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文学是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实绩
足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地位。
如今，沂蒙文学在新时代文学星空中闪耀，成为新文学的光彩篇章。文
学的历史脚步跨越穷山恶水，穿越战争风云，伴随着“不再穷、不再冻饿”
的新生活，正在走向新时代。
文学来自生活，反哺生活。沂蒙文学在近百年的征程中不断放大辐射
面，在沂蒙乃至全国和整个人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这是因为：第一，八百里沂蒙的山山水水，世世代代沂蒙的历史风云，
沂蒙人民的由苦难而富足的生存悲欢都为沂蒙文学准备了取之不尽的生活宝
藏；第二，沂蒙是一座文化富矿，滋养了一代又一代文化精英，作家队伍蓬
勃成长，在新文学的浪潮中方兴未艾；沂蒙作家依凭沂蒙精神，自觉发扬沂
蒙精神，沂蒙精神成为他们文学的魂。
沂蒙文化是建构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文化资源。沂蒙文化既
体现着民族文化传统，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传统和以改革开放为
特点的现代意识的凝聚和熔铸。相对于文化断层说而言，沂蒙文化是一个完
整的文化链。在自史前文化以来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它汇聚了从东夷文
化以降鲁文化和齐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在革命战争年代里，经历了烽火硝
烟的洗礼，用流血牺牲和崇高心灵筑起为革命奉献的历史丰碑；尤其引人注
目的是，在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中，沂蒙人民在五大革命老区之中率先脱贫
致富，以令人鼓舞的经济崛起的骄人业绩，为老区的经济现代化积累了新鲜
经验。也就是说，在民族传统、革命斗争和经济改革等重要的历史文化形态
中沂蒙人民都以其艰苦卓绝的劳动和无私无畏的奉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化
成果。
沂蒙这块土地同我们整个民族一道历经磨难，近一个世纪以来更是饱
受战乱之苦，沂蒙文化在历史风雨中穿行。这对于民族文化的认知，既有
普遍性的意义，又突现为独特的指涉。历史的转型曾将20世纪分割成片
段，留下文化失衡的深深印痕。比如，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化与三四十年代
的救亡文化，各自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文化方向，两者存在互融互动关系的
同时，又不无牴啎和龃龉。沂蒙文化虽然无以脱出与此相似的轨迹，但在
文化发展中却保留了地域文化的特有形态。构成沂蒙文化的三大主要因素
是表征传统文化的齐鲁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化和以现代化
为目标的现代文化。三者之间在价值取向、生成形态和历史地位诸方面的
差异显而易见，但是在沂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三种文化之间更主要地表
现为相互融合从而汇成不停顿地自我更新的内驱力。其中，革命文化的推
动作用尤其显著。革命的历史运动为沂蒙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平台。
奋不顾身的群众斗争，前赴后继的支前运动，红嫂式的无私奉献，决战孟
良崮所焕发的战斗豪情，发生在革命斗争年代沂蒙人民的英雄壮举彰显着
高尚壮美的沂蒙精神，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文化的深层熔铸。作为著名
根据地的沂蒙地区，已是革命文化的重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文
化日益深入人心。齐鲁文化中明辨是非、惩恶扬善、崇尚真理、忠诚勇毅、
为正义事业慷慨奉献等精神内涵，在革命年代里重铸并升华为崭新的文化
凝聚力。尤其应当强调的是，伴随如火如荼的革命和战争，沂蒙大地上萌
发着现代意识，翻身运动和对敌斗争启迪着阶级群体中广大农民的现代人
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沂蒙老区的女性，正是在拥军支前、参加识字班、闹
翻身的实践中逐渐认同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沂蒙儿女伴随
着革命步伐萌生了现代生活的憧憬，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向往。齐鲁文化、
革命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早已被沂蒙的历史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并在
改革开放时代的现实生活中进一步得到确证。
在三大文化要素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沂蒙文化复合型的结构。沂蒙文
化有着复杂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时代内涵。这里既是革命老区又是经济新
区，既存在着古老的传统又呈现出崭新的气象，既弥漫着纯朴的民风又张扬
着改革的锐气。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形态共时并存，既有东夷文化的遗
存，也有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传统以及革命文化的深刻影响，外来文化、商
品文化、大众文化纷至沓来。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看似相互冲突甚至矛盾
对立的文化在这里却能够共时性并存，构成对称模式的历史文化形态。官方
文化与民间文化、耕读文化与文士文化、战争文化与亲情文化、抗灾文化与
游乐文化、过往时代的兵文化与匪文化，冲突矛盾的双方互为条件、相互依
存，并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着转化与异变。
沂蒙文化既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普遍性质，又具有地域性的显著特点，
既有繁复的历史蕴含，又构成特有的文化模式，由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
领域综合生成，不可仅从单一方面作出简单化的抽象概括，而应借助现代科
学方法深入探讨。文化是能够再生性创造新的生命力的机体。各文化要素之
间沿着一定的历史逻辑在发展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齐鲁文化是沂蒙文化
的深层结构，作为文化基础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发展。现
代文化是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的因素，不断激发文化的生命力，并给沂蒙
文化注入新的机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革命文化。马
克思主义是走进沂蒙文化的导引，也是探索其文化心理的金钥匙。以此为
导引，我们得以用各种不同方式，从各个不同视角观察和阐释沂蒙文化，其
中，文学是不可忽视的视角。文学与沂蒙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沂蒙文化和文
化心理的丰富内涵及其结构模式，为文学的审美想象开拓了广阔空间。沂蒙
走向现代化的启示，沂蒙文化所演绎的民族精神重构的寓言，成为文学创造
的重要资源。
文学不仅表现社会历史的文化形态，而且尤其善于揭示心理情感和精神
灵魂的奥秘。由文学视角考察沂蒙文化，着重探询沂蒙革命老区精神。这是
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复合多元的文化形态。在历史文化发
展的不同阶段，沂蒙精神表现为农业文明中的宽容仁爱、吃苦耐劳、勤俭质
朴、敬畏自然、天人合一；时代风浪中，勇于斗争、乐于奉献、与命运抗
争；历史变革中，敢为天下先、乐观进取、与时俱进、挑战现实、挑战传
统、挑战自我。它既有黄河文化的沉实，又有滨海文化的开放。在文学叙事
中，沂蒙文化精神像一条流淌的河，汇集涓涓溪流而奔腾不息。沂蒙文化自
史前文化的早期发展到东夷文化的生成至今源远流长。文学叙事留下了难以
磨灭的历史记忆。
在文学的审美世界里，展示的是与历史学、社会学不同的社会人文景
观，也与文化研究、革命史研究、党史研究、战争史研究等迥异。首先，
社会文化心理的嬗变促使文学由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叙事转向对生存状态和
生命价值的关注，同时仍沿着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建构顺应历史发展的文
学思维。沂蒙文学对于历史叙事，特别是革命的宏大叙事，无疑是进行着
审美的也是日常的叙事补白，这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叙事所难以承当的。不
仅有像《红日》那样的宏大叙事，更多的是世俗人生和平民百姓的乡土故
事，钓鱼台纪事，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故事，乡村教师的日常生活，凡俗的
女性生活等。其次，贯穿始终的核心主题是“人”，战争中的人，变革时
代的人，沂水蒙山风俗中的男女老少，渗透在悲欢沉浮中的是人性关注和
人道主义情怀，更多的是对乐观、温柔、坚毅、敦厚的农民性格的描摹，
对人性和心灵世界的探索。更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沂蒙文化孕育了一代又
一代优秀作家。自五四以来，沂蒙作家为齐鲁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做出特殊
贡献，从被茅盾称为“彗星似的一现”的文化先驱王思玷、左翼作家刘一
梦，革命老区的“孩子诗人”苗得雨和钟情于沂蒙山叙事的刘知侠、王安
友，到新时期作家群：李存葆、刘玉堂、王兆军、赵德发、苗长水以及女
作家陈玉霞、张恩娜等。他们创造的主体性各异的文学话语世界，不仅展
现时代风貌和人物风采，而且语言能指将沂蒙气韵注入山东文化大省建设
的系统工程，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和建构功能。文学超越社会认知
的一般理念，以苦难、抗争、母爱、牺牲、胜利等复调主题营造狂欢诗学
的杂语世界。概言之，沂蒙老区精神赋予沂蒙文学以开放性、包容性的文
化机制；文学解读向沂蒙老区文化精神覆盖，深入到民族文化—审美心理
建构的层面，从而隐喻民族精神的指向。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知从文学视角观察沂蒙文化的大体情形：
第一，沂蒙作家群创作的共同特征与思想意蕴的多倾向性共存。
王思玷是沂蒙文学滥觞的标志性人物。他1921年开始发表小说，短短
几年的文学生涯中在《小说月报》发表了七篇作品，北伐战争中壮烈牺牲，
茅盾称之为“像彗星似的一现就不见了”a。他的七篇作品的创作特色集中而
鲜明。其一，关注社会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尤其是农民的苦难。他的处女作
《风雨之下》通过一位老农民的自述，表现农民在暴风雨灾害的摧残下的悲
惨遭遇和苦苦挣扎的心境。茅盾对此评价说：“作者对农民生活的熟悉，在
这里已露端绪。”b其二，集中体现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生活现实和有深度的
历史文化积淀。与《偏枯》和《几封用S署名的信》一道被选入《中国新文
学大系·小说一集》的《瘟疫》，描写鲁南农村常年遭受兵匪之患的现实，
透过农民面临兵匪之灾时的惶恐而苟且、心存侥幸的心理的揭示，将笔触探
入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其三，沂蒙风貌和地域风采。以王思玷为肇始，上
述三点逐渐成为沂蒙新文学的共同特征。由于时代思潮的更迭和作家审美
取向的不同，这种共同特征表现在沂蒙作家群内部的具体文本中，又是神
纪20年代的王思玷着重揭示文化心理，四五十年代的沂蒙文学侧重革命气势的张扬，80年代的苗长水等的创作则转向人性审视。
从总体上看，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沂蒙作家的文化取向：一是乡土情
怀。沂蒙作家群大都是本乡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热爱家乡，钟情故
土，笔墨中饱含乡土情怀。从王思玷的开山之作，到苗得雨的乡土诗《沂
蒙春》、刘知侠的《沂蒙山的故事》、李存葆的《沂蒙九章》，不仅作品的
题目醒目地标出“沂蒙”，文字间闪耀着的更是沂蒙山水的神采，跳动着的
是沂蒙情思的灵感。刘玉堂以他特有的乡土笔墨，创造了一个魂牵梦绕的
“钓鱼台”意象。这本是一个无险无奇的所在，只因一份浓浓的故乡情，而
变成一个情深意满的艺术世界。平平常常的人家，普普通通的故事，让人感
受到纯朴和艰辛的同时，也感受着只是这里才有的那份温情和不无苦涩的诗
意。其实，沂蒙作家一如故乡人那般朴实，他们不会煽情，也无须渲染，那
山，那水，那平凡的人物和平常的日子里，都充盈着沂蒙独有的风情。苗得
雨有一首诗《多彩的山崮》，寄托对“山崮”这故乡特有风景的深情。无独
有偶，在刘玉堂的《钓鱼台纪事》中也留下了描写“山崮”的浓浓的一笔，
这里不仅是童年记忆中的故事场景，而且有几分神秘色彩，故事中的人物心
情苦闷无以排解时，往往跑到这里寻求慰藉。这哪里是在浮泛地描摹像“山
崮”这样的故乡山水呢，分明是在用挚爱这片热土的赤子之心拥抱故乡的风
情和文化。二是启蒙意识。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沂蒙作家王思玷、刘一
梦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把五四的启蒙文化带到了故乡，他们又借助小
说创作，把启蒙文化的成果留在了文学史上。王思玷的《偏枯》所揭示的何
止是身体的“偏枯”，更是在揭示精神的“偏枯”所造成的悲剧。这与鲁迅
先生的“改造国民性”是一脉相连的。后来的一次机遇是战争时期。只要读
一读《红嫂》和《红日》这些指涉战争年代故事的作品，就不难理解启蒙意
识给处于自然经济和宗法观念禁锢之中的沂蒙文化所带来的冲击。一些把
“启蒙”与“救亡”截然分开的现成说法，往往会在社会现实和文学的想象
世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诚如苗长水所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沂蒙山
人的影响很大，它使沂蒙山人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改变了很多沂蒙山人的命
运，战争对沂蒙山人实际上是一次解放。”a第三次机遇是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一批富有实力的沂蒙作家挟时代精神之风，正面变革时代的社会现实，
反思充满苦难和豪情的历史，直逼人性的现实和人的价值存在，在现代意识
的感召下，锐意向沂蒙文化的深层结构开掘。无论李存葆写现代战争的篇章
和改革现实的长篇纪实文学，还是赵德发的鸿篇巨制“农民三部曲”，在对
沂蒙文化的认知上都渗透着现代意识。尤其是王兆军和苗长水在20世纪80
年代的作品中发扬蹈厉，对过去的战争和现实的变革的观照，采取了批判和
反思的审视目光，给沂蒙文化注入了现代意识的新锐之气，在全国文学界和
文化界也带来不小的震动。三是沂蒙精神。这是沂蒙文化的核心，也是文学
的总主题。沂蒙精神不是单维的存在，也不是单向度发展的。耕读文化中，
它是勤俭纯朴和崇尚文明的；抗灾和抗匪文化中，它是坚忍勇毅的；战争文
化中，它是向往正义和甘于奉献的；特别要看到的是，在多灾多难的历史变
迁和新旧交替的文化转型中，它既是开拓进取的，又是和谐宽容的。这些文
化精神的特质，在文学中的表现虽然覆盖不均衡，但确实一一展现在沂蒙作
家的审美视野之中。其中特别显著的是战争文化和转型文化的文学表现，突
出“奉献”和“觉醒”两大主题。在革命战争的描写中，不论刘知侠的朴素
故事，还是李存葆、苗长水饱蘸激情的抒写，都凝聚着沂蒙父老乡亲崇高的
奉献精神。可以说，“奉献”之成为沂蒙精神美名远播的主题词，主要的是
仰赖沂蒙人民在革命实践中的历史贡献，但也不可否认沂蒙文学在其中所发
挥的审美作用。王兆军和苗长水在写战争时代和变革现实时，以审美的反思
和文学的批判，显示了针对深层文化结构的穿透力，围绕“觉醒”主题达到
了所能意识到的历史深度；刘玉堂和赵德发面临社会的急遽转型，却能在
“钓鱼台故事”和“农民三部曲”中从容以对，依据的便是对沂蒙精神中和
谐宽容的文化内涵的剔抉和把握。
第二，在人物塑造方面，沂蒙作家的共同性表现为凝重的农民情结，个
性化的文化认知大都融于地域性的文化体验描写。
他们的认知和体验大体表现为三种类型：一是乡亲百姓。沂蒙作家笔下
的人物都印记着地域性的文化符号，氤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其中有两类人
物着墨最多，写得也分外精彩。一类是乡间小人物，一类是女性形象。沂蒙
文化源远流长，但这里自然条件恶劣，地处相对偏远的山区，文化传承散落
于广大民间，农民百姓成为沂蒙文化的主要载体。乡亲百姓集中体现着优秀
文化传承，又体现出文化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方面，文化存在是文学的必
要资源，另一方面，作家情系沂蒙，对乡间小人物特别熟悉，特别有感情。
于是，小人物反而成为沂蒙作家塑造人物的重头戏。刘玉堂的“钓鱼台人物
系列”就是显著的例子。刘玉华言必称国家大事，颇有几分大人物的口吻，
甚至还导演了“共产主义之夜”的大场面。其实，他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凡俗角色。他的自命不凡而又谨小慎微，说话做事的亦庄亦谐，恰恰映衬
出善良纯朴的天性和小生产者的尴尬心理。刘乃厚更是农民形象塑造中不可
多得的一个小人物。他身材的矮小和心理的卑微与说话的故弄玄虚和做事的
夸张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既委琐又虚荣，既愚昧又善良。作家将其作为
文化的隐喻，寄托的不仅是深深的同情，还有沉重的反思。沂蒙作家擅长在
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中发掘历史内容，寄寓文化的喻义。
女性话题对于沂蒙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女性解放的道路更为崎
岖、漫长，另一方面作家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沂蒙文化的整体发展同步，从
而留下了沂蒙文学中女性书写的特有轨迹。早在20世纪20年代，王思玷曾
在《偏枯》中让女主人公发出“我上了女人的当了”的呼声，可以解读为对
于男女不平等社会中女人身份的质疑，是对宗法文化提起的控诉。尽管作者
身为走在时代前列的进步青年，可是，作品没有能够从女性解放的本体意
义上提出问题，也就是说，尚未达到当时五四文化的时代水准，不能不说是
｜导论｜ 沂蒙文学走向新时代
当时地域文化的掣肘在起作用。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女性解放才
张扬起高涨的态势，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地提升
了女性的地位。女性的解放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女性解放成为革命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战争与女性解放构成二位一体的社会文化现象。文
学对此作出了热烈回应，突出的例子是《红嫂》。在刘知侠这篇具有纪实性
特征的小说中，红嫂的形象无疑是沂蒙革命女性的化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解
读，这是崇高的革命性与高尚的女性双重内涵的象征，即革命价值与女性价
值的同构。作品的价值取向值得肯定。可以肯定地说，正是革命战争为沂蒙
女性的解放开拓了宽广的道路，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文化本身进一步思考。在
肯定其文化进步性的同时，仍须看到作为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性与作为个体
的人本主义的女性二者关系中的不完全对称的现象。换言之，革命战争的文
化语境既不可能全面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也不可能在女性本体价值的意
义上解决女性解放的问题。这种文化思考，同时期的文学没有来得及提出。
“文革”结束之后，这一思考才受到沂蒙作家的普遍重视。女作家张恩娜清
醒地提出了这一问题。《晚霞中》的主人公丁厂长出身童养媳，有过光荣的
革命经历，然而，由于未能明确“人”的解放的目标，在这位革命者身上的
“妇女解放”终于半途而废了。这种曾经一度走上妇女解放道路，又重陷旧
文化的循环之中的文化反复现象，很能发人深省。它在文化意义上揭示了，
只有从人本主义出发，才能找到女性解放的根本出路。与此同时，苗长水
等男性作家更是从文化超越的意义上塑造了范素盈（《犁越芳塚》）、润儿
（《染房之子》）等发人深思的文学形象。从沂蒙文学在几个发展阶段上女性
形象塑造的简单回顾可以想到，文学在地域性的文化发展中不断发掘文学的
资源，同时，文学又以审美发现的方式反哺地域性文化，促使其按照文化的
历史逻辑不断发展。
二是悲剧农民。沂蒙文学在历史上不乏悲剧文本，但是真正凭着文化的
自觉来塑造人物的，应当说是始自新文学。因为意识到现实社会和历史条
件的无以适应和难以协调，特别是意识到在现实生存中与“隐蔽的缺陷”的
斗争，实际上是与旧的文化遗存之间的对立的反映，需要现代意识引领下
的文化自觉。王思玷和刘一梦这一代作家就已具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他
们作品的标题就显然带有农民命运的悲剧意味，比如王思玷的《偏枯》《瘟
疫》，刘一梦的小说集《失业之后》，标题所显示的便是天灾人祸、人生挫
折等可悲境遇。如果说这一时期文学对农民悲剧的关注并非偶然，那么，悲
剧农民的形象在新时期沂蒙文学中接踵而至，就更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
决定的。这些悲剧人物的身上呈现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其一，由于农民的文
化准备不足，当社会文化的转型骤然而至时，难免失落和无奈。刘玉堂“钓
鱼台人物”系列，特别是《最后一个生产队》中人物的悲剧情态便属此类。
其二，旧的文化意识回光返照式的禁锢。王兆军《拂晓前的葬礼》中田家祥
的英雄末路，原因主要是农民文化积淀中沉疴的旧病复发。其三，人性的缺
陷造成的悲剧。这种悲剧形态在新时期沂蒙文学的人物塑造中是普遍性的存
在，可视为沂蒙文化的时代特质。这种文化现象不仅表现在普通百姓（如刘
玉堂笔下的刘乃厚、牟葛彰）和柔弱女子（如赵德发笔下的素素、费左氏）
的身上，甚至也表现在像田家祥这样的具有英雄气质的人物身上。正因为如
此，此时的农民悲剧就与王思玷那个时代文学悲剧形象有了明显分野。《瘟
疫》《偏枯》中的悲情是哀其不幸的悲愤呼号，新时期沂蒙文学的悲剧意识
不仅转向悲壮的抒写，而且更增添了现代理性的文化关注。
三是英雄气象。与高大完美的英雄典型不同，英雄气象是指沂蒙精神凝
聚而成的文化核心，处于沂蒙精神的中心地位。同时，又指沂蒙精神辐射而
成的文化气象，是英雄精神经由文学的审美中介转化而成的覆盖极广的文化
现象。首先是红嫂现象。红嫂的形象一经出现在文学中，立即赢得社会的广
泛称誉。在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以女性的高尚情操为特征的奉献精
神，成为英雄精神的鲜明标志，形象性地丰富了沂蒙精神的文化内涵。其
次是群体现象。之所以没有强调英雄典型，而是称之为英雄的群体现象，一
方面是因为沂蒙文化中的英雄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就是散布在广大农民群众
中的普遍存在，只有写出英雄精神的群体形态，才能客观准确地体现沂蒙精
神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正逢新时期文学“从英雄到普通人”转向的
创作趋势。作为对“三突出”荒谬逻辑的反拨，这一创作趋势在文化和文学
上有着历史的合理性。于是，英雄的群体性的艺术表现得到了文学思潮的支
持。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中英雄辈出，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
中的群英争雄，正是沂蒙英雄群体性的文学诠释。英雄的形象星罗棋布，闪
耀在沂蒙文学的人物谱系里。再者是新人现象。新时期的沂蒙文学涌现出一
批新人形象。刘玉堂的长篇小说《乡村温柔》中的牟葛彰在沂蒙文化的传承
中，历经“走出沂蒙”“走向荒原”和“创业之路”的人生波折和不懈奋争，
终于在经济大潮中成就了一番事业，并且将创业成果奉献给社会。这是一位
在奔腾不息的社会潮流中勇立潮头的新人。《沂蒙九章》纪实性地选择了社
会变革中的弄潮儿，着力发现这批人身上的新人品质。苗长水的《染房之
子》中的润儿，带着心灵的旧伤痕迎接时代的洗礼，在重振染房大业的壮举
中闪射出新人的光彩，堪称“破茧而出”的隐喻。这些新人没有被写成具有
典型品格的英雄形象，但却体现着沂蒙人特有的英雄情结。比起传统的英雄
诠释，又生成了崭新的精神特征，这就是既勇于进取，开拓创新，又和谐宽
容，协调发展。这批文学中的新人形象，既身披沂蒙精神传承的霞彩，又辉
映着新的时代品质，指涉着在沂蒙精神感召下新人辈出的新的英雄气象。
第三，沂蒙作家的创作心理与沂蒙文化存在同构关系，其话语方式与沂
蒙文化存在对应关系。
将沂蒙生活收入创作视野的有两类作家，一是生长在本乡本土的当地作
家，二是来沂蒙工作过的外地作家。前者是沂蒙文学的主体。他们与家乡土
地血肉相连，与沂蒙文化有着直接联系。这种联系既来自生活亲历的文化记
忆，又来自走出故乡后（或进高校深造，或经历部队锻炼），对故乡生活的
回顾和文化反思。后者大都怀着创作的目的介入沂蒙生活，旨在采撷叙事的
本事和抒情的灵感。因为他们的专业化身份，目的明确，所以在艺术开掘
中不乏有价值的发现，比如刘知侠的《红嫂》。可惜的是，新时期的社会变
革为文学创作创造了本可以有更大作为的文化空间，外地作家却没能抓住机
遇进一步开发这一蕴藏丰厚的创作资源。新时期沂蒙文学的成就主要是靠本
地作家取得的。无论当地作家还是外地作家，他们的创作与沂蒙文化都存在
着同构关系，不仅表现于题材和主题上，更存在于创作心理和话语方式的深
层联系之中。为了说明这种联系，我们可以对以下三个类型进行观察。第一
类，民间话语型。这种话语类型定位于乡土本色，采取农民视角，着眼于乡
村生活的原生态以及生存本相，尚义向善、达观宽容的乡俗民情，既有几分
蒙昧又有几分智慧、善于自譬自解的微妙心态，以及不时地演绎着的带有
沂蒙特色的乌托邦喜剧。叙事话语凡俗而庸常，农民本位角色化的自说自
话，幽默中的自嘲，风趣中的苦中作乐，将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历史化作轻
盈、温馨的叙事。刘玉堂是运用民间话语的高手。他将沂蒙农民的日常言语
加以审美化改造，创造了个性化的话语方式。他的“钓鱼台系列”用幽默的
话语展示农民的情感世界，将严峻浸润在乡亲的温馨情趣中，以农民式的智
慧化解社会历史的沉重和苦涩，在纯朴的乡情民风与严峻的历史教训、轻松
的调侃嬉戏与充满艰窘苦难的经历、似是而非的叙事与故事的深层价值取向
之间，形成独特的反讽结构。刘玉堂自称是“沂蒙的儿子”。他生于兹长于
兹，部队转业后又曾回故乡的县城工作多年。他热爱故乡，熟悉乡亲的生
活，钟情于沂蒙文化。在沂蒙文化与刘玉堂的创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源流
关系。刘玉堂以及与他同类型的作家的成功在于，在沂蒙文化的孕育中，实
现着文学叙事和话语方式的主体性创造。第二类，启蒙话语型。以表现人的
价值和人本意识为依归，在崇尚沂蒙农民高尚的正义感和可贵的同情心以及
奉献精神、诚挚美德的同时，将笔下人物置于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现代意识
的烛照下，审视理性的彰显或遮蔽和人性的存在状态。话语资源主要是五四
启蒙文化与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所形成的文化成果，特别是历史反思的叙事
模式。作家是沂蒙籍，却有机会接触精英文化。苗长水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
学院，王兆军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的区别》是对
战争小说的成功改写。它不再是恢宏的战争场景中刻意铺垫豪情万丈的英雄
故事，也不是追随流行的写法反思历史教训，虽然素材与《红嫂》相近，但
也不像《红嫂》那样直接切入“平凡而伟大”的主题，而是着意表现存在于
老百姓心灵中情感的温馨和人性的美好，运用启蒙话语所表达的是对于沂蒙
文化的前沿性体验。王兆军的《拂晓前的葬礼》则从另一侧翼对农民进行人
性审视。田家祥创业的雄心，与王金生、梁生宝和刘雨生相比毫不逊色，而
且拥有前所未有的历史环境，按照正常的逻辑本来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然
而，在向英雄的巅峰腾飞的关键时刻，却折翼滑向人生的相反方向，堕落
成为自私、冷酷、刚愎自用而又愚昧的土皇帝。“英雄”的夭折固然有个人
品质的作用，但根本的原因是人性深处的“劣根性”在作祟。这篇作品较
早地运用启蒙话语，开启了表现农民文化复杂性的新层面。第三类，主流
话语型。20世纪90年代的沂蒙文学，出现了对各种话语方式加以整合的倾
向。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有一定的文学积累而又有领导岗位工作经历的作家
的长篇作品中。比如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和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
章》。只有长篇才可以承载整合的负荷；只有熟悉农民语言，而又深谙主流
话语的作家，才具有整合的愿望和能力。这种主流话语已完全不同于20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话语方式，不是居高临下，不再以教喻为主，而是贯穿
着民本思想，借重启蒙话语的锐气，激活齐鲁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的再生
力。一方面，重构历史的厚重和革命的崇高，在精神和灵魂的探察中，重新
发现现实变革中复兴创业的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力；另一方面，从农民本位出
发，对农民文化进行新的审视，同情其历史重负和现实冲击下的艰难命运，
理解其苦苦挣扎中的农民梦幻式的理想诉求，张扬平民化的英雄品格和革命
纪念碑式的镌刻在历史上的奉献精神，同时对农民文化的局限也有所批判。
《沂蒙九章》把历史与现实叠印起来，从多个角度聚焦创业中农民精神和命
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话语整合的努力显而易见。赵德发用“农民与土
地”“农民与道德”和“农民与政治”三大篇章写成“农民三部曲”，旨在
完成20世纪农民的宏大叙事。从“土地”“道德”“政治”这三个关键词的确
定，不难发现其追求最大公约数的话语整合的意图。
以上三种话语方式，如果孤立地判定优劣得失，就有违于我们的初衷。
其意义在于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上，多声部话语的共存和主旋律引领下多种旋
律的互动。
沂蒙作家群在现代文学时代的代际划分并不是依照年龄标准，而是出道
时序，或者说是在文坛的影响和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定位。沂蒙作家群的生成
时间应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同步。其生成得益于沂蒙人民的艰苦生活和坚韧
不拔的奋斗精神，得益于沂蒙精神。
沂蒙精神是沂蒙文化的内核，是沂蒙作家的精神依托。沂蒙文化是复合
体，包括由于战争和自然灾害啃噬的穷山恶水，使得沂蒙人民常年挣扎在贫
寒之中，既没有做人的尊严，也没有生存的起码条件。图生存，谋发展成为
沂蒙人的第一要务。他们在漫长的贫苦而坚韧的生活中，不屈不挠、不畏强
暴、尚文尚武、奋斗不息。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用自己的身躯抵挡敌人的
罪恶子弹，为人民的军队贡献无私的力量和生命。陈毅元帅有言：“沂蒙决
战是临沂人民用小推车推出了胜利。”图生存谋发展的潜能在战争年代表现
为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忠诚奉献，红嫂和沂蒙六姐妹成为临沂人民的光辉代
表。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忠诚，在改革开放年代焕发为改革和发展生产力的历
史力量，沂蒙奇迹般地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涛中
成为弄潮儿，广大临沂农民和基层百姓过上了有尊严的日子。爱国爱党爱军
队，敦厚忠诚敢为人先的沂蒙精神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风光，把沂蒙
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推上历史的高峰。文化的渴求前所未有地成为广大沂
蒙人民的精神生活普遍需要，文学的繁荣正以蓬勃的势头发展。沂蒙文学走
进新时代，在新的中国文化繁荣时代中定位。
在著名的五大根据地之中，沂蒙老区以鲜明的文化特色和活跃的文化生
命力而称誉海内外。在我国的地域文学之中，沂蒙文学也许算不上最突出
的，但是，只要把沂蒙文学与沂蒙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在文学中发现文化，
在文化中发现文学，就会发现沂蒙文学是有待采掘的文化富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