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的“定义”探析

“沂蒙精神”的“定义”探析

韩延明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视察时指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他明确定位：“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他强调指出：对沂蒙精神，“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习总书记对沂蒙精神定位的高度和评价的深意，为我们在新时代从新高度研究阐发、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提供了历史思维和根本遵循。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宣传、弘扬和研究沂蒙精神。那么，沂蒙精神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能否给它下个定义？有人说，沂蒙精神就是“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我们说，这不是沂蒙精神的定义，而是沂蒙精神的特征、体现或内涵；有人说，沂蒙精神是一种草根精神、平民精神、革命精神、奉献精神，这也不是定义，而是一种概括或评语。有人说，“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就是沂蒙精神，我们说，这是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和党建启示，也不是沂蒙精神的定义。那么，沂蒙精神的定义该如何概括和表述？

一、什么是“定义”及如何“下定义”？

（一）何谓“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释曰：定义，就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定义描述一个概念，并区别于其他相关概念的表述。概念是组成知识体系的初始元素，是研究者构筑理论框架的基本材料。概念辨析，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准确定论的基础。康德说过：“一切知识都需要一个概念，哪怕这个概念是很不完备或者很不清楚的。但是，这个概念，从形式上看，永远是个普遍的、起规则作用的东西。”[1]定义是通过列出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物件的基本属性来描写或者规范一个概念的意义。一般来说，能清楚地规定某一名称或术语的概念，叫做该名称或术语的定义。简言之，对概念、词语、命题或意义的内涵与外延所作的简要而准确的表达或描述，就叫“定义”。

“定义”作为动词使用时，它的词面含义是确定（认识对象或事物的）意义，是指人类的判断认识行为；“定义”作为名词使用时，它的词面含义是指（认识对象或事物具有的）确定的含义、位置、界限和规定。在西方，英语为Definition。梁启超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五节中写道：“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也就是说，人们要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达成共识，必须对某些名称和术语有共同的认识和理解，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为此，就要对名称和术语的含义加以描述，作出明确的规定，也就是给出它们的定义。

（二）如何“下定义”？

下定义，或者说描述一个定义，是一种逻辑方法。就是指以简短的形式揭示概念、词语、命题等的内涵与外延，使人们明确它们的意义、价值、本质特征及其使用范围。下定义，既是对相关内容的高度概括，又要符合格式上的要求。在内容上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形式上要把被定义的概念放在一个大的概念中，再加上对其本质特征进行描述的限制。按形式逻辑的规则，最常用、最有代表性的定义方法，是采用“属概念＋种差”进行定义，即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最近的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

比如，我们说给“人”下个定义，人是什么？众所周知，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人”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人是会语言、能思维、能制造和使用复杂生产工具的动物”。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是这样定义的。这个定义是怎么来的？首先要找出人最近的“属概念”——“动物”，即确定它属于哪一个类，这样就可以说“人是一个动物”。只能说是“动物”，不能说是“生物”，因为生物还包括“植物”，还包括“微生物”。所以这里的归属要恰当。比如，“中国属于联合国”，这就不恰当，因为联合国是一个组织，而中国是一个国家，应改为“中国属于联合国成员国”。然后我们再来看“种差”。这里的“种差”，就是与我们前面所说的属概念“动物”之下的其它并列的种概念（如狮狼虎豹、鸡鸭牛羊等）所反映的对象的差别，比如人“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而豺狼虎豹、鸡鸭牛羊等却“不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找到了这个“种差”，人的定义就出来了，即“人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复杂生产工具的动物”。英国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过：“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人是宇宙的精华！人是万物的灵长！”这是人的意义、价值或对人的倾情赞颂，但这不是人的定义。再如：“水是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没有味道的透明液体。”“透明液体”就是“属概念”，其余的说明部分是“种差”，也就是“水”与其它透明液体的差别。定义是认识主体使用判断或命题的语言逻辑形式，只能用肯定的“是”的表达形式，不能用“不是”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式。

定义不同于“含义”。含义是指“语句等所包含的具体意义”。定义也不同于“意义”。意义是指“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

二、关于“沂蒙精神”的“定义”

笔者认为，沂蒙精神的定义是否可以这样表述：沂蒙精神是战争年代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由山东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一种革命文化形态和中华民族精神。在此，它的“属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种差”是“山东党政军民”。

“沂蒙精神”的这个“定义”，见证了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记录着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它饱含着初心和使命，熔铸着信仰和忠诚，凝聚着血泪和真情，是齐鲁红色文化的主体和精髓，是一种流动的、拓展的、深远的先进文化形态，是新时代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精神文化，是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气派不可或缺的革命文化资源，是穿越时空、具有磅礴伟力的标志性、引领性红色精神传承。概言之，沂蒙精神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构筑和丰富的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培育和升华的伟大精神，是践行群众路线的伟大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走进新时代，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去深度认知沂蒙精神的源流和本质内涵；从新的境界去全面审视沂蒙精神的平台意义和教育价值；从的新挑战去准确把握沂蒙精神的核心要素和实践主题；从新的向度去大力拓展沂蒙精神的研究视阈和弘扬路径。

“沂蒙精神”的这个“定义”，内含如下五个方面。

（一）沂蒙精神诞生于“战争年代”

众所周知，沂蒙精神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成熟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丰富于改革开放时期，拓展并升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追本溯源，沂蒙精神诞生于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血火岁月中铸就的沂蒙精神，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强的党性修养、坚实的奉献意识、坚韧的责任担当，彰显了一种慷慨悲壮的民族大义。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勇担道义、深明大义、伸张正义，用忠诚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撼人心魄的张扬民族大义之歌。沂蒙老区的每一座山峰，都燃烧过革命战争的烈火；沂蒙老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染着革命烈士的鲜血；沂蒙老区的每一个村庄，都回响着抗击侵略者的悲壮。这些都已化作了一种精神，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一种激励我们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当时，沂蒙根据地有420万人，其中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将士壮烈捐躯。可以说是“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悍然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9月30日，日军侵入山东境内。这一天，日军杀害村民22人、轮奸妇女4人，惨无人道；10月3日，日军占领德州；12月24日，日军渡过黄河；12月26日，日军占领济南，由此而全面开始了对齐鲁大地惨绝人寰的烧杀淫掠。正如当时有首歌词所言：“日本鬼子来扫荡，奸淫烧杀丧天良。”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山东境内伤亡人口约在600万至650万人之间，财产损失达840多亿元。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稍作抵抗便率领10万大军仓皇南逃的时刻，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揭竿而起，组织发动了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泰西等十大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按照毛泽东“派兵去山东”的指示，罗荣桓、陈光率领八路军115师师部及其主力挺进山东，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的抗日斗志，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和“抗日楷模村”。

1938年4月21日，日军攻占临沂城后，这支1937年底在南京持续6周参与血腥屠杀我30万同胞、嗜血成性的板垣师团国崎支队，又连续10天疯狂地杀人放火，血洗了这座具有2500多年悠久历史的鲁南古城。日军用枪杀、刀砍、火烧、活埋、放毒气、狼狗咬甚至剖腹挖眼等惨无人道的方式杀害平民2840人，加上城郊被杀害的，共有3000多人，其中最残忍的一次集体屠杀，竟是在一座德国天主教堂门前，700多群众无一幸免，死尸堆叠，血流成河。

面对禽兽不如的日本侵略者，不畏强暴、血性刚勇的沂蒙山人毅然拿起镰刀锄头、棍棒土枪，浴血抗日，义薄云天。“云山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这是撰写在“全国抗日楷模村”渊子崖抗日自卫战纪念碑上的一篇碑文。1941年12月20日，日军1000多人突然包围了莒南县渊子崖村。他们先用4门大炮连续轰击村庄，继而发起猛烈进攻。面对侵略者，全村312名自卫队员和村民在19岁的村长林凡义带领下浴血拼杀，以土枪、土炮、铁锨、铡刀、菜刀、木棍等作为武器，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直到八路军和区武工队闻讯赶来，日军才丢下112具尸体狼狈逃窜。在这次战斗中，全村共有147人英勇牺牲，不少人家是父子、夫妻、兄弟姐妹同时遇难。村民林炳标一家九口人全部战死，还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战士也壮烈捐躯。惨烈悲壮的渊子崖抗日自卫战，杀出了沂蒙人民的凛凛正气和铮铮铁骨，表现了中华民族誓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我们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民族伤痛和历史灾难。特别是1941年至1942年，这是世界法西斯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难的岁月。两年间，日伪军对沂蒙山区千人以上的“扫荡”有132次，其中万人以上的“扫荡”27次，至于千人以下的“扫荡”几乎每天都有。1941年11月初，日军集中5.3万兵力，对沂蒙抗日根据地实行了近两个月的“铁壁合围大扫荡”。11月30日拂晓，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省战工会机关、115师后勤机关人员、省抗敌同志协会、省妇救会、姊妹剧团、蒙山支队和抗大一分校部分师生以及地方干部群众共一万多人，在费县大青山一带被日伪军合围。这是山东抗战史上空前惨烈的一次战斗，空中敌机轰炸，地面枪林弹雨。300多名抗大一分校学员，在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之后，就举起石头奋勇还击，其中5名学员，坚守在山谷一间破旧的草房里。日军用火焰喷射器击中草房，5位英雄被活活烧死。抗大一分校的女生队突围时被堵截在三间草房里，日军向屋内连续投掷炸弹，女学员们血肉横飞。二大队政治教员唐国琼是一位归国华侨，负伤被捕后被敌人用铁丝捆起来，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五大队二中队队长邱则敏，亲自端着机枪扫射敌人，弹尽后毅然跳崖殉国；指导员程克赤手空拳与敌人搏斗，牺牲后嘴里还咬着敌人的半只耳朵。司号员齐德腹部受伤，肠子流出体外，他硬是把肠子塞进肚子，一手捂着不断流血的伤口，一手吹响了震撼敌胆的冲锋号。浩气留千古，丹心照万年。大青山胜利突围战，我们用1000多人的伤亡换来了9000多人的杀出重围。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寇，彻底粉碎了日军苦心经营的铁壁合围，书写了抗战时期“北有平型关，南有大青山”的不朽诗篇，但烈士的鲜血也洒满了连绵起伏的大青山。

树碑昭英烈，存史启后人。追寻远去的风尘，在沂蒙大地上威震敌胆、壮烈捐躯的将士和村民，每个人都有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有一串惨烈悲壮的故事，都翻滚着弥漫的硝烟，裹挟着纷飞的战火。他们崇高而博大的情怀、坚定而持久的信念和豪迈而顽强的精神历久弥新。这些革命先烈，用宝贵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忠诚，用泣血的笔书写了人民军队为保护人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正义和悲壮，奠定了共和国大厦的坚厚基石，成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伟大的沂蒙精神，正是在战争年代孕育、诞生和发展的。

（二）沂蒙精神形成于“中共中央正确领导”

过去，我们在思索与探寻沂蒙精神时，往往更多的是站在沂蒙的、基层的、群众的角度去理解、阐述和把握，认为沂蒙精神源于老区、生于基层、长于群众，是原生态的“草根”精神、“平民”精神、大众精神。应该说，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结合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发生学、创生型的本原角度以更加开阔的眼光立体化地审视沂蒙精神孕育、生长和发展的脉络和源流时，我们便有了更多的感悟和思考。

纵观历史，山东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一直是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山东党组织称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人民诚朴的爱党忠心、爱军情怀和奉献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感召，以及山东分局的指导、培育和滋养下逐步生成与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正确性、群众性和服务性，是人民军队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杀敌护民的英雄壮举和牺牲精神，激发了山东人民对党、对人民军队的真诚热爱和耿耿忠心，使党群、干群、军民成为生死与共、水乳交融的一个坚固的整体。

应该说，沂蒙精神孕育生长之初就注入了中共中央、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和人民军队的红色基因，汲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同出一脉、谱系相承。原因有四：其一，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曾回家乡沂蒙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建立了党组织，由此也开始了沂蒙精神的破题之笔。其二，曾经在沂蒙根据地任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如徐向前、罗荣桓、陈毅、粟裕、陈光、朱瑞、张经武等，都是曾经参加过井冈山斗争、苏区“反围剿”、历经长征、由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到山东工作的久经考验的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郭洪涛，也都在延安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重要指示；而驻扎在沂蒙的八路军115师，也是由参加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苏区“反围剿”和万里长征的红军官兵骨干在延安组建的一支精锐部队，指战员传承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其三，战争年代的沂蒙根据地直接接受延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毛泽东、朱德给党政军领导人拍发的电报就达100多封，融入了中央主要领导对沂蒙根据地建设与发展的多次指示和战略思想。其四，中共中央指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1942年亲赴沂蒙根据地检查指导工作，言传身教，带来了弥足珍贵、影响深远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群众路线观念。沂蒙精神渗透着党心、民意与军魂。

在沂蒙这片红色热土上，锻炼和成长了一大批共和国的高级将领。仅以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为例，10位元帅中有3位（陈毅、罗荣桓、徐向前）、10位大将中有4位（粟裕、徐海东、黄克诚、张云逸）、57位上将中有11位、177位中将中有63位、1360位少将中有348位，共429位开国将帅曾在令他们魂牵梦萦的沂蒙大地上喋血苦战，成为沂蒙老区、齐鲁大地和全国人民永远无法磨灭的历史记忆。所以说，沂蒙精神的成长和结晶，从一开始就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思想哺育之下，注入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而且饱含着老百姓对党和人民军队的可亲可信。所以，中国共产党是沂蒙精神的培育者、引领者、主导者、推动者和缔造者。沂蒙精神是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度契合。

沂蒙精神拥有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共同的平台教育意义与革命精神价值。我们说，既然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把沂蒙精神与三大经典红色精神相提并论、列为党和国家精神家园中璀璨辉煌的一员，我们就应当认真研究沂蒙精神与其他红色精神之间的相近、相同、相通、相融之处，追寻他们在中共党史上一脉相承的同宗、同根、同源、同魂，而不是只去关注沂蒙精神的独特点，更不是只去强调沂蒙精神的地方性。

（三）沂蒙精神铸就于“山东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就是山东党政军民生死与共、党群干群水乳交融，就是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进取。这既是沂蒙精神的创生之根、发展之本、文化之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由鲜血和战火淬炼的伟大精神，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仰、坚强的党性修养、坚韧的奉献精神和坚实的责任担当，构筑了新时代的执政坐标。

沂蒙精神的红色基因和闪光之处，就是那种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所构成的命运共同体。这种“党心为民，民心向党”的互通共融和同频共振，饱含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坚强力量，是沂蒙精神的思想之宗、践行之道、发展之源，也是习总书记所说的沂蒙精神在当代中国梦语境下对党的建设和群众路线所具有的“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沂蒙精神既是群众路线的实践结晶和鲜活教材，又是群众路线的重要载体和发展动力。这是沂蒙精神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更是每一位党员干部的社会责任和感情寄托。

战争年代，军民互助、血乳交融的大爱情怀，在“沂蒙红嫂”这一女性群体身上可以说是展现到了极致。为了革命，她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军粮、做军鞋，烙煎饼、救伤员，传情报、抬担架，掩护革命战士、抚养革命后代；为了胜利，她们毫不犹豫地拆下自家的门板当担架，扒下房屋上的谷草喂军马，找出珍藏的陪嫁布做军鞋，动员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上前线，拿出仅有的粮食甚至自己的乳汁献给人民子弟兵，可以说是“苌弘碧血，毁家纾难”。苏联有个电影，叫《战争让女人走开》，而对于沂蒙妇女来说，残酷的战争非但没有让她们走开，而且使她们在枪林弹雨中得到了洗礼和升华。据有关资料记载，战争年代，沂蒙妇女共做军鞋315万双，做军衣122万件，碾米磨面烙煎饼1亿1716万斤，动员参军39万人，救护伤病员6万人，掩护革命同志9.4万人。

我们都熟知“沂蒙红嫂乳汁救伤员”的大爱故事。1941年11月，一名八路军小战士在突围中身负重伤，并被日军紧紧追杀。这时，聋哑妇女明德英正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坐在路边。她机智地救下了这位小战士并把他藏到一座空坟里。面对小战士因流血过多和极度缺水而奄奄一息的状态，明德英毅然解开衣襟、用自己温馨洁白的乳汁救活了这位生命垂危的小战士。战士得救了，但明德英心爱的孩子却被前来搜捕的日军摔成重伤，成了痴呆儿。

我们说，乳汁，是新生儿的命脉，是伟大母爱的象征。用乳汁抢救伤员，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恐怕是非常少见的，但明德英这位出身农家的聋哑妇女，却以博大的胸襟，冲破根深蒂固的封建世俗偏见，谱写了人世间的圣洁之歌和大爱情怀。聂荣臻元帅赞誉她是“革命的先进妇女光辉形象”。可能有人会说，“沂蒙红嫂”的那些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怎么每次都讲？我的回答是，不能不讲。因为她们是从沂蒙大地的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女神。她们的名字已经成为沂蒙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她们的事迹已经成为沂蒙精神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当然，革命战争年代那些“军民生死与共”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大家都熟知的“沂蒙母亲”王换于，是42集电视连续剧《沂蒙》中的女主人公于宝珍的创作原型。从1939年秋到1942年底，她受徐向前委托创办的战时机关托儿所最多时有42个孩子，最大的七八岁，最小的生下来才三天。这些孩子在王换于及其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后来都幸福地回到了父母身旁。然而，王换于的4个孙子却因营养不良、照顾不周而先后夭折。她还几经风险多次掩护和救治抗日干部，并将一本载有全省抗日领导机构和干部名单的秘密文献珍藏了38年，直到1978年上交党组织，存入山东省档案馆。这些事迹，已是众所周知。但王换于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秘密运回烈士遗体的事迹，有的可能还不太了解。她就是陈若克，时任山东省妇联执委会常委，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兼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朱瑞的妻子。1941年冬，日伪军大举扫荡沂蒙抗日根据地时，陈若克已经怀孕8个月，住在王换于家里，但她坚持随部队转移。王换于劝不住她，就给她盘起头发，并把自己的大襟褂子给她换上作掩护。但在一次突围中，为保护战友和群众，陈若克不幸负伤被捕，遭到日军严刑拷打。几天后，遍体鳞伤的陈若克在狱中早产生下一个女孩，但她因绝食而没有奶水。走上刑场时，陈若克怀抱瘦弱的女儿，咬破手指，把血滴到了孩子那干瘪的小嘴里。1941年11月26日，年仅22岁的陈若克与出生才十几天的女儿一起，被残暴的日军用刺刀活活捅死，并陈尸野外，惨不忍睹。王换于通过辨认大襟褂子，将陈若克母女的遗体秘密运到自己家中，用卖地的钱为她们买了棺木、做了寿衣，并隐蔽地埋葬在自家的菜园里。新中国成立后，沂南县委县政府将陈若克母女的遗骨，移葬到“孟良崮烈士陵园”。

还有，被称为“三英烈之父”的沂蒙普通农民刘永良，先后将自己的3个儿子送到部队当兵，后来都光荣牺牲。1940年，他在村里第一个报名把19岁的长子刘福林送到抗日战场；1942年，他将年仅17岁的次子刘孟林送到区中队参加了地方抗日武装；1946年，他动员三儿子刘洪林首先报名，并劝说刚结婚十几天的三儿媳妇支持丈夫参军，走上解放战争的最前线。而战争是残酷的。1947年春，刘永良的大儿子刘福林在对敌作战中不幸牺牲；1948年夏，二儿子刘孟林血洒疆场；1950年冬，三儿子刘洪林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壮烈牺牲。四年间三个儿子先后阵亡，淳朴的沂蒙人民用大义壮举、大爱情怀诠释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无比忠诚和无私奉献，被称为“一门三英烈，精忠报国情”。据统计，在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参战部队有27万人，而身后沂蒙支前群众却有92万人、临时民工还有69万人，也就是说，每位战士后面平均有六个老百姓做后勤保障。

正是山东党政军民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伟大的沂蒙精神。

（四）沂蒙精神是一种“革命文化形态”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2]革命文化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坚定信念，蕴含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价值取向，集中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奋起革命、不怕牺牲、艰苦创业、爱党爱军的优良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资源。可见。理想信念、革命理论、革命精神、革命伦理、革命文化作品，构成了“革命文化”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正如学者辛文斌所言：“革命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以倡导、研究、阐释、传播、实施、奉行革命理念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文化现象、文化性状和文化追求。”[3]

革命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并在后来加以整理开发的革命历史文化，包括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硬件方面指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遗址等历史遗存及后来修建的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堂等；软件方面指包括革命事迹、革命文献、革命文艺等在内的革命历史记录及蕴涵其中的革命精神。”[4]还有学者指出：革命精神“作为一种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产生又超越了革命文化的新质的文化形态。它是在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化产品、文化活动方式以及文化观念。”[5]就此而言，沂蒙精神是一种“革命文化形态”。

（五）沂蒙精神归属于“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形成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基本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进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号角，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前赴后继。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中一路铿锵走来，以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力推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烈召唤，使新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逐渐变为现实。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这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红色精神，凝结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和奋斗，体现了革命文化、先进文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信念、道德境界的影响和重塑，是内隐于革命文化、先进文化中的精神要素，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催人奋进的革命精神，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抗疫精神等。这些精神，既是中国革命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更完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精神谱系。

与时俱进、饱蕴家国情怀的沂蒙精神，战争年代奉献的是鲜血和生命，和平时期贡献的是汗水和智慧，是一种穿越时空隧道、跨越地域疆界的不朽的伟大精神。虽然沂蒙精神孕育和诞生于沂蒙老区，但它并不仅仅属于区域性的临沂；虽然沂蒙精神产生和发展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但它并不仅仅代表硝烟弥漫的过去；虽然沂蒙精神是属于沂蒙老区和齐鲁大地的，但它更是属于全中国的。它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秉性和超强活力。正如厉彦林同志在一篇散文《沂蒙山》中所言：“沂蒙山，在山东地图和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因为她不是一座山，也不是一道梁，而是一个人文概念，一个区域概念，一种精气神，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符号。”[6]虽然沂蒙精神的载体——红色征程在岁月的年轮上渐行渐远，但其深邃的内涵却在不变的传承中离我们越来越近，在中国梦语境下仍然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和教育价值，理应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并作为持续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精神暖流和珍贵读本，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这是我们的重大政治和历史责任。

伟大的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映照与象征。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既是历史对新时代的昭示，也是新时代对历史的呼唤，对于我们增强以党群、干群、军民关系为本质内涵的沂蒙精神的深刻认知，更好地从党的鲜活历史中汲取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未来意义。我们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沂蒙精神和“让红色基因注入血脉代代相传”的重要指示，对沂蒙精神进行深刻、准确、全面的研究阐发和传承弘扬。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以“求上上”的高远追求，打破地域区划观念和宣传视野方面的局限，切实站在与三大经典红色精神同样的高度和全国话语体系的广度上，创新性地从多视角深入挖掘和研究阐发沂蒙精神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力量、执政理念和时代价值，让历久弥新的沂蒙精神通过“六进”而注入文化、走入生活、深入人心、融入生命，行吟时代大风。

沂蒙精神是一种具有先进的理论品质和鲜明的实践品格的伟大精神，我们既要积极推进沂蒙精神理论研究的多学科贯通和学术化转型，建立沂蒙精神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又要深入探讨和有效实施沂蒙精神应用研究的可行性路径，利用新的介质载体、元素组合与传播链条，使弘扬沂蒙精神大众化、常态化、艺术化、现代化，把对沂蒙精神的认知、赓续和弘扬提升到一个新境界，使其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的精神力量！