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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鲁会盟之浮来在沂源新考

作者:周仕文  来源:  查看:4056

在今沂源县的地域上,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会盟有两次:一是《春秋左传》载:“鲁隐公六年,夏,五月辛酉,公会齐侯,盟于艾。始平齐也。”意思是:公元前717年,夏天,五月二十日,鲁隐公与齐侯(即齐僖公)相会,在艾地结盟,这是鲁国同齐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开始。二是《春秋左传》载:“鲁隐公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以成纪好也。”意思是:公元前715年,九月二十五日,鲁隐公与莒国的国君在浮来结盟,是为成全跟纪国的友好关系。

何为会盟?《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三的解释是:西周时周天子约见诸侯和春秋时天子、诸侯、大夫间的约会及相互间的结盟。西周晚期至春秋,常通过盟誓来调整和巩固贵族内部等级关系。春秋时期有多种盟誓:①侯国间盟誓;②君主与大夫盟誓;③侯国内大夫间盟誓;④大夫宗族内盟誓。

作为重大政治外交活动的会盟,盟誓有一定的仪式:盟誓人先凿地为坎(穴),以牛羊或马作为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盛之。读盟书(古称载书)以告神灵,然后参加盟誓者歃(饮)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牺牲上,埋于坎中,副本则归于盟者收藏。

诸侯国之间的会盟,其地点的选择也是极其讲究的。既要体现等级森严的礼制,又要体现两国建立的友好关系,还要照顾到双方交通及接待上的便利。在万国林立的春秋时期,今沂源地域的北部属齐国;西部、南部属鲁国;东部属纪国。鲁国曾在西部设置艾邑,在东南部设置盖邑。纪国在今东安一带设置浮来邑。《中国历史地图集》卷一的春秋齐鲁两国图中,所标注的艾邑,在沂河西源,今鲁村镇徐家庄一带。《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蒙阴条载:“艾邑在县北。春秋隐公六年(公元前717年)公会齐侯,盟于艾。”杜预注:“太山牟县东南有艾山,即县北沂水发源之艾山”。1983年版的《蒙阴县地名志》载:“艾邑在今新泰、莱芜、沂源等县交界处,因艾山而得名”。今徐家庄河东岸的大山,当地仍称作九顶艾山。《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何光岳先生在其《鲁国的来源和迁徙》论文中,更是十分明确的注明,艾在沂源县西。

齐鲁两国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大国。但是鲁为周公之后,关系不同一般,而齐为异姓诸侯,自然要远上一层。鲁国的国君选择在自己的属地上与齐侯会盟,是符合当时的礼制的。而艾邑地处齐鲁两国交界的鲁国一侧,北距齐国的边界仅有20多华里,当也照顾到齐侯交通的便利。

综上所述,发生在2700多年前,齐鲁两国首次会盟结好之地的艾邑,在今沂源县的西部徐家庄一带,应是毫无争议的。

本文着重要考证的,是公元前715925日,鲁隐公与莒人会盟的浮来,应是在时属纪国的浮来邑,即今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院峪一带。提出此说,笔者并不是第一人。见于文献记载的前人考证和现代文史研究成果至少有三项:第一,修成于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的《沂州府志》卷三十三《艺文》、修成于清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的《沂水县志》卷二《古迹》中,均载有清代沂水人、庚午(公元1750年)进士刘绍武的考证文章《闵仲山即浮来山考》。第二,山东省沂源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于1988年刊出的第一期(总第六期)《沂源方志》中,登载了时任县政协副主席汪志弘的文章《“莒鲁会盟”之“浮来”在沂源》。第三,198810月出版的首部《山东省沂源县地名志》之十《专题考证材料》中,刊出沂源县地名委员会办公室一篇题为《莒鲁会盟之古浮来山考略》的考证文章。以上三项研究成果均引经据典,证明浮来山就在沂源。

“莒鲁会盟”这一重大事件与三个国家有关。除莒、鲁之外,还有一个纪国,这里要重点交代几句。据山东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树明先生、潍坊市博物馆杜在忠先生等考证,至迟在商代晚期,齐都临淄东侧寿光一带,齐地土著东夷诸族后裔,已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纪国。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证明,纪国在周初分封时被重新封过,至春秋时其疆域北临渤海,东邻莱国(东莱),西边与强大的齐国接壤,西南与另一大国鲁国相接,东南与莒国为邻。纪国在当时是夹在齐、鲁、莒三个强国之间南北狭长地带上的一个小国。其国都在今寿光城南30华里,那里曾出土过纪侯钟等大批纪国铜器。纪国的郱邑在今临朐县东南柳山寨一带,纪属郱邑封爵以“矢伯”为名,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这里曾出土周代“矢伯爵”一件可以为证。纪国的浮来邑在今沂源县东南的东安一带,也是有文献可考的。

纪国是姜姓国家,但与齐姜又不是一个系统,纪国与齐国的关系很不正常。两国相邻,本应是兄弟之邦,但至少从西周中期,就成了世仇。文献记载的原因是,周懿王时,纪侯谮齐哀公于王室,哀公也确有腐败之举,故王烹哀公,由此齐、纪结仇,视为眼中钉。后由于齐国国势的日益强大,翦除身边的纪国就成为齐国开拓疆域和解除心头之患的既定国策。面对强齐的威胁,纪国曾采取过依靠周王室,斡旋于鲁、郑等国之间的策略。周桓王娶纪女为后,鲁隐公二年冬十月,纪侯亦娶了鲁惠公的长女伯姬(即隐公的姊妹),七年三月,又媵娶了叔姬,企图通过联姻以巩固政治上的联合抑抗齐国。但是,王室的衰微和齐国在政治上的改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已确定了齐国在东方称霸的必然趋势。《春秋•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左传•庄公三年》:“秋,纪季以酅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左传•庄公四年》:“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公元前690年,齐襄公灭了纪国,才算结束了这场斗争,从此结束了史料所载有关纪国的历史。

莒国为东夷土著方国,西周武王初封胶州西南的介根,春秋初年迁莒。今之莒县即为莒国故城。莒夹在齐鲁两大国之间,为自身长期生存,采取依附齐国远交晋国,近攻向国、杞国等小国的策略,抗衡鲁国的对外扩张,常与鲁国争雄角逐。如《春秋左传》载:“鲁隐公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鲁隐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清代时顾栋高在《春秋鲁邾莒交兵表》中即评论说:“莒虽小国,东夷之雄者也。自入春秋,未有入人之国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娄。”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可以说,是莒国在春秋时期首开诸侯相伐之先河。从此莒鲁两国始而争向,继而争郓,旋而争鄫,兵端与春秋相终始。直到公元前431年,莒国为楚国所灭,不久,莒之全境终入于齐。

也是在鲁隐公二年,纪国与鲁国联姻,关系密切。纪侯为了调停鲁莒两国解怨结好,也为了纪国自己边疆的安宁,于同年冬派大臣子帛(字裂繻)与莒子在密地(今昌邑县东南)会盟。《左传•鲁隐公二年》记载:“冬,纪子帛、莒子盟于密,鲁故也。”即说此是为了鲁国的缘故。但是,莒人入向,危及鲁国,莒鲁互争向邑为己邑,分歧较大。过了一年,莒国攻杞,占取牟娄,两国关系更为紧张。也许莒国为了缓和与鲁国的关系,便主动找到纪侯从中调停,恳请与鲁隐公会盟结好。因莒鲁两国各为利益分歧,斡旋工作难度颇大,耗时数年后,莒鲁两国终于坐到了一起,这才有了“盟于浮来”。

浮来邑得名于浮来山、浮来水。其位于纪国的最南端,地处齐、鲁、莒、纪四国的交界处,文献记载的确切位置即在东安故城。这与《清一统志》《续山东考古录》《水经注》《沂州府志》《沂水县志》《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述及标注完全吻合。邑东北依浮来山,东临浮来水,南面沂河,山环水绕,地域开阔,土地肥沃。东安故城的考古发掘证明,此地在龙山文化时期就是一处富庶发达的城池,考古发掘发现的城墙直至数千米外的沂河岸边。19847月,东安村民孙继法曾在自家院内发现商代晚期墓葬,出土了一组三件的铜编铙及车马器等数十件青铜器,而这绝非一般平民所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出土过大量的城砖、瓦当,其中有带有“长乐未央”文字的瓦当肯定非平民所用。2010年,在故城西侧发掘的战国中期的盖邑大夫墓,证明其时的盖邑故城亦在这里。春秋时,浮来邑正是一座繁华城池之所在,是纪国去往鲁国的必经之地,作为纪国靠近鲁国的一座行宫也是可能的。纪国作为一个小国,面对强齐的威胁,它只能选择用联姻的形式投靠鲁国而与之联合抗齐,以求得在齐、鲁、莒三国的夹缝中生存。笔者曾推断,公元前690年,纪侯大去其国,以违齐难,正是从危机四伏的寿光远远地南迁到了山区根据地浮来邑,犹如“重上井冈山”。这里近鲁而远齐,尚可苟延残喘。纪侯死后,即葬在了如今的纪王崮上,这就是纪王崮春秋大墓的由来,因为浮来邑的故城东安距纪王崮仅有十几华里。当然,这仅是个人推断,尚需纪王崮春秋大墓的发掘资料佐证。

综合古今先贤们的考证,笔者完全赞同他们有理有据的考证成果和观点。除此之外,笔者认为:

第一,“盟于浮来”,即盟于浮来邑,不大可能跑到人烟稀少、虎狼出没的浮来山上,“盟于浮来”并未确指是浮来山上。从交通便利和便于接待的标准看,也应是在邑中,即在东安故城中。当然,盟誓仪式中的“凿地为坎”,大可在室外,甚或城外举行,而不一定非在浮来山上。即便在山上,由东安故城至浮来山也只有二里之遥,车马行之,十分便捷。

第二,沂源县是山区,平均海拔400多米,号称山东的屋脊,没有客水流入,山川河流亘古未变。其隶属沿革、地名所在、山河走向、距离远近,至今仍与文献史料记载相重合。山、水、城、邑一齐可证,“盟于浮来”,就在沂源。

第三,浮来山在春秋时就叫浮来山,也叫包来山,此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记载均吻合。会盟之后俗称公来山,以纪念隐公到此。后因闵子骞避季召隐居于此,而改称闵公山。至隋代,因山上“万松森列”而又称松山。明代又因考证出子路依棲岩、晒书台,而并祀闵仲,有了闵仲祠、闵仲书院,或称闵仲山,至清代才有刘绍武之考。民国时期,为防匪患,附近村民在此山修筑“围子”而保了一方平安,遂改称保安崮。1980年地名普查时,确认此山的标准地名为保安崮。从两千七百年前的浮来山到今之保安崮,虽数易其名,但一脉相承,名称沿革十分清楚。毫无疑问,今之保安崮,即春秋时浮来山也。另外说明一点,春秋时的浮来水,现在叫红水河,但《水经》所注的铜陵关及诸山、诸水、诸泉犹在,默默地证明着浮来山、浮来水的古老历史。

第四,《春秋公羊传•隐公八年》载:“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螟。公曷为与微者盟?称人,则从不疑也。”意思是:九月二十五这一天,鲁隐公和莒人在包来结盟。蝗虫成灾。鲁隐公为什么与卑微弱小的莒国结盟?称莒人而不称莒子,表明莒子主动恳求与鲁国结盟是毫无疑问的。

 《公羊传》以为《春秋》经文是为鲁隐公降尊与小国结盟而讳。莒人实为莒子,称莒人是一种卑微的称呼,可使人相信,莒方既然微不足道,必是莒人从公为盟,而不是隐公从莒人为盟。理由有四:

其一,既然是莒子主动以求,纪侯为使本国在莒鲁两大国间求得安宁,自然愿意居中调停,以进一步加深与鲁国的关系,使莒国不敢觊觎自己。鲁隐公又是纪侯的大舅哥,此番正须好生招待。所以选在本国的浮来邑来接待莒鲁两国的国君,便是顺理成章之事。在作为调停国的第三地会盟,莒鲁两国心理上自能接受。浮来山的秋色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繁华的东安故城,恰是会盟的好地方。这里交通便利,接待条件优越。纪侯北来有三百余里,隐公由曲阜至此三百里,莒子至此亦近二百里,于是鲁隐公为了成全纪侯的好意和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惜车马劳顿,在此与莒人完成了足可载入史册的友好结盟。

其二,鲁为大邦,极具宗法礼仪,断然不会跑到数百里外的小国城外与之结盟,而有屈尊媚莒之嫌。清代的顾栋高在其所著《春秋大事年表》中,借“家氏铉翁”曰:“鲁、莒有未平之怨,前此纪为平之,而鲁莒之好犹未合也。今隐公降心以平二国之患,而莒之君卒不至,以望国之君而盟小国之臣,谦而不中礼者也。”

其三,从接待便利的条件看,就算是隐公至莒,理应在莒国都城隆重接待,也不会在西去都城二十多里的一座荒凉小山上接待如此规格的国宾。那时的浮来山,除了一棵不大的银杏树,恐怕还没有任何的接待设施,不会是莒国的“安娜博格庄园”。

第四,《辞源》释“浮来”:地名。路史国名纪六:“浮来,即邳来,纪邑。”地在今山东沂水西北。元代于钦的《齐乘》以莒州西三十里的浮邱山为浮来山,其说太牵强附会,纪邑的浮来如何与莒州西的浮邱扯上关系?今在沂源的纪邑之浮来山,杜预时已称公来山,于钦时已叫松山了,他没有像郦道元那样亲临其境而详查;他那时也未看到正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他的说法受时代的局限,情有可原,不足为据。但是,就是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在文献记载中的附会之说,以讹传讹,误导了元代以来人们的认识,成为一桩明显的历史错案。除了刘绍武、汪志弘们人微言轻的考证外,鲜有历史名家大家对此提出质疑,致使此案至今得不到纠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是该拨乱反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本清源,以正视听了。研究了几十年莒国历史文化且卓有成就的莒县博物馆原馆长苏兆庆先生,在其专著《莒史新征·浮来山》(2000年出版)篇中,也只是说到银杏树时,写了一句“传说此树之下即为当年结盟处”,把在莒县浮来结盟归于民间传说,留有考证的余地,这也算得上一个文化大家的历史良知。

说是新考,实为旧考。总而言之,结论有二:一是于钦《齐乘》中浮来山之解为历史错讹,应予纠正;二是莒鲁会盟之浮来在沂源有证有据,证据确凿,不容置疑。

 

                                    20161211日写于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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