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南大王庄突围

1941年11月2日晚上，4000余日军在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指挥下，秘密出动，不走大路，不经村庄，突然包围我驻马牧池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幸好纵队机关已经转移。

由于纵队机关与我们一旅驻地相距数十里地，对这一紧急情况没有立即知晓。而几乎与此同时，一旅机关也被日军重兵合围。敌人气势汹汹，妄想一举消灭这一鲁中主力部队。

此时一旅所属部队一、二、三团按上级反“扫荡”指示，已经突出敌人重围。一团由旅参谋长钱钧带领前往新蒙边界游击区；二团由副旅长胡奇才带领前往泰、泗、宁地区；三团已去蒙山。由于旅领导要召开地方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布置反“扫荡”措施和任务，因此旅首长和机关突围时间晚了一天。旅首长原计划跟纵队机关一起走，因为他们有侦察营，有电台，消息灵，容易突围。那天晚饭后，天已很黑，旅首长下令全体人员往马牧池快速行进。到了夜12时左右部队接近马牧池，命令暂停行进，侦察连派人进去探问情况。不料被敌人打了出来，原来马牧池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情况已发生突变，我们立即改变行动方向，部队迅速上了西边的丘陵。

王建安司令和周赤萍政委先把我叫去，讲了部队当前面临的紧急情况。然后又把政治部总务科长景宜亭、司令部管理科长马冠三叫到跟前。他俩神情严肃，语气平静地说，看来敌人对沂蒙根据地已完成了战略包围。根据目前我们的处境，部队要安全突围出去，行动方法只宜分散，不宜集中。司令和政委决定机关人员和部队分开行动。一、二、三团已按计划分头突围。他俩带领警卫连、侦察连、电台，在敌人包围圈内活动，观察敌人动向，然后伺机突围出去。要我们三人组成领导班子，主要由我负责，带机关人员在天亮前突围出去。我觉得马冠三、景宜亭长期搞机关工作，部队比我熟悉，建议由他俩负责。政委说，地方你比他俩熟悉，马、景配合你，就这么定了。领导既然这样说了，也就是命令了，我也不再推辞。司令、政委还交待我们，怎么行动都可以，只要能突围出去就是胜利。

这些人都是旅机关10多个科的干部，还有机关直属部队的通讯连、便衣侦察连、政治部、警卫连、宣传队、民运大队，以及一些勤杂人员，共计800多人。如果遇上敌人，我们的武装力量只有警卫连的几十位战士。机关干部中只有科以上干部才配有自卫手枪，其他人员都是赤手空拳，尤其是几十名妇女同志，在情况紧急时行动还得有男同志照顾才行。

司令、政委交待的任务非常明确。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就在跟前。我们不能有片刻的犹豫和停顿。我决定部队直奔南墙峪。那里是当地最高的一座山，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便于隐蔽，是个比较理想的地方。走了一夜，我们到了南墙峪山下。发现山下有哨兵，哨兵的衣服和我们一样，一问原来是纵队机关和特务团，他们在日军包围马牧池前迅速撤离，也选了这个地方，凌晨赶到这里，比我们先上了山。

等我们上了山，已是早上八九点钟，由于纵队机关的目标很大，日本鬼子追踪发觉后迅速包围了这座山。纵队特务团和日军打了整整一天，我们勇猛反击，阵地始终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我们部队的弹药和粮食很有限，必须在夜里突围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问纵队参谋处的人员纵队机关往哪里去，他们说往蒙山方向。我认为往那里突围，方向是正确的。我决定跟他们一起走。我知道那里是敌占区和根据地交界，日军力量相对薄弱，便于展开敌后工作。

突围开始了。我指挥大家跟着纵队机关走，他们有部队，情报也清楚。开始果然比较顺利，但经过芦山时，此地已被日军占领，中了敌人埋伏，发生了战斗。好在是夜间，目标不清楚，互相对射，伤亡不大。可是纵队机关被打散了，部队和机关部分人员突围出去了。幸好我们一旅机关没有被打散，也没有伤亡。没有突围出去的300多名纵队机关的同志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合在一起，我们队伍增加到千余人。这时天快亮了。我们处在芦山脚下，山上是日本人，一旦发现我们就会被歼灭。

必须赶快离开这里。但是往哪里走？芦山在我们的北边，西北方向的黄草关已能隐约看见日本军旗——那里被敌人占领了；西边是丘陵地带，虽然便于隐蔽，但村庄多，容易暴露目标；南边是敌占区，后面又有敌人在追击。这时东边已开始露出晨光。敌人近在身边，随时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

最紧张的时刻到了。我知道这时干部和家属的眼睛看着我，等我作出决定，景宜亭和马冠三不熟悉周围地形，也急切地催我赶快下决心。千钧一发，事不宜迟。而我作出的最后判断是错是对，关系着千余人的生命。有几个胆子小一点的干部家属紧张得哭出了声来，有人在轻声安慰他们。这些家属和女同志绝大多数没有打仗的经历，遇到这种情况，难免非常害怕。这时我一再告诫自己，必须镇定和冷静，绝对不能盲目指挥。如果我选择的突围路线错了，我们这个1000多人的队伍，很难在敌人枪口下脱险，难免遭到全军覆没的命运。我17岁入伍，4年来，第一次接受这样危急的任务，压力是很大的，但我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我仔细地看着地图，脑子在迅速思考着、比较着。最后我把突破口选在大王庄的西南方向，那里有一条大河，地势开阔，冬季水较浅，可以渡过去。我估计敌人不会在那里设埋伏，很可能是个空隙地段，因为我当时考虑敌人这次“扫荡”重点是山区村庄，他们会认为只要守住道路村庄，占领山头就行，不会想到我们会从大河过去。

我的决心一下，大家立即行动。

河水冰冷刺骨，河中间有两三尺深。河面有六七十米宽，开始时卷着裤腿，但很快被浸透了。男同志扶女同志，体强的帮体弱的。我在队伍中间，一边淌着水，一边轻声鼓励大家。只听到哗哗的涉水声，部队紧张而有秩序地前进。到对岸了，大家拧着湿透的衣服裤子，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我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内心稍许安定了一些。但我清楚，敌人离我们路程很近，不能有丝毫麻痹。我说我们还没有完全从敌人包围圈中突围出去，这里依旧很危险，不能停留，加快速度，直奔黄豆山。我们跑步行进，家属和女同志跑在队伍中间，一口气跑了四五公里路。这时大家不仅不感到冷，反而额头冒出汗了。

上了黄豆山，太阳出来了。我们千余人安全突围，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个掉队。尤其是家属们，虽然受了惊，吃了苦，这时显得特别高兴。

不久，在芦山被打散的纵队敌工部的一部分人，通讯营的两个连，还有反战同盟的全体人员，包括十来个日本人，也跑到山上来了，要求和我们一起行动。他们吃惊地问我们是怎么来到山上的，我们告诉他们突围的路线时，敌工部通讯营的营长说，你们如果走别的任何一条路，肯定全军覆灭，根据得到的情报，敌人已经盯上你们了。你们虎口逃生，真是好运气。

这时又得知，纵队后勤处的一名科级干部带领十几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突围，隐蔽在芦山脚下树林里，想等到夜里天黑再走，结果被日本鬼子发现包围后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我说大家绝对不能麻痹，我们还没有最后脱离敌人包围圈。但是不少人经不住两天紧张和疲劳，随便躺下睡着了。我毫无睡意，依旧百倍警惕地注意四周的一切动静。我反复考虑选择一条路线，如何安全地把千余人带出敌人包围圈。

在山上紧张地过了一个白天，我决定晚上向太、泗、宁地区转移。因这一带的地形和地方政府我都熟悉。这里是平原，我们沿着太、泗、宁公路一侧小路走。一边走一边观察公路上敌人的动向。天亮前，我们到了下峪。这里有上峪、下峪两个村庄，村民同喝一口井水。由于我们队伍中日本反战同盟的几个日本人要睡觉，我们就安排他们住进老百姓的家。这几户老百姓听到这几个人讲日本话，第二天早晨到上峪打水时说，下峪被日本兵占领了。当时上峪有秦启荣的部队，一听下峪有日本人，吓得立刻跑了。如果秦启荣这个反动顽固分子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我让大家在下峪稍事休息，天一黑，赶紧上路。紧急行军一夜，全体人员到了马头庄。这里的老百姓告诉我们，二团的部队就在离马头庄不远的查河一带。马头庄在平甫山的半山腰上，在山顶安排两个哨位，可以监视远处孙村伪军和张庄煤矿、新汶铁路的敌人活动情况。因此部队暂时驻扎在这里是比较安全的。

安排好队伍，和马冠三、景宜亭商议了一下部队紧急事项，我立刻骑马赶到二团驻地。团长吴瑞林、政委李伯秋还有副旅长胡奇才见了我很高兴。他们吃惊地问我突围的情况，并告诉我，纵队和旅领导及部队都已成功突围。我一直提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讲了十来分钟带领旅机关安全突围的经过，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几宿没有好好合眼了，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现在一松弛下来，困意就挡不住了。他们把我搬到一张板床上，总算美美地睡了一个舒坦觉，醒来，已是傍晚时分。

与此同时，二团派人去马头庄与马冠三、景宜亭联系，迎接全体人员胜利突围。

在这次敌人的大“扫荡”中，我根据地遭受巨大破坏，许多村庄变成了废墟。马牧池一村，曾遭敌三次纵火，沂水南寨村仅130户人家，青壮年被敌人抓走80人。但是，根据地人民群众以顽强不屈的精神与敌人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发扬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为赢得反“扫荡”的胜利作出了无私贡献。

（作者简介：王芳，男，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队锄奸科长、敌工部长、旅政治部主任、兵团保卫部长。1949年杭州解放后，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此后，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3月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1988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2009年11月4日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