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传家，英烈楷模

清人徐锡龄、钱泳编的《熙朝新语》卷十五有如下记载：

乾隆辛未四月，圣驾南巡至山东，抚臣准泰奏称：“山东之沂州府，旧为瑯琊郡地，嗣号临沂，本朝因之曰沂州，寻升为郡。考之《通志》，该地为汉臣诸葛亮及晋臣王祥、王览，唐臣颜杲卿、颜真卿故里，是以城内旧有景贤祠，为合祀亮与祥、览及杲卿、真卿等五臣之所。及忠孝祠专祀亮、祥于内。今各有祠宇，虽皆年久堙圮，而志乘载之，里民思之，并有诸葛城、孝感河诸遗迹存焉。此五臣者，如诸葛亮之鞠躬尽瘁，殚忠汉室，伟业丰功，史册炳然。至如王祥之纯孝格天，王览之友于感母，洵皆至性出于醇笃，非仅为一代名臣已也。若夫颜杲卿、颜真卿之节烈萃于一门，孤忠标于千古，尤为正气凛然。是亮等不独学术事功，彪炳载籍，且其忠孝友悌，实为千古人伦坊表。今事远年湮，各迹虽沈榛莽，然里民之怀想芳徽，犹昭昭可考。兹当我皇上翠华巡狩，聿修庆典。可否仰恳天恩，将此五臣，或赐匾额，或赐诗章。一经圣主褒嘉，则五臣之忠孝亮节，既得上随奎藻天章，永垂不朽，而圣主表忠教孝之化，益觉光昭万祀矣。蒙赐七言诗一首。”[1]

其书性质为野史，我们习惯上认为正史客观真实，野史荒诞不经，在正史与野史之间有着明确的分野。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却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因此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也采及野史小说。钱锺书为此评价道：“夫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乩人情而征人心。”[2]乾隆皇帝龙心大悦，欣然准奏，赐七言诗《五贤祠》一首，诗前有序，序为：沂州古琅琊郡，汉诸葛亮故里，晋王祥王览、唐颜杲卿颜真卿皆产其地，旧有景贤祠合祀之，嘉其纯忠至孝，节烈彪炳，足表范人伦。纪之以诗：

“王祥王览能全孝，真卿杲卿均致身。所遇由来殊出处，要推诸葛是全人。”[3]“景贤祠”从此更名为“五贤祠”。

这则记载，涉及清政府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上奏批复关系，如果仅笔记小说有记，不足为凭，但在《御制诗二集》中明确收录，有序有诗，出自乾隆皇帝之手确凿无疑。诗歌第二句“真卿杲卿均致身”，是说颜真卿和颜杲卿都是以忠诚英烈闻名的琅琊文化名人。颜真卿，字清臣，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唐代杰出的书法家。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唆使皇帝派遣真卿前往劝谕，结果被李希烈扣留，颜忠贞不屈，最后被李希烈缢杀。他秉性正直忠诚，笃实醇厚，从不阿于权贵，绝不屈意媚上，以忠烈名重一时，流芳千古。

颜真卿为琅琊颜氏后裔，五世祖颜之推为北齐著名学者，著有《颜氏家训》。颜真卿少时家贫缺纸少笔，用笔醮黄泥水在墙上练字。颜真卿初从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同时汲取了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家特点，兼收篆、隶之长，融合北魏笔意，在其手中完成了雄健、宽博、厚重的颜体楷书的创造，树立了唐代的楷书典范。其楷书一反初唐书风，行以篆籀之笔，化瘦硬为丰腴雄浑，结体宽博而气势恢宏，骨力遒劲而气概凛然，这种风格体现了大唐帝国繁盛的风度，并与其高尚人格契合，成为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欧阳修认为：“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4]他还说：“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划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5]其书体被称为“颜体”，与柳公权并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关于其书法艺术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有关论文论著所论甚详，兹不赘述。本文从琅琊颜氏家风对颜真卿的忠烈精神形成的原因以及忠烈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琅琊颜氏家风的形成

《颜氏家训·诫兵》：“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或分入齐，世以儒雅为业，遍在书记。仲尼门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颜氏居八人焉。”[6]颜真卿在叙及颜氏源流时采颜师古的说法叙述颜氏之由来，“其先出于颛顼之孙祝融，融孙安为曹姓。其裔邾武公名夷甫，字颜。子友，别封郳为小邾子，遂以颜为氏，多仕鲁为卿大夫。孔门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7]曲阜颜氏二十三代单传，自三国魏时颜盛率族由鲁地迁琅琊，一改往日局面，颜氏家族繁衍生息，兴盛发达八十余年，声望日著。李阐《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记载：“君讳含，字弘都，琅邪临沂人。”[8]颜含孝悌之举声扬四方，州辟不就声名广泛传播。颜含南迁时颜氏家族已成望族，颜之推所言“南迁百家”即包括颜氏，颜氏家族自然是“齐鲁望族”之一。

琅琊，亦称琅邪、琅琊、琅邪、琅玡等，为便于区分传播，本文写作“琅琊”。由颜盛迁居琅琊至颜含之时，颜氏家族在琅琊临沂生活八十余年，家族兴盛，名闻遐迩，形成了代传恭孝的家族文化传统，琅琊遂为颜氏郡望。

说到琅琊颜氏家族文化，自然离不开颜渊。颜渊的成长从学经历、颜渊的思想以及精神对家世家族和中华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作为孔子最钟爱的弟子，颜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有发展，有创新，有实践，他出身平民，不甘贫贱，勤奋好学，善于学习，他安贫乐道，德居一品，他理想远大，知行合一，布衣致圣，与孔比隆，后世尊为复圣，最终成为颜氏后人的楷模，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典型代表。

（一）勤奋好学，善于学习

孔子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至圣先师，颜渊是孔子最为得意的门生，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得其道，颜渊的勤奋好学无人能比。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9]正因如此好学，颜渊从夫子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子之道。

颜渊为学勤奋，但绝非死读书、书呆子型的机械学习，他非常善于思考，能够进行创造性的学习。他虔诚学道，更能灵活用道，在广泛的社会现实人生中深刻体悟道。在学习中他能做到善于联系，归纳总结，做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这种善于学习的精神和方法，连孔子都自叹不如。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主动学习，创造性学习永远是学习的真谛和个人成长成才的根本途径。

（二）安贫乐道，德居一品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在说自己，其实这话放到颜子身上也非常合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渊的家庭条件非常差，一般人难以忍受，而颜渊却能陋巷安守，好学不辍，这是难能可贵的。关于安贫乐道的问题，在《韩诗外传》卷十有着更为详细具体的说明：

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贫而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安贫不易，乐道更难，这些颜渊都能做到。颜子身上体现出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将德放到最重要的地位。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10]尊师重道，孝悌忠信，德居一品，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这在颜渊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

（三）理想远大，知行合一

一个人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唯有如此，才可能立足现实，着眼长远，从而使得人生有更大发展，让人生更加圆满。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愿无伐善，无施劳”有多重理解。朱熹认为：伐，夸也。善，谓有能。施，亦张大之意。劳，谓有功，《易》曰“劳而不伐”是也。或曰：“劳，劳事也。劳事非己所欲，故亦不欲施之于人。”[11]

我们知道，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而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的真实含义是合一于至诚、至善，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以与天地参矣”的最高境界。“与天地参”是天人合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而终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中庸》）这就是圣人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天是善良美好的天，天人合一的人是像善良美好的天那样的善良美好的人，天人合一就是人们自觉修养达到像美好善良的天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的理想境界。“无伐善”，不居功，不贪劳。这自然是“谦”，“谦”“恭”“让”本为中庸之德。“无施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换位思考。简单六字，语短情长意深。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孔子赞美颜渊，“回之所持，亲属之言也”[12]。君子无论功劳多大，能力多强，至诚善意多纯，都必须谦而又谦，只有这样才能令人信服。

颜渊对自己要求甚高，自己的志向也非常远大。朱熹引胡氏曰：“子贡方人，夫子既语以不暇，又问其与回孰愈，以观其自知之如何。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闻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13]。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是圣人，颜子已近于圣人。那么他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韩诗外传集释》中颜渊一段话阐释得非常全面：

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14]简而言之，颜渊愿为辅君之臣，希望能够得遇明君，“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各乐其性。”君臣仁民爱物，国家上下一心，最终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太平清明的至极之治。仰望星空的前提是脚踏实地，远大理想实现的前提是笃行实干精神。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个人内外兼修，表里如一，知行合一，重视笃行，力求实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最终成为与天地等而列之的大写的人。

（四）琅琊颜氏，自觉弘扬

几乎所有的颜氏后人都视颜渊为先祖。颜渊生于鲁地曲阜，但二十三代单传，对于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家庭而言，整个家族香火的延续可谓颤颤巍巍，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即有断代之险。自颜盛仕途成功，迁居琅琊，繁衍生息，家族兴旺发达，成为当时、以后乃至今天的名门望族，毫无疑问，琅琊临沂成为颜氏家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宝地。正是琅琊地区这块风水宝地的滋养成就光大了颜氏家族。“复圣以布衣兴之，由是而后，世运迁流，崇仰不异，与孔比隆焉。”（《陋巷志》卷二《世家志》上）颜渊作为颜氏最著名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孔门达者七十二人，颜氏有八，回居四科之首，天资明睿，潜心圣学，修博约之训，闻克复之旨。”（《陋巷志》卷二《世家志》上）颜渊对颜氏家族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颜氏后人自觉以颜渊作为血脉及精神之祖，并将颜氏之儒的思想主张和精神传统传承下来[15]，成为颜氏家族文化最具闪光点的灵魂主线，由此成就了一代代颜氏名人。颜真卿身上体现出来的忠烈精神正是颜渊所代表的优秀家族文化孕育的结果。

晋李阐所撰的《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碑》记载了琅琊颜氏与青州使君颜盛的关系。刘宋颜延之《右光禄大夫西平靖侯颜府君家传铭》也记载了青州刺史迁居琅琊的史实。颜延之铭文还明确记载了其远祖迁居的细节。颜真卿于唐大历七年重竖此碑，后撰《颜氏家庙碑》：“魏有斐、盛。盛字叔台，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始自鲁居于琅琊临沂孝悌里。”《陋巷志》亦承此说，明确了颜斐、颜盛的兄弟关系以及与琅琊颜氏的关系：“二十三代敫，二子斐、盛。”颜斐为京兆尹，居于鲁（今山东曲阜），生“二子鲁、欢，无后”，“盛字叔台，一字叔震，汉尚书郎，魏历任青、徐二州刺史，关内侯”（《陋巷志》卷二《世家志》下）。魏文帝黄初年间，颜盛任徐州刺史时，携眷属由鲁迁至琅琊临沂定居，代传恭孝，因号其居孝悌里。颜盛定居琅琊临沂，传至颜含，颜含在《晋书》中被列入类传“孝友”中，“少有操行，以孝闻”，其兄畿病，“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十有三年”，将已成“植物人”的颜畿侍奉了十三年，最后一直到死。第一，说明颜氏家族比较富裕，这放在我们今天的普通家庭也是非常困难的。第二，颜含以孝友闻名，名不虚传。其后，“二亲既终，两兄继没，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课励家人，尽心奉养，每日自尝省药馔，察问息耗，必簪屦束带。”在颜含的悉心照顾下，最终次嫂病愈，颜含“由是著名”，世人视其居为孝悌里。声名远播，本州征辟，颜含辞而不就，名声大振，后来出为闿（开）阳令，做过下邳参军，过江南下，历任要职，“含所历简而有恩，明而能断，然以威御下”。王导对颜含的政治才能给予了极高评价，“颜公在事，吴人敛手矣”[16]。由颜盛至颜含，继续发扬光大颜渊身上的优秀品质，勤奋好学，孝悌忠信，才高能强，久而久之，经过历代颜氏族人的努力，琅琊颜氏具有了昭彰千古的家族文化特征。

二、忠烈精神：琅琊颜氏家风传承光大的结果

颜真卿在《颜氏家庙碑》中，对列祖列宗的生平履历进行了精要的概括，我们总结其家族特点有三：第一，博学于文，多为文人，勤奋好学，学优则仕。第二，多以书法见长，兼善众体。第三，以孝闻名，品德至上。碑文对颜渊所述不多，这并非说明颜渊对颜真卿没有影响，颜渊事迹材料众所周知，无需多言。“书”本为六艺之一，当也在学习之列。这三点我们前文都已述及。颜真卿“少孤，母殷躬加训导”，这是安贫乐道的写照，“既长，博学工辞章”，加上《旧唐书》中提到的“尤工书”，多才多艺，这正是勤奋好学的结果，“事亲孝”，德居一品，孝悌忠信，家孝国忠，二者息息相通[17]。

元载引用私党，惧怕朝臣论奏其短，影响个人利益，于是请求代宗“百官凡欲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上闻”。面对奸相误国的行为，颜真卿上疏仗义执言，严厉批判了这种荒谬的行为，“今日之事，旷古未有，虽李林甫、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觉悟，渐成孤立，后纵悔之无及矣！臣实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测，不忍孤负陛下，无任恳迫之至。”[18]在皇帝昏聩、奸人当道、黑白不分的混乱世道，颜真卿其言其行完全以国以君为出发点，绝不考虑个人的安危祸福，忠诚耿直如此，真是旷古少有！我们听惯了太多的人生哲学，明哲保身，“用舍行藏”，“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道不同不相为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颜真卿的言行早已大大超出了儒家的范畴，其凛然风骨、忠烈精神在中唐乱世成为了一座伟大的丰碑。

面对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奸相卢杞之父，他有感人举动：“真卿候杞于中书曰：‘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窜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传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这不就是对颜渊“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的最具体最感人的阐释吗？这里体现出来的是颜真卿的仁爱、博爱和大爱，属于孝悌优秀品德的范畴。面对奸相卢杞的陷害，颜真卿坦然处之，从容不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有去无回的道路。“真卿每与诸子书，但戒严奉家庙，恤诸孤，讫无它语。”（《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史家用短句言之，意味深长，忠君爱国，大孝极孝，可见一斑，表现出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伟大牺牲精神。

颜真卿“事亲以孝闻”，学而优则仕，“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四命为监察御史，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冤狱，久不决，真卿至，立辩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又充河东朔方试覆屯交兵使。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齿，天下耸动。”（《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颜真卿传》）在其位谋其政，为生民立命，仁民爱物，同胞物与，爱憎分明，尊法重法，这都是其忠君爱国的表现。

颜真卿富有政治远见，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研判可以看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超前意识，“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廪实，乃阳会文士，泛舟外池，饮酒赋诗。或谗于禄山，禄山亦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果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乃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之。”（《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颜真卿之举在已经暗流涌动、风雨欲来的特殊时期极为罕见。安禄山造反之初，河北诸郡势如破竹，唐玄宗感叹道：“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后来得到了颜真卿的奏书，大喜过望，顾左右曰：“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

国难当头，颜真卿临危不乱，“禄山既陷洛阳，杀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以三首遣段子光来徇河北。真卿恐摇人心，乃诈谓诸将曰：“我识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腰斩子光，密藏三首。异日，乃取三首，冠饰，草续支体，棺敛，祭殡，为位，恸哭，人心益附。”[19]我们从中读出了仁爱大爱，我们看到了一个臣子的赤胆忠心，同时还表现出了颜真卿极高的政治智慧，可谓有胆有识，敢爱敢恨。

颜真卿直言正色：“君等闻颜杲卿无？是吾兄也。禄山反，首举义兵，及被害，诟骂不绝于口。吾今生向八十，官至太师，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岂受汝辈诱胁耶！”[20]义正辞严，视死如归，颜真卿早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种爱国忠君的情怀发自肺腑，传记中反复出现，成为一曲忠烈英雄的赞歌，分外感人。“真卿度必死，乃作遗表，自为墓志、祭文，常指寝室西壁下云：‘吾殡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僣伪号，使人问仪于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者诸侯朝觐礼耳。’”（《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

“兴元元年，王师复振，逆贼虑变起蔡州，乃遣其将辛景臻、安华至真卿所，积柴庭中，沃之以油，且传逆词曰：‘不能屈节，当自烧。’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复告希烈。德宗复宫阙，希烈弟希倩在朱泚党中，例伏诛。希烈闻之怒。兴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阉奴与景臻等杀真卿。先曰：‘有敕。’真卿拜，奴曰：‘宜赐卿死。’真卿曰：‘老臣无状，罪当死，然不知使人何日从长安来？’奴曰：‘从大梁来。’真卿骂曰：‘乃逆贼耳，何敕耶！’遂缢杀之，年七十七。”（《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疑而发问，是对自己忠孝品质的充分信任，也是对政治的敏锐把握，我们经常说忠孝自古难两全，但事实上，忠孝有着密切的关系，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升华，大孝即是大忠，大忠自是大孝，颜真卿此举正是其大孝大忠大才大智的集中表现。初唐时期的陈子昂发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慨叹，颜真卿生不逢时，但无论发生什么都并无牢骚，并不激愤，这是继诸葛亮之后的沂蒙历史的又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其言其行，可歌可泣，忠烈英雄，千古传诵！

三、当世及后世的评价和影响

兴元元年，德宗下令追赠段秀实为太尉，谥号忠烈。后来，兴元元年八月初三(784年8月23日)，颜真卿壮烈牺牲，义举震动朝野，德宗闻悉，痛悼异常，为之“废朝五日，谥曰文忠”。“复下诏曰：‘君臣之义，生录其功，殁厚其礼，况才优匡国，忠至灭身。朕自兴叹，劳于寤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公颜真卿，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属贼臣扰乱，委以存谕，拘肋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朕致贻斯祸，惭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尔嗣。可赠司徒，仍赐布帛五百端。男頵、硕等丧制终，所司奏超授官秩。’”谥号“文忠”（《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文”当就文臣而言，“忠”就其感人义举而言。德宗诏书，连用两个“忠”字，对颜真卿进行了极高评价，对其后人进行了提拔嘉奖；同时对自己的政治错误也作了自我批评，其言其行影响深远。段秀实谥号已用“忠烈”，颜真卿为文臣，所以谥号“文忠”，二人皆为忠烈之臣。为旌表忠烈之后，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书节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员官，故頵得录用。”

当世即有许多诗人歌咏颜真卿，白居易有《新乐府·青石》：“青石出自蓝田山，兼车运载来长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坟土未干名已灭；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愿为颜氏段氏碑，雕镂太尉与太师。刻此两片坚贞质，状彼二人忠烈姿。义心若石屹不转，死节如石确不移。如观奋击朱泚日，似见叱呵希烈时。各于其上题名谥，一置高山一沉水。陵谷虽迁碑独存，骨化为尘名不死。长使不忠不烈臣，观碑改节慕为人。慕为人，劝事君。”[21]

陈寅恪认为：“青石一篇以段颜为例者，唐世忠烈之臣无过二公，旧唐书壹贰捌新唐书壹伍叁俱以二公合传，而旧唐书段秀实传云：‘自贞元后，累朝凡赦书节文，褒奖忠烈，必以秀实称首。’真卿复与秀实齐名，此篇标举忠烈，以劝事君，舍此二公，自莫属也。”[22]二者难分高下，因段秀实为武将出身，颜真卿为全才文臣，话语权掌握在文人手中，文人惺惺相惜，所以颜真卿在后世影响更大。

（开成初）文帝诏曰：“朕每览国史，见忠烈之臣，未尝不嗟叹久之，思有以报。如闻从览、弘式，实杲卿、真卿之孙。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续，谅协典彝。考绩已深于宦途者，命列于中台；官次未齿于搢绅者，俾佐于左辅。庶使天下再新义风。以真卿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德宗对其孙辈、曾孙辈进行了抚恤褒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文宗诏书中首现“忠烈”一词，这是对颜真卿其人其事的正式评价。南宋绍兴元年，以颜真卿尽忠唐室，尝守湖州，汪藻乞表章之，宋高宗赵构诏赐颜真卿庙为忠烈之号[23]。“忠烈”是专制王朝对臣子的最基本的和最高的要求，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真正做到忠烈的是少之又少，更何况是在乱世之中？所以，颜真卿的壮举成为“忠烈”中的“忠烈”，如其“名真卿，字清臣”所示，他是真正的清白的忠诚的卿臣，在后来的历史上，“居官必如颜真卿”（《宋史》四百八），颜真卿成为了后世皇帝的理想臣子，成为了历代臣子的榜样楷模。

后来历朝历代对颜真卿的忠烈行为、英雄义举都进行了全面的肯定。宋代李纲《梁溪集》卷一百五十《论节气》：

“安禄山及河朔皆陷，明皇叹曰：‘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邪！’及闻颜真卿独以平原守，喜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其后归朝，峭论鲠议，为奸臣所挤，殒于贼手，毅然之气，折而不沮，呜呼！疾风知劲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为人君者，讵可不深察此哉！”（《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梁溪集》，别集类三）

明代归有光《惧谗三首》：

徳宗时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难其人，卢杞荐颜眞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遂陷鲁公，竟为希烈所杀。小人之于君子，乡上之所恶则毁以害之，乡上之所善则誉以害之，杞之于鲁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堕其计哉？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君子不幸与之遇，能自全者鲜矣！（《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六，《震川集》卷四，别集类五）

清代康熙皇帝也对颜真卿进行了极高的评价，这与文章开篇提到的五贤祠题诗形成了对照，只不过，在乾隆眼里，他更加崇拜的是至人全人诸葛亮。

康熙《跋颜真卿墨迹后》：

史称颜真卿立朝正色，刚而有礼，非公言直道不萌于心。天下不以姓名称，咸曰鲁公，而独为权奸卢杞所忌，遣谕李希烈，竟被贼害。观其赴火骂逆，何其烈也！生平善正草书，宋祁称其笔力遒婉。今披阅遗迹，凝重沉郁，奇正相生，如锥画沙，直透纸背，觉忠义之气犹勃勃楮墨间。朕重其人，益爱其书，不啻逾于球璧矣！（《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四十）

唐以后历朝历代为纪念颜真卿，各地纷纷建祠堂立庙碑，如当时山东的郓城县、平原县、费县；江苏的句容县；河南的蔡州县；四川的蓬州，江西的吉州，浙江的湖州等地，这是对一个人的极高评价，其地位等同于关帝庙、武侯祠、岳飞庙。朝廷地方官员纷纷通过上疏、撰文、赋诗、填词等形式进行怀念赞美肯定，同时在官府祠堂庙宇悬挂画像，进行纪念，由此产生了一大批祭祀之文、修缮之文、祝文、碑记等；古代文人游历四方，随之产生了大量的游览参观瞻仰之作。在许多实用文体中屡屡出现，颜真卿的忠烈义举体现出来的忠烈精神，成为任何王朝专制时期的普世主流价值，而且有的进入科场，成为科举考试的重点，在序跋等各种文体中，颜真卿其人其事也成为出镜率极高的关键词。

宋汪藻《浮溪集》卷二《湖州奏乞修鲁公祠并赐额状》：“真卿以大历七年自抚州除湖州刺史，逮今四百余年，州人奉祠不衰。”后来建筑毁坏，于是汪藻申请朝廷拨款修葺，而且请皇帝赐一敕额。在孙觌撰《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大中大夫新安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封一百户赠端明殿学士汪公墓志铭》中专门提到此事，宋高宗赵构“诏从之赐号忠烈，诏下，公大治祠屋，书牓揭之。”据宋牟巘记载朝廷赐额时间为“绍兴初始赐额忠烈庙”。牟巘《陵阳集》有文《重修颜鲁公祠堂记》（《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此文所言祠堂位于吴兴，应与汪藻所说同为一处，由宋初到宋末，历时已久，“庙毁像坏，过者太息”，东平李侯作地方官，于1241年4月开始，历时三月，整修完成。

宋王十朋《降圣节诣天庆观，因谒颜鲁公范文正公祠堂，用赠御赐名道士韵》：“颜范遥同异代心，琳宫香火道縁深。诗家风味今谁在，定访弥明与共吟。”（《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四，《梅溪集》五十四卷）。天庆观为道观，位于南方广州地区，道观中同样建有颜真卿祠堂，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之远。

王十朋认为仅作一首难以表达自己丰富的情感，于是另作一《谒湖州颜鲁公祠》：“卞山苕溪髙且清，鲁公祠堂貌如生。言言千古英雄在，吉吉一点仙丹成。奸臣必欲置之死，天下不敢呼其名。当时节义谁可并，常山太守公难兄。”天下百姓的爱戴和奸臣的陷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宋史》记载，颜真卿就是王十朋的学习榜样，“十朋事亲孝，终丧不处内，友爱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没而二子犹布衣。书室扁曰‘不欺’，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此类作品在宋代大量出现，如李纲的《颜鲁公画像赞》，童敏德的《游湖州题颜鲁公祠堂》，黄幹的《颜鲁公祠》，米芾的《颜鲁公碑阴记》，葛胜仲的《颜鲁公祝文二首》，《题龙兴寺颜鲁公祠二首》，刘宰的《颜鲁公赞》，曹辅的《费县颜鲁公新庙记》等等。

元代著名元曲作家张养浩也有诗礼赞颜真卿，《过颜鲁公庙》：“李唐失纪相非夫，竟遣忠良与祸俱。抗贼一身皆是胆，留名千古不因书。极知老境桑榆近，争忍清时社稷孤。下马荒祠访遗躅，北风吹树渺愁余。”（《钦定四库全书》集部五，《归田类稿》，《别集类》四）诗歌对颜真卿的命运表达了审慎的同情，同时又借古讽今，表面咏史，内里抒发的是个人的身世之悲。

清时许多文人围绕费县诸满的二颜祠堂写了不少诗歌，如庆云人知县刘东里的《过诸满颜鲁公故里》：“蔓草斜阳吊故居，平原一旅战功余。如何勋业成闲事，只解争传纸背书。”(清光绪《费县志》卷十三)还出现了多篇名为《题双忠祠》的诗歌，如张鹏翮：“成仁取义死犹生，千古双忠弟与兄；忠孝神仙无二理，人间天上自成名。”(清光绪《费县志》卷五)

除了上述依托于客观物事进行的各种创作外，后世众多文体对颜真卿的忠烈精神进行褒奖、对其命运遭际深深同情的作品更是比比皆是。

宋欧阳澈《上皇帝万言书》：

臣观唐明皇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得人不为不盛。一旦禄山叛逆，哮噬无前，河北二十四州之吏为贼诱引，委靡从顺者几半。逆为之计，不陷于贼者，独颜真卿一人而已，故玄宗喜谓左右曰：“朕不识真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使王师有进征之援者，平原之守也。继而张巡、许远与城父令姚誾以数千疲苶之兵而抗百万难制之贼，孤寄一隅，日战数十，挫贼之锋，鲠其喉牙，使不得进而搏食江淮之地，转输不絶，其民不为涂炭者，良以睢阳未下也。此在当时，亦未至于扬芳飞英，角立杰出，然一旦遇变，乃能忠义奋发，激昂天下之吏，虽赴汤火，冒矢石而有不可屈之大节，载在方册，章章不可掩，使后世奸臣贼子尸位素飱者，闻其风莫不惭汗，脱或太守县令，人人皆颜真卿、张巡、许逺、姚誾辈，则国势何患乎不振也？[24]

再如，宋蔡戡的《送岳大用序》，宋王炎午《上参政姚牧庵》，宋邓肃的《上刘延康》，元郝经的《原古録序》，明赵撝谦的《送赵中孚诗巻后序》等等。

中国古代作为诗歌的国度，唐以后歌咏颜真卿的诗作自不会少。如石介《徂徕集》中有《颜鲁公太师》二首：“唐家六世树维恩，外建藩翰御不宾。二十三州同陷贼，平原犹有一忠臣。”又：“圣贤道在唯颜子，忠烈名存独杲卿，甘向贼庭守节死，不羞吾祖与吾兄。”宋代的林同作了“孝诗”一组，中有“颜真卿”，“祗是见忠节，何曽省孝诚。唐宗休叹息，犹未识眞卿。以孝称禄山，反独眞卿城守。帝曰朕不识，眞卿何如人，所为乃若此。”后被收入陈起编的影响广泛的《江湖小集》之中。

颜真卿其人其事影响甚大甚远，在其后多个历史时期，颜真卿进入了科举考试的命题范畴。南宋末魏天应编、林子长笺释的《论学绳尺》是当时有关科场考试“论”一类问题的选文点评集。有方刚叔撰写的一篇应试之文——《颜真卿何如人》，说明了出处，分析了论文如何立说，然后写了批语：“发越何如人三字透彻，推原本意，切当事情，老于为文者。”由此可见，颜真卿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在所有的作品中，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过平原作》影响最大。诗作于1279年（祥兴二年），作者被元军押解到元大都燕京（今北京）途中经过平原之时。诗人通过歌颂真卿、杲卿兄弟所表现出的忠贞壮节，表达了自己爱憎分明的感情。

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渔阳动鼙鼓，大江以北无坚城。

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连夏盟。

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京。

明皇父子将西狩，由是灵武起义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论牵制公威灵。

哀哉常山惨钩舌，心归朝廷气不慑。

崎岖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节。

当年幸脱安禄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杀公，宰相卢杞欺日月。

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

公死于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当天[25]。

这首诗对颜真卿兄弟的崇高节操、忠烈精神进行了热烈的赞美，叙事概括，事迹感人，评价公允，结构清楚，风格悲壮激愤，表面写史，实则借史言志，颜真卿是我的榜样楷模，我就是颜真卿的后继者，颜即我，我即颜，表面是肯定褒奖赞美，更是明确自己志向，坚定诗人宁死不屈的坚强信念。

颜真卿忠烈精神的形成，毫无疑问来自于颜渊颜子，颜渊的好学勤学的态度、对远大理想的追求以及知行合一的实干笃行精神，对颜氏后人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琅琊颜氏自觉继扬颜渊开创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诗书继世，忠孝传家，发扬光大了优秀颜氏文化，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琅琊颜氏家风。在这种浓郁的琅琊家风影响下，颜真卿不甘贫贱，勤奋好学，多才多艺，诗文书无不精通，为政以德，仁民爱物，忠君爱国，最终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为颜氏家族文化的光大写下了最浓重的一笔，为源远流长的琅琊颜氏增添了无上荣光，也为中华文化增加了几分厚重凝重。对颜真卿而言，无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我有我的操守和原则，不是别人要求我做什么，而是我自己要求我做什么，这就是纯粹极致的慎独，这是矢志不渝，这是坚持不懈，这是死而后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感天动地的忠烈精神，这是任何时期永不过时的家国情怀，这是不分国家不分时代都推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颜真卿的忠烈精神早已大大超越了一般儒家的范畴，已经升华成为中国历史上与屈原、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等而列之的伟大英雄。颜真卿其人其事在唐代、在后世受到官方和民间的长期爱戴和尊崇，本身就证明了颜真卿的人格魅力和伟大之处，颜真卿的家国情怀和忠烈精神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和以后都永不过时，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弘扬。

（作者单位：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