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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山东南下干部的艰辛与奉献

时间:2017-8-13 23:23:54  作者:许元  来源:  查看:765  评论:0

    山东南下干部,指的就是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我人民解放军在中原、淮海和渡江等战役中的节节胜利,湖北、安徽、河南等中原地区,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浙江、上海、福建等东南地区,甚至是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华南地区的大片国民党统治省份迅速被解放,原来的国民党统治机构纷纷垮台、国民党地方政府官员纷纷逃离,新解放区的人民迫切需要有人来领导,而这些地方坚持游击战争的我党干部又很少,所以需要原本在山东等北方老解放区工作的、有经验、懂政策的各级脱产地方干部前去接管政权,从而带领人民开展土改反霸、剿匪肃特、动参支前、发展经济、保护文化等各项地方工作,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山东南下干部的艰难与奉献,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加以概括无非两句话:“献了青春再献终身、献了终身再献子孙”;如果按照内容来概括无非两个层面:一是物质的舍弃,二是精神的付出。

下面,就从六个方面来揭示南下干部的艰难与奉献:一是舍弃舒适的生活;二是别离挚爱的亲人;三是放弃特殊的利益;四是适应全新的环境;五是完成艰巨的任务;六是献出宝贵的生命。

 

一、舍弃舒适的生活

有个实验,说准备三盆水,一冰、一热、一常温,如果把手先浸入冰水再浸入常温水,就感到常温水暖;如果先浸入热水再浸入常温水,就感到常温水凉。其实常温水还是那盆常温水,其温度根本没变,变的是参照物——热水和冰水。所以,对于南下干部而言,要去面对和接管的南方新区,无疑就是那盆冰水,让人感到寒冷刺骨;而那个建设了几年或十几年的北方根据地就是那盆热水,让他们感到温暖。南下,意味着南下干部放弃了至少以下两个方面:

(一)远离和平安定的故土

山东干部南下时,全省已经大部解放,一片和平安宁的景象,“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就在眼前。而报名南下,却意味着再去南方和败退的国民党军队以及土匪拼杀,意味着再度置身于枪林弹雨、血肉横飞的战争环境。所以,报名南下本身就意味着放弃和平安定的生活、意味着无私的付出。

至于接管初期的南方新区是如何的危险,听我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下面我将要提到的剿匪英雄王泮亭,在受命剿匪的初期,从来没有在屋内睡过觉,而且即使是在野外睡觉,他也总是先偷偷点燃一根线香,把香夹在左手指缝里再去睡。为什么?就靠这根线香来定时,等过了一定的时间,香烧到指根,就会把因为疲惫而沉睡的他给唤醒。唤醒后做什么?爬起来啊!爬起来做什么?转移啊!因为他根本不敢在一个地方一直睡到天亮,因为黑暗中随时会有仇恨的眼睛在盯着他,随时会有冰冷的枪口对着他!

(二)远离繁华安逸的都市

南下干部大多在基层、在乡村工作,而南下首先要接管的就是大中城市,然后才是城镇和乡村。对于这些习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的农村干部而言,前去接管的、刚刚解放的上海等南方城市简直就是梦幻里的世界,是革命成功后美好家园的缩影,所以我们的南下干部渴望留在上海等大城市的愿望是天经地义的!城市这种新的环境和他们走出来的乡村差别有多大,举个例子大家就理解了。曾有不止一个进城干部回忆起他们夜晚七八点钟从上海郊区进城,那种走着走着发觉突然天亮的感觉。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从郊区进城,就是步行也不至于走一整夜啊,更何况前一段路程,还是乘坐刚缴获的国民党的十轮大卡车。其实大家可能也猜到了,哪里是什么天亮啊,是南下干部渐渐走进了灯火通明、亮如白昼的城区!南下干部接管城市并且留下来继续建设城市,也是新中国赋予他们的分内职责。但是由于那时南方还有更多的城市等待去接管,所以绝大多数南下干部,都最终服从了组织的调度继续南下,毅然放弃了在刚刚接管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机会,转而接管了东南、西南等偏远地区,乃至山区,而且扎根一生。比如说利津的南下干部,先是随聂风智的二十七军渡江,参与接管南京;南京解放后,又随军攻打上海;刚走到上海郊区的松江,又接到华东局的命令前往浙江,接管杭州;在杭州刚住了四五天,又按照省委安排接管温州;到了温州,发现当地坚持斗争的浙南游击队已经接管,最后,只好根据温州地委的意见,全部分配到平阳县等基层工作。

 

二、离别挚爱的亲人

中国人形容分离,有个成语叫生离死别,按照语言学理论,在词组的结构上来看,属于并列结构,不是主谓结构(我-吃饭),也不是动宾结构(坐-汽车)也不是偏正结构(绿-军装),也就是说生离和死别是平行的、并列的。但从实际的语义色彩上,大家不难发现,生离比死别更痛苦!死别,至少其中一方已经不在了,没有任何感觉了,也就是说受罪的,只是一方,但生离则是双方都痛苦!对南下干部而言,南下意味着至少两种别离:

(一)离别骨肉相连的家人

高尔基说过:“爱孩子,这是母鸡也会的事情。”但父母对孩子有偏向和偏心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尤其是农村的长辈偏袒男孩也是常见的现象。但如果大家发现,一个父亲在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里有偏向,而且她们还是双胞胎,年龄一般大。你相信吗?这件事情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云南昆明,有一天啊,这对双胞胎姐妹,没有告诉大人就擅自出去玩,直到深夜才回家。她们的父母自然是心急如焚,当孩子一进门,做父亲的不由分说脱下鞋来,扫了一眼,揪住其中一个抬手就打。但突然间他,停住了,推开先前揪住的这个,转身扯过另外一个狠狠地打开了,一下、两下、三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双胞胎姐俩长的太像,他这做父亲的开始也看错了,本来要打妹妹,却一下子开始误打了姐姐一下,猛然发现打错了,立马就扔下姐姐又转身再去打妹妹。你们可能会愤愤不平:这个当父亲的怎么这么偏心眼!其实,这位父亲做出这样的举动,一点也不奇怪。他叫李成玉,南下前任华东支前委员会政治部组织干事;他妻子叫徐淑菊,南下前任莱芜常庄区委宣传委员。1946年他们刚结婚就赶上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1947年刚生下双胞胎就赶上敌人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两个不可能都自己带,老人又不在身边,只好把双胞胎姐姐暂时寄养在当地农民家里;1949年刚把长到一岁多双胞胎姐姐接回来,又赶上组织上动员南下,所以,只好再次把双胞胎中的姐姐留在山东老家。就这样,这个叫吕志华的双胞胎姐姐,就这样和作为南下干部的父母分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直至今天!现在,大家一定明白了,做父亲的之所以偏心眼,就是因为南下、因为长期分离而对不在身边的大女儿充满了愧疚!

(二)离别并肩作战的战友和乡亲

在老区,和南下前的地方干部密切合作的是土生土长的民兵,从村小队到区中队到县大队,都是对党忠诚、久经考验的子弟兵。而南下以后,为数很少的南下干部被像芝麻盐那样给洒到了新区各地,而南方新区长期被国民党所统治,没有党的地方武装,他们只好就地招募贫下中农青年,但毕竟是外来人,不熟悉当地情况,被特务土匪混入我民兵从而导致惨重的损失。湖南桃源八区,我南下干部组建区中队,结果被当时已潜入县政治干校且毕业后被分配到工作的红帮分子所利用,乘机介绍了一大批土匪混入区中队。最终被内奸和土匪里应外攻,酿成惨痛的八区惨案,使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杨庚时、区委书记张秀江、区长藤万昌、指导员张高朋等共十四人惨遭杀害。这就是缺少了亲密战友的代价!

关于在根据地,我们党和军队是怎样地和老百姓鱼水相依、生死与共,就不用多说了。但南下时的江南新区,和根据地比,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南方虽然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根据地,但是自从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北上抗日后,就重新成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区域,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虽然他们之间尔虞我诈、狗嘶猫咬,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所以,当初的南下干部,和抗日战争后期,山东我军的北上干部一样,面临着三无的局面:无群众、无根据地、无后方。所以,他们不得不从最艰苦的基础工作入手来团结群众、依靠群众,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来打击地主和封建势力。

 

三、放弃特殊的利益

特殊的利益是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的、与生俱来或后天努力获得的独有的权益。我们的南下干部都为着革命的胜利和南下的需要,不但放弃了普通的、常见的个人利益,也放弃了很多自己所独有的、特殊的利益。

(一)名人后代谦虚低调,不靠家庭

关于显赫的家庭背景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没有显赫的出身且能做到内敛谦逊,比较容易;而有显赫的出身却依然能严于律己者,就更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南下干部王戍就是一个榜样!

王戍的祖母周桂珍是周恩来的嫡堂姑母,所以,他也就是周恩来的姑表侄儿。大家可能还不知道的是,他是通过了族人见证、举行过仪式的、总理的唯一一个干儿子,此外,就是邓颖超生前亲口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的三个干女儿:叶挺的女儿叶扬眉、孙维世、还有一个不知名(在延安的时候不幸被烧死了)。那是在1939年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与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到浙江开展抗日活动。在顺便省亲时当场将王戍收为义子并亲笔题词,后来又寄赠戎装照。1949年,王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服务团,后一直在福建教育战线上扎根奉献。50多年来,对于周恩来的十条《告亲戚朋友》的家规,特别是第9条“任何场合都不要讲出与周恩来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他一直牢牢记在心中。直到离休,没有人知道他与周恩来的这层特殊关系,只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红卫兵翻出过那张已经泛黄的和他义父周恩来的合影。

(二)各级领导严于律己,不搞特权

在当今社会,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因为以权谋私、脱离群众、违反八项规定而受到各级纪委查处。但在当年,我们的南下干部在官兵一致、上下平等、不搞特殊这方面做得却几乎是无可挑剔。

某县南下干部张县长,和警卫员等几位同志住宿在民宅,尽管房东谦让,他们还是坚持不住内房,而是在堂屋的地下铺上稻草。房东老汉很感慨,又听见别人管这个睡在地上的人叫张县长,而这个张县长呢,只要在家,就总是不停地洗衣、挑水、做饭、扫院子。房东就很纳闷。到第三天吃早饭时,又听见一个挎着驳壳枪的警卫在喊:张县长,政委让你上午九点到大队部开会。这个老汉,实在憋不住,就马上问警卫员:“这个睡在俺家地上人是姓张,名县长?还是姓张,当的是县太爷?”警卫员说:“我们共产党、解放军里叫县长,不叫县太爷,他就是我们的县长,姓张,我们就喊他张县长,有时也喊他中队长。”老汉听后恍然大悟,连忙叫老婆给打了三个荷包蛋,放上红糖,双手端起,两膝下跪说:“老朽有眼不识泰山,让县太爷睡稻草,小民有罪!小民有罪!”

 

四、适应全新的环境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所处的环境是无法选择的,在短期内能做的只是适应它,而不是改变它。

(一)全新的工作内容

中国有句老话叫“隔行如隔山”,意思是改行是非常不容易的。还有种说法是“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人非全才,物也是各有专长,改行和适应全新的环境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原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翟翕武,是山东淄博人,南下前当过沂南县长、沂南支前司令,除了打仗就是支前,根本没见过工厂,更别说分管工业。可是他南下到浙江后被安排的第一个新岗位却是杭州市军管会工业部企业处处长,负责接管电厂、水厂、棉纺厂等。接管完了就是发展,他受命筹建浙江麻纺厂,生产麻袋。因为我解放军正在继续南下,仗还没打完,前线需要麻袋运军粮。麻纺厂建成投产后,他这个厂长连什么是马达都不知道,怎么管呢?于是他便带头学习,请留用的原国民党员身份的工程师上课,从基础开始学习纺织工程知识和技术。但他领导的南下干部不情愿,说本来是大老粗,字都写不成个,还学画图纸,哪辈子能学到头啊!还有就是这些北方干部都瞧不起留用的工程师,说你一个国民党员,凭什么来教我共产党员!翟希武火了,严厉批评了这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大老粗,他亲自参加、带头听课,而且支持工程师定期出题来测试南下干部,考不及格的关禁闭。而他则勤奋用功,常常考满分,这下下面人就没话说了。后来就生产出了世界上最好的麻袋,闻名全国,后来出口且全部免检。

(二)全新的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包括居住、饮食、穿着等方面,也包括语言。在南下的那个特殊的年代,北方干部对所在地区南方方言的掌握与否,有时还真的事关个人生死存亡,甚至事关革命事业的成败!下面,从正反两个方面各举一个例子。掌握好方言的,是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的一位干部,很快就学会了当地的方言,所以当有一天,驻地在半夜被土匪包围时,他就敢脱下军装,突围去搬救兵。当土匪拦住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被放行了。他说的是什么话呢?“该只郎出去唔带给”,什么意思啊?其实很简单,“自己人出去办点事”。没有掌握好方言的,是一位湖南当地的青年干部。在惨烈的湖南桃源八区事件中,我十六个北方干部被近二百个土匪围攻并英勇牺牲,这都不出意料,因为土匪都知道他们是山东人、穿着军装。但有位叫张淑珍的当地干部,就因为说话带有北方口音便被土匪当场杀害。其实啊,她是举家逃难来湖南的河南人,根本就不是山东人,更不是南下干部!问题在于她虽然在当地生活了十几年,却没有学好方言,因而丢掉了性命,牺牲时还不到二十岁。

 

五、完成艰巨的任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上的所有事情可以分为两大类,容易做的和不容易做的。像《孟子·梁惠王上》说的“把泰山夹在胳肢窝里一步跨过渤海湾,说我做不到,这不是不愿意做,而是真的做不到;而“为老年人折一根树枝,还说我做不到,则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愿意做。”而我们南下干部做到的,不但有很容易但别人都不肯做的事情,比如进城之初不扰民,夜里露宿在马路的人行道上等等。更有不容易、甚至是别人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如破获敌人潜伏的电台、肃清打入我内部的特务,打击投机的不法商贩,等等。下面只讲一个南下干部机智剿灭土匪的故事。

山东寿光的南下干部王泮亭,接管福建山区后,被县委领导派到宁阳担任武装工作委员会主任。当时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大白天就公开袭击我革命干部,前任一区区长孟继就是在距离赤水镇仅一公里的地方遭伏击牺牲的。19508月初的一天,王泮亭他们从县城回到区里路过风雨桥,就是那种上面带房盖,可以遮挡风雨的桥。桥很长,有200多米,来往人很多。他们上桥后,有群众悄悄告诉他们:桥上埋伏土匪了。但这时他们两个已快走到桥的中间。前进,前面有土匪;后退,后面也有土匪。想跑,跑不了除非跳河;想打,打不成,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该打谁、不知道谁是土匪,土匪都穿着和老百姓一样的衣服。那,怎么办呢?只见我们的英雄,环顾四周、计上心头。那天正好是逢墟,也就是赶集。杀猪人在河边漂洗猪肠,猪油漂在河里,引来成群的乌鸦和老鹰在河道上空盘旋。只见王泮亭掏出二十响驳壳枪,对天连放三枪。这时全集市上的人,包括赶墟的群众和隐藏的土匪都向桥上看来。只见,王泮亭高声喊道:狗日的土匪,你给我听着!有种,你现在就亮出家伙和我来对着干。打黑枪,算什么本事。但是,你想清楚了,只要你一枪打不死我,我就不会让你有时间打第二枪!不信,你给我看着!话音刚落,啪啪啪,连打三枪,只见三只乌鸦应声落入河中,羽毛在空中飞舞。“想活的走开,想死的来看,这乌鸦就是你小子的下场!”乔装改扮的土匪呢,正准备动手,见王泮亭弹无虚发,怕打起来占不到便宜,没有一个敢掏枪的。土匪头子虽然想打,但又不敢跳出来指挥,也不敢自己开枪,而那些喽啰一个个都装糊涂,低着头、缩着脖子,没有一个理会土匪头子开枪的暗示。最后,土匪们只好一个个尾随着受惊的群众四处散去。王泮亭他们,既保存了自己,又没有累及群众,平安地摆脱了险境,回到了驻地。

 

六、献出宝贵的生命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无论是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还是在紧张的新区工作中,各个批次的山东南下干部所付出的绝不仅仅是泪水和汗水,更有宝贵的、只有一次的生命,而且牺牲的那样气壮山河。

(一)牺牲过程的惨绝人寰

从牺牲的原因上看,他们有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得病不治,有的是在行军路途上死于意外,有的是在工作岗位上遭到暗杀,更多的是捐躯在剿匪征粮的第一线。据不完全统计,西南服务团成员有400余人在剿匪征粮斗争中英勇牺牲,仅已经查明的就有194人。其中,山东55人,占28%,位列苏、沪、皖、豫、浙、川、晋、冀、鄂、湘等籍烈士之首。他们有的死在反复无常、起义后又反水的国民党军队手里,有的死在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土匪面前,有的牺牲在身边潜伏的叛徒特务刀下。他们或者被枪杀、被刀劈、被斧砍、被火烧、被水煮、被活埋、被扔进天坑,甚至被剜眼、削鼻、割舌、削耳、剖腹、掏心、揭头皮和剪生殖器,最泯灭人性的杀人手段是在南方的竹林里把我们的干部双手倒绑、衣物剥光,将新鲜竹笋砍下插入肛门,然后用刺刀围绕肛门周遭切割,然后将竹笋抽出进而将直肠头带出,然后压弯一根竹子,将直肠头打结拴在竹梢上,然后松开竹竿,听任弹起的竹干将烈士的大小肠从下身渐次拉出,甚至将烈士吊起!

(二)牺牲以后的不白之冤

由于战争环境的残酷,很多烈士牺牲的具体过程不为人知,因为当事人大多一同牺牲了。这样,辗转传来的消息就可能失真,使得有的烈士蒙受了不白之冤,甚至家人也承受着被误解后所导致的冷眼和屈辱!山东南下干部张秀江就是一例,当土匪攻陷了他当书记的区政府并杀害了他和战友后,人们发现他怀里抱着杆枪,背靠在院墙边,头手脚都没有事,胸前一个大洞,就是内脏给炸没有了。当记者去采访时,他的战友有人还回忆说他是自杀,意思是牺牲的虽然也悲壮,但还是不能说是战斗到了最后一息。后来经过记者去医院,在病房边采访当时的唯一的幸存者张玉梅。她之所以能幸存下来,是因为当时被土匪击中颈部,浑身是血,昏迷了过去。土匪误以为她死了。采访过了张玉梅,记者才知道张秀江根本不是自杀,而是拼死抵抗,把手边的一颗美制手榴弹也扔了出去。但不幸的是,这枚小巧的手榴弹恰巧被树枝弹回落在了张秀江的怀里!

(三)牺牲以后的默默无闻

相对于烈士牺牲后的名垂千古,更令人感叹和心疼的是部分南下干部献出生命后依然不为人知,甚至是至今尸骨无觅!他们已经把年轻的生命留在江南的青山绿水之间,但他们的家人却依然望眼欲穿,不知魂归何处,更让人难过的是,连姓名都被写错,家人直到八十年代初还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已经成了烈士。二野五兵团南下支队的五名干部奉命接管赣东北资溪县的高阜区。区长王月廷以下五人在这次战斗中壮烈捐躯,但五十多年来,他们墓碑上的姓或名却一直是错的,直到我和同事站在资溪革命烈士陵园他们的坟前,江西当地民政和档案部门才得以知道真相,而山东他们家乡的亲人才知道了他们的最终归宿,才得以在近七十年之后,前来烧上那本该在头七、三七至多五七就该点燃的纸钱!

 

 

从刚才讲到的,大家不难看出,山东南下干部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新中国的巩固,放弃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利益,做出了方方面面的牺牲。南下干部抛家舍业、别妻离子;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夙兴夜寐、除旧布新。他们在那个年代所表现出来的舍小家、顾国家的奉献意识,不怕苦、不怕死的坚定信念,识大体、顾大局的组织观念和献青春、献终身的牺牲精神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榜样作用!

 

 

本文作者来自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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