏苒,如梭似箭;看星移斗转,陵迁谷变。鲁迅先生在其小说《故乡》中对闰土的描写十分真实,儿时一块玩耍嬉戏的伙伴由于以后生活道路的不同,其人生发展的轨迹也就迥然各异。三十年了,我们七七级的同学们已从英姿勃发、风华正茂的青年步入了鬓发渐白的“天命”之年,但那次改变了自己人生发展轨迹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别开生面、空前绝后的冬季高考,却始终像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一样牢牢地镌刻在我们心间!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起了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那首名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啊,我生命中永驻的一九七七!
                         
                                    2007年10月25日
                                   草撰于美国哈佛大学
 
[本文已分两期连载于美国《美华商报》(Chinese American News)总第591期(2007年11月1日)和总第592期(11月8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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